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诗歌生态与社会责任担当

jssh365

诗歌生态与社会责任担当

——我对新世纪诗歌的两点意见

　　看似两个毫不相关的概念，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却时常带给我们某种疑惑与不安。诗歌生态并不是诗学本身需要研究的问题，而生态的健康与否，从某个意义上讲，往往却又比诗学本身的问题更能直接地影响诗歌的发展。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则是诗人的自身修炼和选择，和诗人的精神与情怀有关，与诗歌的力量有关。

　　诗歌生态的杂乱与改善

　　我所指的诗歌生态，不是指诗歌在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也不是指诗歌写作的自由与否，而只是就诗歌界的内部情况而言，单指诗歌界自身，具体到诗歌呈现的渠道与方式，诗歌评价与判断的某种场域。这里有直接影响诗歌创作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一个是诗歌奖项平台。这两个平台已经构成诗歌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生态。

　　先说刊物。现在诗歌刊物无论公开出版还是民间印制，其数量覆盖甚至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即使不包括网络，诗歌见诸刊物成为白纸黑字，已经不是一件难事。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尽管数量远不及民刊，但是因面向全国，出刊稳定，其影响力依然在诗歌场域里占有主导。一些相对稳定的民刊常年坚持下来，也显山露水，日渐丰满。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一个诗歌生态场域，就很容易发现，这些年来，这个场域的一些现象是我们应该警醒，或者说应该着手调整和改善的。办刊物很难，办纯文学类刊物更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几乎成为办刊物的最大问题，无论是公开发行的刊物还是民刊，都不能回避。于是，我们经常看见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不惜版面，推出质量平平，甚至标签、广告语式的“地域诗歌”、“行业诗歌”、“景区诗歌”、“身份诗歌”……这样做，我想不是编辑没有眼光，没有艺术标准的底线，而是迫于无奈。而相对于公开发行的一些刊物，民刊则干净了许多。但是，民刊的圈子意识、同人意识，其视野与尺度又往往有局限。这样一来，问题便出来了，看上去很热闹的诗坛，其实已经严重地无序和含混，尤其对于更加年轻的诗歌爱好者来说，不知道“哪一片云是我的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瞎撞瞎碰找不到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样一个诗歌生态的平台，缺失的是诗歌艺术标准的公信力，以及中国新诗健康生长的方向感。改善这个平台，必须重新找回诗歌的尊严，重新呼唤对诗歌的敬畏。

　　再说奖项。只要用心去统计会发现，所有文学奖项中诗歌的奖项最多，名头也大。冠以国际、洲际、全国、华夏之名，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或一个老板都在设奖，而且不少奖项说穿了，就是三五个人在某个饭局上一拍桌子就定下来，几乎全是“国际桂冠”“全国十大”“全国十佳”“新世纪杰出”“新世纪之最”等等。这些奖项从来就分不出高低，都是“天下第一”。如果你再细心一点会发现，那些获奖的陌生名字中间，一定有黑马的“身份诗人”摘取桂冠。其实大家都知道，设奖、评奖、获奖到底是怎么回事。心照不宣，大家热闹一下未尝不可。问题是奖项多了，获奖容易了，奖杯证书捏一大把，幻觉就大了，就以为诗歌到自己这里就“叹为观止”了。于是“著名诗人”满天飞，好像每个诗人走出来都旁若无人，只有自己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恰恰正是这样的“伟大”，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记得住他究竟写下了什么“伟大的诗歌”。老实说，这是新世纪以来最不健康的一种诗歌生态，与上世纪的中国诗坛相比，显得那么滑稽。这种情况如果在国外，几乎只能是笑谈，而在当今中国诗坛，这样的花拳绣腿则大行其道。我以为，切不能小觑了这个生态的危害性。当然，一方面应加强管理和规范这类名目繁多的奖项，更重要的是，诗人自身要自重、自爱。诗人身在其中，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奖项，也经常“被进入”，或者是当评委评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评。一旦进入那样的场合，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而你的意志也往往会被那些基础所“坚固”。于是，无论参评和被评，你能够体会的就是过程的无聊。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保持内心的干净，为诗歌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并改善诗歌生态，可以辨析金沙，剥离中国诗歌里的良莠与真伪，可以让诗歌干干净净地还原成诗歌。

　　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

　　事实上，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都在秉承担当。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不懈的艺术探索中，逐渐从古典诗词中突围而出，以独立姿态与世界现代诗歌对接，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承担。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诗人、优秀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诗歌、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把艺术探索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担当骄傲地扛在肩上。在这个时期，诗歌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砸出重重的声响，一大批直击现实、带有重金属质地的作品让中国老百姓热血澎湃、热泪盈眶。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延滨《干妈》、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优秀诗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遭遇空前剧烈的转型，在人们思想与精神上引发巨大震荡，诗歌也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艰难转型，我们也看到更年轻的诗人写出了不少关注、思考历史际遇与直击现实的优秀诗歌。

　　但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不以为然，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局面。而在我看来，这是到了诗人自身应该清醒的时候了。这些年来，诗歌多了脂粉气、铜臭和娱乐性，而远离了人间烟火。一些人，包括不少业已成名的诗人，在面对时代巨变、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生存状态的无奈与疼痛时，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激动和悲悯。他们为圈子写作，博几声叫好；为“五斗米”写作，数几文散碎。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呢？

　　所幸，三年前发生在汶川的5·12大地震，震醒了中国诗歌。就从当天开始，中国诗歌作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反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纳和尊重。国内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段、黄金版面让诗歌庄严出场、频频亮相，让13亿炎黄子孙无不在倾听中泪流满面、心如潮涌。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与其他许多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亲历了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的那个时刻。那一天，以悠闲闻名于世的成都顷刻间笼罩着惊恐、脆弱、慌乱和无助。这是距震中不到100公里的城市，接下来通讯瘫痪、余震不断，几乎每一个人都流离失所，坐守天明。整整一夜，救护车尖锐的呼叫声一直在耳边没有中断，那种尖锐让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第二天已经按捺不住了，在不断摇晃的15层高楼上用键盘流水一样敲出我的第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在这首诗的最后，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至哀”。这是我们仰望国旗没有发出过的声音，第一时间的真情实感，这是良心和责任的驱使，是身临其境赐予的一种写作状态，一种“喷射”的感觉，甚至来不及思考它的艺术成分，这是真实的、不可阻挡的，没有给你“作秀”的任何余地。第二天，这首130余行的诗破例在《华西都市报》要闻版见报以后，报社和我接到不少电话，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致电感谢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作为诗人，我第一次接受了诗歌来自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诗歌在第一时间直面灾难，站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天南地北，众多的诗人作为志愿者悄无声息地赶赴灾区，加入了救援的行列。《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国内数十家杂志迅疾撤换了已经编排好的刊物目录，给雪花一样漫天飞舞的诗歌腾出了版面。一首首关于地震的诗歌覆盖了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各种形式的抗震救灾诗歌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催生，一大批汇集了地震诗歌的诗集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诗歌，在这个时刻属于每个人，它成了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作为诗人，我以前一直不相信阿诺德所言：“诗歌拯救世界”，但这一次，我却从5·12地震中喷涌的诗歌热潮中，看到了诗歌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慰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位劫后余生的中学生在读到这些诗歌时告诉记者：“诗歌让我们内心更加坚强！”

　　但是，面对灾难呈现的这些具体、真实的情景，我们一些诗人却不知道从何处切入，甚至弄不明白自己精心练就的语言功夫、艺术技巧在这些感动自己、震惊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束手无策了。其实，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诗歌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能不能进入，也是一种功夫。这应该成为诗人们深刻自省的一个问题。

　　借用两千年前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在5·12劫难之时，诗歌是民众的需要，写诗也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一种方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行动，是诗歌对现实的一种担当。然而，诗歌仅仅完成这样的担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期待诗歌的艺术担当。毫无疑问，这样的艺术担当必须建立在社会责任担当的基础上，才更具有生命力和非同凡响的艺术价值。当代诗人有机会亲历了这场灾难，就应该有责任用我们的肩头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次灾难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无疑体现的是深层次上的人类意义，也是诗歌向纵深拓展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

　　中国诗歌需要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同样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足以让普通人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历史的轮回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无法忘记“文革”结束后，艾青、牛汉、绿原等诗人的回归，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诗美学意义上的彰显和强调。同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

（这是今天，2011年10月12日文艺报发的一篇文章，转贴在这里了。）

　　■主持人的话

　　不同于我们上一期所发表的韩作荣的文章《诗毕竟是诗》，《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本期的文章中，对新世纪诗歌所提出的两点意见，则主要是诗歌的外部问题，诚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这两个问题——“诗歌生态”及“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似乎都不属于“诗学本身”的问题，但是，由于他对诗歌现实的深度介入和深入了解，使得他的“意见”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正好和韩作荣的文章相互补充，从诗歌的“内”、“外”两个方面，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我们的诗歌现实。

　　在谈到诗歌社会责任的担当问题时，梁平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重点谈到了2008年的“地震诗歌”，认为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的诗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担当。我一直以为，无论是在怎样的意义上，2008年的“地震诗歌”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的诗人在以诗歌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体现着我们的精神承担，它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有力地冲击或修正我们一部分诗人中过于偏重“怎么写”之类的“诗艺”问题，而对“写什么”则严重忽略的诗学偏见。梁平的文章对此也做了深入的讨论，对于我们的诗歌界，无疑是很必要的提醒。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jssh365

2013年中国诗歌在一个巨大的河床上，或徘徊、或静流、或奔涌，它们所伸展开来的自由的姿势，依然保持有良好的气节与风范。不仅仅局限在纸媒与网络，诗歌传播平台更为丰富和密集，更趋于分享和欣赏，而少了功利与噱头。诗歌在持续升温，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创作与展示互动。相比之下，诗歌批评却似乎站在岸上，隔岸听涛，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就创作而言，虽然一个年度的梳理，它并不能给出一个明晰、整体的判断，但年度梳理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年度创作中发现它的“意外”和“新鲜”，这样的意外与新鲜能够刺激和挑战诗人的惯性写作，在诗歌现场不可避免、反复出现的趋同感上制造隔阂，让我们的诗人在创作中有所警惕自己、修正自己、改变自己。2013年，5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似乎已经从整体上开始淡出，即使功成名就的诗人，也很难发出自己有特质的声音了。柏桦、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陈先发等都有新作，但能够阅读到的人并不多。客观的说，中国诗人写作的生命长度在缩短，缺乏后爆发力，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诗人，依然是诗歌现场的主力，李亚伟、雷平阳、潘维、娜夜、轩辕轼轲、杨健、伊沙、龚学敏们势头还旺，由潘洗尘编著、今年出版的《生于六十年代》为他们塑造了一座羣雕。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诗人，尽管他们还都处于生长期，但一列大的队伍已经浓妆登场，熊炎、郑小琼、春树、余幼幼、罗铖、茱萸、谢小青、玉珍、郁颜、张晚禾、王單單们，他们告别青春期写作，视野与胸怀都已经打开。值得一提的是，90后诗人玉珍的《最广阔的柏拉图》：

　　   

比起成为一件耀眼的、发光的、

　　    被你捧在手心的宝贝，我更愿意

　　    成为更粗犷而大气的

　　    ——难以掌控的事物

　　    比如天空，大海，草原，绿洲，拟或

　　    比原始森林还要神秘的

　　    更幽深的森林。我的爱不像针尖

　　    不是一点一点，夜以继日地入侵

　　    是要一出现，就掳走你的视线

　　    在耐心离开之前让你把心交出

　　    我要足够宽广才能装下一生的你

　　    不断成熟而强大，并同样无止境的你

　　    足够宽广是永远无罪的，俘获你的心

　　    无答案，无缘由

　　    用我这小小温柔的心脏培育出庞大的胸腔

　　    装下庞大又脆弱的思想

　　    无限制的博大，够你爱一辈子

　　    不厌烦，不知足

　　    我要你好奇我的世界

　　    那个瑰丽的迷宫，进去就出不来

　　    这是公平的，有足够价值和意义

　　    我要你爱我像爱一场永无谜底的光芒

　　    我要你爱我像爱着

　　    永远不死的神话。

我之所以全诗引用，因为它不能去切割。这是我所接触到这样年轻的诗人的作品里，难得如此从容、如此老道、如此与众不同的自信、强势而又干净的爱情宣言。读这首诗，我想到了舒婷的《致橡树》，同样打动人心，却是在完全不同方向上的另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关于爱情，她们或者刚刚涉足、或者已经有了过往，在这一代人的这类诗歌中，很多人还在沉湎于写身体、写感受，写甜蜜、写忧伤，写纠结、写背叛。而玉珍在“小小温柔的心脏培育出庞大的胸腔”，给我们提供的是，境界与胸怀无限制的博大与辽阔。

创作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诗人已经自觉在自己生存的城市寻找入口，把笔触深透到城市的写作中。现代文明催生了城市化进程，乡村与田园已经渐行渐远，城市已经成为人口集中、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集散地。所以，尤其需要诗人对城市的精神代码、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与城市各种关系里的消极与积极、融入与抵抗、享受与逆反的辨识与思考。很多诗人之所以还在复制农耕文明的虚拟抒情，实际上，还是诗歌缺乏一种进入城市的能力。一个当代诗人应该给自己设置难度，有责任理直气壮地去抒写城市。曹利民在《最美好的》里城市和城市人，就是我们见惯不惊的物事：“他们说，最美好的，不是最美也不是最好/而是美得带点邪气，或者好里掺点儿坏。就像这午后/除了高楼、商铺、街道、轿车、衣冠楚楚的行人/还须梧桐树和鹅掌秋，零零落落的枯叶飘着，乞讨者翻着垃圾筒/就像这阳光，光说柔软、明亮、温暖、美好，远远不够/须继续加温，让她雾气弥漫，水色朦胧/像啤酒泡沫一样松软、模糊/他们说像我这样正襟危坐，还不到火候，还不如/我对面的那个女人，三两杯下肚后，脱去优雅/面带潮红，一副醉生梦死、色迷迷的姿态/让人想入非非”，在这里，诗人的发现和思考是严肃的，城市以及城市人的诟病，在这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里，参杂、搅拌、混合，最终抵达内心的疼痛与酸楚。另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诗人郭金牛，他笔下的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这几乎是现在城市里数量巨大的新城市人的共同际遇，当诗人把它写下来，就有了现代文明城市文化符号的意义。“662大巴车662次乘坐/662大巴车不是起点也不终点/它经过罗租工业区，石岩镇，和高尔夫球场/就象我经过小学初中和大学……”，这样的联想，从小长大一直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永远也无法体会，不能体会。欣慰的是，诗人把这种独特的感受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那种悲戚与自卑感，而是那么自然、那么水乳交融。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曹利民还是郭金牛，他们这样的城市诗歌，既没有波德莱尔那样偏执的“恶”，也不是飞机、高铁、楼堂馆所，灯红酒绿的城市浮华外表，而是从城市人的精神向度上在雕刻标记。

就诗歌的展示而言，活动、选本、奖项异彩纷呈，2013年可谓是蔚为壮观。

官方与民间传统诗刊纸媒、诗歌网站、诗歌网刊包括新媒体博客、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互补；大舞台、小剧场、音乐厅、文化酒吧、茶座以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诗歌朗诵、诗歌品鉴、诗歌讲座等在全国遍地花开，随处可以听见诗歌发出的声音。诗歌除了阅读以外，正在以音响、影像、视频等多种立体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被广为接受。重要的是，这些展示平台不是兴之所至，随性而为，而是以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坚持了下来，比如深圳的“第一朗读者”、上海90后中学生原创诗朗诵会、诗生活网“新诗实验课”、 成都的“白夜”、重庆的“少数花园”等，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的新的亮点，开始形成气候，逐渐成为诗歌另一种方式的展示品牌。

诗歌选本对于年度诗歌的展示，起到了有效的厘清和系统的梳理。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中国诗歌精选》、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宗仁发主编的《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梁平主编的《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以及《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汉诗年鉴》、《年度好诗三百首》、《中国当代短诗三百首》等等。2013年，《星星》扩版为旬刊，分别以《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扩大了展示平台；《诗选刊》年末推出“代际诗歌”；《山东文学》推出“中国70后诗歌”专刊。

    除此之外，还有民间诗歌网站、社团的选本，比如《新世纪诗典》、《诗生活年选》、《中国网络诗歌选》、《界限诗歌选》等，这些选本，也许还没有一个选本能够称之为最权威的，但是选家总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尽管诗无达诂，却从不同的视觉亮出了自己的美学主张和诗歌标准，为多少有些含混的中国诗坛作了归类。

诗歌奖项名目繁多、规格各异。其中坚持下来、并且不只是圈子娱乐的奖项得到了广泛认同，《星星》年度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人民文学》新人奖、《扬子江》扬子江诗歌奖、《中国诗歌》的闻一多诗歌奖等等，在诗坛有了很高的含金量。

就诗歌批评而言，批评家更多倚重诗学理论的建树和宏观观照，而对诗歌现场文本分析、个案研究以及诗歌创作的得失、倾向性、方向感的把握与判断发声渐弱。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人应该是植根在汉语里的最先锋、最丰富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中国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尤其是整个新诗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清醒和警惕。比如中国新诗发展还有被彻底否定的质疑、新诗自身日益增长的占山为王、自以为是的幻觉导致的新诗审美的含混，以及传统的继承和外来文化吸收出现的隔阂、偏颇与盲从等等。这些，希望能够看见批评家的真知灼见，更希望批评家一针见血。

2013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批评家的目光深入进了诗歌的现场。陈超的“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霍俊明的 “诗歌与现实之古老的敌意与精神难度”、刘波的 “微博时代的诗歌之路”、 赵卫峰的“现实网罗下的浅诗歌时代”等等，但这远远不够，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需要创作与批评两翼互动，需要批评家的胆识和勇气，在中国诗歌现场发出嘹亮的声音，甚至偏颇、甚至尖锐。

中国新诗从五四发轫近百年了，我们的每一种努力，每一步坚持，都是为了共同圆一个中国新诗百年梦。

jssh365

  让诗歌成为四川的骄傲

                                                 ——第二辑《蜀籁》总序

                                                                              梁  平

    四川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越来越需要整体呈现。近几年，在省委宣传部直接关心和指导下，由地方政府搭建平台，全国各地诗人和当地老百姓的踊跃参与，连续举办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五届“罗江诗歌节”。在“罗江诗歌节”上，每一届都有特色，尤其“中国十大农民诗人”评选和“四川十大青年诗人”评选，成为全国媒体和中国诗坛关注的亮点，“罗江诗歌节”也真正办成了中国诗坛一个重要的活动。与活动相对应的是，由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主抓的“蜀籁”诗丛，更是每年集中推出四川优秀诗人的最新创作成果，以期分批次、分梯队展示四川诗歌的创作与队伍，让四川诗歌在中国诗坛发出更嘹亮的声音。

    这是第二辑“蜀籁”，这里的三位诗人是继龚学敏、李龙炳、熊焱之后，我们又一轮重点推出的四川优秀诗人。50年代出生柏桦，在上世纪80年代就蜚声诗坛，毫无疑问，他是这个年龄段写作势头从未消减过的当代中国的优秀诗人；60年代出生的蒋雪峰，在李白故里江油一直坚实、不事喧哗的默默写作，写出了自己的个性；80年代出生的彝族青年女诗人鲁娟，是近年凸显出来不可多得的年轻的少数民族女诗人。

    在这之前，我是最早阅读柏桦《史记》的读者之一，爱不释手。这部有着无法复制的异质的诗集，经我的手推荐给几家出版社，但最终这部诗集流走了，成为我的一个遗憾。这次“蜀籁”里柏桦的《忆重庆》，则以他诗歌美学一以贯之的庄重与朴素，完成了诗人对巴蜀文化的认知、反思以及尊重与批判。柏桦是一个强调诗歌与时代关系的诗人，他是温和的，但他同时又是决绝的，他在最朴素的汉语里时常可以带给你最尖锐的刺痛。这正如柏桦自己所说，“我认为一个诗人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勇敢。在这个意义上我做得还不够。我不及格。诗人的勇敢当然应该与众不同，在这一点上，雪莱、波特莱尔、包括艾略特，他们身上就有。但是在中国，我觉得诗人还应该更勇敢一点，包括我自己，勇敢得还不够。中国诗人还没有产生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说，这正是柏桦作为中国当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蒋雪峰在江油就注定该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不是那种拿着诗歌当工具使用的人，他的安静、他的寂寞、他对诗歌的敬畏练就了自己身心的干净。他有一句“李白的战士最听酒的话”诗流传很广，而恰恰是这一貌似调侃的句子，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真诗人的内心，那些尘世，那些苟蝇，那些花花肠子对于诗人来讲是不屑的。古代文人的酒一定比现在的酒干净，李白的酒就是诗。所以雪峰听酒的话、听诗的话。只有诗人心无旁骛，诗才可以写得纯粹。蒋雪峰在那年大地震中，曾经和一些难民挤在一个桥洞里生活过，那是魂飞魄散的日子，而诗人在这样的日子里看见了人性的温暖，写成了诗。在这一辑“蜀籁”里，蒋雪峰《从此以后》里的诗，都是百姓的人间烟火，它的轻盈粘着实实在在的地气，他的想象依托活生生的现实。无论是他的慢歌、还是他的摇滚，都是那么结实和可靠，那么有血有肉。

    鲁娟（彝名阿堵阿喜）生活和工作在遥远的凉山雷波，这是她生命诞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她诗歌生长的地方。我省彝族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出了不少杰出诗人，以吉狄马加为代表，彝族诗人倮伍拉且、阿库雾乌、发星、吉木狼格、沙马等都是以诗歌让这个民族引以为骄傲。可以说，年轻的鲁娟近年在诗歌上的成就为彝民族赢得了新的荣誉，2013年，她被评为四川十大青年诗人之一。这一辑“蜀籁”里鲁娟的《好时光》所呈现出来的诗歌内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血缘，好就好在依托于她的母语世界和母语文明这一古老源泉，对母语生命自觉与超越精神转换成汉语的表述。鲁娟的诗歌又因为诗人的精神骨骼与艺术生命性灵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胎记，所以她的诗歌即使是汉语，也应合了艾略特所主张的诗歌语言要回到“部落的方言”中，鲁娟的《好时光》就有了不一样的光芒。

    第二辑“蜀籁”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本书的另一位主编朱丹枫同志，作为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一直关心、经常过问这套书的进展情况，对作者和作品提出了“选准、编好”的要求，希望每年一套的“蜀籁”，要匹配当年的四川诗歌成果，要成为能够留得下去、在全国有影响的好书。对此，我将和四川的诗人们一起，竭尽全力。

                                          2013年4月16日凌晨3时于成都·没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