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贵：梁卫星们，请现实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

jssh365

梁卫星们，请现实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

我是很少参与网上辩论的，不仅因为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而且少有时间和精力。但这两天看了梁卫星的《荷花淀，人性失落的地方》一文，确实有一种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在此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如有不敬之处，全因学术之故。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是动物，但又不仅仅是动物；他是神灵，但又不完全是神灵。真正的人恰是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存在。正是居于这样一种存在，不同的站位对“人”的看法往往就会产生较大的偏差。经济学家喜欢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来研究人，宗教学家喜欢把人拔高到神的高度来要求人，只有哲学家常常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人性的问题而苦恼。我看梁卫星们谈论人性，不仅脱离历史，脱离现实，而且脱离“人”本身，进入了一个画饼充饥的神道（神神道道之谓也）境界。尽管人类一直在努力地“神化”自己，但终究不过是上帝和魔鬼争夺的玩偶。在人类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国人生存状态日趋严峻的存亡关头，如此不切实际的空谈人性，主张“非攻”（这与促进社会向民主化进步完全是两回事），只能是一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世上自从有了人，便开始有了人类的战争，而且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战争还将如山岳般前来，把我们人类自身碾得粉粹。既然战争注定将永远伴随我们，那么，仅有反战的声音，便不是人类真实的声音。儒家文化历来主张“仁者爱人”，但纵观几千年中国文明史，又有谁真正爱过我们？我们有的只是成百上千年地沦为外邦的奴隶，就是这样一个弱者，居然还有人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正义、真理、国家、民族、爱、理想、希望……”都成了“压死人的借口”，仿佛他们真要以世界公民自居，呵呵，别做你的黄粱美梦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强中之强，才敢说“你的就是我的”，不然，就只配说“我的都是你的”，上帝从不与弱者同在，不然也就没有耶苏之受难日了。  

借用梁卫星们的话说，如果战争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道义与非道义之别了，因为它与人如影随形，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是政党意志也好，国家意志也好，领袖意志也好，保障我家，我族，我国人生命之存在，便是最后的战争法则，最大的人性体现。人类从来就没有诗意的栖居过，并且永远也没有这样的栖居之所，战争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诗化也好，丑化也好，都只能反映不同人的心理诉求，梁卫星弄了一大堆什么“本体论意义”“现实学意义”“现象学意义”，其实只有一点意义，那就是对某党体制下的任何事物都要持否定的态度。请相信任何一个稍有见地的中国人，在现阶段，对某党及现实的反感绝不下于梁卫星们，但并不代表某党的每一个时期，每一项政策，以及治下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应该谴责的。全民抗战是政府无能的结果，但决不全是政府（或党派）欺骗的结果，亡国灭种的当口，谁都有拿起武器自卫的责任。能不能胜利是一回事，抗不抗争是另一回事，怎么能与不人道挂起钩来呢？  

据2月22日英国《观察家报》报道：一家国际性犹太人组织日前提出惊人指控称，在1944年时，英国有大量机会将纳粹集中营炸毁，从而挽救至少200万犹太人的性命，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坐视不管”。请问梁卫星们，这又是一种什么“党派与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表现呢？在梁卫星们的心目中，西方人一向是最讲人道的，但西方人却一向是对白种人比对有色种人更讲人道，对本国人比对别国人更讲人道，对同道者比对反对者更讲人道，佛说，我无彼此.既然有了彼此，还哪有什么“悲悯之光”呢？

同日的《观察家报》上还有另外一条消息：由美国国防部资深顾问、82岁的安德鲁.马歇尔牵头编写的一份报告称，未来20年里，气候变化将带来全球性灾难，水和能源将面临灾难性短缺，全球会由此而被拖入战争，“混乱和冲突将成为各地生活的普遍现象。”梁卫星们所顶礼膜拜的最民主化、最人性化的国家早已在为发动新的战争做准备，而我们这些理当服兵役的小伙子，却还坐在中小学校的办公室里大谈什么普遍人性。请相信，这决不是什么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还是回到文本的话题吧。战争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同样是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既可以反映战争的残酷，惨烈，非人道，也可以反映战争的幽默，智慧，人性美，只是任何一篇作品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孙梨以一种轻松诗意的笔调来描写他所感受的战争，代表了他对战争弱势一方的同情和鼓舞，这本身就是一种人道精神的体现，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但正如鲁迅笔下的狂人能够从每一个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一样，梁卫星们似乎也能够从某党治下的任何一篇文学作品中都嗅出专制与非人道，看看他对“夫妻话别”一段的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嗅觉已几近达到病态的地步。  

按照梁卫星们的逻辑，此情此景下的“夫妻话别”非要哭哭涕涕亲热一番才叫符合人性，否则，就“只是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正义、真理、民族气节……]的载体”，真是洋化的不知自己是谁了，即使把这场战争再提前一千年，水生也不会如梁卫星们所企望的那样来一个深情吻别的，要失望，就从五千年前开始失望起吧。可是，要是五千年概不认同的话，那么你又从何而来，又要到何处去呢？看来，还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他们看来，雄性的勇敢和战士的责任被说成是“炫耀自己的先进”，对妻子的赞美和欣赏被说成是“不动声色的怀柔”，对妻子的爱护和感激被说成了“干巴巴的许诺”，对妻子的关心和鼓励被说成了“粗暴的嘱咐”，对妻子的担心和嘱咐被说成了“冷酷无情的命令”，真是误读的可以，只不过这种严重脱离文本，不顾时代背景的误读与作品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某种“话语的霸权”想找一个寄生的载体而已。  

看看梁卫星后面对于小说情节的责难，则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他为水生在“生死离别”之际“全然不懂夫妻之情不解人性欲求”而“无比悲哀和震惊”，并无情地咒骂水生是“是一个已然被抽空了所有最基本人性人情的符码式存在”，“不是一个男人，甚至已不是一个人”，他为男人们在敌人（按照梁卫星的逻辑是不应该叫“敌人”的，可我在此实在不知道该称呼什么？）追赶时没有贸然开枪，而骂“这些男人根本就不是人”，难道这就是一个满口民主、平等、自由的人性论者对一个不惜抛妻别子，牺牲生命的救亡者的盖棺定论？照我看来，当时如果把水生换成梁卫星们的话，大概一点也顾不得为了维护“人性欲求”而风流一番再走吧。梁卫星们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感到耻辱，而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事物常是赞不绝口，譬如对世界战争文学便是一例。但如果梁卫星也允许我们以他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他所推崇的世界战争文学的话，我看也断没有一篇是真正合符人道的东西。据说，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是最人道的战争文学作品，但以梁卫星的逻辑，为挽救一个战士的生命而牺牲那么多战士的生命是人道的吗？（他们可也是为人夫，为人子的啊！），为了一个己方战士的生命而杀死那么多对方战士的生命是人道的吗？（他们可也是有血有肉的上帝之子啊？），再说美国政府对阵亡将士的优渥，只不过是想欺骗更多的优秀青年去充当炮灰，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看看，荒谬的逻辑一但用到自己身上，也许才会发觉其荒谬，但我知道，梁卫星们是一点也不会嘴软的，而且会以更多的西方玄学来自我粉饰。不信，请大家拭目以待。   

附：

荷花淀，人性失落的地方  

梁卫星

一直以来，中国的战争文学总会令我倍感耻辱。

在世界战争文学中，战争，总是作为一种生存境遇而存在。这是一种非人道的存在，他取消人的日常生活，抹杀人的自然情感，扼杀人的正常欲求，她反生命反人性反人类，是人的诗意存在的全面扭曲与异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战争文学的基本原则是反战。作家们笔下的主人公是战争和在战争挣扎的独立的个人。他们以一种对人类的大悲悯，抒写战争的荒谬与恐怖，抒写战争对人的摧残与蹂躏；他们殚精竭虑探讨战争的成因以及人性和人类社会中潜藏的战争化因子，反思人在战争中又是如何进一步被扭曲被异化的。他们不仅严厉批判人性中的邪恶与无知，也不惮于笔墨去歌颂人怎样力求在战争中保持人性的高贵，让人性的光辉照亮黑暗的深渊。他们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人，个体独立的人；他们力图剥开覆盖在人身上的重重迷障——它们或许植根于人的内心，或许植根于人类社会；它们或许有着非常漂亮的外衣，比如正义、真理、国家、民族、爱、理想、希望……诸如此类的可以压死人的种种借口；力图导引人类恢复被遮蔽的存在，走向诗意的栖居。或许正是因此，世界战争文学总是给人一种上帝与人同在的慰藉，绝望与荒谬之中总有一缕悲悯之光抚摸着人类伤痕累累的灵魂，让人于苦弱无助的深渊中窥见存在之光。

然而，我们的战争文学呢？可笑的是，战争在我们的作家笔下不再是一种反人类的生存境遇，而仅仅是这一个或那一个被贴上了正义标签的党派与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表现自己的舞台。因此，我们笔下的战争竟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自然，我们所从事的是正义的战争，自然，我们所表现的也是正义的胜利。邪恶与恐怖的不再是战争，也不再是人与社会所具有的战争化因子，而是被所谓的正义、真理所排斥的人——我们称之为敌人。自然，敌人没有为人的一切正常欲望与情感，他们只是罪恶的代名词，我们的战争美学就这样粗暴的取消了一部分人的为人资格，自然，我们也无须思考战争的成因，这还需要考虑吗？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类的异己与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吗？我们的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只有一件事了。那就是歌颂：歌颂战争，歌颂战争的正义，歌颂领导战争的党派以及意识形态和领袖。那么个人呢？个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战争美学不可能允许个人存在，一旦允许个人存在，也就是允许独立的思想存在，如果有了独立的思想，那么，这种战争逻辑也就行将崩溃了，试想，这样的战争美学又怎能容忍自己的掘墓人的存在呢？如此，我们的战争文学在存在之先就已彻底消灭了具有个体独立的人。我们又如何指望看到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生发的对战争的诅咒与反思，又如何能看到对人与社会的深刻剖析呢？至于人在一个荒唐悖谬的生存境遇中对正常生活的欲求与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坚守，以及这种欲求、向往、坚守所迸发的生命光辉与诗意之开敞，我们更是无缘一见了。这样，我们的战争文学所剩下的便只是阶级翻身的狂喜，民族解放的欢呼。[《红旗谱》、《红日》、《红岩》等]。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学是彻头彻尾的无人性的集体与主义的颂歌，是人类的耻辱。

我偏激吗？80年代后，这种情况不是已经改变了吗？比如60年代人的创作。的确，这一代人不再狂呼乱喊什么正义与真理，阶级与党，但他们却以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化思考取代了对人的具体生存境遇的思考，在他们笔下，人的命运受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支配，战争同样如是，战争在他们笔下既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也不具备当下生存的现实学意义。战争只是一个被抽空了血肉的空壳。那么，对战争，战争与人之关系的思考当然付诸阙如了。他们不明白任何抽象普遍的东西从来就无法离开具体的现实人生境遇而存在。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如没有现象学意义作根基，它就只是一个概念而与人类存在无关。因此，这些作家的创作只是一大堆概念的累积，与灵魂和人类存在无关。他们的创作就这样沉迷于形而上学的迷宫中自我陶醉，远离了现实人生。[《迷舟》格非]。于是，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不是还有《荷花淀》吗？我们的《荷花淀》是战争文学中的奇葩，“她以诗化的笔调抒写了战争中的人性美人情美，人性的光辉在战争中灿烂的开放”，你还有何话可说？

《荷花淀》，好吧，就让我们说说《荷花淀》，也许，她会给我们一个惊喜，这哪说得清呢？

那么就让我们从基本的人道立场出发，到那诗意弥漫的荷花淀中寻找作家对战争的反思，寻找战争中的人性光辉吧。

小说是战争题材的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小说的中心事件就是一次激烈的枪战。然而，战争的痕迹在哪儿呢？战争的舞台是荷花淀吗？看来是的。可是，这就是作为战场的荷花淀吗？多么美丽的荷花淀啊，美的不沾一点人间火气，美的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战争本该具有的破坏与残酷痕迹竟被这一支生花妙笔删刈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战争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创伤吗？如果没有创伤，阴影总该有吧？然而，同样没有。那些年青的妇女们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分量实在不过如同这些荷花淀里水生水长的女人们翻一次船一样轻。如此而已：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自然而然的，真正的战争就变成了轻松的放几排枪，欢快的打捞战利品，没有伤亡，也似乎没有敌人——既然敌人已被取消了为人资格，在形体上的隐匿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事了。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游戏，欢乐的游戏。我们不能不惊叹这的确是战争文学中的一个彻底之极的独一无而的异类：战争不仅非战争化了，战争而且全面游戏化甚至诗化了。关于战争，作家有他的思考吗？如果在战争文学中不触及对战争的思考，没有对战争之残酷与非人道的体悟，没有对战争的诅咒，没有人性在战争中的挣扎与持守，这是人道的战争文学吗？

不错，小说的确写的很美，美丽温顺的女人，美丽的富于地域特色的风景，以及这风景与人身上流溢着的纯净的气韵，使小说成为一曲颂歌。可是，这是关于人，战争中人性勃发之颂歌吗？更何况，小说中，真的有个体独立的人吗？没有，我想，至少没有男人。是的，荷花淀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这不是说小说没有塑造以男性为主体的人格模型，也不是说小说中没有出现男性，问题在于作家何以会这样处理——秘密就在水生和他的同志们身上。且让我们看一看夫妻话别这一节。这是让众多评论家交口称赞的一节。可这是怎样的夫妻话别呢？按道理，应当是生死离别，水生一去，该当是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吧，这个时候，就基本的人性而言，夫妻之间该有多少留念和悲伤是不难想象的，两人之间的难舍难分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丈夫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物，当他要把后方的一切叫给妻子时，他也应该百炼钢化成绕指柔啊。然而，水生说了一些什么呢？他只是炫耀自己的先进[第一个举手报名]；不动声色的怀柔[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些]；干巴巴的许诺[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粗暴的嘱咐[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乃至冷酷无情的命令[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我们可以想象水生的女人苦苦等了半夜等的是什么——她等的是丈夫的柔情蜜意啊。可他等到的却是死亡通牒，我不知道水生的女人是什么感受，但我自己，却感到无比悲哀和震惊——这是一个男人吗？难道仅仅想象他是一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就可心安理得吗？不，这些话语中折射出的水生是一个全然不懂夫妻之情不解人性欲求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已然被抽空了所有最基本人性人情的符码式存在。他不是一个男人，甚至已不是一个人，他只是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正义、真理、民族气节……]的载体,如此而已。那么，其他男人呢？他们面对生死离别甚至不愿回家与自己的亲人[父母、妻子，儿女]聚一聚。他们的借口是：亲人们不够开通[可这正是人性的光辉啊]。这样的借口可以击败人性的最基本的渴求，他们也不能算是男人。那么，战斗结束了，他们总该有一些人性化的表现吧。然而，面对刚刚结束的战斗他们没有一点点紧张的痕迹。女人们在战斗的惊吓后总该得到一些抚慰吧？同样没有，有的只是冷酷的埋怨：出来吧，你们，一群落后分子。如果小说中没有出现敌人或俘虏，是基于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考虑，此刻，面对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女人们[而且是自己的女人]也如此无情，足见这群男人已无丝毫人性。而且，我总在想，如果真的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男人，当他们的妻子被敌人追赶时，他们还能等得及让这些女人成为诱饵直到把敌人诱进预定的埋伏区才开枪吗？

无疑，这些男人根本就不是人，是战争抹杀他们的人性并将他们全面非人化了吗？我们却看不到战争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一丝痕迹。如果说是被异化，也只能是被家国、民族、正义……这些意识形态异化的。实际上，即使是被这些东西异化，也应该有挣扎有扭曲有苦痛，但在哪儿呢？所以，我只能说，作家在这里不是在塑造人，而是在塑造某种意识形态霸权。可怜了这群女人们。

那么，荷花淀的女人们是不是人性的存在呢？我的看法是，这些女人的人性有一个从有到无的消亡过程。

夫妻话别时，我们看到了水生的女人对情感的渴望，但这种正常的人性需求却始终隐忍着，被所谓民族国家大义给压迫着，甚至有可能被取消生命[不能被敌人汉奸捉活的，要和他们拼命]——当和意思形态话语面对面时，正常的人性需求失去了表达的权利。只有到马庄探夫，远离意思形态霸权时，作者才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对情感充满渴望，生命力勃发的妇女群像。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她们却终于被意识形态吞噬了——她们因在丈夫处的碰壁[真是意味深长的碰壁，这是这种暴力美学的需要]学会了射击，承担起了警戒并配合作战的任务——他们被彻底男性化了。而男性化对这些女人们来说，难道只是性别意识的消失吗？恐怕和他们的丈夫们一样面临着灵魂被抽空的可能性吧。

实际上，这篇小说还存在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不过不是我们面前提到的哪个时代人类特殊的生存境遇，而是指正常合理的人性[由女人代表]与正确高大的意识形态[由男人代表]之间的战争。具体体现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又实在算不上一场战争——太平静了，没有抵抗，没有挣扎，没有苦痛，也没有多少持守。这是一场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展开的战争，不能怪女人们的血性太薄弱了，她们的对手实在过于强大，她们面对的就是霸权和暴力本身。

具体说来，夫妻话别是一次交锋，结果，女人被剥夺了表达人性欲求的权利。伏击战又是一次交锋，其结果是女人们彻底溃败------她们完全服膺于男人们所服膺的意识形态，彻头彻尾的走向了非人性化的不归路，高高兴兴的站在了意识形态的五星红旗下。有人也许会说，在战争年代，一切服从大局，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可是，难道民族国家的利益一定要以人的彻底非人化为代价吗？而且，难道正常的合理的人性化欲求不就是战争年代民族国家主要的争取目标吗？否则，民族国家岂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又要它何用呢？

孙犁就这样以诗化的语言暴力将战争彻底诗化了，也将所有的人性人情给删刈了。取得胜利的是漠视人性和生命的家国利益、民族气节……

然而,在没有活生生的人的荷花淀里,家国利益、民族气节不就是一个暴君吗？我分明听到在美丽的荷花淀上空，飘荡着一曲失落人性的悲歌。这也是我们的战争文学上空一直流传至今的令人难以言说的悲歌。这首歌的主题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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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答著名历史学者长风问

——中学语文教育的出路何在？

附长风简介：著名历史学者，著有《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该书出版以来好评如潮，盖因其平民风格的叙述方式以及严肃而前沿的史识史见，成就了历史书写的正义追求。

长风：以您亲身体验，您觉得中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如何？

梁卫星：中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可谓糟糕透顶，即使说其反人类反人性亦不过分。

长风：您认为中学语文教育要传递给学生什么？

梁卫星：中学语文教育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应该能让学生感受到汉语作为一种伦理方式与思维方式以及不倦追求存在可能性的尊严与荣耀；其二，应该能让学生于汉语的听说读写中领悟了然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善美并逐步形成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其三，应该能让学生既能明辩历史亦能关切现实，不能让学生关心现实人生追求人生正义的语文教育不是真正的语文教育。

长风：您怎么看待课堂上的学生与老师的角色？

梁卫星：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如果不能服务于学生的学，不能使学生基于自身经验原创知识进而转识成智，就是失败！课堂的绝对主角是学生，教师作为课堂的导演，如果限制了学生的表演欲望，扼杀了学生的表演天赋，禁锢了学生的表演创造，就不如不要这个导演。

长风：如何看待大作文与小作文？您理想的作文写作如何？

梁卫星：所谓大作文与小作文，这是一种无奈的区分。在高考体制下，大作文就是围绕高考作文要求的应试训练，是现代八股文的制造流水线，是扼杀天性，残害自由表达的罪魁祸首。而小作文只是某些教师深感大作文的危害之后，给学生提供的一个发泄久被压抑的天性，尽情自由涂抹的出气孔。当然，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小作文也被异化了，成为了摘抄之类的东西，仍然为大作文服务。作文而有大小之分，这是标准的国家特色，是良知与人性于挣扎之后仍然不可避免的沉沦。我理想的作文写作其实很简单：我手写我心。

长风：例如，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文章下面会有个问题：第二自然段说的什么意思？罗永浩认为：我哪知道，鲁迅也没说，但是教委和老师知道。您怎么看？

梁卫星：这一点让我很无奈，我在不得不训练学生做阅读练习时，我不讲方法，更不给答案，因为我的答案永远都是错的，我只能拿着出卷人的答案机械地念。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个什么东西，与阅读的文章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阅读考试有一整套程序，把一篇完整的文章，无论多么长，都可以切分成字词句、段章篇，对于这个程序来说，所有的文章不过就是一个仅供解剖的小白鼠。这个解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杀害作者也同时杀害读者的过程，我们的语文课堂上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杀戮勾当。这也可见，我们的教育被一帮无知的杀手把持着，他们以一套荒诞不经的程序从事着反人类反人性的事业，却大言不惭自己在成人之美。

长风：您在教学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梁卫星：最大的压力来自自己。因为我还有一点残存的良知，不愿做杀手，我不缺乏勇气，但我的智慧不够，无法抵抗无孔不入花样百出的精神与物质奴役，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一直挺下去，我害怕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操控而成为杀手。

长风：当下的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是否衔接？

梁卫星：表面上，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是有衔接的，因为新教改都有明确的要求，客观地说，这是一个进步。问题是，高考仍旧是老一套，这使新教改的要求只是成为了一个幌子。其次，无论是学校管理层的普遍官僚化，还是在此情况下教师素质的不得不普遍低下，都使真正的人文教育成为了一个梦幻泡影。

长风：您最近出版了一本“教育小说”《成人之美兮》堪比《班主任》，您写作的初衷与追求为何？

梁卫星：我写作的初衷就在这个小说的题目里：我想揭示我们的教育真相，告诉人们，教育本身是成人之美的事业，他关乎到未来，关乎到一切有形无形众生的和谐生存。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既不能展示成人们的美，也不能成全人的美；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教育其实是成人之恶。成人们的恶，成全人的恶。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引起全社会关于教育的反思，希望我们能尽快走在成人之美的教育路径上。我知道我的希望很缈茫，但我非写不可，我想这是我的天命。

长风：在《成人之美兮》中，海老师与江老师都离开了教育岗位，您为何这样处理？他们不走又会如何？

梁卫星：这样的处理体现了我内心的软弱，我无力抵抗坚持下去了，所以我把我的这种内心的软弱投射在了小说人物身上。当然，也是希望这样的出走能引起关注。事实是，他们如果不走，要么投降，泯然众人，要么在无尽的侮辱与迫害中疯狂或自杀。我让他们出走，其实是给出了一点希望，只是，我也许还是太乐观了！

长风：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您给家长和教育关注者提几点建议如何？

梁卫星：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果一定要说，从我的经验出发，就是：其一，希望家长别把自己的孩子当皇帝培养，这世间最终只有一个皇帝，您的孩子最终成奴才和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其二，希望教育关注者别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理论关注良知关注，不如到第一线去多听听普通老师与学生的呼声，您的理论与良知在这些普通老师与学生的呼声前其实一钱不值，除了感动您自己，谁也感动不了。其三，希望家长别为了孩子的学习给老师送礼，您送的越多，老师关心您而非孩子越多，您送的越多，老师发现的孩子的问题越多，您搞不好会把您的孩子送成精神病。其四，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关注者，请您看看《成人之美兮》，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不是在做广告，我只是想告诉您，对于您孩子的教育和关注而言，《成人之美兮》给您提供了关心与关注的起点。

201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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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梁卫星“教育小说”《成人之美兮》(邵燕君)

邵燕君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诗是被我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偶然“发现”的。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问我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顾城的人写过一首诗叫《一代人》，我立刻背出了这首只有两句的短诗，他惊讶于我的知道，而我惊诧于他的“发现”。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说：“上一代人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却要用它为下一代人寻找光明。”

　　30年过去了。如果当年给予顾城们黑色眼睛的那个时代的黑暗为人所共知的话，今天，让我儿子这样的“千禧一代”感到黑暗的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到底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使他们中间居然有人又萌生出如鲁迅一般“肩住黑暗闸门”的念头？

　　读了梁卫星的长篇小说《成人之美兮》以后，我对儿子已经感受到的黑暗和他未来还将感受到的黑暗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正如为小说撰序的钱理群所言，这是一部直面“中国教育的惨淡人生”的小说。作者对现实黑暗的揭露是触目惊心的，在这所应被视为教育基础环节的重点中学里，权力成为结构一切的核心，上到教育局长、校长，下到年级组长、班主任，各级权力拥有者之间权力交换的潜规则已经成为通则，一切不正常的都变为正常的：老师吃学生资料费回扣成为正常收入，使用家长资源成为正常方式，彼此调侃、讲黄段子成为教研室老师们之间交谈的正常语言。于是，千古以来的师道尊严只剩下权力尊严。

　　这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在暴露教育界的种种怪现状、深挖其病症根源的同时，还塑造了几个颇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深谙一切“潜规则”，八面玲珑、如鱼得水却最终被命运和现实所捉弄、抛弃的邹老师；才华横溢、口若悬河，平时课上课下高论平等公义，一旦掌权却专横霸道，“人格分裂”的贾老师；深怀教育理想和经验智慧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心灰意懒，而最终在年轻人的追随鼓舞下迸发出“精神导师”光芒的海老师，以及江念痕、苏笔等在求理想和“混世道”之间挣扎徘徊、上下求索的青年老师们。这几个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使这部意在暴露问题的小说有了丰腴的文学土壤。作者作为资深中学教师，他的感受是实的，笔下的细节是真的，人物是活的，其忧愤也是深广的。

　　这又是一部充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小说。小说刚开始的色调很灰暗，让人感觉像走进当下无数的官场小说。然而，不多久就发现这里有光。接着，这道光越来越强，越升越高，逐渐升成一道让人抬头仰望的星光。这道星光的核心就是海老师。小说中，他的地位有点像鲁迅。他像鲁迅一样想“救救孩子”。现实生活中，他似乎已经令人失望地隐忍、怯懦、沉沦，但事实上，他没有失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如鲁迅那样反抗绝望，并且真正领导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教师维权运动。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投注了最强的理想主义光芒，同时也把光芒投向了围绕他的几个年轻人。那几次长谈是全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它们透过无聊灰暗的现实，打开人们精神的隧道，引渡人的灵魂到光明的地方去。教书是什么？按照海老师的说法就是成人之美，“也就是说教书既要展示教育者的生命之美，又要成全受教育者的生命之美”。读这些文字时，甚至有一种时代错位的恍惚感，那种深沉、那种激越、那种纯粹，是多么的“八十年代”啊！如今，这样一群人，这样的谈话还能在中学老师间存在吗？如果还存在，即使只是如地火般暗暗运行燃烧着，中国的教育也是有希望的。

　　这还是一部有文学史意义的“教育小说”。尽管作者在后记中明确说此书的主旨不在探讨教育理念，而是像他敬佩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一样，探讨人的存在和人性状态。不过，由于作者写的是教师，也就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揭示了今天教育的困境以及人性在这之中的沉沦。小说融会了作者多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从教育理念和备课方案，从教师人生成长路径到具体读书目录，都有真知灼见和宝贵经验的呈现。对于有心的青年教师而言，这样的书可为良师益友。对于关心教育现状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书可谓言之有物。作者在扉页上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话：“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加工成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种“问题小说”的写作意识，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当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两部作品都是从揭示教育弊端入手，指向一种体制的批判和反思。30年来，当代文学在这一向度上少有力作，从这一角度说，《成人之美兮》具有文学史上的推进意义。虽然由于文学环境的变迁，今天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像当年的《班主任》那样引发轰动效应，但《成人之美兮》提出的警示同样的振聋发聩。

　　我想这本书我可以给儿子看了。它或许展示了他尚不知晓的黑暗，但更昭示了他未曾预见的光明，而这光明才是可信的，正如钱理群在序言中引述鲁迅的话：“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