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常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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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常生龙”

刘景忠

一本书在手，我的习惯是先读序言。一来是对全书有个大概了解，二来写序言的常常是高手。依我的阅读经验，常常是对书的作者尚无半点印象，倒是先对序言的作者崇拜得一塌糊涂。比如读花如掌灯的《故乡有灵》时，先读了林东林的序。林东林？何许人也？我一无所知，但他的文字征服了我。于是，《故乡有灵》尚未读完，就买了林东林的《身体的乡愁》和《情到浓时情转薄》来读。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读史金霞的《重建师生关系》，按惯例，先读了该书的推荐序《关系第一》。序的第一段话是客套，简单说了为什么要给这本书写推荐序的过程。这段文字平平，没有找到感觉。接下来读到的内容让我刮目相看了。因此，我忍不住向后翻，想看看这篇推荐序是谁写的（通常情况下我是看完了文字再看作者的），然后就看到了“常生龙”这个名字。

发现“常生龙”，就像多结识了一个知心朋友，欣喜之情，自不待言。读他的文字仿佛同他交谈，有如坐春风之感。他的许多观点，既令我耳目一新，产生共鸣，又引起我对职业教育领域中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关系第一，知识第二”

常生龙是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现在是否升官了，不得而知）。2012年，他提出了“教师应具备的几个观念”，其中之一就是“关系第一，知识第二”。这个观念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关系”；二是“学习是从对关系的认同开始的”；三是“在和谐关系下，学习能自发进行”。我一边读，一边和职业学校的情况相对照。对照的结果是，常生龙的观念完全适用于职业教育。比如，常生龙在阐述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如何启动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首先，它（指自我系统）会判断这个信息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如果其能让自己找到满足感或能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自我系统就开始关注它；其次，自我系统会判断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能力或力量，是否可以帮助自己来实现这一需求；再次，自我系统会审视自己和同学、自己和老师、自己和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看这些关系是否有利于自己实现需求。当以上三个方面都能给自己提供学习支撑时，一个内在的、强烈的学习动机就产生了，信息就会被推动到认知系统，启动学习活动。

职校生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性，面对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他们首先感知这门课程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其次，他们会考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学会、学好？再其次，周边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对他们也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既是学习活动启动的关键，同样也应该成为职业学校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常生龙关于“关系之海”的比喻也是十分精妙的。他说：

“每一个成长中的个体，总是在各种关系的海洋中遨游。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学生和社会的关系、学生和自然的关系、学生和世界的关系等，共同构成了这关系之海。‘海水’的质量，决定了去其中生活的‘鱼儿’的健康状况。由和谐关系所构成的关系之海，一定是绿色和生态的。”

多么新颖的角度啊！我过去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而没有将学生的生命个体放在这样一个“关系之海”中去探究。从常生龙的视角看职业学校，其关系之海是绿色的、生态的吗？

二、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的失衡

常生龙认为：“大多数的家长和教师都不能与学生建立起和谐的亲子关系或师生关系。成人的权威意识根深蒂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的情境屡屡出现。”

应该说，常生龙先生的这一判断反映在基础教育中是客观准确的。比如，只要有可能，几乎每一个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重点高中，其目标只有一个：考取重点大学。至于孩子的文化基础是否扎实、学习习惯是否适应应试教育、孩子有哪些天分和爱好等，基本不在家长的考虑之列。假如进了重点高中，教师也不考虑别的，目标就是考大学、进一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于是就出现了“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样严重反教育的口号！

结合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以为，常生龙先生的判断还要加上一条：即当家长发现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没有出现预期效果，孩子无缘重点高中只能到职业学校就读时，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梦想破灭，其心态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把自己的权威意识在不自觉地进行转移，即把孩子的学习、就业等都转移到了职业学校教师身上。这实际上是对孩子的前途持放弃态度。他们认为，孩子到职业学校，学一技之长，将来有个“饭碗子”也就对孩子的一生有个交待了。这种心态既影响了学生，也影响了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职业教育。当然，家长的这种心态也不是凭空来的，也是来自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以及传统观念对普通劳动者的轻视。

作为一名老职教人，我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的失衡自然是非常痛心的，对孩子就读职业学校，家长就认为没有大的前途这种心态也是不敢苟同的。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化影响，是最接近教育本质的教育。反而是基础教育严重偏离了教育的轨道，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用常生龙先生的话说就是：“今天的学校（指基础教育），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做准备。”而职业教育是有着就业导向的，是有着职业目标的，也就是说，是为近在眼前的世界“做准备”的。不幸的是，职业学校并没有把握好这一本质特征，没有应试教育的导向后反而无所适从，硬是要搞一些紧箍咒给自己带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唯技能至上，把技能大赛提到了和“高考”一样的高度——“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这种做法，忽视了学生精神层面的培养，像工厂加工产品那样，批量地加工所谓“技能型人才”。于是，职业教育就只剩下了“职业”这个外壳，而丢失了“教育”这个“内核”。关于这个问题，常生龙先生分析得非常精辟：“是什么导致了上述各种关系的失衡？教育上的GDP主义以及分数至上的观念难逃其责。我们处在一个数据化的时代，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数据，连教育也被彻底数据化了。但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教育被数据化的现象，职业教育丝毫不亚于基础教育，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各种对职业学校评估、检查指标中，充斥着缺失教育内核的数据指标要求。在这样的机制下，学生只是作为“数字”存在着，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几乎无人提及。

基础教育需要“重建师生关系”，职业教育同样需要“重建师生关系”。我一直以为，凡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同样存在着，只是有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呈现方式不同罢了。

三、几个关键词：“爱”、“理解”、“对话”、“尊重”

常生龙先生为史金霞老师的这本书写的序，绝不是应景之作。他是在认真研读了书稿后，围绕“重建师生关系”这一主题，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爱”、“理解”、“对话”、“尊重”，是史金霞老师在《重建师生关系》一书中的关键词。对此，常生龙先生并不是泛泛地予以肯定和鼓励，而是高屋建瓴地就这几个关键词谈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说到“爱”时，常生龙先生的观点是：“‘爱’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爱一定是相互的，是关系的双方都感受到的一种亲情。一方拼命施予但对方并没有感受到的，一定不是爱。其次，真正的爱，一定是从爱自己开始的。一个爱自己的人，才具备爱的能力，也才会有爱的意识，当爱来临时能够感受到并及时抓住。再次，真正的爱，会让人尚未行动就能早早体验美妙的感觉。”常生龙先生的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

常生龙先生指出，在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中，经常存在两种扭曲的“爱”：一是受宠爱，即学生被动地接受来自家长和教师的爱；二是做可爱状，即孩子为了博得家长和教师的欢欣，宁愿牺牲自我。

联系职业教育的现状，这两种扭曲的“爱”却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一是严管就是爱，即为了防止学生犯错误，职业学校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管理和约束上，所谓“打造平安校园”，翻译过来就是“不出事”。职业学校的这一做法，又深得学生家长的赞许，觉得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很放心。学校严管的决心和家长的放心，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孩子的感受如何？对孩子的成长有何弊端？二是故作听话状。既然学校要的是“平安”，家长要的是“不出事”，学生为了不成为学校处罚的对象，也为了让家长放心，只好故作听话状。至于心智发展的水平如何、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为自己一生发展是否打好了底子、为适应社会需要是否做好了准备等，都被“平安”、“不出事”遮蔽了——因为那些东西是无法“数据化”的，因此也是无法考量的；但学校是否“平安”、学生是否出事，却是眼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职业教育这一架庞大的机器正是按照这一程序运转的，毫无疑问，在这一“运转程序”中，学生成为了牺牲品。

对理解、对话、尊重等关键词，常生龙先生也都有独到的见解，不一一赘述。

读史金霞老师的书，意外地发现了常生龙先生。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但更多的还是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