吴非：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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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历过红色年代的激荡，感受了底层社会的贫苦，对瞒和骗的教育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俄苏小说，其中格鲁吉亚作家顿巴泽(ДУМБАДЗЕ)的小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在小说《白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深夜，太阳又一次来探望我，它那金色的光辉沐浴着我，呼唤我到它身边去。我愈是靠近这颗巨星，它变得愈加凉爽。我完全贴近了，用手触到了太阳，可是太阳并没有灼伤我。我同太阳一起登上一个漫长而陡峭的山坡。太阳走在前面，我紧步其后。我们攀得很高很高，登上了一个终年积雪的山峰，一个永恒的永不消融的雪皑皑的王国。

“这就是珠穆朗玛峰！”太阳说着，向我递过一面洁白的旗帜。我展开旗帜，高高擎起。一面洁白的旗帜在世界上空高高飘扬——那是善良、仁慈和友爱的象征。世界上空，飘扬着一面巨大、洁白、一尘不染的旗帜！

读到这段话眼前立刻出现了画面，甚至觉得这段话写出了我的心声。20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品读这段话。在我的心中，也一直有这面一尘不染的象征着善良、仁慈和友爱的白旗。

那段时间读俄罗斯和苏联小说比较多，在指导文学社活动时，也常和学生交流读书体验，不少学生也对俄苏文学感兴趣，这中间就有徐海。

我喜欢和徐海说说话，并非因为他的文章好，而是他做事时那种负责的态度。每次布置活动任务，他都会说：“老师，这件事我来吧。”事后不用你提醒，他会准时完成。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是徐懋庸先生的长孙，于是得空听他说徐懋庸晚年的一些事。他为人处事很低调，在学校里很不显眼，一点也不像名门之后。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让他知名全校，并最终让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三岁的年华。

高一下时，他同班的一位女生董维青患了白血病，全班立即行动起来，为她募捐，学校里出现了很感动人的事。和中国的很多故事一样，在人们广受震动之后，热潮便逐渐平静，然而徐海却留在董维青身边，继续为她奔走，求医问药。他甚至常常不上课，去照顾她，他要救她。只要打听到某处有一线希望，他便借了钱上路了，记得他还曾跑到河北为她找偏方。回到学校，还得面对一些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是恋情吗？我也不得不疑惑了，因为我几乎碰不到他了。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而徐海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然而放弃学业，在学校里总是有些大逆不道，更不用说那时人们“做思想工作”总是轻车熟路。有次教师开会，一位先生说了句：“只要出个幸子，就一定会出个光夫（二人都是日本连续剧《血疑》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家哄笑起来。大家的笑令我难过，我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像人的人，没想到你们竟然这样。”大家觉得很无趣，不欢而散。我也不后悔，我就是那样想的。高三了，徐海仍然那样为女孩做一切可能的事，据说女孩父母感激之余，也劝徐海不要影响学习。但徐海深爱着女孩，其他一切已经不重要了。高考时，徐海的成绩当然受了影响，只考上一所市属大专，当时在名校，这样的结果并不多。徐海回学校转团组织关系，他上楼，我下楼，就在老办公楼的楼梯上遇到了，我还记得那天阴雨，楼道上尽是水。问他的情况，他略带着羞愧地说：“王老师，对不起，我只考了个……”我一时语塞，想支吾几句，却不知为什么很冲动地说了一句：“你是真正的男人！”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说话，嗫嚅着，和我握手，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以后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守候在董维青身边，毕业后他搬到女孩的家附近，后来结婚了；同时听说他经济拮据，他坚持要结婚是为了让女孩能有一个爱的怀抱。1990年，令人万念俱灰的一段日子，我杜门不出，却听到董维青病故的消息；三天后，徐海写下六封遗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听到徐海的死讯，我感到窒息，流尽了鲜血的徐海那白晰的面容，20年后依然平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有家电台想借此做个访谈节目，托人找我，那用意无非是借有新闻效应的故事，对青年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引导。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发了火，说了句“他们睡着了，不要用你们的爪子去碰他们”。那个编辑事后对我的朋友说：“你介绍的那个老师不肯配合，他干嘛要发火？”

我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信服我，所以我有话一定会对学生直说，我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体学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准自杀。我每说完这句话又有些后悔，我想到徐海。他不是懦夫，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也许他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许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

20年过去了，现在，每看到40岁上下的人，我会常想起清秀温和的徐海和美丽善良的董维青。有一年，我在小说选修课上介绍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学生不理解，我就举了徐海的事。学生很惊异，说没想到校园里有如此凄美的爱情。可能是我不该说徐海和董维青，因为一些学生自此觉得，比之他们，很多赚人眼泪的爱情小说不值一读，《春琴抄》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基本没有停过，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可能是1994年，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我们都为他捐了款。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想见见他，就一同去了。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袁梓是个大块头，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开朗，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是王老师，我认识你，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我病好了回学校，一定要去听你的‘小说选讲’……”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我安慰他说：“我在学校等你。”走出医院时，班主任难过地说，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没几个月了。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之后，袁梓回到了学校，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袁梓没缺过一次。他个儿高，却要坐在第一排，离我很近。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忘了记笔记，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让我想到，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为了他的执著，也为了让他快乐。

一年后，他去世了。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后来者不一定知道（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

和徐海、袁梓不同，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那一天因数学检测，推迟下课。我上楼时，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和我打了招呼。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彦波东张西望，找了一会儿，确信那送水车走了，才遗憾地上了楼。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就这样幽明隔路了！他死后，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学生郑重地告诉我：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他的母亲说，那天晚上，彦波情绪很好，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九点多钟，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夜间发病，40分钟后去世。事后医院告知，是心源性心脏病，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

早晨，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地再三问：“你说什么？”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得不写成文稿，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同学理解。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

可能是1997年底或是1998年初的事，我在课上发了脾气，因为学生到了高中不太愿意发言，我不愿意课堂沉寂。我看出大家都是怕难为情，于是想了个“撕破脸”的办法：让学生依次站到前面的讲台来，面向全班大喊一声，要让所有的人吓一跳才行。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毕彦波是1号，他怯生生地和我商量：“老师，我从来不大叫的，我可不可以唱首歌代替？”我说：“不行，我只要你大叫。”彦波没法，“啊”地喊了一声，全班大笑。我说，还不行，不符合要求，重来。他闭上眼大叫一声，全班暴笑。他带了个头，下面就好多了，男生叫喊完了，女生接着排队上来叫喊。“脸皮”撕破了，上课发言好了一阵子。但后来我带班遇到同样的问题，却不再用这个方法了，因为我会想起憋红了脸叫喊的毕彦波，而他死了。同学们敬重彦波，因为他为人善良。高三复习迎考时，他的同桌学习有些吃紧，毕彦波每天帮他复习，同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对彦波说：“你的时间也不多，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彦波坚决地说：不，你不能放弃。

为彦波送行的那天早上，倾盆大雨，全班同学都去了。告别仪式是我主持的，同学们哭泣着，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一百朵白色的玫瑰，簇拥着他去天国了。我则在努力地回忆，回忆第一次见到彦波时的情景，是我第一次到五班上课时？还是第一次向他提问时？想来想去也是惘然。究竟是什么时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永远看不到他了。第二天，有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教室后的黑板上画了大幅的彦波头像，通栏是他生前写的一首《满江红》。我走进教室，看见后面黑板上彦波的像，鼻子发酸，画得太像了。学生忘了，他们背对着他，而我则时时刻刻看到他，我很难过。学生说：“老师，再过七天我们就把它擦掉。”我说：“不，留在那里吧，这样我们班一个人也没少。”

人生总会有磨难，人人都会有痛苦和不幸，一如天上有日食。彦波像一颗流星，划过长空而去，而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看到了那一瞬间耀眼的辉煌。全班同学的友爱，给繁重工作中的我以无限的慰藉。

在1987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当年批判者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几年，又有人认为那是“理想化”。我理论修养并不高，可是批判者的水平比我预期的要差，这就让我无法获得提高。只有一位青年老师私下问过：“你说的旗帜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问得好。但我当时不想回答，我不愿意招致无谓的争论。

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美德，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我吃力地写下这些，每一行字都要用去我很长时间，我很累，我本当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我实在无法忘却。

现在，我可以说出来：那旗帜不是蛊惑人心的红色，不是时髦的绿色，也不是空灵的蔚蓝，而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在我的心中，一面洁白的旗，正在像太阳一样缓缓升起。
                                  2010年1月20日



百度百科里有对吴非老师的介绍，但我以为李镇西老师笔下的吴非老师更精彩——
（李镇西：《吴非的良知》节选）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学，谈到教师的阅读视野时推荐吴非。下来之后有语文老师问我：“吴非是谁？”
出于礼貌，我没有表现出惊讶，很认真地给他做了介绍。但心里很久都不是滋味。
是呀，“吴非是谁？”
请读到这篇博文的朋友做一个小试验，把这个问题拿去问问你身边的老师，如果他能够答上来，那说明他视野比较开阔而且乐于思考。相反，如果他很茫然地摇头，那么可以说，他是基本上不读教学以外的书的，他的教育教学境界也是有限的。
正确答案是：吴非，本名王栋生，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著名杂文家。
其实，“王栋生”和“吴非”虽然指的是一个人，但这两名字还是有分工的――前者用于语文教学，后者用于杂文写作。

常常有这种情况，长期从事应试教育的一线老师，往往不能接受对应是试育的抨击，因为这是他的饭碗啊！如果真的彻底扫荡应试教育，可能很多人将不会教书了；而抨击应试教育的学者们，往往不是一线老师，甚至根本就没有在中小学上过课，他们不但“站着说话腰不疼”，而且大多说不到要害，最多发泄一下情绪，以表现自己“深刻”而且“敢说”。仅此而已。

而作为语文特级教师的王栋生，长期担任学校高三教学的“把关教师”，对高考的研究，其训练应试技巧的熟练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一般的老师；作为杂文作家的吴非，所抨击的一切教育弊端，都是源于自己每一天的讲台经历和切身感受，而不是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或报上的“轰动新闻”。于是，有教育思考的“王栋生”加上有教育实践的“吴非”变形成了中国教育界的“吴非现象”，和中国杂文界的“王栋生现象”。

“现象”的核心是：教育的良知以及这良知的表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不断从《新民晚报》《杂文报》《杂文选刊》《南方周末》等报刊上读到吴非的杂文。常常觉得只要一打开著名的报刊，“吴非”这个名字想躲都难。我当时还不知道作者是中学教师，但我感到，这个人对中学教学太熟悉了。就像我们过去评论鲁迅一样，说他从旧营垒里冲出来，反过来给旧营垒以致命的一击。说吴非是中国当代基础教育界的鲁迅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的教育杂文有着鲁迅的风骨与犀利，这是事实。不信，请读他的《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

这两本书――吴非的文字当然不只是这两本书，透着一股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真正的“激扬文字”。面对教育界种种的腐败，以及掩盖这腐败的虚伪面纱，他毫不留情地一一撕下，笔触所及，既有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也有学校各色“管理人员”，还有各种甘于平庸而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的教师。读他的文字，一不小心就会读到自己。我实在佩服吴非的胆量。如此“一网打尽”，岂不把天下人得罪完了？
但是，“无欲则刚”，吴非兄既然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就不会怕失去什么。恨吴非的人的确有，比如他说他的著作很少有校长或局长给老师们推荐，他因此而很是得意：“我的书都是老师们自觉自费买的！”我“反驳”他说：“不对，并不是‘都是’。在我的学校，老师们人手两本你的书，就是学校发的。”

吴非文字的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深刻――我不认为吴非有多么“深刻”，他洞察人们浑然不觉的虚伪和道貌岸然的假相，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常识”。我曾在冉云飞博客上读到一句话：“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胆识，比胆识更重要的是常识。”吴非的胆识就在于他敢于说出常识。今年二月，我在给程红兵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现在到处推荐吴非，是因为他从许多司空见惯的‘常态’中揭露除了病态，他说得不过是常识，但在一个互相欺骗的社会，说出常识便是深刻，更是勇气。读他的文章，我好多时候感到惭愧，因为从中读到了我的庸俗和苟且。”

吴非的文字读来沉重，但这沉重后面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爱。正因为这种爱，他对一切非人道的“教育”深恶痛绝。他是真正爱孩子的，我甚至可能从书页中感觉到了吴非那颗纯真爱心的温度，简直就是热透纸背――

还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默许学生课上睡觉的事。课上到一半，发现后面有位学生睡了，小声喊他他也没醒，想到他也许实在是累了，怕他着凉，就请同座帮他盖件衣服。学生睡了一会儿就醒了，神情内疚，我安慰说没关系，并对大家说，以后上课谁如果睡着了，就轻轻地替他盖件衣服，少听几分钟语文课不要紧，万一生了病，损失就大了。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吴非：《小睡有何不可》）

如果学生忘记交作业，至多批评一句就算了，千万不要让他跑回家去拿；上课时有孩子可能会神色不安，也许是内急，你可以悄悄走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想上洗手间，——要知道，一个胆小的孩子会憋出病来的；学生上课迟到，不要过多责备，他可能已经很难堪了，你再追究他也妨碍了全班同学的听课；如果学生病假后来上课，尽可能不要他补作业，病后也许比较虚弱，等他痊愈了再说……（吴非：《这些都不是小事》）

年轻时以为教育就是诗，教师的一生也在为教育写诗，没想到后来总是要为教育写申告状，为学校的堕落而愤怒，为教师的尊严而呼喊。作为教师，我认为自己应当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总在种植悲观；我以为自己的工作对青年成长能有意义，没想到青年常常会对一个教师的理想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就这样在困惑和矛盾中走向耳顺之年。然而，和很多同行一样，我心中的信念不会消逝。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人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吴非《不跪着教书》自序）

吴非博客：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