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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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看历史》文│常成

高华一介文弱书生，向来谨小慎微，面对无可回避的史实，却能义无反顾地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禁忌，秉笔直书，无愧于他1979年在课堂上听《报任安书》时激动的心。

2011年12月20日，我和高华老师最后一次通话。他的声音依旧笃定清晰，却不如以前洪亮，听得出来他正在遭受病痛的煎熬。问到病情，他说一些危险的指标降下来了，让我放心。他关心我寻找教职的情况，叮嘱我向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询问收藏沙飞影像档案的事宜。讵料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成永诀。六天后，延续数年的生命奇迹没有再现，高华老师离开了这个他挚爱的世界。一代良史殒逝，后辈痛失良师。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为奇妙的机缘，我认识了高华老师。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经过上海华东师大老校区，于是决定去历史系参观，特别是著名的冷战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楼才得知历史系早已搬到闵行新校区，这里只有一间办公室留守。我惊喜地在这发现了一张内部通讯录，我一眼就看到“高华”！这不是我过去三个月反复阅读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太阳》）的作者吗？而之前我还不知道高华已到华师大任教。

我即刻拨打电话，接听的正是高华老师。我告诉他，在导师周锡瑞先生的史学史课上，刚刚读过《红太阳》，有很多的感想和问题，想向他请教。

当我来到高老师的临时公寓，开门的是一位儒者，满头银发、谦和质朴，这与他在著作中所展现的那种手术刀般锐利冷静的气质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了六点，从叛逃者史料的考证谈到高层回忆录的辨析，从斯诺、谢伟思的陕北经历谈到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读与想象，最后谈到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意义与广阔可能。当晚告辞后，我走在冬天的大街上，却觉得如沐春风，耳边余音绕梁，心中欢喜赞叹。

自此以后，我每次回到中国大陆都会去上海或南京看望高华老师。在这三年中，看着老师与病魔抗争，日渐消瘦，他却依然笔耕不辍，而且坚持指导研究生论文，与晚辈无私分享研究心得。每次与高华老师的交流都是一种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养。我时常忘了我们是在讨论残酷的革命与战争，而被他“同时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格所感染。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来缅怀这位卓然高洁的历史学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自由思想与人道关怀。

一部挑战传统话语体系的著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高华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该书彻底颠覆了中国与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迅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经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直接的结果是中共实现了组织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1949年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内的历史书，大多认为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对运动中出现的“审干”“肃反”和“抢救”却避而不谈。西方学界对整风的理解也与国内有相似的盲点。

1960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反越战的浪潮中，赛尔登（Mark Selden）于1971年出版了《延安的道路》，歌颂群众路线、民主参与、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书中有一节是关于整风运动的，他引用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比喻，称“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运动的目的显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纳他们，而不是要通过流放，送进集中营，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等方式清除他们。”而他的资料主要依靠康普通（Campton）收集到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讲话，以及《解放日报》。

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下），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有关丁玲和王实味的描述，但依然没有涉及到整风背后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发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1961-1966），提出了一个概念：“延安圆桌”的终结。其实他的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圆桌”的概念，其假设是在延安时期中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但是相对平等的精英领导层。恰恰由于马若德对延安的这种浪漫想象，使得他对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到1956-1957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而不能作进一步追溯，以至于贯穿三部曲的“路线斗争”逻辑也愈发不能自洽。最终，在2006年马若德与沈迈克合著的关于文革本身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延安圆桌”这个概念被抛弃了。

而《红太阳》的出现，贯通了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各个重要环节，其锐利的解释力不但穿透从中央苏区“肃AB团”（1930-1931）到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的中共党史，而且贯穿整风之后的内战、镇反、反右和文革，以至当代的政治逻辑。

高华强调毛泽东在“道”与“术”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创新。早在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大革命。”

这一创新在抗日救亡时期具有正当性，也同样另有其多样性后果。在这种造反传统与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级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资分配的形式明确和固定下来，这就是被王实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制度，而这一套延安制度又得以延续。

毛泽东的另一核心创新是思想改造的方法：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所信笃的强调自省自新的内圣之学，向思想改造对象“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新的思想改造方法“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很多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新人”学会用毛的概念来思考和行动，“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灵魂，几近消灭了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空间。

《红太阳》指出延安整风其实奠定了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制度与思想基础。这不啻是对整个革命话语体系的挑战。对挑战者而言，他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担当。

高华曾经惋惜自己没有机会对亲历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诚然，他们的口述肯定会让《红太阳》内容更加充实，但是受访者可能不会有太多反思。

激于义理、追求自由的灵魂

高华生于1954年，成长于这个等级差序制度的末端，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唯有接受规训，收敛个性才能赢得安全，实现向上流动。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在阶级斗争的喧嚣中他饥渴地读书求知，想要探寻世界的真相。

1978年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就萌生了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的愿望，并开始收集资料。从此时到1991年动笔，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后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他真正践行范文澜先生的格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高华没有申请任何项目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档案馆的机密原始档案。在浩如烟海的已公开史料中，他反复地“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逐渐得出了一幅日趋完整、愈发有解释力的延安整风历史拼图。

1991年8月19日夜，高华在筒子楼里两家合用的厨房的小桌子上铺开纸笔，开始《红太阳》第一章的写作。那天苏联正在发生“八·一九”政变，广播中播放着苏联国歌与爱国歌曲。

他回忆道，“我感觉到我应该写！……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太史公曰，“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高华一介文弱书生，向来谨小慎微，面对无可回避的史实，却能义无反顾地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禁忌，秉笔直书，无愧于史家的称号，也无愧于他那颗1979年在课堂上听《报任安书》时激动的心，那颗几十年未曾改变的赤子之心。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高华先生一生清贫困厄，放逐于体制边缘。他淡泊刻苦，青灯黄卷，上下探究，终成一家之言，留传世之作。

人道的关怀

虽然《红太阳》提出了不同既往的论点，高华却又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心中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在该书出版十周年之际，高华表示同意萧功秦的看法，认为“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其实，中共革命历史本身的矛盾正好印证高华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立场。

我认为，《红太阳》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高华所表达的价值倾向：“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高华对中共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有深刻认同，但他同时认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幸福，所以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手段有深刻的反思。他并不认为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革命或其他——就可以不择手段。

正因为如此，在《红太阳》中，高华对整风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群流露出同情，同时对那些接受改造后获得认可并成为“新人”，后来又成为领导者、解放者，直至加害者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批评。

虽然高华长期研究高层政治，洞悉权谋，却并不沉溺于权谋。其实他痛恨权谋政治，他真正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史。在回应遇资州（刘小枫笔名）的“党内整风‘干卿何事’”的质疑时，高华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著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正如杨奎松教授的挽联所言，高华“毕生沥血春秋笔敢为苍生问不公”。

钟情“小人物”

高华一贯钟情对“小人物”的研究。虽然高华对高层政治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在感情上坚定地站在弱者、普通人的一边。即使在《红太阳》里，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弱者的同情，对他们着墨甚多。

完成《红太阳》之后，高华开始钟情于对1950年代的“小人物”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他时常引用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高华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通过考察他们在革命、战争、解放、改造中复杂差异的经历，拷问“自由、人性”对他们不同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我们追随高华老师的实践，即使在档案没有全面开放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也有无限的可能。

三年前，高华老师在纪念八路军摄影家沙飞的研讨会上说，“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因为沙飞留下了珍贵的摄影作品，“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我想，他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

高华老师的生命虽然定格在57岁，但他是永恒的，他也许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继续“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他留下的思想与精神将永远地激励他的学生。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边缘人”高华
《看历史》文│徐庆全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

接到高华老师西归的消息，我正在主持一个座谈会，猝不及防，竟然一时有些恍惚！无论怎样凝神，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会议结束后，有朋友问我，怎么如此不着调。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去世了。谁？他问。“高华，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是你们财经圈的人。”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写《红太阳》的那个高华？真的吗？”朋友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接着，手机里就接到好几个短信，都是表示对高华去世的哀思之情。回到家看到邮件，远在美国的李大兴兄也来信说：“惊闻高华先生逝世，不禁叹息。虽素昧平生，然拜读其著作，实为文革后史学界翘楚。知兄是高华先生好友，谨草一挽联，略表哀思。公独射日，九州几人传董狐笔；天不永年，四海万众悲太史才。”

这些朋友都是和高华素昧平生的，且大多并不是历史学界的学者，但他们都因为读过高华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当今学界，能得此殊荣者几何？唯高华老师！

我与高华的初次“相识”，也是因为读到他的《红太阳》一书感到震撼才与他联系的。

2011年初写《一本书的高华》一文，是因为2010年12月中旬，《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大邑举行一个大型活动。邀我参加，我就问主办方，高华是这次活动的评委，他能来吗？主办人员说，他想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会来的。可是，到了大邑后才知道，高华还是来不了。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回到北京后，我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从高华的邮件中看，他颇理解我写作的初衷。高华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刘大姐通电话，刘大姐还特意跟我说到这篇文章，说给病中的高华很大的安慰。她还说：“即将出版的高华历史笔记的附录中也收了这篇文章。”我听到这一点，竟然忍不住哽咽！

高华的“边缘人生”

我和高华交往，始于2006年4月。那一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高华在此客座。在一本书笼罩下的高华，让学界的人敬佩，更让我这样在学界晃荡的人敬畏及好奇。敬畏不用说，好奇是，这样一位温而文雅的人，怎么能那样洞穿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高华并没有正面作答。他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托尔斯泰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是讲只有到第三代才能摆脱一代的贫穷、二代的奢华，真正有不贫困、不奢华而有学养的生活。历史印记的延续也大致如此。我们父辈是活在革命的语境下，至我们这一辈算是第二代，带着革命的印记走入学术语境，对历史的研究不免有这种印记带来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父辈的革命语境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是我们二代的困惑。到我们下一代，或许既可摆脱一代人的革命印记，又可扬弃我们二代对历史的困惑，可以在真正的学术语境下进行研究。你可以设想一下，若那时有《红太阳》这样一本书，还会有你所说的敬畏吗？我还会因为一本书而这样生活吗？

一本书让高华陷入到什么样的生活？高华没有说，但我的总结是，高华陷入到了一种“边缘人”的生活。

其实，“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高华，第一代的印记，已经开启了他“边缘人生”的序幕。

1957年，高华咿呀学语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懵懂无知时已经带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语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殆至“文革”，“右派”被归之于“黑五类”，政治印记更加浓厚。而高华承受得更多。父亲被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只好逃亡。高华的记忆中，仍然内存着当时父亲逃亡后的境遇；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大字报——“野蛮而恐惧”，这是高华给我讲述的语言。

在这种阴影下，高华的生活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不敢搭界，只好躲在小屋“成一统”——读书。那时，一切是革命的，连能看到的书都是如此，没有书可读，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也读得津津有味。这种读书的方式，也加深了高华“活在历史当中”的氛围。我在香港访学期间，修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一书时，曾向高华请教。高华给我讲述自己对丁玲的认识就是从“文革”前后批判材料开始的，因为读了太多的批判材料，倒引起他后来追溯丁玲历史命运的欲望。

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现代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确定，注定他要成为学界的“边缘人”。

虽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为了平凡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党史进行拨乱反正，党史和现代史热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热，大多仅限于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现象，并称之为是“国家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而“民间话语体系”下的研究，则充满了“雷区”。

高华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训言，从1978年至1991年，皓首穷经13年，使他成为党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从学理而不是从政治需要梳理党史的思维逻辑。从1991年开始写作《红太阳》一书，到2000年书出版，这期间又是10年。

1999年，高华完成《红太阳》一书后，虽然《红太阳》一书在海外影响很大，高华的学术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他倒越来越成为所在学校的“边缘人”，要不是得到著名学者董健老师的帮助，他的“边缘人”地位一时很难改变。

董健曾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高华的书在海外声名鹊起时，恰逢杨振宁受邀到南京大学演讲。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特意对杨谈到高华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到《红太阳》这本书，意在希望杨能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杨振宁受托专门向校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董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高华一些善待，一些鼓励，使他的处境还算好，至少没感受到什么压力。高华评教授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术成果，也没遭到刁难。但大环境如此，高华“边缘人”的地位很难彻底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申报过任何一项国家课题，因为他知道，课题经费不是给他这样做研究的人来用，不必自讨没趣。

像董健一样，也有一些人想改变高华学界“边缘人”的处境。我的老朋友杨奎松兄在为华东师大引进人才时，第一个引进沈志华，第二个引进的就是高华，但引进高华却遇到了种种麻烦。我的《一本书的高华》发表后，华东师大思勉学院的李蓓蓓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补充一段高华调华东师大搁浅的一段，那一段也是起起伏伏的。”

一直到高华去世，他这种“边缘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其实，高华只不过是本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个社会让这样的纯粹、高尚的人走过“边缘人生”，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杨奎松在追思高华的文章中说：“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之言。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能对历史洞穿如此的高华，其实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人生”。当我和他谈起所谓的“边缘人”话题时，他曾开玩笑地说：“主体和边缘，只是当下历史与政治困境下的划分而已，若干年后，当这种困境消失后，还有这样的划分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栋，掩卷后，齿留苍苔者几何？何为主体，何为边缘，不是当下就下得了结论的。高华老师，你西行路上倒真不必挂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