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代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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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代课生涯
－－作者：曾凡义
封建社会， 教书被称为“文人末路”。落第的文人为了生活才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是解放以后的读书人，不落第也读不成书，教书还是难以谋到的一种谋生的手段，真正的末路是上山下乡当农民。
极左路线造成的经济上的失误甚至对经济的破坏，往往以牺牲学生的学业为代价，剥夺那一代人受教育的权利，造成全国性的青年失学、失业。
当世界先进国家正向高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却将潜藏着杨振宁、李政道甚至霍金等天才的上千万的代表国家希望的青年学生赶进“广阔天地”，去接受愚昧的“再教育”。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拉大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呢？有识之士钱学森于弥留之际哀叹：“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出一个重量级的科学家……”我看与这两次对青年学生教育上的折腾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次，是因“大跃进”和以“人祸”为主的“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上的比例失调而出台的“调整巩固”政策，全国的中学、中专、大学调整、压缩、下马，数百万学生失学而变成了农民和社会闲散劳力。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全国性的停课、停止招生，基本上长达十年之久。1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修补地球，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令人笑掉牙的“伟大的战略部署”。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真是好福气，两次文化浩劫都赶上了，由此，决定了我坎坷的人生。
我本不才，出生于天门县城，1959年考入武汉地质学校。1961年7月，新课全部结束，即将进入实习阶段的时候，在“调整”的浪潮中，学校压缩，将专、县的学生全部下放，我顿时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生活，开始了不堪回首的代课生涯。
由于我的家庭成分较高，连街道工厂都没有资格进去，经同学介绍来到横林区华侨小学代课。没想到这个学校的硬件设施挺不错，不是由祠堂庙宇改建的，是由当地一个在印度尼西亚颇有名望的爱国华侨黄春生先生捐资兴建的。教室、寝室都是新砖瓦房，还有一个兼办公室的礼堂。虽然建筑质量很差，但比其他简陋的农村小学不知强多少。可惜，我只在这里搞了不到一年就调到另一所条件很差的学校了。
我本来已陷入了低谷，为什么又滚到谷底呢？并非我工作不负责任，教学质量不好，而是我的“侠肝义胆”触犯了当时缠绕人们的一根敏感而不正常的神经。   
这个学校有一个从沙洋师范提前毕业的女教师王敏，虽然和我年貌相当，但平时并无交往。
一般星期六下午都是休息，老师可以回家。有一次周末，午后下了一场大雨，原本打算回家的王老师没有成行，忘记了订晚饭。当时生活很苦，总是“瓜菜代”。开晚饭时，王老师和我们一起走进了厨房，炊事员陈妈犯愁了，与大家好言商量说：“王老师没有订晚饭，米放少了，能否匀一份。”谁知老师们竟毫无情面，大声咋呼：“这点饭我们都不够，哪有她吃的！”
老师们端了饭走了，王老师凄然地准备离开厨房，我突然涌起一阵江湖义气般的冲动，大喊一声：“王老师，别走！”，顺手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碗，将一碗掺有大半胡萝卜的饭分成两份，递给她一碗……
虽然这半碗饭填不饱我的肚皮，但我觉得那些“为人师表”的老师枉披人皮，为我的这一“义举”感到满足。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晚办公，王老师回家休假回来了。我们围着一张乒乓球桌办公，我与她坐在一个角的两边，算是近邻。我正在改数学作业，突然本子上飞来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下办公后到我寝室去一下”这下可把我搞懵了，难道？……”
下办公后，我推开了她虚掩的房门，她正坐在油灯下看书，旁边放着一个漂亮的饼干盒。我搭讪着进去，她将铝制茶匙递给我：“尝尝炒麦粉吧。”啊，我明白了，这是对我上星期六“义举”的涌泉相报。我挑了几口清香的炒麦粉，对于饥饿的人简直是美味珍饈。
有了这一次交往，以后的往来就比较频繁了。凭心说还没有想到什么谈恋爱，可是却引来了老师和同学异样的目光。
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一天，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学校旁边生产队的土窑烧出的青砖上，有几块将我和王老师的名字并排刻在一起，这显然是学生的恶作剧。我们一起到窑场去验证，果然如是。王老师脸红了，我却自我解嘲地说：“这也不错，还可名垂千古嘛。”
这学期结束我就被调走了，我想这就是调动的主要原因。因为那时候人们“左”的出奇，对青年男女间的正常交往也当洪水猛兽来防范，何况我们根本没有谈恋爱。
我挑着简陋的行李来到了汉江边上的白场小学。学校是旧祠堂改建的，很破乱。在学校里我对工作也很负责任，领导也对我很好，要求也很严格。校长要我带几个班的音乐课，我从小就不喜欢唱歌，予以拒绝。校长严肃地批评我不服从领导：“年轻人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没办法，我只得勉为其难，边学边教，终于掌握了简单的识谱知识，能教唱几首儿童歌曲了。想不到这一“本领”在以后下放到农村竟派上了大用场。农村文艺宣传队的素质很差，音调唱不准，更别提识谱了。我成了他们的当然老师，教唱革命歌曲，还自学谱曲，编表演唱，居然还搞的像模像样。靠这个被逼出来的“手艺”，图了不少清闲，混了不少工分，那是后话。
在这个学校也只搞了一个半学期，又是我的爱打“抱不平”的“侠肝义胆”使我离开了白场小学。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天门师范分配来的刘中强老师。天门师范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办起来的，一部分学生质量较差。刘老师可能天分不高，基础不牢，加上口齿不甚流畅，教学和班级工作都搞的不太好。学校领导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一次，他拉痢疾 ，在寝室里躺了四、五天，没有任何人过问。我去看他，他流着眼泪拜托我去通知他家里人。我对学校领导这种不关心教师的作法很气愤，便连夜步行几十里，把他父亲找来，用一匹马将他驮到区卫生院住院治疗。
刘老师病愈返校后不到一个月，教育界又要精简人员。想不到学校精简的竟是他这个正儿八经的由国家分配的专业对口的中师毕业生，而不是我这个代课的临时工。这是什么政策？太匪夷所思了。刘老师什么话也没说，卷起铺盖就走人。我和他是同龄人，送他一程。农村人太老实 ，什么政策都不知道。我对他说：“你是中师毕业，是专业教师，不属精简对象；我是临时工，是标准的精简对象。他们这样做是违反政策的。”可刘老师叹口气说：“搞不赢他们，回去种田算了。”我给他出主意，叫他到文教局告状，直接把我点出来，我不会有意见。我可以到处代课，“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他是有工作籍的。与他约定，趁一个星期天，我带他到文教局去。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刘老师来了，我们一起到文教局去。在路上我给他出主意：“你的口齿有问题，不适合教书，要求另外分配工作。”到文教局后，他进去了，我在外面等候。好大一会儿，他出来了，很高兴。他按照我的办法反映了学校的问题，文教局把我的名字记下了。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分配到县电影队工作。他感谢我，我替他高兴，因为当时电影队可是热门单位。
一个多月后，学校终于要精简我了。一个与我较好的老师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这个公开的秘密，我说；“谢谢你，这是我自讨的！”倒把那个老师搞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我虽然又失了业，但我的户口从农村小学转回了县城，不是“下放”而是“上放”了，我的“侠肝义胆”还救了一个人，当然很高兴。刘老师感激的涕泗纵横，我以后看了他的几场白电影，这就是我得到报酬。
代课的临时工作比较好找，这一年（1963年）秋季，经我的老师介绍到县福利院代课。福利院属民政局领导，教的都是一些孤儿，他们的父母大多是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只有四个班，100多个学生，我代最高的上四年级，语文、数学包干。我不仅把教学工作搞的很好，因为能写会画，画壁画、出墙报，把福利院打扮的很美。教导处李主任对我很赏识，关系也很好。由于我经常给院领导写报告、总结，民政局的谢秘书发现了我的“文笔”，经常抽我去帮民政局写材料，布置会场。
有消息说民政局见我还算个人才，工作也肯干，打算试用一年后转正。又是因为本性难移的“侠肝义胆”作祟，让转正泡了汤。事情是这样的，孤儿由于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性格与普通儿童有些差异，大都比较孤僻，有的甚至倔强而乖戾。我仍然采取对普通学生的教育方法，为了作出成绩，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往往发生一些矛盾。一天，一个平时不太服从管教的学生在课堂上骂一个女生，我制止，他不服从，并破口骂我。我当时年轻气盛，缺乏修养，将他拉到办公室。他仍然大骂不止，我恼羞成怒，打了他一耳光。正好李主任也来到办公室，见学生骂老师，也很气愤，就批评他。不料他竟不买账，还大骂李主任“资产阶级”，李主任怒不可遏，也打了他几下。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立即有人夸大事实报告了民政局,局里第二天派专人来调查处理。要在一般学校，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最多对老师批评几句了事。因为是孤儿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又正处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事情就惹大了。处理结果，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李主任定为“阶级报复”发配到农场劳动教养一年。对我这个临时工由于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暂时没有过问 仍然在正常工作。估计年底是要辞退的。
我为李主任不平，阶级报复是莫须有。因为是我惹的祸，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对不起他，经常到农场去看望他，帮他办一些事，以减轻内心的负疚。我还在院里工作，平时免不了说一些为李主任不平的话。
1964年底，放寒假的时候，院长找我谈话，猫哭老鼠似地说：“民政局很欣赏你的才能，院里也需要你，本想留用。但你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跟犯了错误的人不划清界限，过从甚密，还说些不满的话……”
又是由于我的与生俱来的“侠肝义胆”,使我失去了这一难得的转成国家教师的机会，摆不脱代课的命运。
1965年春，街道民办小学登门请我，为了生活我也去了。也好，这里统统是民办教师，没有“正式”和“临时”之分。我带毕业班，对学生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升学率是民办学校生存的命根子，我当然对学生要施加较大的压力。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生起来造反，平时挨过我批评的调皮捣蛋的学生贴了我不少大字报，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运动，心里很害怕。暑假，全县教师集训，揪出了不少老右派、“反革命”，成天批斗。我想，这下完了，这不又是一个1957年吗？要是划成一个右派，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再一想，我又不是正式教师，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好，街道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家两兄弟都没有正式工作，“两丁抽一”，够条件。于是我主动报名下了农村。
这次在最低谷遇到了一场地震，跌到了裂缝深处，倒不是因为“侠肝义胆”，而是胆子太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弄巧成拙当了农民，白白吃了十几年的苦。谁知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整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我们那批动员下乡的都赖着没走，以后都就业了。几个月后，形势就起了变化，普通老师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谁还敢要你下乡了？知识青年大下乡那是几年后的事了。
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决定了我的命运。下农村后丰富而艰难的生活不是这篇文章需要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