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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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
－－作者：王宗仁
1966－6以前，中学的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数学（细分为代数、几何）、语文、物理、外语（我在1964年进入中学时，被分在俄语班，这一年入校的新生八个班级中三个班级学俄语，其余学英语）等主课，按照教学大纲的安排，即将进入学年考试阶段，如果考试合格，就要升入争取考上高中前的关键一年－－初三了。
实际上，从1965年底开始，学习氛围就有所变化。在中学生中普遍流传的《青年报》、《中学生》等报纸刊物就紧跟不辍地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及其他对《海瑞罢官》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而学校里各门学科的课程则越来越“边缘化”了，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
从1966－6－1开始，人民日报几乎天天发表社论或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等，等等，连篇累牍，络绎不绝，高密度，高频率。1966-6-4，报纸、广播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对校园影响很大，大学是首当其冲，中学也不例外。
自《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我们中学校园里也开始出现大字报了。最初，学校里让总务处把积存的旧报纸拿出来（那个时代，凡是公费订阅的报纸在班组里传阅之后都集中到指定地点统一处理），让教师、学生写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千篇一律的“支持北大的大字报”、“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欢呼北京大学新党委诞生”。
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是“实名制”，可以是单独一个人，也可以是“成群结队”，一人执笔，各自签名。有几次把大字报写完拿出去张贴时，发现某个原本参与发起的同学不在场了，但又等不及找到他，于是旁人就模仿他的笔迹签名。学校对大字报的管理很具体－－写好的大字报交到指定的办公室，由学校指定的教工张贴在校园内的墙壁上；有人专门登记大字报的作者、题目、张贴的日期与地点；未达到“保留期”（指保留一定的天数，一星期？）的，不予覆盖；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抄录，把大字报的内容保存下来。这样的“管理办法”大概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形成、总结出来的吧。
我们这些十五岁上下的初中生也不甘落后，在下课后满校园奔跑，看高中生和老师们写的大字报，很快也“拿起笔、做刀枪”，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当时我们班级的教室与总务处只相隔一个教室，与总务处的教工相当熟悉，而那个负责大字报张贴的教工是总务处的，我们这些好奇又好胜的初中生常常去他那里。嗬，他还有另一本登记簿，领取白报纸（最初的旧报纸很快用完，就用原张白纸，习惯称之为白报纸）的登记簿。翻阅这登记簿，就可以看出写大字报最多的是哪些人，名列前茅的就成为我们初中生心目中的“偶像”了。
1966－6－1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1966－6－18，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号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又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以上这些“教育改革”措施，震惊天下。大学招生、高中招生都要废除考试办法了！教育制度要彻底革命了！校园里不能不“沸腾”起来。按照人民日报1966-6-18社论的说法，“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按照对1966-6-13文件的理解，现有的课程要改了，现行的考试不要了。事实上的停课闹革命也就此开始了。
意想不到地从课业和考试的紧张之中“解脱”出来，学生尤其是初中生一时不知所措，但也有些高中生则仿佛突然长大成人了，开始贴老师的大字报，目标是平日要求学生严格一点的老师。学着人民日报社论的口吻，把那些老师斥为“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发誓要“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老师只能对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还挨了臭骂和批判。至于到八月份“红卫兵”登上“造反有理”的舞台后，这些老师的遭遇就更惨了。
大字报越来越多，又受到“保留期”的保护，校园里的墙壁不敷应用了，就把走进校门后首当其冲的三个位于底楼的教室划为大字报张贴点。在这三个教室里还拉了好几道绳子，间距一米左右，这样，除了可以在教室墙上贴大字报以外，在绳子上还可以挂大字报，于是，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我所在班级使用的教室就是这三个教室之一。为了“革命”，我们班就“动迁”到了三楼物理实验室。反正已经停课了，不会有人做实验了，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实验室就成了三个班级“动迁后的安置点”。
乍一调换环境，觉得很不适应。原本两人并排坐的抽屉式的课桌，变成了五六个人围坐的大桌子；原先每个人都有自己放书包课本的桌兜小天地，变成了空空荡荡的“大统铺”。不过，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因为每天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只要带张报纸和一本《毛选》（那时候“小红书”还没有问世），有没有课桌已经无所谓了，倒是实验室的大桌子更适合于写大字报。
现在从“上海人民政府志>>第三篇 社会发展>>第二章 教育>>第一节 发展历程”中查到，1966－8－5，中共上海市委宣布，全市大中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2907/node72914/node73018/node73040/userobject1ai85811.html）
事实上，正是由于各地各校停课的日期“参差不齐”，做法不一，所以才补充了“一律”停课的宣布。从网络上可以看到，有的中学早在6-15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
就是在这样既无天灾、也无战祸的年月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停课闹革命，至于“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类“教育改革”的预言，很快被“熊熊烈火”吞噬了……！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写于2009－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