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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高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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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9 07:53:0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五十年前高考之痛
             --以一个高中班为例  
作者:朱妙宽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今年的高考与近几年一样,不仅受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重视,而且受到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的重视;不仅重视考试过程的规范有序,而且特别重视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今年全国有考生1020万人,录取629万人,录取率约62%。江苏省兴化市有考生10123多人,分设5个考点。这很自然让我想到50年前我们参加的高考。当年兴化市有3个毕业班,考生不足150人,全扬州专区只有扬州师范学院一个考点。泰州中学胡锦涛就是与我们一起在这里参加考试,考入清华大学的。兴化中学其他班也有考取清华、北大的,我们班一个也没有。按成绩,顾炼百、王礼善等同学也完全有希望考入清华、北大,可惜他们家庭出身不好,只能降格考入一般高校。在我们班53名同学中,除了有5人未读到毕业外,在参考48人中,考入重点高校的有5人,考入一般高校本科的有11人,考入大专的有20人,未考取的有12人,录取率75%,不录取率25%。当年全国考生333000人,录取270000人,录取率达81%,不录取率为19%。我们班不录取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在录取的同学中,大专超过本科。这不是由于成绩差,而是由于政审材料差、家庭出身差,毕业鉴定差。事实上,1953年兴化县小学毕业生约2000人,报考初中的有1000多人,录取7个班,350多人,录取率约为1/3。1956年7个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只有3个班,150多人,不足1/2,约占兴化县同龄人的1.5%。经过2轮淘汰,可以说这一届同学的智商和成绩都是不差的。之所以高考结果差,主要有大环境的政策错误和小环境的学校教师缺德两方面的原因。
从大环境来说,1956年进入高中时,全国读到高中的人数大约只占同龄人的3%左右,因此,这一届高中同学应该说是幸运的,当时大家也是充满希望,志存高远。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整风反右却使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极左错误统治时期。从此,宪法横遭践踏,教育横遭破坏。1959年高考,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更谈不上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而是在高考之前就由学校搞了政审材料,政审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结果许多品学兼优者未被录取或被降格录取,痛失良机,痛彻心肺。胡锦涛说:“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1]温家宝说:“我们讲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指的是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孔夫子说‘有教无类’,有教无类就是教育公平。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2]孔子在2500年前就讲“有教无类”,2500年后还把考生分成4类,这种极左政策何其荒谬,何其害人!谁也不知道,当时的极左政策扼杀了多少人才,造成了国家多大损失!温家宝说:“要认真思考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更多的杰出人才?”就当年的教育来说,答案就在这里:没有教育公平,摧残优秀人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当然培养不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当时全国的大环境不好,兴化中学、特别是高三乙班这个小环境更坏。由于个别坏教师对培养人才一窍不通,对摧残人才十分卖力,对学生毫无爱心,极不负责,甚至充满敌意,恶意摧残。兴化中学在1958年就开除了6位高中同学,整了更多同学。1959年对许多人的毕业鉴定和高考档案材料都搞得很糟,对不少人的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都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而且这些决定当事人命运的鉴定和材料至今不与本人见面,害人用笔不用刀,叫人有冤无处申。犯罪分子被判刑,还可以辩护,可以请律师,可以看判决书,可以上诉;被断送前途的学生,连这些起码的人权都没有,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据后来所知,当时我们班上家庭出身被定为地主、资本家的人就有10多人,在高考之前就被列入“不宜录取”的就有10多人,被列入“降格录取”的可能也有10多人。12人未被录取、20人只考取大专的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48人只有16人考入本科,却有32人只能考入专科和未被录取,这样就把2/3同学的前途命运都糟蹋了!这给许多同学留下了遗恨终身的切肤之痛!
与兴化中学不同,当时与我们同在扬州师范学院参加高考的泰州中学胡锦涛,家中开设的胡源泰茶号是三泰地区(泰州、泰兴、姜堰)响当当的字号。他的同学居鸿富说:当时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成分很看重,我和胡锦涛家里都是开店的,属于成分不是很好的人。他们的班主任叫沈进林,教外语。这位老师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给学生写操行评语时从不扣帽子、不上纲上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得,”居鸿富说,“很多老师一看学生淘了一下气,就在评语里写‘政治上不要求上进’等等,有了这些帽子,学生前途很可能就完了。沈老师正直的人格风范对我们影响很大。”[3]胡锦涛的成功当然有许多主客观条件,首先是他自己才华出众,而在高中、大学遇上好老师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遇上兴化中学那样的坏教师,即使象胡锦涛这样的杰出人才也会被埋没的。这足见师德的重要。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另据报道,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4]历史证明,有了极左的高考政策,就有了第一人口大国至今无诺奖的国耻!
必须指出,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据悉,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这既是考生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国家的悲哀。“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4]
50年后回头看,1959年江苏省兴化中学高三乙班53个同学,除3人下落不明外,在所知50人中,从退休前的职业看,做教师的有21人,做医师的有3人,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有11人,在各类企业工作的有15人。从工作业绩看,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有所成就的人,据现在所知的有(其他同学还有很多成就,容待了解情况后再作补充):
顾炼百,南京林学院毕业,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林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干燥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木材工业干燥工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干燥研究会副会长。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长期从事木材干燥教学与科研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教书育人,成绩显著。他主持科研项目6项,获国家级奖3项,部、省级奖4项。且科研成果都能在工业生产中普遍地推广应用,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环境效益。还在国内外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编写出版著作5本。2000年获南京林业大学十大师表荣誉称号,2005年成功主持第九届国际木材干燥研讨会。
帖德顺,高中毕业后自谋出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创办扬州东方吊架公司,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让五个子女全部下岗回家,参与到他这个家族企业的创业中来。他68岁还到清华大学读MBA。现在家里出了五个高级工程师,企业诞生了七个国家专利,公司先后申请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及国内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16项,积累家产8000多万,获多项省市科技进步奖。此外,还救助8名贫困儿童上小学,救助10名大学生上大学。
朱盛麟,镇江师专毕业,长期任语文教师,多才多艺,教学有成,教子有方,2个儿子:长子朱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江苏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现任河海大学出版社副主编,硕士生导师。已著有长篇小说4部,发表文学作品约200万字。曾获第一、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精短小说奖”。次子朱煜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士,从事超精密机械与控制等方面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余项,现为国家重大专项项目、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负责人。已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SCI、EI收录40余篇,引用110余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2项,美国专利2项。
江阿娣,儿子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的研究生,在美国工作,具体成就不详。
曹德言,北京工业学院毕业,曾任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组织了十多个国内外兵工厂和国内三十多家卷烟厂、啤酒厂的设计工作,组织、开发的民用炸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戴相华,南京师范学院毕业,曾任南京晓庄学院教育与管理学系副教授、系主任,于2000年赴马来西亚为华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颇受好评;编著有《小学儿童教育心理学》一书。
刘永年,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长期主持兴化市档案局(馆)工作,开创并主持了兴化市第一个档案馆、第一个档案局、第一座档案大楼建设工作,发表了兴化市第一篇档案专业论文。2008年12月28日兴化电视台人物栏目以《刘永年:将美好岁月珍藏档案》为题介绍了他的档案工作和社会贡献。曾担任扬州市、泰州市多届政协委员。除了“立功立言”之外,他的最大成功还在于“立德”、做人,他善良正直,助人为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危难之际见真情,平凡之中显高尚。
朱妙宽,北京铁道科技学院肄业,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后,因病申请下放,经历坎坷曲折,后在兴化市委党校工作。在困境中自强不息,教学工作受到好评,科研工作取得成绩。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1部,参加国际性、全国性、全省性学术会议10多次,获江苏省政府、省社科联、省委党校社会科学成果奖7项。他在奖励农业生产、推进教育改革、创新价值理论、理顺分配关系、遏制公款消费、实行民主决策等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得起实践检验,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仅以与本文所谈高考问题相关的意见为例,他在1989年写给国家教委和江苏省教委的建议中提出:高考时间可由七月上旬提前一个月,比“六月高考首议人”、全国政协委员王翔提出这一建议整整早了10年。
姚立顺,南京林学院毕业,任职于江西省科学技术情报所,主编过《适用技术之窗》等科技刊物,发表过《克隆技术在中国》等论文。
管春洪,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在浙江省温州石材工程处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中非工业总公司温州办事处副主任,浙江省腐蚀与防腐学会理事,为防腐事业作出一定贡献。为人开朗活泼,热情厚道,与同学友好相处,让人感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刘景高,曾在常州市花园中学任教,担任民盟常州市市委委员,获退休教师默默奉献、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
汤瑞琪,先后担任泰州市委组织部科长、地毯厂厂长、外贸局局长、体改委主任,工作有成就,待人也很好,退休后还担任泰州市老年健康协会秘书长。
王兆寿,长期主持兴化市教育局人事工作,培养和提携过一批教师和人才,关心和帮助过不少人,在兴化市教育界有较大影响。
王礼善,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曾任兴化市教师进修学校数学教师,讲授数学颇有造诣,在兴化市教育界有较大影响。他70多岁还日夜侍奉101岁的老母,足见孝心可佳。
上述14个同学,有2人未读完高中,但他们在工作中显示出较好的适应能力、驾驭能力和领导能力。在参加高考的12人中,有8-10人高考档案中被坏教师装进了坏材料,有的“出身不好”,有的“表现不好”,有的兼而有之;多数人被内定为“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把这些坏教师、坏材料驳斥得最有力、最彻底的是实践,是50年的历史事实。事实证明,在备受委屈中,他们不失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强国之梦;在不利条件下,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努力,施展聪明才智,取得可喜成绩。可以相信,如果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好的条件,他们会取得更大成就,作出更大贡献。反观当时考取重点高校的几个人,有的巴结讨好坏教师,不择手段整同学,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道德品质不好;有的成绩差、年龄大,没有培养前途,根本不能成才;50年来的实践证明,他们工作业绩平平,与他们占有的教育资源很不相称。这不由人想起成绩差的王佳俊冒名顶替成绩好的罗采霞上大学的事件,王佳俊之流受到了舆论的谴责、法律的追究,罗采霞伸了冤,出了气;而50年前的一大批“罗采霞们”至今冤沉海底,“王佳俊们”至今逍遥法外,天理何在,国法何在!遇上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真是悲哀!
还有一点或许值得一提,就是当时高三乙班名单,学号是按“中考”成绩排的,其中,顾炼百是553号,朱妙宽是554号,郑国衡是555号,王礼善是556号,这可能是当年“中考”成绩较好的几个人。人们常常讲“高分低能”,诚然,有高分低能者,也有低分高能者;但从总体上看,高分高能、低分低能的或许更多。这一点可供专家们研究和参考。
百岁光阴如梦蝶,转瞬即逝五十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患难识朋友,烈火见真金。历史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使政治上受到冤屈、打击,学业上受到歧视、挫折,生活上历尽磨难、艰辛,他们仍然尽心尽力,“立德立功立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汁”,有闪光的思想,有骄人的业绩。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吃的是奶汁,挤出的是草”,这些人从来不是黄金,也永远不会发光;即使能读到名牌大学,也还是平平庸庸,碌碌无为,“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员。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说得好:“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逐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明代文学家杨慎原创的《三国演义》卷首语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切是非曲直、成败得失,对于古稀老人可算是“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不重要了。但是,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国家民族,对于教育事业,对于中国历史,却是至为重要、不可忘记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过去我们多灾多难,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5](P235)“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5](P234-235)我们要冷静地总结和记取这些历史经验,乐亦鉴之,哀亦鉴之,以利更好地实现教育兴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的国家意志和民族心愿。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A].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温家宝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09-01-04.
[3]乡邻、亲友和同学、老师眼中的胡锦涛.南方周末,2002-11-16.
[4]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扼杀中国多少人才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73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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