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文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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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的融合：2014文学关键词(张柠 李壮 霍艳 等)
张柠 李壮 霍艳 等
　　悄然告别了2014，这一 年，在传统文学之外，网络小说、类型文学、新媒体文学等此前经常被忽视的文学样式几乎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在普通读者中保持着持续热议。批评家张柠与 “80后”学子霍艳、李壮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讨论中，我们或许可以对2014年的文学有新的认识。
　　张  柠：2014年转眼就要过去。我们回头检讨一下一年来文学的总体情况。不求多么全面，希望能在关注现象的基础上，呈现出2014年文学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向。
　　“年轻的老作家”：
　　2014年，青年作家的创作已经逐渐由一种现象转变为常态，同时，代际划分正在降温。
　　在青年作家笔下，宏观历史想象被细化为碎片化经验处理，善恶问题被真假问题取代。不过，许多年轻作家的气息跟老一辈作家越来越像，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很少，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李  壮：青年作家正成长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身上显示出很多新鲜的特质，其中不乏一些“趋向性”的元素。2014年，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在整体上形容青年作家的表现：从现象到常态，代际划分的降温。
　　青年作家正经历一个从边缘到成熟、从“被发现”到“被熟知”的过程。《收获》杂志连续两期推出“青年小说家专号”，集中发表了一批“70后”、 “80后”小说家的作品，还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还有一些杂志纷纷辟出了专门的栏目，如《人民文学》的“新浪潮”、《小说界》的“新生代”等。此外，许多 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常态化”阶段，赵志明的《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阿丁的《胎心、异物及其他》、文珍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等中短篇作品 集，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70后作家大系”，薛忆沩、路内、东君、田耳、徐则臣等的长篇小说，都是2014年备受关注的作品。
　　与“常态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代际划分的日渐模糊。“70后”、“80后”的说法连续数年保持高热，今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郜元宝发文称“以 代论人可以休矣”。这一方面是由于“70后”、“80后”作家在创作风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交集，同时他们的创作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野，个体风格渐渐 鲜明。不过，这代写作者的确与所谓的“老作家”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是对经验的选择和处理问题。当前的文学书写面临从宏观历史想象到碎片化经验处理的过 程，在这方面，青年作家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擅长捕捉情绪，写出大时代下个体灵魂的困境以及这背后幽微的精神畸变。他们的写作是向内、向下的，把概念还原为 经验细节，精神上“感同”、文本中“身受”，因而具有某种直觉般的真实。这是多数老作家难以做到的。
　　与此相关的，是“善恶问题被真假问题取代”。青年作家笔下很少见到善恶判断思维，他们似乎更愿意做“探险者”：观察一个人、一件事究竟如何、何 以如此。青年作家更迷恋那些混沌难解的事物，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时代与人性的秘密。他们带着疑问和困惑去书写，选择平视而非俯视，作为观众而非裁判。例如 《天体悬浮》里写到的符启明，用时髦的话说，他很“妖孽”；我们害怕这样的人，但我们服他，甚至想学他。田耳很冷静地写他的境遇和故事，而不是解剖他、定 义他、审判他。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青年作者在词汇、语句和讲述方式上会更加地“另类”、“个性”，带有时代气息。马小淘的《章某某》就很有代表性。小说写的 是年轻人不断努力而终于失败的故事，很像前一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两个文本的不同在于：方方是以悲剧的腔调在写，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拷问读者的 灵魂”，即为何这样的好青年会落得如此结局？马小淘却用了喜剧甚至电视剧的笔调，以“围观”的方式速写章某某的一生，大量使用流行的话语、桥段，形成了对 时代语境的戏仿乃至反讽。马小淘是在避重就轻吗？显然不是，否则她何必触碰这样一个命题。更准确地说，她是在“欲擒故纵”，就像“我是屌丝我自豪”的语言 狂欢，背后其实是深层的身份焦虑。表面的轻松背后是对核心问题的精确一击。
　　前面说的都是“独特性”，最后我提一下青年作家的“靠拢”。历史意识、关注现实等等，一直是批评界对青年作家的期待，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努力。薛 忆沩的《空巢》和颜歌的《三一茶会》都在写空巢老人的问题。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志在书写一部“70后”的“心灵史”，内中触及诸多时代命题，结构也别有 新意。可见年轻作者在写作路数上也正走向广阔。
　　霍  艳：我倒是觉得青年作家登堂入室得太早、太容易了，这样使得很多不足暴露了出来，比如细节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许多年轻作家的气息跟老一辈作 家越来越像，有“期刊气”，反而是郭敬明那一拨人，他们使用的至少是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形式探索：
　　“形式探索”是今年长篇小说的显著动向之 一，贾平凹的《老生》、刘心武的《飘窗》、刘醒龙的《蟠虺》、范稳的《吾血吾土》、宁肯的《三个三重奏》、雪漠的《野狐岭》等，从不同方面出发，扩展了小 说叙事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探索到底是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内容，还是对小说本身造成了伤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高  媛：“形式探索”可谓是今年长篇小说的显著动向之一。贾平凹的《老生》从整体上看完成了作家本人力图阐释的内容，将远古与现当代中国历史结合在一起。但在 我看来，《山海经》的内容与小说主体故事间始终没有做到完全的契合。刘心武的《飘窗》和刘醒龙的《蟠虺》在形式结构上都借鉴了通俗文学，实际的表达效果却 不相同。前者在开篇时抛出悬念，即“庞奇回来后究竟要杀谁”。但在后文叙述中，多条线索并进的方式冲淡了开端悬念营造的紧张气氛，过多的人物出场也分散了 读者的注意力，在结构上还是存在问题。《蟠虺》的表层叙事线索是曾侯乙尊盘的被窃与寻找，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模式。但在表层寻找活动之下，文本深处其实是对 知识分子精神处境以及心理斗争的表现。文本借助悬念的设置，将不同层面的故事有机统一，由谜题的解决统摄全文，具有整体性。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用13个 专栏和一个从未出场的人物(景天赐)把不同角色的故事榫接到了一起，也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除此以外，在形式探索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范稳的《吾血吾 土》、宁肯的《三个三重奏》等，但这些形式探索到底是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内容，还是对小说本身造成了伤害，恐怕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于文舲：年轻作家面临挑战，老作家也一样。今天，我们的经验越发碎片化，但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仍然要求完整性。于是作家只好转而求助于 形式。贾平凹的《老生》就是一部很典型的作品，它将历史社会现实嵌入唱师的生命和《山海经》这样的神话文本，最终以老唱师的死将叙述引向现代小说意义上的 完整性。这样的处理有其成功之处，却也存在风险：这样的完整性并不是从小说故事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一种外在的设置，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表里分离。当形式成为 一张可有可无的表皮，它对于经验的表达还有多少助益就很可疑了。
　　通俗文学的“正名”：
　　2014年通俗文学态势迅猛，同时也呈现出与主流精英文学融合的发展态势，亦具备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倾向。
　　以往的文学评论很少涉及通俗文学，事实上它正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通俗文学的评价，我们需要创造新的阐释模式。
　　高  媛：2014年通俗文学创作仍维持迅猛态势，推理悬疑、科幻、武侠、玄幻、言情等不同类型作品都有不少新作诞生。同时，2014年的通俗文学发展呈现出与主流精英文学融合的发展态势，亦具备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倾向。
　　首先，通俗文学作品进入主流文学期刊视野，发布渠道得以拓展。《人民文学》杂志在今年4、5两期相继刊发了武侠小说辑与网络小说辑，作品涵盖武 侠、科幻、言情等多个通俗文学类别。《上海文学》杂志在今年第8期发表了悬疑作家蔡骏的作品《北京一夜》。通俗文学发布实现网络平台、通俗文学期刊、图书 出版市场以及主流文学期刊并存格局。其次，通俗文学也正以奖项的形式确证自身的评价标准：首届“这篇小说真好看”类型文学奖颁布，科幻、推理等专项类型文 学奖也在延续。
　　王德威曾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指出，在晚清，类型小说指向四种交错的话语，即欲望、正义、价值以及真理(知识)。今天的通俗、类型文学在文本 内涵以及话语指向上仍与上述四者具有内在一致性。言情作品满足女性读者对于人类情爱的美好想象；武侠以及玄幻作品帮助男性读者化身英雄；侦探作品以悬念指 向真相，又落脚于“善恶有报”这一永恒主题，实现读者的正义愿景……凡此种种，使读者将自身代入各类型的不同角色之中，获得阅读快感，同时实现对正义、善 恶、公平等基本伦理价值的不断确证。
　　李  壮：说到类型文学，今年无疑是“科幻大年”。《超体》《星际穿越》等电影热映，科幻作家刘慈欣推出《2018》《时间移民》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加之“三 体”改编影视剧等消息，将科幻文学推成了一大热门。在儿童文学界，金波、高洪波、葛冰等儿童文学作家靠拢流行题材，出版了一套《植物大战僵尸》，要“用儿 童文学的高品质、真善美、精气神改编动漫、卡通、网游”。作者阵容很强大，艺术品质与题材噱头兼具，但市场反应似乎不如预期那样热烈。
　　张  柠：以往的文学评论很少涉及通俗文学，事实上它正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往我们要不就是用通俗的传播效果来论证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不就是用传统的精英文学的标准否定它，这样二元对立的评论标准实际上都是不适合的。我们需要创造新的阐释模式。
　　2014年可以视为为通俗文学正名的一年。发布渠道、出版市场、主流媒体，三个渠道都开始关注它，我们发现所谓“通俗文学”的一批作品实际上文 学性很高；传统的所谓精英文学作家，包括刘心武、刘醒龙、雪漠，他们也在利用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方式来包装他所谓文学性的东西。因此通俗文学其实解决了 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的问题。并不是越深刻越古怪就越好，博尔赫斯就反复强调通俗文学在当代叙事困境中的意义。
　　通俗文学之所以一直遭到打压，是因为我们的阐释模式有局限性。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复兴一脉下来的人文主义文学理念才有意义，其他的都没有意义。实 际上，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它的叙事模式，前者强调叙事的独创性或者叫叙事的探险，后者强调叙事的重复，比如：爱情小说的得失、武侠小说的 输赢、财经小说的盈亏、侦探小说的隐显等。传统的精英文学认为这种简单的模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推崇的是不确定的叙事，整个小说就是一次冒险，就像《荷 马史诗》里的英雄旅程，显示出人类选择、应对和战胜的过程。但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
　　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观点，与通俗文学的情况也是符合的。晚清以来的诸多“现代性”经验，被“启蒙”和“革命”等少数宏大语汇所压抑。这个 被压抑下去的现代性要重新出现，网络为它提供一个平台。网上的很多观念与我们也不太一样，我们以人文主义为核心，这实际上是“人类中心说”在文学艺术上的 一个表现形式。“绿色和平组织”或“动物保护协会”就不认可这个观点。因此，我们不可以用精英文学来打压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也罢，通俗文学也罢，网络文学 也罢，这个话题的知识谱系胀破了传统人文学观念。
　　网络文学经典化：
　　2014年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第20年，正面临着“经典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新的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非常重要。
　　高  媛：从第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到现在，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整整20年，不仅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正面临着“经典化”的问 题。年初，“净网2014”行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网络文学进行规约，也使各大媒体将目光聚焦于网络文学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网络文学自然受到了极大关 注。2014年，《人民日报》推出“网络文学再认识”专栏，登载了李敬泽等评论家的文章，《文艺报》也以专栏的形式，刊发了《侯卫东官场笔记》《悟空传》 等网络“经典”作品的评论。此外，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等许多相关会议相继召开，都表明了传统文学界研究网络文学、评价网络文学的热情。
　　李  冉：网络文学今年的总体态势是“升温”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批作品集中改编为影视剧，如《杉杉来吃》《匆匆那年》等。但从实际的创作和关注度来看， 今年的网络文学却呈现出“降温”势头：2014年并没有产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冷热”对比之下，网络文学可能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或者说调整期。 改编热说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正在完成，但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其题材和内容的重复性已经使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而“经典化”完成之后应该怎么办，是创 作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创作冷、改编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益。很多网络写手将工作的重心由创作转向改编，甚至直接停止原创、转行编剧，这无异于釜底 抽薪。总之，我认为网络文学未来的一段路并不好走。
　　李  壮：网络文学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传统的文学评论主要以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为参考，而网络文学是不关注于此的，它们真 正关注的是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吸引读者，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爽感”，压力的释放、幻想甚至窥视欲的满足、对基本伦理观的重复，这是多数读者对通俗文学 的要求。这一评价体系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也正是因此，目前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对于网络文学而言并不适用。
　　张  柠：还有一个是“安全”，读者不接受“叙事冒险”。只有跟熟悉的东西在一起才安全，陌生的就不安全，而我们的精英文学恰恰强调陌生化。普通人更愿意跟熟悉 的在一起，包括对节奏的熟悉、对意象体系的熟悉、对声调的熟悉等。启蒙是要让普通人独立、有判断、独自承担选择，所以启蒙其实是悲剧性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不强调这些，它强调家族内部的安全感。我们以往试图把它删除，发现删除不了。这也正是通俗文学拥有市场的原因和它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社会效应：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莫言的《红高粱》、毕飞宇的《推拿》等多部纯文学作品被搬上了荧幕。但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从当下文学传播的现状来看，精英文学的传播越来越需要影像手段的助力，但助力的基础是理解和尊重。
　　李  壮：2014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些文学事件以社会事件的名义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今年诗坛相对平静，引发关注的倒是几位特殊诗人的异质性文本。 “90后”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跳楼自杀，在他的遗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难以想象的底层经验。另一位是“脑瘫诗人”余秀华。她的身体被困在轮椅里，却写出了 很多情真意切的诗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都做过专门报道。
　　底层写作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维度，但诗歌更本质的问题，仍在于对词语和表达的深入探索。李少君和雷平阳都出版了新诗集，前者试着复归自然、复归 于中国传统美学轨道，后者则试图将词语还原至存在原点，还原至祝词、咒语、符号的神秘仪式。西川则在新作中大量加入异质性的元素，如口语、文言，坚持类似 探索的诗人很多。诗歌写作个体性强、风格各异、出版周期长，因此不容易在年度视野中形成事件，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
　　张  柠：打工诗人的最大价值，就是把诗歌中的现代意象体系颠倒过来。他们不认可现有词汇承载的意象功能，要颠覆它。现代化、工业产品、时尚生活，这些原本似乎 是火热的、积极的、正面的意象，在打工诗人那里却变成了野兽意象、魔鬼意象、吃人意象；而且这种现代器物对他们身体、精神的伤害，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切 身体会的。这是他们的价值。
　　所谓的“打工诗歌”，作为底层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话语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美学话语的一部分。诗歌更本质的任务是通过词语重新创造一个符号世界，恢复词语自身的透明性是诗歌最内核的东西，也是目前诗歌创作的弱项。
　　李  冉：影视改编无疑是文学作品重要的传播渠道。今年，多部纯文学作品被搬上了荧幕。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分别改编为《归来》《四十九日· 祭》，莫言的《红高粱》改拍了电视剧版，毕飞宇同名小说拍成了电影《推拿》。但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影片《归来》仅取《陆犯焉识》的最后部分，企图以“文革”题材吸引观众，以时代悲剧戳中观众的泪点。而实际上，影片却以一个逻辑上存在硬伤的爱 情故事置换掉了小说原著的丰富内涵。《归来》最多只能算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陆犯焉识》只是包装纸，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时代对个人命运情 感的深刻影响都是缺席的。《红高粱》的改编更引来吐槽一片。原始生命力的喷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角恋”、出轨、“宫斗”等各种“时尚”元素，十分狗 血。
　　比较来看，《推拿》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编。影片基本沿用了小说原著的架构，筛选、改编后的情节都紧密围绕人物特点展开，保留了大量原著中的语 言，声光效果也都细腻到位。《推拿》成功的核心原因是对小说原著的尊重，在改编的过程中没有破坏原著的情节逻辑和故事的完整性。
　　总体看来，精英文学并非不能改、不可改，而是应做到尊重，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艺术品来理解，不能把原作当成文化商品的包装纸。从当下文学传播的现状来看，精英文学的传播越来越需要影像手段的助力，但助力的基础是理解和尊重。
　　移动终端上的文学：
　　移动终端的出现，给文学写作带来了更多新的契机。尤其是诗歌中，微信公众号的出现，让诗歌小小地“火”了一把。
　　但是，新媒体文学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予发表的自由，也必将带来竞争的无序。
　　霍  艳：与影视和网络相比，移动终端这个载体的出现，给文学写作带来了更多新的契机。在这个载体上出现的文学作品，我们不妨篡夺网络文学曾经的称谓，将其称为 “新媒体文学”。它可分为出版机构、书店、个人的公共账号，文学精选类公共账号和文学阅读类APP等。跟网络文学比较起来，新媒体文学其实更像网络文摘， 它把根据编者意愿选取的文学作品放置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因为编选者的个性，在筛选何者可以出现在某个平台上时，编者本人的嗜好起了较大的作用，从而顺应或 引领着某些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
　　新媒体文学的出现并不代表它们要和旧媒体进行一场决斗，新旧两种载体的竞争，不应是互相消灭，而是共同参与文学样式和传统的变革，维持文学进步 的张力。新媒体文学要求作者更精练、迅速地抵达目标。人们会乐于见到一些传统媒体的作者出现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他们也必须丢掉过去那套“期刊腔”和“慢节 奏”，而迅速地进入情境，他们要用一个精准的词语代替一段繁复的描述，他们要知道大众最关心的问题，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切入。他们要在网上把一个可读性不强 的东西，用一个吸引人的方式讲述。或者，他们必须给大家讲一个好故事，因为好故事是大部分人阅读的渴望，为了这个故事，他们也需要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这 使得文章将从学科、题材的概念解放出来，“物理小说”、“叙事体评论”——都有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巨人。沉重、封闭的文学形式已经和这个时代的节奏相违背， 需要有人扫除这种陈词滥调。
　　新媒体文学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予发表的自由，也必将带来竞争的无序。这个无序一是版权的不规范，随意的转载；二是如何在浩瀚的作品里脱颖而出， 一些辨识度不高却精心结撰的作品，很可能被淹没在文字的洪流里。但更可怕的是一种妥协，他们用一种哗众取宠似的标题和华而不实的风格使自己脱颖而出，一旦 获得一次成功，大量相似的作品就会被炮制出来。一次世俗成功很容易让自己把文学创作的思想技巧简化为一种套路，这个套路一旦被破解，此前笼罩于其上的光环 也就迅速褪去。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新媒体文学的推送时代，或者不管是任何什么时代，对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来说，她/他需要的品质，仍然是跟古 老的写作技艺相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卓越。
　　李  壮：说到新媒体，我觉得这是切入今年诗歌状况的最好角度。今年的诗歌有一个显著的现象，那就是“接受”的强力介入。2014年诗歌有几次引起公众与媒体的 广泛关注。首先是“乌青体”废话诗走红微博，引发公众的吐槽、仿写。另一篇热传网文《如何写一首让人看不懂的诗》则走反方向：把一首儿歌用翻译软件先后译 成日、俄、德、法、希伯来等多种语言，最后再译回汉语，“一首具有浓厚后现代主义气息的先锋诗歌就诞生了！”两次热炒都触及到“汉语新诗”的审美和评价标 准问题——这个问题似乎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更热的是“微信公众账号”。诗歌短小、精练、浓度高，很适合微信移动端，于是2014年诗歌借助各种公众账号小小地火了一把，《人民日报》甚至 专门约请专家撰写文章，讨论“诗歌真的开始‘流行’了吗”而诸多诗歌公号自身也呈现出多个层级。如“为你读诗”主打“声优牌”，邀请娱乐界嘉宾读诗。“读 首诗再睡觉”恰如其名，有“枕边书”的意味，选的作品以浪漫爱情诗为主。最专业的是“诗歌是一束光”，选诗靠文学标准，品鉴分析也到位，很受专业读者的最 爱。
　　文学批评的四个焦虑：
　　2014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可以用“四个焦虑”来概括，即“全球化的焦虑”、“城市化的焦虑”、“权威性的焦虑”和“代际更替的焦虑”。
　　张  柠：2014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的状况和变化，可以用“四个焦虑”来概括。第一是“全球化的焦虑”，流行说法叫“中国梦”，学界叫“中国经验”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个想法在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层面上没能完全实现。第二是“城市化的焦虑”。“50后”作家大多擅长写乡土，或者写小城镇半农民半市 民的东西，一旦写城市就出问题。他们难以突破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城市文学的形式，没有找到这个城市形式，城市不能成为他的主人公，城市这些时间、空间的东西 都不能进入小说叙事里面，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第三是“权威性的焦虑”。我们说多元化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但实际上会涉及到一个文学评价的问题。那么这个 评价由谁提供，批评家还是文学奖？第四个就是“代际更替的焦虑”。老一代作家认为他有权威性，实际上年轻一代作家已经开始出来了，这里面涉及文学批评和青 年批评家，也涉及前面李壮谈的一些问题。
　　李慧君：2014年，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青年批评家丛书”，5月份在西宁举行“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 会”，11月《收获》杂志举行“收获论坛暨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等活动都表明青年批评家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关注焦点。金理、张定浩、杨庆祥、张莉等青年 批评家也以自己的批评实践证明了青年批评家的潜力。
　　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是与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新生力量进入文学界，也势必带来新的理念和问题。“城市文学”便是其中之一。“城市文学” 的观念不仅着眼于文学书写空间的位移，更聚焦于城市生活表象下的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当下的城市书写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地域文学观念之上的城市形 象塑造，比如叶兆言今年的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就延续了他以往作品中鲜明而独特的南京书写。另外一种是现在进行时的城市经验表达，张楚、甫跃辉、徐则臣 等青年作家的写作基本属于此类。不过在城市生活经验的书写过程中，如何将文学对丰富人性的表现与城市的各种空间符号表征相结合，仍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 如何完成“城镇文学”到“城市文学”的转换、怎样突破城乡文化心理上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我们面对的挑战。
　　“中国身份”和“中国经验”的问题也是热点，它传递出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们基于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焦虑。其实这种身份体认和表达诉求一直都存在， 只是这个声音在今年被多次凸显出来。10月份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2月份的“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 研讨会都将莫言的创作定位于世界性与本土化的多维度坐标系之内，并以莫言的创作讨论为契机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立足“中国身份”，讲好“中国故事”，书写 “中国经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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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14年度十大文化热点　　2014年轮里的文化印记

丝绸之路、大运河申遗成功

非遗传承持续升温

三联韬奋书店推出24小时不打烊的经营模式

传统文化在民间升温

文化部叫停国外“镀金”

　　编者按
　　在许多人“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感慨声中，2014年倏然而过，回望那些铭刻在年轮里的文化印记，不仅是对过去文化记忆的梳理，更是对未来前景的展望。2014年，是我国文化大发展之年，伴随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呼声，涌现出了一批文化热点：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立法、封杀劣迹艺人……它们折射出过去一年国人经历和关注的文化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人民为中心”犹如灯塔，引领文艺工作实现新发展。
　　回顾2014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遴选出“十大文化热点”，与读者朋友们一同重拾文化记忆，展望文化愿景。
　　热点一 文艺工作座谈会
　　新闻背景：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来自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影视等各领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共商文艺繁荣发展大计。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评析：新华社评论称，72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人民文艺的崭新纪元；72年后的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新时期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系列重大问题，是推动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热点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闻背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2014年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艺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与此相呼应，这一年，传统文化热在民间继续升温，从国学班到乡村儒学，从汉服热到汉字书写大赛，从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到国产古装电视剧登陆欧美……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出迷人魅力，令世界惊艳。
　　评析：《人民日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和储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力量，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认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通过各种形式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更是凝聚社会共识、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厚力量。
　　热点三 一带一路
　　新闻背景：古老的丝绸之路历经沧桑巨变，2014年6月，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的概念已经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概念正在逐渐升温，它正在从概念向实实在在的项目转移。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评析：求是理论网称，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强调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交流。
　　热点四 文化立法
　　新闻背景：2014年，文化立法工作进程不断加快。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稳步推进，从《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到《文物保护法》修订……文化立法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对立法项目分清轻重缓急，推进重点立法项目。二是强化执行，加强督促检查，确保项目进展落到实处。据了解，2014年文化部的立法工作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
　　评析：《光明日报》刊发文章称，如何在保持文化活力和社会弹性的同时，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调整文化领域各种社会关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这要求必须尽快从立法层面清障，通过立法将党和政府关于文化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规范。
　　热点五 联合申遗
　　新闻背景：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以及涉及中国8省市的“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增至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不但丰富了我国世界遗产的类型，也标志着我国申遗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联合申遗。
　　评析：丝绸之路是世界上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跨国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而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使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在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亿万民众中得到广泛传播。人民网评论称，申遗成功，让保护的重任提上日程，接下来，如何更好地进行深入研究，让丝绸之路、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植根于国人心中，或许应当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深层次问题。
　　热点六 文艺志愿服务
　　新闻背景：2014年，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不断出现探索志愿服务发展的机制创新模式。文艺家参与志愿服务成为2014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14年，《中国文艺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施行。
　　评析：《人民日报》评论称，志愿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呈现，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成千上万的艺术工作者在各级志愿者协会和文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下，纷纷走向基层农村、田间地头，为老百姓送去文化甘霖，把文化的种子撒向广袤的原野。
　　热点七 非遗传承
　　新闻背景：2014年，是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十周年。十年间，中国已成为拥有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最多的国家，赢得了缔约国的赞誉。2014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98项，至此，我国国家级非遗项目达到1517项。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藏，面临濒危的非遗项目，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非遗传承保护的新途径。
　　评析：求是理论网对此评论称，履约十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进行反思：如何传承前人智慧、延续文化薪火、丰富文化多样性？怎样才能让非遗的精髓真正传承下去？如何让非遗真正走入年轻一代的心灵？
　　热点八 封杀劣迹艺人
　　新闻背景：2014年岁末，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歌手尹相杰涉毒被抓的消息。至此，2014年涉毒被抓的明星已达12位。2014年，对于演艺圈来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因为吸毒、藏毒、容留他人吸毒以及嫖娼而被抓的明星层出不穷。为此，9月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下发“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禁止有涉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出镜、出声。
　　评析：2014年，演艺圈丑闻不断，从编剧导演到歌手演员，纷纷陷入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的泥潭，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某些明星的不良行为对其青少年粉丝们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新华网评论称，对劣迹艺人采取限制措施，整肃失范艺人，重寻艺德，无疑是一项积极的举措。
　　热点九 24小时书店
　　新闻背景：北京三联韬奋书店2014年4月8日起试行“24小时不打烊”，在实体书店普遍生存艰难的时候，这家老牌书店逆势而上，为读者点亮了一盏明灯。4月22日，李克强总理致信三联书店全体员工，勉励他们“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的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随后，全国各地“24小时书店”纷纷涌现，为国民阅读点燃了一盏“长明灯”。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及财政部出台补贴实体书店的有关政策，斥资上亿元扶持实体书店。
　　评析：随着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倡导全民阅读”，我国的读书风气日渐浓厚。读书不仅事关个人修养和国民的整体阅读水准，也会持久影响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准。人民网称，“24小时书店”作为创新文化消费的“试验田”，这种新的经营模式能否让实体书店走得更远？一切都需要时间的检验。
　　热点十 叫停国外“镀金”
　　新闻背景：长期以来，国外“镀金”在文艺圈被称为“自欺欺人”的顽疾，屡禁不止。2014年7月，文化部出台《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进行国外“镀金”性质演展活动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些活动通过不实报道或炒作来达到捞取名利的目的，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损害了国家艺术尊严，助长了形式主义之风，造成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阻止各类“镀金”活动。
　　评析：《人民日报》指出，镀金演出尽管给许多团体和演员的从艺履历罩上了一层光环，提高了身价，但多是自欺欺人，欺蒙了国内舆论和观众，也给出国演出带来了繁荣的假象。该通知在文艺界和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种形式的出国镀金演出纷纷偃旗息鼓，一些名人还主动站出来从自身说起，寻找镀金演出的根源，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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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4    宽阔地状写时代与人性    ——2014年长篇小说创作管窥

作者：范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范小青 作家出版社

　　作为一种文学体式，长篇小说集中显露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态势。纵观2014年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其数量可观，题材广阔，在描写历史风貌的同时，在认知的多元化、人性的深刻化和表现手法的个性化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凝重的历史感与强烈的时代感

　　作家的历史感不体现在故事材料和细节中，而是隐藏在时间背后，赋予故事特定的意义。对历史做理性分析，通过文本叙述给理性内容以形象显现， 从而达到文学与历史、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贾平凹的《老生》借鉴《山海经》的写作模式，写了100多年历史的记忆，沧海桑田、流转变化，书中唱丧歌的老 生超越现世人生的局限，讲述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个村、一个村”的故事。刘建华的《天宝往事》把刘氏家族的兴衰史与清末的衰败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乡土 风情的刻画之中，使刘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云的波澜得以生动再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在场者，王蒙从不躲避历史，在《闷与狂》中继续以狂欢的语言书写 昨天，寻找历史中的“人”。他们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痛楚。这构成了对那些放弃历史承担和历史关怀的娱乐化、欲望化和消费化作品的一个有力反驳。关仁 山的《日头》，仍在延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50多年风雨纵横，事件密集，以家族的命运与“文脉”的断续、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的“空心化”与中国农民寻求 精神出路的努力为贯穿，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中寻找精神脉络。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通过竺欣慰和冷春兰的命运写出人与历史相遇时，如何被卷入历史、 如何被历史强行塑造，表现出对复杂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追问和深思。高云光的《旮旯拐角》以人物形象塑造民族的希望之光。叶弥的《风流图卷》 在结尾处用点着纸钱的灰烬排成清晰可辨的两个字——“个人”，显然是想捕捉人在历史中的心性气质。薛忆沩的《空巢》以母亲的受骗写出当前受骗可能源于从前 受骗，现实的灾难很可能重复的就是历史的悲剧。张翎的《阵痛》实写祖孙三代母亲生产与人类历史新旧更替的“阵痛”相逢，将血缘的艰难延绵与民族精神的韧性 相关联。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在探寻当代复杂现实与精神生活中显露出70后作家如何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文学和历史空间的思考。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 的历史感不是一个孤立的意识存在，而与整个社会意识是相连的。

恢宏的战争描写与璀璨的人性光辉

　　战争承载着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2014年，有关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坚韧而又鲜活的生命力在风雨如磐的历史中呈现出家与国的血脉相连和相辅相成。
　　李骏虎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塑造了毛泽东、张学良等一百多位人物的鲜活形象，史诗般再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形成及其伟大 意义。周承水的《长征演义》以一幅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不畏艰难困苦挑战生命极限的画卷，展示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衣向东的《向日葵》从民间视角写 一个八路军兵工厂利用有限的条件支援前线的故事，以殉难者的壮举，讴歌了抗战英雄不屈的精神。李松青的长篇纪实小说《天河》，演绎出黄河岸边的中原儿女在 波澜壮阔的特殊年代里激荡人心的故事。范稳的《吾血吾土》写西南联大学生赵广陵及数名同学于国家危亡之际弃笔从戎的悲壮故事，以及在此后的历史中的命运沉 浮与悲情人生。咏慷的《东江剑魂》以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浓郁的岭南文化气息写出了陈奋强等人投身革命的成长史。常芳在《第五战区》客观地将地主阶层的怯懦与 勇敢、自私与慷慨、目光短浅的鄙陋和民族大义的坚守加以展现。海飞的《回家》以中国农民为主人公，尽管他们穿上了不同的军装，但骨子里渗透了家乡泥土的气 息，对战争的厌弃和对回家的渴望是破碎山河中普通农民最卑微的生存欲求。成刚的《烽火桃花红》将硝烟弥漫的战场隐去，写战争带给老百姓的性格扭曲，人性的 本质在残酷的生与死面前展露无遗。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和张品成的《王坪往事》则在叙写战争给人们心灵重创的同时，突出了闪耀在战争环境下璀璨的人性光 辉。张新科的《远东来信》穿透历史的沧桑和辛酸，揭开了二战时期中国平民在苦难困顿中帮助犹太人的血泪往事，向生命致敬。这些作品用朴实的叙述、低调的笔 墨处理人与战争的关系，还原了民族历史，张扬了民族精神，进而深入探寻了中国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独特魅力。
　　以当代军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叙述从战争转向了和平，苗长水的《梦焰》描述了部队中80后军人的情怀和血性。刘克中的《英雄地》写了以戈向东为代表的“红二代”走下自卫反击战的战场融入商场，用顽强的意志挑战着世俗的进攻，以一个誓言呼唤时代英雄的归来。

民族精神的铸就与文化意识的觉醒

　　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作家的文化意识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始终处于不断延伸、消长和流变之中，借助山水风物、人情世事，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在作品中抒写自己对某种文化及其内涵的彻悟，揭示丰厚博大而令人寻绎不倦的人生真谛。
　　刘醒龙的《蟠虺》，对楚文化的神秘和庄严，对“国之重器”出土后的真伪之辨，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承载着大历史宏阔宽悯的气量。储福金的 《黑白(白之篇)》探讨了围棋文化内涵。作品以四代棋王的交替更迭为主线，以围棋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解释现实复杂世界。庞贝构筑在雕栏玉砌、春花 秋月的南唐历史背景上的《无尽藏》，完美呈现出东方禅意和作家的悲悯情怀。逝去的、平面的画中场景、人物，在庞贝笔下，搅起了如许诡谲的波澜。张大春以一 种远观历史的姿态，带着“盛唐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惑，从李白的个人经历入手创作了《大唐李白》，意欲重现大唐盛景。
　　由此可以看到，这种发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创作，不仅体现了影响和改造民族文化性格，弥补因暂时的物质文明发展而带来精神文明相对衰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出作家纯正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人文情怀的抒写与现实社会的观照

　　对作家而言，现实似乎永远是那么沉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艰辛打拼的底层百姓、正在消逝的乡村、灯红酒绿的都市多是当下长篇小说所展现的 图景。对优秀的作家而言，避免落入俗套而力求从形式到思想意境上寻求突破，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2014年度长篇小说另一特点就是以纷繁的个性，展示文 学抒写人文情怀和现实的无限可能。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由王村中一个普通家庭切入叙事，在叙述人“我”丢弃和寻找弟弟的旅程中，王村众多家庭在拆迁致富的诱惑中伦理崩 解，人情散失，趋于解体。而曾经遍植青蒜的王村土地，到最后成为不再能辨认的故土和无法复归的村庄。李伯勇的《抵达昨日之河》尽管写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知青如何融入乡村生活，但从中可以感觉到21世纪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失落。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表达出传统的乡村在通向未来的路径上，行走着裂变 的人，忙碌的冷漠、富裕的焦灼。王妹英的《山川记》、季栋梁的《上庄记》都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冷峻和理想主义的温情。刘心武的《飘窗》展现的是众生相，是社 会问题的缩影，显示出作家的敏锐、道义和良知，但也能够从中感受到更为复杂的况味。阎真的《活着之上》以锋利的笔触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和知识分子的堕落， 更写出了以“我”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这些人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 往。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把笔触指向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以一对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之路来观照近30年来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大变迁，挖掘人性的真实与谎言、 理解与包容，揭示了爱是家庭核心，人类重返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谛。黑鹤的《血驹》踏着隆隆回响的蹄音，超乎了当下物欲横流的庸常生活现实，成为一种远大、浩 荡的文学主题。李良春的《女子中队》以东北某市新近成立的一支女子交警中队为背景，展示了当代女性的职业观、家庭观和社会责任担当的意识。杜卫东、周新京 合著的《江河水》通过江港国企起落兴衰的命运，将改革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唐曾孝的《金鸡梦》提供了农村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新鲜经验，钱景林的《雷 鸣时分》用一座城市近20年的巨大变化凸现改革难度。
　　当代作家无论是立足乡村还是面向都市，都散发出艺术的魅力。文学的明天将更加有赖于耕耘者的创新。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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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立场与叩问气度——2014年中篇小说主题学分析(王迅)
来源：《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 王 迅
　　2014年中篇小说现场可谓气象万千，亮点热点很多，但若整体上给以概说却存在一定难度。在此，笔者只能就个人阅读视野所及，侧重于从主题学角度考察中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面向，并结合小说主题史的梳理进行评析。当然，我们对文本的任何分析，都不能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主题学研究也必定伴随必要的形式分析，作者的气质及立场、叙述者、结构、语言等要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的主题类型与主题形态。因此，本文以小说叙事学分析为入口，着眼于这一年中篇文本的主题形态，及其与文学史上同类主题的牵连，试图提炼出2014年中篇小说的主题特征，并探讨其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
　　反思体制 洞穿时代
　　对体制的反思是2014年中篇小说现实主义书写的重要面向。刘瑜《哦，乖》、陈应松《滚钩》、方方《惟妙惟肖的爱情》、余一鸣《种桃种李种春风》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阅读这些作品，不能不让人想起30多年前张洁创作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为新时期反映城市工业改革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中革新与保守两种势力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对这场斗争中显露出来的某些体制弊端进行大胆揭露，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中人的价值和作用问题。当然，就这类重大而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模式来说，中篇小说很难像长篇小说那样，从多角度多侧面从容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宏大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全面深刻地反映当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由于篇幅和容量的关系，以上新作多从现实中的一角，直逼道德底线，呈示人性异化，透视体制弊端，洞穿时代本质。
　　余一鸣身处教育第一线，属于在场的“剧中人”。学生、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三角关系及其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变异，让他颇有感触。《种桃种李种春风》凝聚了作者的深切体验，尖锐、真实而有力。小说借助女性和母亲的双重视角透视社会人心，教育腐败问题便异乎寻常地突显出来。母亲的忍辱负重，教师的痛心自戟，委实显得触目惊心。刘心武当年“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余一鸣的叙事中，演变为“救救家长”的呐喊。审美视点的转移使文学对体制弊端的思考进入更深层面。那掷地有声的文字，以及叙述中弥漫的生命痛感，直击读者内心。
　　与余一鸣声东击西的叙事模式不同，刘瑜《哦，乖》以科级干部视角，打量当下中国官场世相，展现中下级官员进退失据的生存状态。从标题看，讽喻色彩不言自明，只有在上级前面表现“乖”巧，顺着领导心思摸索，仕途迁升才有可能。作为即将“转正”的陈市长的秘书，主人公小姚算是“跟对了人”，他对自己仕途有着明确的规划，似乎胜券在握，即便如此，如股市般瞬息万变的官场角逐中，能否如愿，还是不可估量。其实，小姚矛盾纠结之处，不仅在仕途未卜的焦虑，更在他对官场陋习的厌倦，为领导擦皮鞋、到超市采购蔬菜、开关车门、拎包，包括写八股式的报告，这些为官之“道”让他惊恐和绝望，这是他决定辞职的根本原因。也正因此，小姚严重人格分裂，表面上对领导百般顺从，甚至卑躬屈膝，二十四小时保持待命状态，而内心却无比抵制和抗拒。刘瑜虽为70后青年作家，但眼光犀利、毒辣。其实，小姚内里清高的知识分子气质，与逢场作戏的官场做派是尖锐对立的，这种对立决定他的尴尬处境和两难心态。官场的潜规则对人的奴化以及人在内心对这种奴化的抵制和嘲弄，在作者诙谐而反讽的叙述中获得淋漓酣畅的艺术呈现。
　　陈应松的《滚钩》，初看起来，标题就给人以陌生感，“滾钩”为何物？随着故事展开，我们发现它是长江渔民用来打捞那些“泡佬”(溺水者)的一种工具。作者以长江荆州段发生的大学生溺水事件为影子，虚构了一个同样令人心痛的故事。小说批判所指，显在的是金钱与生命的权衡中显出的人心的冷漠，而暗藏的锋芒则直指政府的无能和体制的漏洞。作者的批判立场及其知识分子道义和良知，由此可见。陈应松信奉苏珊·桑塔格的名言：“作家要具有一种英雄的禀性。”在创作中，陈应松力图贯彻这种“英雄的禀性”。一如作者此前的风格，这篇小说的叙述同样冷静、克制，又底气十足。然而，作者并未直接指责政府的无能，而是把更多笔墨放在捞尸人的世俗生存，以及捞尸过程中的人性对峙。小说把对峙中良心的拷问推向前台，而当地政府对生命的漠视，对史壳子之流的放任，则退至幕后，留给读者去想象。正因为当地政府无作为，大学生溺水而无人营救的悲剧才得以发生，史壳子私立的捞尸公司也才有了生存的空间。应当说，陈应松的叙述是有力的，它如密集的“滾钩”，钩得你心痛。
　　同样是湖北作家，同样是对体制的反思和批判，方方的叙述没有从某个具体事件入手，而是直面历史与现实，展现物质与精神较量中此消彼长的历程，因而更具历史纵深感。《惟妙惟肖的爱情》对体制的思考，虽然少了《沉重的翅膀》那种凌厉之风，但它从两个群体生活态度和生存现状的比照，映现出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实利原则的至上，同样触及到当前社会形态的本质层面。学富五车、严谨治学的知识分子惟妙们，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地位上，都远不如那些不学无术、以钻国家政策法律空子为能事的惟肖们。如果说父辈的时代是以“读书永乐论”为荣，那么，如今，在方方看来，“读书臭屁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读书永乐论”。两个时代的反差映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种反常的时代逻辑在现实中被常态化，就会产生精神同质化的危机，让人生在其中而习以为常。方方以这个时代清醒者的角色向读者宣告：重实利轻知识的时代风气，正以狂飙突进的气势向我们扑来。
　　探视另类情感
　　王勇英《太阳花开》和纳兰妙殊《魔术师的女儿》是2014年中篇小说情感叙事中比较另类的作品。两部小说都关注非常态的情感，一种略带乱伦性质的父女之情，而这种隐秘的情感常在当下文学书写中被遮蔽或被回避。其实，这种视角及其书写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便是最佳例证。这部作品中，主人公亨伯特与洛丽塔之间那惊世骇俗的父女之恋曾引发批评界的解读焦虑，而争论的实质就在这种情感是否健康，是否道德。我以为，从这种日常伦理学视角出发解读此类小说，必然导致阅读中的道德认同危机。事实上，道德有两种：日常中的社会道德规范与艺术中的道德感。现实中的不道德，经过审美过滤，有时候可以成就艺术上的道德。如果从审美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正是纳博科夫把亨伯特看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老男人那被激荡得风生水起的内心世界便不足为怪了。因为纳博科夫遵循的是现代艺术的标尺，类似于白先勇《孽子》对同性恋的艺术描写，同样令人震撼。沉沦于不可回避的欲望，正是基于一种人性的悲剧真相，而绝不是日常的道德逻辑可以解释的。而写出这种“真情”，对作家而言，便实现了一种洞穿。
　　王勇英和纳兰妙殊都是青年作家，虽然涉世不深，但那些情感的隐秘地带，对天赋很高的作家来说，凭借自己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在小说的虚构中不是不可抵达的。纳兰妙殊就属于这类作家。对少女那隐秘而懵懂的内心世界，她简直有一种穿透的本领。女儿与作为魔术师的父亲吉姆，由最初的父女关系，渐次滑向一种异性的彼此向往和依恋。而不久，在异地演出中，年轻俊朗而活力充沛的男子伊斯多的出现，尤其是他那“秀丽的骨头”对“我”的诱惑，轻易就摧毁了父女之间隐秘而美好的情愫。作者以魔术的变幻隐喻充满变数的人性本相，并暗示出：生活中那些潜伏的悲剧，终有降临的那天。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任何秩序都并不坚如磐石。总有滴水石穿的那天。”但小说并未据此陷入一种相对简单的理性阐释，而是细致地勾勒出父女那备受煎熬的情感世界。当与父亲形影不离的生活变成一种常态，后来与年轻的伊斯多约会，对“我”来说就像“一次变节”，“一种背叛”。而那个吉姆，在“我”心中，既不是情人，又不是父亲，就像半人半兽的潘神。这种形象已经无以继续存留，只能以魔幻之术淡出“我”的世界。作者那独有的女性情怀、细腻的笔触，绘成了一副异样的爱情图谱，而那生命痛感的线条，那情感的灰暗色调，在这图谱中徐徐漫开。
　　与“80后”作家纳兰妙殊相比，王勇英的“70后”身份意味着一种更沉潜的体验。她的文字背后，你能触摸到一种刻骨的隐痛。正是这种体验，负载于作者心底，经过审美转换，酿就了小说的苍凉底蕴。说真的，我们几乎无法将《太阳花开》中那种深沉的叙述与一个“70后”女作家的经验世界联系起来。更令人诧异的是，男主人公情感生活的曲折与深邃，苍凉与无奈，在作者极富异域气息的讲述中从容铺开。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温情笔调与小说的整体氛围弥合无间。这种效果的取得，既依赖于王勇英自身的特有气质，也有赖于作者对象征修辞的领悟。男主人公对阳光女孩那种不乏隐喻色彩的追寻，也许是作者对一种生命状态的期许。一种充满原始气息又灿烂无比的太阳花，既是王勇英心中美好的念想，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意象，而这个意象统摄全篇，使得整个叙事内聚着极大的情感冲击力。这种搅动人心的审美体验，让人想起的是，作者内心的激烈冲撞及其尔后裂变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林白中篇小说《亚热带公园》中同样能够听到，当我们走进文本，去感受满地落叶的体温，去聆听那清脆的跑步声，去凝视那天鹅湖面的死水微澜，就会发现，小说中老头的死皆缘于那份不伦之恋，而那种由情感断裂所致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又显得那样的洞穿心肺。
　　如果说上述作品将审美视点投向父女之间的另类情感，那么，孙频的《十八相送》则是一篇阐释母子之间非常态情感的奇特小说。由于婚姻的不如意，母亲把所有爱毫无保留地赋予儿子，这使儿子在精神上对母亲产生绝对的依赖。这种爱的付出显然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以致让儿子几乎无法承受。因为这份爱使儿子的性格发生畸变，铸就了他的女性心理和女性气质。儿子在大学的处境变得尴尬，既不讨女同学的喜欢，又与同性室友格格不入。这种性别错位的阴影纠结于他的内心，他只能在孤独中苦苦挣扎。某种程度上，儿子与母亲之间特殊亲近的关系，是一种超越于常态母子之情的性别依恋，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对于文学史上反复书写的恋母主题，作为“80后”女作家的孙频，不但没有回避，反而怀有一种悲悯之心。作者以生命化的叙述烛照这片情感暗区，款款道出其中隐藏的伦理和心理上的悲剧逻辑，过多的母爱导致性别倒错，而性别倒错所造成的心理危机，终究酿成既可悲又令人警醒的恶果。同样，孙频另一篇小说《乩身》也致力于性别倒错的观察，但这种错位，不是男性女性化，而是女性男性化。小女孩自小与爷爷相依为命，为了让孙女在自己死后不受男性的侵害，爷爷教导她如何在日常中保持男性特征，而这种性别改造更多体现在外表，给外人造成某种性别假象。这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性别倒错是刻意的，相异于《十八相送》中母亲日常中对儿子的性别熏染。然而，这些表层的性别假象终究还是让男人识穿，其结果反是女性特质的肆意张扬。可悲的是，女孩双目失明，性别弱势之外，又多了一重身体弱势。这使她的世俗生存变得异常艰难，甚至不惜以自残的方式表演神秘的乩身术。而这时候，爱情的出场稀释了生存的苦难。一个是流浪汉，一个是孤儿，他们如何在协作中谋取生存，如何在艰难的生存中编就爱情，是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就这个小说而言，孙频把被社会所遗忘的群体纳入她的审美视野，展现那异于常人的感情世界和生命奇观，并以此刷新了读者的阅读经验。
　　倒影：彼岸的虚妄
　　“80后”作家眼中的女神是什么样子？这种阅读期待，会让我们想起郭沫若笔下的“女神”，她代表“五四”时代狂飈般的精神力量。在吕魁 《我们的女神》 中，“女神” 是年轻一代中的超人形象，同样象征着时代的精神力量。正如小说中小李所说：“女神(夏奈)之所以是女神，就因为她和我等凡夫俗子间有马里亚纳海沟般深壑的距离。”这样一位“永远让人猜不透的奇女子”，对“我”来说，当然是高不可攀，只能在想象中“意淫”。夏奈虽然是我大学时代暗恋的对象，但她在“我”辈眼中绝不只是欲望化的符号，而更多是“80后”一代人的精神偶像。高智商的夏奈心高气傲，梦想的召唤让她勇往直前，执迷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中。但次贷危机爆发后，她心中的“完美男”将其积累多年的财富一卷而空，更惨的是，她还要面对“艳照门”的丑闻。偶像的坍塌就像次贷危机般突如其来，让“我”猝不及防。这就是当代青年的画像，青春如此多娇，充满可能，却又如此脆弱，如此沉重。
　　面对重创，他们还有退路吗？基于这个疑问，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展开了另一种青春想象：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和这个世界捉一捉迷藏”，以此卸掉无法逃避的责任。这种逃离模式显然有别于鲁迅《伤逝》中涓生的模式，就像苍蝇在原地打圈重回起点；也不同于门罗《逃离》中主人公卡拉的模式，卡拉是在善与恶之间抉择，弃恶而逃，择善而依。郑小驴小说中，“我”逃离的是北京这样的中心地带，逃往越南边境的原始森林这样的边缘地区。这是人生的撤退，它缘于涂自强式的焦虑。因为在这样的“中心”，无论怎样打拼也无法实现青春的梦想。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他们只能退守。这样，“和这个世界捉一捉迷藏”可以看作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姿态。这种与世隔绝的方式，其实就是将自己“主动边缘化”。这个出发点与涓生、卡拉迫于难以排解的困顿而逃离有所区别，但结果却如出一辙。他们的逃离终究是不彻底的，因为逃往之地并非世外桃源。事实上，他们无处可逃。这篇小说中，“我”在原始森林苦苦经营的药材园以破产而告终，宣告了这次“归隐”之梦的彻底破灭。
　　近年来，“归隐”成为青年作家小说创作中比较热门的主题。2013年中篇小说中，徯晗《隐者考》和鲁敏《隐居图》就是直接以归隐为主题的作品，尽管作者将世外之地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存在某种把问题绝对化的隐忧，但作品通过对我们这个时代异类生存图景的勾画，展开了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宏大思考。“70后”作家徯晗、鲁敏不同于“80后”作家的地方，正在于此。郑小驴、孙频的主人公同样存有归隐的冲动，但那些有关历史的、人类的宏大命题，对这批稍晚出生的作家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们更关注个体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境遇，以及那些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他们关注的同龄人，犹如他们自己，刚刚大学毕业，处于人生的闯荡期，择业、住房、婚姻等成为这代人最切肤的问题。这个意义上，孙频的《自由故》是对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的有力呼应。主人公吕明月并未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大学毕业后踏入社会，而是一直往上读到博士。然而，这种高学历的优越性，只在那些颇具“姿色”的同学中体现出来。美女博士更能博得导师的荫蔽，相比之下，身体五短、满脸雀斑、鼻孔硕大的吕明月自然受到冷落，“想谄媚没有机会”，“想坐男人大腿而不得”，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导师的“帮忙”，论文无处发表。这一切导致了她的逃离行动。她不惜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开始了她的云游生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吕明月的逃离出于自己不被认可，如同郑小驴小说主人公不被都市所接纳，但从动机上看，她并非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而是力图在新的空间寻求异性“他者”的性别认同。到了德令哈，她与畏罪潜逃犯王发财同居并发生关系，但对方显然没有将她当做真正的女性，而是为了满足占有博士女人的虚荣。不仅如此，王发财对她的“爱”还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因为在他想象中，爱就是赎罪，罪孽赎清便可免于入狱。也就是说，至此，主人公的性别依旧是可疑的、悬置的，她并未以女人的性别身份被男性所接纳。小说的悲凉意境也正在于此。
　　与“70后”、“80后”作家相比，“60后”作家普玄《月光罩灯》的视线拉得更远，不仅指向青春“此刻”的生存，而且延伸到人生途中。从同学少年的理想，到几经周折后的中年人生，其中所发生的戏剧性的精神蜕变，确实令人讶然。也许，更丰厚的人生阅历，让普玄不满足于停留在“此刻”思考问题，而是截取人生中的某个时段，通过对一段人生轨迹的考察，深究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悖谬关系。时隔多年，生存现状与当年愿想相去甚远，作者苦苦寻思其中的原因。那些理想为何成了明日黄花？那种阴差阳错的结果是如何造成的？当年男生共同的梦中情人，如何爱上了那个最不起眼的田测量，而且爱得那么干脆彻底，毫不顾及他的逃犯身份？而其他同学，为何当年梦想的职业没有如愿，而陷入不无尴尬的生存状态？诸如此类的人生悖谬，都是小说要叩问的。
　　从上述作品不难看出，从“60后”、“70后”作家到“80后”作家，他们视野中的理想与现实是错位的，人生多是易碎品，是水中的倒影，而且这种态势似乎不可更改。他们朝着彼岸走去，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片虚妄。这里的彼岸与宗教无关，而是人生年少对未来的期许，一种理想状态的预设。某种意义上，每个人每天都在走向彼岸的途中，正如作家鬼金的小说标题：“到彼岸去”。读《到彼岸去》的感觉，酷似读韩少功中篇小说《报告政府》，监狱中罪恶之人灵魂深处，偶尔也会闪烁出某种善意的光点。不同的是，鬼金小说中，人性的冷漠、命运的错位，以梦幻和意识流徐徐道出。与此岸相对，作者虚构了一个虚幻的彼岸，借此传达人生悲绝与虚无的意境。说实话，阅读这样的小说，确实让人不免沉闷。尽管这类小说对现实的洞明透着锐利的锋芒，占据着当下小说创作的主流，但毕竟，文学不可沉湎于绝望的绝对性书写，如何从这种沉郁的叙事中走出来，或者说在悲凉的底板上涂抹些许亮色，并以此打开更为宽广的世界面向，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作家需要努力的方向。
　　招魂：乡土的溃败与自守
　　中国乡土小说向来在改造乡土和守望乡土的两极徘徊。以鲁迅《阿Q正传》为代表的以文化启蒙改造乡土和以茅盾“农村三部曲”、周立波《山乡巨变》为代表的在政治经济上改造乡土，无疑是20世纪乡土文学的主流，而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为代表的“守望派”，对现代性持疑虑甚至拒斥的态度，而对古老的乡土中国表现出无比的留恋和向往。如此划分，曹永的《捕蛇师》和肖江红的《悬棺》显然属于后者，但如今乡村所面对的现实，已迥异于“守望派”乡土小说，现代性对乡土的渗透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现代社会对乡土形成的包围圈使乡村世界变得凄苦、荒凉，诗意退场之后，是家园的溃败与精神的自守。
　　《捕蛇师》写乡村的孤独。迎春社深处山寨，是现代之光难以辐射的区域。然而，城市对乡村的拒斥，有时候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而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渗透。在城市现代风的习染下，多福即使上了大学，学到科学文化，到头来命运比方方笔下的涂自强似乎更惨。涂自强好歹在城市能够糊口，而多福只能回到乡村，跟着父亲学习捕蛇。捕蛇是为赚钱，为没有止境的欲望，而他不懂得敬畏神灵，尊重生命，结果触犯了生灵，惨死于毒蛇之口。父辈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与子辈的实用主义态度构成生命的两极，其中潜藏的褒贬，体现出作者对待自然、对待生命的敬畏之心，以及他对和谐生态的向往。迎春社村民为何如此善待这种动物并敬之如神呢？因为在饥荒年代，他们以蛇为食渡过难关。保护它、敬畏它，除了感恩之外，还出于一种赎罪心理。这种诗性情怀的对立面，即是反抒情的现代性。城市现代化扩张对乡土构成威胁，这个主题模式在新世纪以来小说中屡见不鲜。曹永的别具心裁在于他以神秘的“招蛇术”制造新奇之感，为小说打开了极富张力的思考空间。也许，这种巫术并不存在，只是作者的杜撰和虚构，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其实，“招蛇” 并不只是为被咬者带来福音，更是一种仪式，一种构筑在神性和灵性之上的符号。这个意义上，“招蛇”就是招魂，由是，为世代守护的乡土招魂，构成这部小说的隐喻空间，促成乡土叙事审美品格的提升。
　　乡间的招魂之举意味着现代化背景下乡土的精神自守，而这种自守在肖江红的《悬棺》中，依托于更奇崛的笔墨，寄生在更诡异的世界。小说中的燕子峡俨然一个世外之地，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两大家族，并非想象中的那样悠闲自在，而是活得胆战心惊，异常艰苦。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极力维护着世代传下的奇特习俗。悬棺崖、天梯道、燕王宫、祖祠崖、仙宿石、引路幡，这些奇异空间和物体，被作者赋予神性，透着巍然之貌与森严之气。而鹰燕殉崖的壮举更是令人称奇。那些失去觅食护崽能力的老弱鹰燕，为了把燕王宫更多的空间腾出，留给那些可以继续繁衍生息的后代，便会选取一个日子，拼尽最后残力，集体撞崖而死。而燕群的生死存留与燕子峡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因为燕粪是当地庄稼生长的必备之物。如此，鹰燕的殉崖之举，作为人类生存的参照，又拓展了小说所构筑的神性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少年视角的引入使族人的生存看起来更神秘更艰险更悲苦。小说这样写道：“打我记事起，从来没看到燕子峡的人从河滩上收走过一季庄稼，年年栽种，年年发芽，年年抽顶，年年挂包，同样的，年年绝收。可还是年年播种。”从这段话，燕子峡人脾性的倔犟、执拗与生命的坚韧，可见一斑。此外，那种徒手攀岩的力之美，那种刚健而古朴的生活方式，那胸怀祖训而恪守孝道的心底操守，在我看来，都是当下社会应当提倡并值得传播的正能量，也是这部作品鹤立于众多乡土小说之上的思想标示。
　　当然，仅此，那些民俗性的元素还不足以上升到审美的层次，于是，作者铺设了一条生死之线，借以丈量生与死的距离。依照习俗，“我”在十四岁就准备了自己的悬棺，一个人生的终极处所。为能在生命尽头抵达这个极地，“我”在引路师曲从水的指引下，刻苦操练攀岩之功。因为死后安息于悬棺，是燕子峡人实现终极圆满的途径。为此，辈分最高、摔断了腿的来高粱无比心痛，因为他终将无法抵达。那么，作者如何打发这个看似不起眼却能统摄全篇的人物呢？接下来，我们见证了作者的神来之笔：为了像鹰燕一样飞进悬崖上的那口棺材，来高粱亲手刀劈刨走，捣鼓出一对木翅膀。如此，灵魂如何安放的问题立刻凸显出来。正如来高粱说的：“这里不是故土，棺材为啥要悬在崖上，那是祖宗们想回到故土。”从这句话看，他们对祖训的维护，某种意义上是为让流浪的灵魂找到归宿。小说最后，来高粱终于与悬棺合为一体，构成另一种乡土招魂的模式。生命寻求悬置是因为灵魂无处皈依。这是小说的核心主题。这个主题之下，小说中现代社会的侵犯与乡土自卫之间，构成小说的另一重张力。面临灭顶之灾，乡土不可避免地经历挣扎和阵痛，构成小说展示人性复杂面向的窗口。来向南盗窃燕窝成为一切灾难根源。这个事件貌似突兀，实为推动更深矛盾展开提供契机。电站已经开工，燕子峡即将淹没于汪洋之中。是走是留？这些古风依旧的山民纠结着，痛苦着。现代化的洪流终究无以抵挡，他们被迫从山地迁至平原。其实，至此，小说并未结束，这些山民的命运如何，给读者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
　　主题上，两部小说都体现出对诗性精神的维护和对现代性的抵抗。但维护与抵抗之间，矛盾与困惑依然明显。如果仅仅是守望精神，又怎能抵御物质生活的贫困极限？随着乡土与现代性的矛盾，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不断加剧，乡土精神对现代性是抗拒还是迎合，若是抗拒，又能持续多久？如是迎合，怎样迎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悬棺》的意义所在。
　　无处悲伤：弑父与寻父
　　弑父与寻父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常见的主题模式。尤其在新时期文学之初，以“弑父”、“寻父”为主题模式的小说大量涌现。比如，莫言《红高粱家族》、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弑父”，张承志《北方的河》和部分寻根文学中的“寻父”，往往只是精神仪式上的指称。而世纪之交，文坛集中冒出备受瞩目的“寻父”系列：东西《我们的父亲》、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墨白《父亲的黄昏》、艾伟《寻父记》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仅是在精神上寻求父亲羽翼的庇护，他们还付出了切实的行动。通过“寻父”视角，孤独主体成长的隐痛、辛酸、恐慌凸显出来，由此产生无父的焦虑，以及相伴而生的灵魂对栖息地的寻找。循此思路考察2014年中篇弑父、寻父系列小说，或许可以找出此类小说寻求拓展的可能性空间。
　　弑父缘于子辈对现实中父亲的不满，或出于对父亲淫威的反抗，或出于对父亲猥琐人格的唾弃。但王子的《弑父》似乎都不是，它是写成年人如何对待年迈的父亲，这个意义上，暂且将之称为“后弑父叙事”。从文本看，弑父动机很难说是出于对父亲的不满，而更多是来自年事已高的父亲给子辈造成的心理负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养老问题越来越不容回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困局。《弑父》正是文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回应。作者把单身空巢老人养老难的社会问题，如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二儿戚广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女儿相依为命。而妻子不满于贫困跟了别的男人，更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小说写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如何去面对养老的问题，这个角度的切入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和尖锐。戚广义要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但他没有为此而怠慢父亲，而是联络兄妹，竭尽全力解决父亲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与此相对，嗜钱如命的长子戚广仁对父母的难题视而不见，冷漠、自私，没有丝毫的人情味。这样，真正的重担只能压在戚广义肩上，让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重负。其结局是，一个深爱父亲的人，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结尾那一笔惊心动魄，以直插人心的力量照见了亲情伦理的无赖与残酷。同样，“80后”作家李月峰《无处悲伤》的主人公是与戚广义处境相似的离异女人，她同样遭遇到掺杂利益的伦理困局。父辈与子辈的亲情纠缠，在那充满算计的利益关系中展开。由此，人性的复杂面向得以敞开。从上述作品来看，弑父牵扯的不只是代际情感和精神联系，更多是伦理失范中产生的利益链条。
　　文学阅读，不仅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同时也是唤醒“旧世界”的过程。阅读陈仓的《空麻雀》、商略的《回家》，包括王子的《弑父》，伴随着对既有文学经验的回访。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弑父”、“失父”、“寻父”等议题，也是晚生代小说中常见的主题模式。相比之下，王子《弑父》中的弑父之举是惨烈的，是人在不堪精神重负后的必然结果。这是动真格的“杀身”，而不是精神仪式上的“弑父”，因而充满悲剧意味，也更具现实冲击力。这部作品严肃而沉重的意义指向，与朱文《我爱美元》中“我”将父亲“拖下水”的调侃动机，以及对父辈形象在文化象征意义上的颠覆，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审父、弑父之后，“无父”的真空状态又是怎样的？子辈们真能享尽自由和快乐吗？南帆在《冲突的文学》中提到：“无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儿子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和自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儿子又是处于悬空的漂游之中。”《空麻雀》正是基于这一点，通过“我”对父亲的想象，不仅写出了父亲漂泊的命运，以及父亲缺席状态下子辈生活的无序，同时也表达了对父亲归来的热切呼唤与渴盼。小说是用书信体的形式写成的，也许在陈仓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倾诉的口吻，女孩焦灼不安、焦灼不安焦灼不安焦灼不安孤苦无告的无根状态才能获得真切的呈现。
　　青少年无根的孤独感，“悬空的漂游”状态，皆由“父亲”的缺席所引起，这种“无父”的主题模式，可以从很多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得到印证。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鲜血梅花》，甚至是东西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莫不如此。应当说，陈仓的叙事虽然做出了形式上的创新，但终究没有超出这种主题模式的固有格局。然而，他对留守儿童的未来所抱有的关切和忧思，确实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担当和情怀。如果说《空麻雀》的视点还仅止于乡村儿童“失父”状态下的境遇，那么，商略的《回家》则把目光转移到城市，讲述青年赵阳只身奔赴杭州寻父的故事。而父亲毫无音讯，赵阳的生存举步维艰，寻父之旅变得渺茫。无奈绝望之际，想到回家过年，想到给弟弟买礼物而求助于大学生秦妙芝，却在纠缠中导致她的死亡。而秦妙芝与他同属底层，是匍匐在城市底层的弱者。在这里，城市被想象成面目狰狞、吞噬孱弱生命的机器，它吞噬了赵阳的父亲，吞噬了秦妙芝，同时也吞噬了赵阳自己。这里苦难如影随形，与鬼子的苦难叙事有些神似。当然，把主人公无家可归的悲惨结局归结于城市的冷漠与排斥，不免有失狭隘。好在作者之意并不在此，而在追问一种无根的极限生存。就像《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里的寒露一样，赵阳的寻父也是一次精神之旅，是人在极限困境中的精神漂泊。
　　另一种凶险：心中的“虎狼”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向内转”，作家的视点从外部现实转向人的内心，挖掘和探究人的“内宇宙”。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在市场化推进中遭遇失落，人的心灵也随之发生质变。这种背景下，人的心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直逼内心的小说也渐成潮流。
　　2014年中篇小说中，阿乙《虎狼》、陈仓《兔子皮》和蒋韵《晚祷》是关注内心直逼灵魂的佳作。阿乙的叙事以某种凶险的预兆铺开，但这种危机，绝非来自外部因素对生命个体的大兵压境，而是缘自人的潜意识，缘自心中那无法驾驭的“虎狼”。在常态下，那些神秘的虎狼潜伏在人的内心，处在冬眠状态。而当某种平衡被打破，它就会被唤醒，被激发出摧毁性的威力。《虎狼》中的俊峰是寡妇最宠爱的儿子，但不幸的是，他得了不治之症。这对母亲是莫大的打击，让她的心沉入绝对的黑暗中。依她来看，算命先生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智者，可以为其驱除黑暗，指点迷津。而算命先生的话：“你家今年要穿一件孝服”，似乎成了谶语，唤醒了寡妇心中的“虎狼”。作者写道：“这句话就像是一块糖，俊峰妈咀嚼了很久，才算是将它消化清楚。”这种描写与鲁迅写祥林嫂有些类似，但并非简单模仿。《祝福》的命意在启蒙民众，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制度。而寡妇的迷信只是阿乙借以激活叙事的发生装置，以此召唤潜伏于内心的“虎狼”之群，阐释非理性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为了救儿子，寡妇自刎而死。然而，儿子并未因此而得救。算命先生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同时葬送了两条生命。何其悲哉！
　　《虎狼》以一句话激发了寡妇心中虎狼的肆意张狂，《兔子皮》则是一盒下落不明的雷管让主人公陈元寝食难安。雷管的不知所终，对他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凶险，不如说是一种隐患。这种隐患笼罩于心，给人造成了无法消除的焦虑。当然，如果仅仅是呈现人物的恐慌心理，以及背后的某些隐私，那么，陈仓的叙事可能会落入相对狭小的叙事格局。可贵的是，作者觉察到这种心理的普遍性。那种不安，作为一种现代病，往往是生活中的常态。它常常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降临到每个人的心间，犹如埋在心理的炸弹，我们永远也难以找到排爆的方式。于是，作者由此及彼，试图将这种神秘的心理机制上升到人类普遍的、抽象的经验。在结构上，小说以陈元为中心，串联起相关的所有人和事，恐慌心理由此辐射到更大的世俗空间。当重大嫌疑者的被排除后，陈元通过报纸打探雷管下落，结果闹得满城风雨，收到过礼物的人都惊慌失措。由此，“雷区”由陈元个体私人空间，延伸到每个人的心理禁区。直到最后，雷管依然下落不明。这个开放的结尾喻示着，危险无处不在，而且将始终存在。同时，作者通过人物翻找出的老照片、初恋书信、邮票等物件，见证了人生的种种变数和命运的奇诡。
　　“罪”与“罪恶”是基督教文化最核心的观念。西方文化中，“原罪说”认为，任何人天生就有罪，这种原罪来自其始祖亚当与夏娃偷食智慧之果。蒋韵《晚祷》所探讨的人的“罪恶”观念，与西方原罪说有着相似的内涵。但主人公有桃的罪恶感与始祖无关，而是来自童年的一个心结。有桃自小遭受姐妹、同学的漠视和欺凌，苦闷、压抑、自卑，心中生起跳水自杀的念头。曾对她行凶的同桌男生秦安康，关键时刻好意关心她搭救她，却不料溺水身亡。而一念之间的恍惚，让她失去救人的理智，这在她内心埋下了终身阴影。如果说《虎狼》中寡妇的悲剧在于非理性的心理驱使，《兔子皮》中陈元的恐慌缘于一种中了魔似的被劫持状态，那么，《晚祷》里有桃的可悲则是出自一种原罪式的心理暗疾。当年秦安康的死引起的心悸和愧疚对她来说刻骨铭心，她不断追问内心，对自己实施审判。然而，爱情的诱惑不请自来，捕获她，捉弄她。同样，那种罪孽感，也时时跟踪她。所以，对于心中升起的青涩、懵懂的情愫，有桃既渴望又惧怕，因为她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只能永久流落在“西伯利亚”。于是，拒绝幸福成为她寻求救赎的主要途径。尔后凄怆的悲剧命运，皆源自这种赎罪的心里诉求。而米勒的油画《晚祷》对她的暗示，更将其引入深层的灵魂自虐。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凶险，比起陈元内心的被劫持和寡妇心安理得的自杀，似乎来得更残忍。
　　从动机和结果的关系来看，无论是《虎狼》中的寡妇，还是《兔子皮》里的陈元，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出于某种责任，或对他人，或对自己，而最终的结局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正如在《书与你》中，毛姆对法国作家马德琳·法耶心理小说《克莱夫公主》的评价：“人物都意欲遵从自身的责任感行事，但最后却被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击败。”这些人物显然没有意识到心中“虎狼”的存在，这便是悲剧的心理根源。《晚祷》中有桃似乎也没觉察到那份“责任”中隐藏的危险，于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又使我想起法国作家普雷汏的作品《曼侬·莱斯戈》，小说主人公同样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拒绝幸福而甘愿堕入极端的不幸中的盲目的年轻人”，“放弃命运和自然给他的有利条件，宁肯选择悲惨的、流浪的生活”。后来卢梭的《忏悔录》暗承此脉。这就是蒋韵叙事与西方小说的关联。据此，《晚祷》的价值，正在于作者创造了有桃这样一个悖论的生命体。
　　女性命运的几种形态
　　李凤群、贺晓晴为代表的青年女作家以女性视角讲述女性命运，探视命运背后隐藏的生活逻辑和文化原因，这是2014年中篇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主题类型。一般而言，长篇小说适于表达命运感，但李凤群以浓缩的方式呈现女性的悲剧命运，正如人们把茅盾短篇小说视作“被压缩了的中篇”，我们同样可以将这类书写女性命运的中篇看作“被压缩了的长篇”。因为从李凤群的叙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女性在历史的变迁中，命运的复杂流变及其背后深层的悲剧性。
　　李凤群《良霞》以细节之流承载了一个女性一生的命运。一个美丽生命逐渐凋谢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坚韧和仇怨的风流云散，在作者层层推进的叙事中历历可感。小说以良霞的遭遇提出问题：一个美丽的女性在失去外在之美后，如何应对未来的人生？主人公良霞天生丽质，高人一等，家人因她而沾满荣光。小说这样描写她的优越感：“村子里只要有良霞的地方，就有青年男女，男孩子个个想做到最斯文、最突出，女孩们自动当配角，所有的话题都只会围绕着良霞：良霞的眼睛好看，良霞的皮肤好看，良霞的手绢花色好看。良霞站在那里，轻轻一扭，抿嘴一笑，这个样子立刻就有人模仿，有的人像，有的人不像，像不像横竖都是良霞最好看。可良霞不在意，见谁都微微笑。”似乎整个地球都在围着她转，那份女性的优越感不言自明，当然“见谁都微微笑”了。凭借这样的天资，在江心洲人看来，她就能享受荣华富贵：吃商品粮，住楼房，喝自来水，拿工资。这也是良霞的人生蓝图。按说，这一切对良霞来说都不成问题。不巧的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使良霞的梦想立刻化为泡影。为此，家人笼罩在悲哀的阴影里，本不富裕的家境自然陷入困顿。更严重的是，家境剧变中，大哥、二哥的婚姻只能敷衍和将就，全家人的生活日趋窘迫，精神也随之全面崩溃。作者以轻曼之笔，写出了人在美的荣光照耀下，充满幻想的生活情状，同时又以严峻之墨，写尽了命运突变之后的人生起落与人世沧桑。要知道，乡间的世俗是良霞必须面对的，为了对抗那些世俗的灰暗，她只能在暗中较劲，在隐忍中硬挺。不仅如此，良霞还得直面命运的灰暗。而当村里人纷纷外出谋求发展，她只能充当乡村家园的看守者。这样的生命令人尊敬，不可冒犯，正如那如花年月的青春之美，她的羞涩而骄傲，镇住了全村男女，而她离世的宁静与从容、坦然与自在，同样镇住了村人，同时，也镇住了读者。
　　如果说那种悲切的命运感，以及女性命运所推演出来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其结构性矛盾，经由作者素描式的勾勒变得清晰可见，这使《良霞》具有“被压缩了的长篇”的容量和韵致，那么，贺晓晴《红被褥》则只是截取女性生活的片段，以此暗示出她一生的命运。与良霞的静美古朴相对，主人公小玉外表拙朴，安于平凡，不是世界围着她转，而是她一心向着儿子和前夫，“一滴水就够她活出一片世界”。作者从她离异后的生活写起，着力于内心波动的细微描写。比如写前夫光光偶然中回到家，小玉从张皇到惊喜，再到凛然、迟疑、示威等，短短几十个字，一个女人面对前夫的心理写得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又极富层次感。与良霞的羞涩骄傲不同，小玉看上去大度，内里敏感而自卑，而这种自卑心理源自体内如火的欲望，哪怕那种欲望显得那样的卑微而渺小。她渴望前夫回家，而当光光当真决定留宿，她却像遭了雷击，“一跳老高，跟着回过神来，就陀螺一般转起来”。“红被褥”是她的“杰作”，她生活的亮点，隐喻着蛰伏于体内的欲望，红彤彤的一片，意味着激情的燃烧。这是一个不无讽刺味道的意象，因为小玉只能独守空房，即使当光光看透炎凉，离开了情人端端，但小玉还是做了留守女人，卑微的命运依然不可更改。商业化时代，男性闯荡的野心，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活姿态，他们不甘于婚姻的牵绊，而是以游离之态占据两性世界的制高点，逍遥于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状态。这便是光光的生活哲理，于是，在生意受挫情感失意之后，他去了攀枝花，在新的领域寻求发展。通过小玉这个被遗弃而又自甘卑微的形象，小说传达出在男性处于强势的商业社会，传统女性备受压抑而又安于现状的悲哀。
　　相较而言，池莉《爱恨情仇》中顾命大的命运比小玉凄惨得多，她不像小玉那样，可以拥有自由选择的空间，而只能充当封建父权压制下的女奴。在家里，她不仅受到来自姊妹们的迫害，还被迫与公公陈有锅乱伦，生下孽种。逃到外乡，她与河南老九结合，似乎找到了幸福。然而，随后她又以母亲的名义，充当儿子以博取名利的工具。陈富强为了制造轰动社会的事件——孝子寻母，将其带回老家。绕了一个圈又重回原点，这就是大多数女性的宿命。回归故里，她断然是不愿意的，终于壮烈自杀。从顾命大的命运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对现代社会发展所持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即使到了思想如此开放的年代，女性的命运仍旧不容乐观。与《良霞》和《爱恨情仇》一样，万方的《女人梨香》也是以“压缩了的长篇”，讲述女性坎坷多舛的命运，作者以主人公的三段婚姻，组接成一个女人的一生，勾勒出一波三折的命运形态。这些作品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女性悲剧皆缘于女性之为女性本身，作为“第二性”的劣势决定了女性的宿命。这可能是女性叙事的性别焦虑所致，而如何打破女性主义的一元格局，林白在新世纪的叙事探索值得关注。
　　讽刺艺术的新收获
　　现代小说史上，鲁迅、老舍、张天翼、钱钟书的讽刺小说构成了现代讽刺艺术的高峰，他们以各自的叙事路数为后人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而当代小说中，虽然偶有讽喻类叙事作品出现，但与乡土小说、都市小说等类型相比，显然属于稀有品种。这种格局下，盛可以《算盘大师张春池》和李洱《从何说起呢》的发表，就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从文本看，两部作品都表现出对现代讽刺艺术传统的某种呼应，具体而言就是，在调侃揶揄中透着人生的苦涩，在俏皮讥讽中彰显出批判的智慧。
　　《算盘大师张春池》是一部颇为独异的小说，它以其尖锐、泼辣的叙事语言和极具寓言色彩的异质空间，凸显其讽刺艺术的质地。这部作品与前面提到的《哦，乖》相似，都可谓当代官场现形记。不同的是，后者直接以在场者的身份讲述官场生态，而前者则是以算盘大师张春池的视角解剖官僚体制，而张春池所讲述的异国见闻，则由第一层叙述者——书吧老板“我”进行转述，两种视角的交替叙述使张春池的凄惨命运真实可感。技艺超群的算盘大师张春池，供职于等级森严的K国算盘协会。这个协会虽然算不上正统的行政部门，但衙门色彩却更胜一筹。这里的人面上微笑，内心青面獠牙，盘算着私人的蝇头小利，一见不得别人好，二容不得别人闲，表面恭维你，背后损毁你。在权力高层，二B哥与二C哥暗中招兵买马，争斗激烈。作为最底层职工，张春池更是受尽掣肘和挤兑，成为上司平衡关系的棋子。为了彻底逃离这个乌烟瘴气的协会，她排除万难，费尽心思。虽然最终获得自由身，可刚逃脱牢笼却又掉进另一重陷阱。移民火星的骗局让她丢失了档案，成为“一个丢了魂的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可悲到无法证明自我身份。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在我看来，是讽刺小说最可贵的品质。其次是批判的锋芒。人事倾轧激烈，外行管内行，官僚化、衙门化作风盛行的算盘协会，显然是对当下中国某些文艺家协会的影射。特别是在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时代风尚的背景下，盛可以对文化艺术部门官僚主义作风的大胆揭露和批判，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从悲愤绝望的叙述缝隙中，小说尚可窥见些许温情的描写。刘老师为争取艺术部的自由而跳楼自杀，让人顿生敬意，而冰岛青年算盘大师以身体的形式冰释了主人公的孤绝之心。这些人物身上，显示出讽刺笔墨之外的另一重意义指向。
　　从文本唤起的阅读记忆来看，如果说盛可以对文化官僚的批判，让我们想起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中只顾揽权不做实事的官僚政客形象，那么，李洱《从何说起呢》以文人视角对文人圈内生态展开批判，与钱钟书的《围城》一脉相承。尽管在文体上存在中篇和长篇的差异，但小说对学者文人的辛辣嘲讽，以及对知识分子矛盾人格的揭示，两部小说异曲同工。从创作主体来看，“文人写文人”的共同写作模式，也是两部小说暗通神韵的重要原因。从文本看，作者对文坛和学界的“内情”了如指掌，因此，他能游刃有余地讲述当代儒林的生活本相。应物兄便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小说开头就处于昏迷状态，他基本上是缺席的存在，是小说中被“说”的焦点，但从其友人的回忆性讲述中，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油然而生。“我不坦荡，但却是君子。我胸怀大志，却苟且偷生。”透过这句话，我们看到儒学大师应物兄作为学者生存的悲哀。应物兄生存的悲剧性与整个时代的文化生态有关。小说以“我”(小说家)为视角，引导读者目睹了当代文化圈的内部景观。我们看到，文人学者怎样以学术之名，行苟且之事，出版商如何寻找商业卖点，极尽惟利是图之能事。而文人又如何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被裹胁着充当文化市场的奴隶。小说在语言上明快而不失幽默。作者擅长戏仿名人之语，在诙谐戏谑中制造揶揄嘲讽的审美效果。“我爱导师，我更爱真理，但我最爱的是导师的情人。”这是对亚里斯多德名言敷衍与化用，借以批判季宗慈夺师所爱的负义之举。这种文人小说的格调，与《围城》谈文论道中参透人性之堂奥的笔致，可谓神似。小说标题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对种种文化圈内的乱象，不知从何说起，既愤慨而又无奈。因为他意识到，那种缘于人性的痼疾根深蒂固，渗透到文化生活的每个领域，而对这些问题的透辟分析，毕竟是一部小说难以完成的。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声明的，全面详实地分析和归纳2014年中篇小说的主题类型和主题形态，并非本文所能胜任。上述文字，仅是笔者在阅读100来篇作品的基础上所作的文本分析和主题学阐释，阅读和观察都很有限，时间之仓促，篇幅之所限，可能没有顾及到更多既有主题深度又不乏艺术创新的小说。比如，凡一平《非常审问》、李乃庆《双规》、彭瑞高《一票否决》、阿宁《同一条河流》、曹军庆《下水面馆》致力于贪官形象的多元建构，并对人物的精神面向和命运形态有所洞悉；王秀梅《失疾》、叶舟《开学》以别有心机的叙述探察当下社会的婚姻情感危机；葛水平《成长》、马原《湾格花原历险记》在儿童与成人的对话与对抗中批判现实；马金莲《绣鸳鸯》以质朴的民间化书写，绣刻出羞涩、含蓄、古典的爱情；须一瓜《老闺蜜》中“看客”世界的刻画是对鲁迅传统的有力呼应。此外，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以隐喻的方式凭吊8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尤凤伟《鸭舌帽》、赵玫《蝴蝶飞》对都市边缘群体的体恤与关怀，宁肯《汤因比奏鸣曲》、张廷竹《后代》在历史变局中对人性变奏的回望与检视，朱山坡《乡村琵琶师》对特殊年代异常生命的宿命化书写，胡学文《落地无声》以落地无声的优雅诗意反观日常琐碎与无聊，展示个体生存的困局，都以别样的主题追求彰显文本的意义深度。
　　概括地说，与往年相比，2014年中篇小说在叙事上显得更为冷静和理智，文学介入现实的深度和力度有所加强，显示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批判色彩。首先，无论是对时代体制的反思，对城乡巨变中人性的考察，还是对人生对命运的追问，对心理暗区的逼视与剖析，作品都在理性视阈中，展现出文学介入现实的强力和叩问人类生存本相的气度。其次，理性反思和批判指向与作家独立于主流的创作立场有关。创作主体立足边缘展开审美想象，以悲悯之心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知识分子的独立识见洞穿人性真相，揭示时代本质。第三，中篇创作都力图在某个主题领域寻求开掘和拓展，昭示出创作主体多元思维格局的形成。但问题也很明显，其一，打破小说题材禁区，构建多元主题形态，这种创作态势令人欣喜，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作品在主题开掘的深度上极其有限。倘若把这些作品放在新世纪以来中篇小说创作格局中考察，就会发现，异质性的思考并不多见。其二，小说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体现出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问题的提出多是“此刻”的思考，而少有关于未来的想象。文学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以超越于大众认知之上。作家不但要站在时代前沿，还要对时代作出审美评估和预见。正如法国批评家马舍雷对斯塔尔夫人的评价，她将文学变成“一种开拓人类未来道路的机器”，预见性的缺席，尤其对于现实题材小说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创作中，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如何贯彻鲁迅所说的“开掘要深”的思想标准，如何抵制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与同类主题的经典之作展开有效的认知竞争，在我看来，依然是小说家当前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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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与我们的文学理想(孟繁华)
孟繁华
　　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拿大短篇小 说作家爱丽丝·门罗，不止是为风光不再的短篇小说带来了重新被关注的可能，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看到文学理想的维护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中都可以实现。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么，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关怀现实是不变的文学传统
　　对现实的关怀，是我们不变的文学传统。当然，这个现实不止是我们置身的外部环境，同时更包括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处境。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 方》是一篇让人心碎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母子三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关系：哥哥对父母一直心怀怨恨。哥哥的瘸腿与父亲有关，兄弟两人离开家时，父母将家里微 薄的积蓄都给了弟弟上学。哥哥一文不名地走向社会，也从此在情感上远离了家乡和父母。父亲去世了，如何为母亲送终成为哥俩要讨论的问题。但母亲的心事不会 在儿子们的视野里，可怜的母亲不知所措地面对两个儿子。贫困的母亲在现实中如此地无辜无助，她全部的心思都在儿子这里，当然也在死去的丈夫那里。
　　有父母才有家乡，父母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母亲的思想、情感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不变的家乡。书写中国底层的文学已发展了十多年，但是，如何 处理和书写底层生活仍然没有终结。《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中，邓一光用他的方式做了新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更为辽远的体悟：那更深重的苦难也许不在生存 环境中，而是在家乡——母亲心中没有光的深处。
　　多年来，范小青的短篇小说一直在城市生活中展开，她写短信、写快递、写小区停车位、写“雨涵楼”等。小说《南来北往谁是客》从逃逸房租切入，将 城市的世道人心和“一切皆有可能”在另外一个领域呈现出来。房客真假难辨，失踪的房客和重新返回的房客是否是同一个人都很难说。小说的讲述出人意料又在小 说的逻辑之中。表面上荒诞不经，但却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表达了作家对当下生活本质的认知。尤凤伟的《金山寺》深入到官场生活的另一个角落。官场角逐过后的答 谢更暗藏玄机：在丹普寺院上香时，新市委书记尚增人为答谢宋宝琦的帮助，在宋宝琦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10万香火钱。事发之 后，面对这一情况，审查部门集体缄默，宋宝琦也失魂落魄、战战兢兢。最后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就这样，宋宝琦平稳 过关，此事不了了之。但此事真的能够不了了之吗？小说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新疆农场是董立勃小说基本的外部环境。他的“下野地”故事从西部传遍大江南北。《哑巴》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对人性的拷问更加客观严厉。 哑巴哥哥朱顺和母亲终于为弟弟朱民娶上了媳妇，此时“文革”开始了。母亲是农场惟一的地主，她的命运可想而知。面对母亲受苦受难，朱顺、朱民兄弟判若两 人。母亲自杀了，朱顺在救落水儿童时被淹死了——被救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整治陷害母亲的造反派头头王兴启的儿子。朱顺曾要杀死王兴启家的人，然而，“朱顺没 想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在笑。没有见过这样的笑，能笑掉男人的魂。朱顺举起的刀子落不下来，春桃仰起脸，靠近了朱顺，把刀子拿过来，扔到了地上；又抓 过了朱顺拿过刀子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朱顺三十出头了，没有碰过女人，更没有被女人碰过。这一碰，朱顺就爆炸了。这一炸，就把什么都炸没有了。”人性 的复杂在非常时期的无限“不可能性”，就这样在董立勃的笔下呈现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二题》是他“生活书”的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是一个东北人写出的东北故事。鲍十在质朴、感伤、复杂的书写中，为我们再现 或构建了他的乡土东北。东北大平原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变或不变的生活中来到了我们面前。在乡村文明崩溃的时代，鲍十仍然坚持他的乡土写作 ——他的“逆向”写作选择，不仅表达了一个东北籍作家的坚韧和执著，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向往、关爱以及与时尚无关的写作动机。
　　“60后”：掘进世俗的不确定性
　　毕飞宇、劳马、余一鸣、于晓威、王方晨等都是“60后”作家。毕飞宇的《虚拟》，故事的“核”就是祖孙的一场“对话”。不久人世的祖父在孙子眼 里已经“了无牵挂”，但在对话中，祖父还是表达了他久未放下的“心事”：当年荣校长死的时候收到了182个花圈。桃李满天下的祖父死的时候希望不能少于这 个数字。孙子应付说，“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祖父说，“不能作假”，因为死是严肃的事。孙子写了多少人送了花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毕飞宇写出了 再了不起的“圣贤”，也终有放不下的世俗事物，“放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劳马的《无法澄清的谣传》写一个纪委书记落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县里成为传奇，是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有趣的是，传言中的那位当年的 县委书记(如今的市纪委书记)仍活跃在政坛上，并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其他媒体中。两种舆论共存并行，井水不犯河水。后来，一个教授采访了这位书记并写成 了报告文学发表在刊物上。但在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教授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家乡原县委书记，现任市纪委书记真的被逮捕了！梦中的抓捕情境和被捕者所犯的罪 行与当年百姓对他种种的谣传和‘诬告’完全一致。他的司机和秘书，也一个跳了楼，另一位失踪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县里工作的一位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同 学告诉他，这不是梦，你讲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真事，那位谭书记确实被抓走了，这回不是民间传言，两天前，官方媒体也发了消息。”生活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被劳 马一波三折地讲述出来。
　　余一鸣的《头头是道》、于晓威的《房间》、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等，同样是2014年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
　　“70后”：致敬经典与自我期许
　　张楚、弋舟、哲贵、畀愚、朱文颖、鲁敏、蒋一谈、吴君、周瑄璞等，是“70后”主力作家的一部分。至今，难以被遮蔽的他们早已走上了各大刊物的 中、短篇小说的头条。张楚是短篇小说的写作圣手，今年发表的《野象小姐》同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张楚在一个“病态”的环境中塑造了一个被称为“野象小 姐”的清洁工形象。这个坚韧、强大和至善的女性，用她的方式书写了人的真正尊严。弋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小说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名的小说《礼拜二 午睡时刻》，写得开阖有致，他先进的小说技法和对辽远事物关怀的自我期许，使他的小说如此撼动人心。他在向马尔克斯致敬的同时，显然也有可以争锋的潜在诉 求。无独有偶，蒋一谈的《在酒楼上》也是一篇向鲁迅致敬的同名小说。“我”最后选择对残疾孩子阿明的照顾，与500万遗产已经没有关系。一个人的被信任和 慨然担当，使一个回响百年的短篇篇名骤然又熠熠生辉，别有新声。朱文颖的《虹》将这个社会细胞——家庭的溃败写到了极致。而且这个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式 的，当这样的家庭无可挽回的时候，这个社会可想而知。小说中的人物，副教授父亲和“虹”都生动无比，父亲哲学教职的无足轻重以及他的生活哲学，都值得深究 和分析。“虹”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学生，一头黑发遮住了她的面孔，但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却一览无余。小说最后是个隐喻。外婆的时代终结了，嘉陵们的未来真 的会比他们好很多吗？小说整体写得松弛从容，如飞如舞。
　　“80后”：渐呈漫天星光
　　近年来，“80后”作家蔡东、马小淘、蒋峰、甫跃辉、文珍、颜歌、马金莲、郑小驴、霍艳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这个代际作家的创作格局，更改变了 “80后”作家的形象。“80后”作家不仅仅是早些年在流行文化中爆得大名的几位，上述提到的这些“80后”作家，与“70后”作家一样，已经是各大重要 文学期刊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体阵容。蔡东的《我们的塔希提》、马小淘的《章某某》、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霍艳的《无人之境》等，是今年“80 后”作家扛鼎之作的一部分。
　　2014年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东北“80后”作家双雪涛。《大师》是个“中规中矩”的小说，其情节和讲述都在预设的范畴之内：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 过的工人，只因为热爱下棋，老婆都不辞而别没了消息。儿子与父亲学棋也终于身手不凡。其间的讲述波澜不惊，但预设了最后以求一逞的结局——只因父亲在警察 与囚徒下棋时为警察解了围，与囚徒结了梁子——多年后，这个失去双腿的囚徒出狱成了和尚，他找上门来，结果遇到了儿子，而儿子连输三盘；未露面却在场的父 亲出现了，两个冤家终于不得不再次对弈。小说的奇崛在于结尾父亲的输棋。那本来赢定了的棋父亲却要下输——这就是双雪涛要写的“大师”：孤苦伶仃的“和 尚”一生赌棋，没有家小，他赢了棋只要这个与他对弈的“黑毛”的儿子小“黑毛”喊他一声“爸”。父亲满足了和尚的愿望，因此“大师”与输赢无关。阿城、储 福金、吴玄等都写过下棋，要超越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双雪涛功夫在棋外，他以棋写人，写人性。不计一时得失的胸怀和格局，才堪称“大师”。小说行文沧桑凄 苦，一如从未忘记老婆的父亲的一生。《长眠》在虚实之间，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又有对魔幻超验的驾轻就熟。故事荒诞不经，却在本质意义上写出了人生的无常 和不确定性，这一点与《大师》又有气质上的联系。双雪涛的小说看似简单，事实上内涵或可解读的空间却复杂而广阔。有人间冷暖，是非曲直，也有宿命甚至因果 报应。特别是他小说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都非常引人瞩目。
　　2014年的短篇小说一如既往，在波澜不惊中书写着新的传奇，它风头不再但常有奇崛或惊艳如漫天星光。不变的文学理想，使2014年的短篇小说就这样光彩照人，如满目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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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散文：在谦卑和宽广中显现力量(李林荣)
李林荣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4年散文：在谦卑和宽广中显现力量
　　新世纪以来中、长篇散文走热的趋势，在2014年益趋加强。传统写法的短篇散文也取得了多样化的好收成，在个别忆旧类作品中，甚至还偶尔出现篇幅扩张现象。
　　演述历史散文在2014年持续发热的同时，人文地理书写的新潮流开始消融历史演述的旧套路，2014年中长篇散文最丰硕的成果，正集中在这里。

　　2014年的散文，仍游走出没于文坛边缘，扮演着年度文学大戏里兢兢业业而又毫不起眼的配角。但尽管如此，全年超过300种的散文类图书的出版 量，报纸和杂志数以千计的散文篇章的发稿量，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层出不穷的散文和散文家的页面推介，依旧在多方面地显示着散文稳定的社会亲和力和传 播热效应。当然，与往年一样，报刊、图书和网媒所传布的散文，是古今中外的合流，年度新作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正需在此给予全面详察。
　　检点20多种文学刊物，汇齐2014年新发表的散文1000余篇。通读比照之下，70多篇作品脱颖而出，取材和写法都各有夺目的亮色闪现。同时，2014年散文创作总体流脉的一些特点，也清晰展露出来。
　　中、长篇散文受到持续推重
　　新世纪以来中、长篇散文走热的趋势，在2014年益趋加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致力于中长篇散文创作，并在中长篇散文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收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学刊物也开始常设栏目，力推单篇万字左右的散文作品。
　　老牌散文名刊中，容量相对丰厚的《美文》，已将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三分天下的栏目框架主体固定。综合性文学刊物中，继近年一向重视中 长篇散文的《收获》《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天涯》《长城》《钟山》之后，《西部》《山花》《作品》《作家》《延河》《民族文学》《上海文学》《青 年文学》《江南》《黄河》《文学界》，甚至《小说林》《小说界》在2014年也都为中长篇散文提供了很多机会。其中，《西部》的表现尤为活跃，它通过“西 部头题”、“跨文体”两个栏目具体主题的灵活设置，推出大量高品质的中长篇散文作品。
　　王必胜的《读写他们——一本散文和一组作家书信》通篇4万余字，以解读书信为经，以汇聚思绪为纬，追溯20年前的往事，牵连出当年文坛人事的诸多生动细节。
　　习习的《南方工厂——一个写作者由远及近的观察》以近3万字的篇幅，平实呈现作者到东莞一家民营电子制品厂住宿舍、访工友、下车间的见闻。其中 的洞察和思考尽管尚欠深入，但仍见惟亲临现场才能有的一分细腻感和真切感。于是的《六小时》从作者深夜寻找走失的父亲这一极度焦虑、仓皇的情境着笔，在2 万多字的篇幅内，用绵密的叙事和刻画，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小见大，由己达人，将自我的遭遇一路推展，直抵老龄化社会的危机，给读者带来一种在压抑和窒 息中感受生活真相的精神触动。
　　格致1.4万字的《满语课》和近2万字的《手语，鱼缸中的南海》，也是年度长篇散文中值得瞩目之作。前者写作者对满语教师与满语课堂的期待、搜 求和探访，凸显了作者眷恋和追索自己民族文化根脉的情结。后者生发于作者某次潜水体验时从教练那里遭受的一个疑似暴虐的凶狠手势，主题情调与作者十多年前 的成名作《利刃的语言》相似，但语体技巧更加汪洋恣肆，展示出的理性思考也更加斑斓幽微。
　　人文地理书写消融历史演述
　　从作品数量上看，新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的演述历史散文在2014年持续发热。同时，人文地理书写的新潮流开始消融历史演述的旧套路，2014年中 长篇散文最丰硕的成果，正集中在这里。黄金明的《河流的忧郁》、于坚的《盐津的蜂蜜》、叶广芩的《秦岭动物札记》、王明明的《一个伐木时代的终结》、鲍尔 吉·原野的《草的汗香》、杜怀超的《草漫漶》《草江湖》、李亮的《农具之锈》、简默的《路上的它们》、拜学英的《我的拜家村》、郭雪波的《科尔沁大青沟峡 谷纪实》、杨献平的《时间之心》《南太行民间叙事》、赵树义的《街边的橱窗》、张承志的《海上的棋盘》、祝勇的《隔岸的甲午》、陈丹燕的《镜像》、余泽民 的《我在匈牙利的诗生活》、云也退的《我的以色列农耕日记》、马丽华的《喀喇昆仑以南》、闫庆梅的《寻茶去》、赛娜·伊尔斯拜克的《梦幻贝加尔》，均属此 类。
　　上述作者当中，张承志、马丽华、鲍尔吉·原野、叶广芩、陈丹燕、于坚、祝勇在散文或其他体裁中，早有依循人文地理和地域文化的维度进行创作的实 践。而其他多数作者涉足人文地理书写的时间起点，都在近年。人文地理书写在散文创作中的兴盛，远溯可与游记散文的悠久传统相关，近究则源于全民化旅游的生 活时尚。
　　细读作品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重心和支点，并不落在传统游记散文以交代游踪、描绘景致为双轨的方向上，而是叠合、聚焦于作者个人一定时空条件下 独异的精神历程。更直接地说，人文地理书写瞄准的是化外在于内在、转客观为主观的心灵史，而非止步于田野作业和民间考察的风物志，是只有借助特殊的历史、 地理因素才能激发得更敞亮、更鲜活、更直观的作者本人的内心动态，而非简单投射在作者心目中和文笔下的、点缀了些许零碎、浮表观感的自然风光。
　　正因此，人文地理书写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总是释放出强劲的主观能量。不仅作者创作当时面对着原生态的历史、地理素材，要焕发出飞扬跋扈、舍我其 谁的神气，而且读者阅读时，同样也能从历史、地理的意境中领受到一种既凌驾其上、又留连其间的洒脱和愉快。知性体悟的穿透力，决定着文本成品的总体格调； 情感传达的分寸感，决定着文本成品的审美境界；意念呈现的精准度，决定着文本成品的语言质地。
　　新一辈散文作家蓄势集结
　　散文的创作革新向来步履迟缓，并且难得出现风起云涌、群体聚集的热闹场面。上一次散文创作生力军的集结亮相，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上升》《九 千只火鸟》《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三本散文合集为标志的“新生代”散文家群体的崛起，距今已遥隔20余年。纵观2014年文坛，新一辈的新生代散文 家队列，已日渐凸显分明。
　　论年龄，他们并不像“70后”、“80后”作家群那样齐整，他们当中不乏横跨散文、小说、诗歌的多面手。无论是与20年前的新生代散文家群体相 比，还是与近前的“70后”、“80后”小说家或诗人群体相比，如今这些年龄分散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新生代散文家，在看似相悖的两个特点上体现着突出 的一致性：一面是个人的创作已有多年坚实的积累，一面是在评论界和读书界尚未赢得足够的关注。
　　除了前文提及的杨献平、杜怀超、黄金明、李亮，在2014年有散文精品发表的新生代散文家还有《我的大学》的作者彦妮、《破碎的记忆》的作者杜 中伟、《贫瘠之地》的作者阿乙、《青鸟(外二篇)》的作者玄武、《渐行渐远的故土》的作者吴佳骏、《词语中的生活》的作者夏榆、《食鼠之家》的作者羌人 六、《寄居者》的作者江少宾、《七个我》的作者闫文盛、《纸琥珀》的作者谢沁立、《新疆年轮》的作者朱又可、《那年的阳光》的作者袁士勇、《南方叙事》的 作者张谋、《碧蝉花》的作者东珠、《在暴雨中所显现的》的作者苍耳、《父亲的骂声》的作者帕蒂古丽。
　　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的语篇风格和精神内涵，几乎没有可以归并于一的显著相似点。但在各自不同的面向上，它们都同样沿着从惯常的生活经验表层中发掘 隐含的疑问、惶惑和纠结的情思轨迹，尽力于修辞的洗练、叙述的明快、细节的精当、旨趣的精辟。其中，彦妮、羌人六、阿乙的作品取材和表达的独到力度，江少 宾、谢沁立、夏榆作品视角和结构的新颖别致，格外可赞。
　　短篇散文从传统格局再出发
　　在中长篇散文逐渐占据文学类书刊大量空间的同时，2014年的短篇散文继续凭借作品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作者群的庞大规模悠然前行。2014年，传统写法的短篇散文新作不仅并不鲜见，还取得了多样化的好收成，在个别忆旧类作品中，甚至还偶尔出现篇幅扩张现象。
　　马识途以《百岁拾忆》为总题的15个系列篇章，忆述浩劫年代的亲身遭际，以朴实的文思，尽显见证历史的一腔恳切。吴平安的《窑洞房的主人》，记 叙了遗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疆大学校园里的温情一页。贾宏图的《春天的回忆》，召回了消褪在黑龙江知青营地的一段新时期文学的史前史。彦火的《寂寞如 斯赵清阁》、梁秉堃的《小势可造，大命难违——记命运中的于是之》、吴泰昌的《记叶圣陶与巴金二三事》、黄毓璜的《〈雨花〉人》、兴安的《说不尽的刘 恒》，基于亲历亲闻，钩沉人事，洞幽烛微，增益了当代文艺史上的关键细节和立体画面。
　　此外，薛尔康的《第四条诫命》和韩少功的《革命后记》从日常认识入手，陈说社会政治伦理奥义，举重若轻，抽丝剥茧，颇见新意。刘元举的《大白 菜》质朴晓畅，自然圆合，在看似平易的形式中，回归传统散文外松内紧的地道本色。而刘亮程的《驴知道世界上的路》《五千个人叫买买提》和周晓枫的《耳语》 则以简约的篇幅，浓缩呈现了极简主义的归真派和重度装饰的巴洛克这两路新散文名家的创作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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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价值被重新定义和发现(纳杨)
纳 杨
　　2014年的散文创作形态更加丰富、情感更加充沛，作家们的视线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直达人的内心深处。其中最动人的，是作家用真诚的写作分享对人生的体会。

　　2014年的散文创作，是作家们为读者奉献的一场精神盛宴，细细密密的文字里潜藏着的是一个大大的、实实在在的“人”字。随着“中国梦”的提 出，“个人”与“国家”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奋斗被鼓舞，个人的成功被赞扬，“个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和定义。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写 作路径，一是保持了传统写作特质的文化视角写作。这类作品有着文化散文的气度和格局，有着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底蕴，是作家思考的结晶，承载着文学的教化 功能。另一个方向则是平民视角写作，以普通人的心态和视角来看社会、看人生，写感悟、写情绪。这类作品更加突出“个人”，代入感强烈，容易引起共鸣。
　　近距离观察身边的农村
　　中国的农村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这种变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荡后，作家们开始把目光从远方收回，回到当 下，近距离观察和感受身边的农民。王月鹏的《血脉里的回望》讲述了作者在望庄拆迁工作组的一段经历和思考，用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心态来看待一个当下非 常普遍的现象——农村拆迁。作品中对人心的思考深入而独到，引人深思。朱强的《墟土》写故乡的最后一块处女地终于没能摆脱被挖开重建的命运，而与其相关联 的小城历史也只能在县志里沉寂。作家一方面感叹面对乡村的转变只有观看和目瞪口呆的权利，还有悲伤和流泪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也充分理解小城里热切盼望变 化的人们。
　　铁穆尔的《蓝翅膀的游隼》关注现代游牧民族的生存变化。作家用深沉的笔调提醒我们，游牧民族与草地的关系就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样深入骨髓，而 他们也同样正在经历撕裂的疼痛。冯秋子的《草原上的农民》讲述了被贫穷所困的草原农民不惜忍受自然环境的折磨和人们的恶意防范而偷偷进入草原“搂地毛”。 作者亲身探访搂地毛的草原农民，倾听他们的讲述，用平视的目光观察他们的无奈境遇，让人感触良多。
　　赵瑜的《乡村阅微》不是回乡偶书，而是置身其中，讲述既现代又传统的当下农村中人们生活的变与不变。外部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但一些 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比如情感方式、处世基本原则，其实一直没有改变。崔东汇的《马年耕田》把回老家过年称作“耕田”，是作者在亲戚中耕耘“心中之田”。作 品对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农村的沿袭和固守的发现与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农村变化、寻找改变途径有一定的意义。
　　“人”的变化是写作的重点
　　作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总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和较多的思考，而“人”在这些变化中的种种反应总是他们目光的出发点和终点。
　　李存葆的《龙城遐想》从出土恐龙化石的“中国龙城”写起，写恐龙化石的发掘，想象远古时期恐龙的生活景象和世人关于恐龙灭绝的种种猜想，引出 “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大变异、大恶化，是恐龙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一共识。文章由远及近，由虚到实，验证了这样的观点：人们对待大自然的心态是人类如何生 存下去的关键，可谓思之远、情之切。
　　郭文斌的《认识我们的心》从心之好恶讲到心量的边界，再讲到舍与得，回答了如何保持本质状态的生命，活出生命意义的问题。毕淑敏的《恰到好处的幸福》同样充满了追寻生命本质的温暖力量，是用作家的心智和眼光去理解幸福的奥义。
　　东西的《经验在最深入》思考作家与媒体的关系。现代传播技术的飞快发展，让人们来不及去消化所获得的信息，盲从、亢奋成了习惯。这种影响也同样 辐射到了作家身上，面对信息的轰炸、社会情绪的裹挟，作家该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东西看到了独立思考可能被消弭的危险，他真诚地写出了自己的心，希 望引起人们的重视。
　　王必胜的《单位》从作者自身经历写起，以作者的工作单位发生的变化为依托，直言快语，条清理晰，写出了“单位”的今日往昔，触及社会顽疾，引人 深思。“单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个范围极广的单位不明人群，他们应以何种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他们 的基本社会保障如何实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路也的散文《墓》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内容，是作者关于生死的思考和感悟。文章写作者所到过的历史人物的墓地，回望先人的人生际遇，感慨今日人们的遗忘，而这种遗忘，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遗忘，如果继续遗忘，我们可能会失去宝贵的精神遗产。
　　陈漠的《跨文体名字》从不同语言对植物的称谓写起，揣测人们给事物命名的初衷，记述关于名字的趣事，想象独特，开启心智。帕蒂古丽的《词语带我 回到喀什葛尔》也是从语言的角度讲述民族文化。作者通过对不同语言的细腻体会，切身感受到语言对反映一个民族情感方式的特殊价值。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父 亲的眼光》写不会汉语的父亲凭着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决定让儿子学习汉语，而这一决定对儿子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可以看到汉语教学对新疆各民族发展的影 响。
　　用心行走的历史和人生
　　历史人物、事件的追思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真相，追寻前人足迹，汲取先人精神能量，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启发当下，谋划将来。
　　周立民的《槐香入梦》重述甲午海战、日军侵略历史，提出记住不为复仇，重在知错而改，不再重犯。作者没有陷入历史的旋涡，而是客观、清醒地回顾 历史，还原真实，为今天提供经验和建议。江子的《督陶官：唐英的手腕》讲述历史人物唐英如何把景德镇打造成富有艺术气质的瓷都，作者带领读者跟随唐英的脚 步，感受一个辉煌时代的开启和落幕。
　　个人回忆文章可以看作另一种历史书写。作家写史更注重“人”的感受，而作家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更是为历史的书写补充了鲜活的注脚，增添了人文 气息。雷达的《黄河远上》写儿时求学经历。作者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他的求学经历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作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以求学的经历为线索，串起了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另一篇作品《多年以前》既是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是对父亲母亲的重新认识。余秋雨的《祭笔》以一支笔为线索，讲述自 己在文学道路上的求索，分享其中的欢乐与苦涩，失去与收获。北岛的《旅行记》把人生比作一次旅行，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而一个人的世界有多大就 看心能走多远。
　　作家在回忆往事的同时，也在回顾着心的旅程。梁鸿的《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更偏重思考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联的问题。社会背景在个人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脚踏实地地去体会当下社会，真正进入当下人的生活，才能看清所处的社会。
　　如果人生是一段旅程，有的人是用心在行走，有的人是用脚在行走。2014年，一部分散文作家把亲身体验的异国风情用文字记录下来，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
　　阿航的《番邦客》讲述“我”在欧洲国家的中餐馆打工的经历，此外还写到他所遇见的那些在国外淘生活的中国人的境况，他们对生活的安排和理解，他 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求，让我们领略到不一样的人生。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用画家文笔写自己对国外某些人生智慧信条的困惑，作者坚持独立思考，让人 印象颇深。
　　此外，2014年还有几篇记人散文很有特色。铁凝的《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写作者当编辑时与作家贾大山交往的一些片段。作者在回忆自己倾心敬佩的文学大家贾大山时充满了敬意，在叙述中与读者一起感受着文学大家的人格魅 力，感受这种人格的力量如何化为文学的力量。陈文芬的《远东图书馆师徒列传》讲述的是瑞典远东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讲述瑞典汉学家们为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传播 所作的努力，从中可以领会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以及作为学者对研究的态度。
　　父亲母亲都是散文永远写不完的主题。陈元武的《野草般的母亲》立意新颖，以讲述记忆中与母亲有关的几种植物来追忆母亲，歌颂母爱。黄金明的《父亲与我》是儿子对父亲的坦诚讲述，在这里，儿子终于理解了博大而狂热，简单而扭曲的父爱。
　　直面生存的疼痛和温暖
　　2014年，还有一类作品特别抢眼。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以思想和笔为手术刀，大胆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为了解自身的精神世界提供一条通道。在这样 的写作里，作家可以释放困惑，寻求平静，也可以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这类作品动人的地方在于解剖自我的勇气，难点则在于感情释放的“度”。感情过浓，可能 导致叙述的跳跃，让读者跟不上情绪的节奏；感情过淡，则不够深入透彻，让人感觉欲语还休。
　　彭学明的《这样回到母亲河》表现出强烈而真实的忏悔精神，记录了自己历经曲折寻访母亲身世的过程。作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教训，呼吁和唤醒天下 儿女不要忘本、不要丢掉自己的根。难得的是，这样的心灵之旅中还让我们看见了湘西苗寨人民真实的生活景象。曾经被贫穷和艰难打散的亲情，在生活逐渐好转后 也逐渐获得重生，这其中隐藏着多少无奈和痛苦。
　　周晓枫的《独唱》用深刻而大胆的自我剖析，完成了对嫉妒这一女性隐秘心理的透彻表述，其独特的审美体验，读来大为畅快，同时也让人心有余悸，吸引人们不自觉地去对比、审视自己。
　　塞壬《耻》写生活中多次遭遇飞车抢劫而留下的伤疤，这伤疤无言地记录着人生的艰难，然而外在的创伤远没有内心的耻辱感更对人造成伤害。作品中极其细腻而真实的心理剖析，不仅让我们近距离体验打工者的真实生活，更用文人的敏感和思考，批判现实社会中的虚伪。
　　不同于前几年盛行的底层写作，2014年，作家们自觉地把自己还原成普通百姓，以平视的心态去感受他们的感受，体会他们的体会。这样的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下社会，理解不同人群。
　　蔡崇达的《皮囊》用拉家常式的语言记述自己眼中的外婆的母亲，我的阿太。作者用朴实中透着调皮的语调讲述阿太的“事迹”和阿太的处世道理。在作 者的讲述中，我们不仅被亲情感动，更被99岁老人的人生智慧所触动。南帆的《到来一只狗》写自家养的一只小狗，最初被迫相处，一年以后竟有了亲人般的精神 联系。作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万物相通，精神的需求对各种生命形式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只要真心善待，各种物种之间都能友好相处。温亚军的《那个 度日如年的初夏》讲述女儿高考前全家人的各种表现。与千万个家有考生的家庭一样，作者也经历了女儿情绪波动、家人的有力支持，最终顺利渡过人生重要关口的 生活片段。
　　邝美艳的《我们都是鱼儿》描述了妻子对丈夫的想念，借此，一个因工作而奔波、为生活而打拼的普通打工族形象渐渐清晰起来。真实的在场感是这篇作 品的特色，在深圳，在中国，这样的打工族非常普通，正是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与付出，才能够筑起腾飞的中国。他们是真实的、当下的、鲜活的中国人，他们的喜 怒哀乐应该是文学的书写对象。
　　江少宾的《向黄昏沉沉坠落》写一个坚持用诚实的劳动追求幸福生活的普通青年，却因家庭原因一再遭受挫折而最终消沉。作品通过对个体的深入观察提 示我们，个人奋斗的艰难不仅在于社会环境，更在于亲人的态度。作品中弥漫着压抑的情绪，这不仅是主人公的不幸带来的，更是作者愤怒无望的情绪的投射。作家 看到了问题，提出了问题，却无法给出解决的办法。
　　2014年的散文创作形态更加丰富、情感更加充沛，作家的视线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直达人的内心深处。其中最动人的，是作家用真诚的写作分享对人生的体会。散文贵在一个“真”字，只要以最真的态度面对生活，保持最真的情感写作，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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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2014　　生活的感动与安静的力量
　　——2014年中国诗歌印象
　　人们早已厌倦了总结，厌倦的理由就像人生不是拿来总结而是拿来经历的。所以，任何煞有介事的总结和梳理都是徒劳的，只要人们在所经历的过程中，能够真正收获某种经验和教训，就值了。
　　2014年，我依然要说中国诗坛还算平静。尽管卧夫、蓝疆、许立志、陈超走了，给诗坛留下了哀痛、惋惜和缅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诗歌与文字留下了。2014年，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揭晓了，有一些议论也是点到为止，很少有人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样的“已经”上，从诗歌界的整体气象看，难得的和谐与宁静。
　　2014年过去了。中国诗歌的收获可圈可点，很多诗人远离诗歌场域的折腾，各种奖项、各种活动的吸引与影响已经渐渐消减，诗人们更关注自身诗歌写作的出新与突破，注意力转向了文本的价值、意义，以及写作介入现实生活新的思考和实践。诗歌切入生活的路径有了新的变化，不少诗人自觉地进入有温度、有重量的写作，一批有血有肉、接地气的诗歌显现出奇异的光彩。同时，很多优秀的诗人寻求安静的思考，在写作中多了一份非凡的洞察，批判与颂歌皆力透纸背，振聋发聩。这两个方向的诗歌，为过去一年的中国诗歌注入了活力。
　　直面现实的开阔与细微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从人们熟知的中华文脉里的“文以载道”“诗言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庞德)，中国新诗为此付出了近百年的努力。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入，社会的细分和渐趋定型的社会形态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经验，使诗歌道义的力量，诗人的责任与担当，开始成为诗人的自觉。可喜的是，这种自觉也是立体的、深入的，唤醒的是诗人不同经历、不同视角的发现与切入。
　　青年诗人羌人六始终生活在羌族聚居的平武山区，他在《抱着她头发里的大雪》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爱得那么细腻和刻骨：“比起自由和虚无，我更爱故乡/爱这些连绵起伏的群山，爱这条在阳光照耀下/闪动着鳞片的河流，也爱这些黝黑但朴实忠厚的脸谱。”这样的情感真实、可靠：“我喜欢崎岖但始终能够爬上山顶的羊肠小道/喜欢孩子脸上不曾掩饰的纯真与梦想/喜欢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带着我心里的这些/石头、露水、阳光和青苔，在这长途般的时光隧道里游梭。”这是一种没有杂质的、纯净的赞美，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原生态生活环境里的羌民族的生活写照和心灵写照，诗人血液里流淌的是羌民族的善良、自足与美好。
　　与羌人六的生活正好构成反差的霍俊明，在《与老母乘动车回家》里，对现实则是另一个角度的切入。母亲从乡下到了儿子工作的北京，住着住着就不适应了，脸上没有了表情，而且“她肿痛的腿在北京的冬雪里阵阵发冷”“地铁里滚动的电梯和滚烫的人群增高了母亲的血压”。母亲想回家了，想尽快回到乡村。儿子送母亲坐动车返乡，母亲不习惯乘坐电梯，“却在步行阶梯朝我满脸微笑地攀爬”，那是一种回家的喜悦、奢侈的微笑。除了这短暂的微笑，母亲再也没有了表情，儿子不知道母亲此刻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只有儿子知道，“她不属于这个城市，更不属于北京”。这里的酸楚绝不只是这一个母亲，而是一个偌大的群体，一个城市与乡村文化背景差异与心理冲突的细微切入，疼痛不可避免、不能更改，这构成了生活的真实。
　　诗人谭克修的《还乡系列》，似乎每一首都在寻找和揭示最不为人知的隐秘乡愁。其中《大年初一》的震撼让人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个过于奇怪的日子/村里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他们天亮前就吃完早餐/他们和遇到的所有人说吉祥话/他们要一口气把全年攒下的吉祥话说出来/他们和昨天相比仿佛是另外一群人/他们已经忘记城里受到的委屈/只是被当作小件行李临时寄存在车站/他们千里迢迢赶回来/完全不是为了挤爆那几个铁皮车厢/他们要在这一天集合/用喜悦和美丽的谎言把整个村子引爆。”这首诗的意外在于，所有从城里回家乡的人，背井离乡，都经历了艰辛与苦楚，然而在这一天，都不约而同地把在外的艰辛与苦楚隐藏起来，只讲美丽和喜悦的“谎言”。这是为了让父老乡亲减轻担心、缓解牵挂，“撒谎人”人性的美好和善良跃然纸上。一首12行的短诗，如此轻描淡写、不露声色，所展示现实的宽度与长度是很多上百行的诗所不能抵达的。这一年，余幼幼的《东门记》、王杰平的《间谍》、颜梅玖的《父亲的遗物》、熊焱的《在人间》等，都找到了新的路径切入生活，别开生面。2014年中国诗歌直面现实的开阔与细微，以及文化、心理层面的冲撞，使抒情不再彼此类似或者流于表面，而多了可以触摸的温度和感动。
　　捕获别人无从下手的“新大陆”
　　过去的一年，越是安静的诗人越有不俗的表现。我比较注意那些已经成熟、已经有了成就的诗人。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和自己较劲，他们努力克制、修炼自己，思考怎样才能把自己放下，让内心真正安静下来。他们开始在现实生存的繁复、含混、荒诞和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里，拒绝惯性、虚无和自恋，捕获别人所忽略、甚至无从下手的“新大陆”，写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诗人蓝蓝把的诗作《汽车站旁的神经病不见了》，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睡在一棵杨树下面，五冬六夏/盖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要是下雨了/就躲进候车室屋檐下，站一整夜/咧着大嘴笑，不管面对半块馒头/还是一口浓痰。笑起来还挺好看/大眼很亮，双眼皮很深”。就这样一个经常见到的病人，突然不见了，被人杀害了：“凶手是个推销员。杀了好几个疯子、傻子。/他说这是为民除害，说这些人不配活在世上。”很显然，诗人并不是在揭露阴暗面，而是在鞭挞丑恶，呼唤和呐喊人类的人性与良知。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震惊，嘴张得能吞下一本社会学词典。”
　　路也同样是一个安静的诗人，她的《嘉峪关》写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文化想象力的嘉峪关：“敢在地球上建一道万里长的灰砖墙壁/把国家当作一个四合院/给大地和天空断章取义”“再用一座孤城当门，把政权和尊严锁在里面/锁住落日，锁住白云/锁住汉语以及汉语的回声”“最终，砖墙未能挡住一次次入关/诗人有机可乘，翻墙或骑墙，造出诗词”。从古到今，诗人的嘉峪关已经成百上千了，很难另具一格，而路也提供的“这一个”，没有着笔于大漠、孤烟，没有嚼别人嚼过的馍，不落窠臼，别有一番情致。
　　我一直认为，衡量一个诗人水平的高低，除了他在艺术上的讲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诗人驾驭题材的能力。蓝蓝、路也如此，包苞《菜墩上的月光》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他偏居西北的一角，一向安安静静，内心却拥有细腻、辽阔的诗意。一个毫无诗意的菜墩，在包苞的笔下诗意如此荡漾：“一块用旧了的菜墩/就是一个泊着月光的码头/静默的菜刀站立高处/瘦削的身子不曾锋芒消钝/但心老了/容易陷入忧伤/二月里的荠菜珍贵无比/她们都曾带着山野的泥土/在小小的菜墩上青翠成了海/鲜嫩而多汁的身体/贮满阳光/不用说，从菜墩的码头启程/带着微量的苦/抵达生命的旷野/春天，才有了浩瀚的意义……”蔬菜、季节可以入诗，阳光、月光、已经逝去和即将到来的生命的尺度、人生和情感的体验都可以入诗，而这些，竟然可以集结在一个菜墩上尽兴渲染，张弛有度，游刃有余，并且还能如此朴素、熨帖与饱满。我相信，浮躁的诗人、过于自恋的诗人，写不出这样的诗歌。
　　中国诗歌走到今天，比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倡导欣赏与尊重。诗歌的风格与技法林林总总，抒情与反抒情、传统与现代、口语与非口语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剥离、互补、渗透，并不是非此即彼。所以，中国诗坛需要呼吁的是学会彼此尊重、相互欣赏，而不是唯我独尊，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一统天下。现在要做的是，诗人的创作要在文本上下功夫，要有勇气给自己制造陌生，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批评家的批评和研究，也要在文本上下功夫，放下驾轻就熟的“榜样文本”，针对当下诗歌现场文本的得失发声，才不至于总是翻来覆去的老生常谈。只有创作与批评互动，中国新诗的发展才会欣欣向荣、才会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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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4年报告文学：多向度与多维度的开掘
　　□李朝全
　　时代和人民大众的召唤往往能激发报告文学作家最强烈的创作冲动，2014年，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了多个向度和维度，具体包括：反映时代真实、描写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关注平民，表达百姓情怀；与民生和国家社稷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报告；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等。

　　报告文学作家是离现实生活最近的作家，报告文学是感应时代真实最敏锐的文学。时代和人民大众的召唤往往能激发起报告文学作家最强烈的创作冲动， 也造就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多个向度和维度。回望2014年，报告文学依旧处在文学场域的一个中心。在市场空间的不断挤压下，报告文学依旧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 头，涌现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佳作。
　　中国故事与时代新人
　　2014年，报告文学不断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真实、描写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长远传统，也是非虚构创作的第一向度。
　　报告文学擅写重大事件、重大场景，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大事件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反映。张胜友、徐锋总撰稿的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系统梳理中 国人民为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过程，阐释了实现梦想的根本路径、基本依靠和发展战略，语言洗练精到，情感饱满丰沛，是一部让“中国 对着世界说”、生动弘扬中国梦的优秀作品。
　　电视政论片和纪录片是对报告文学实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的一种有力延伸，《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互联网时代》《水脉》《新军垦战歌》等多部纪实 片，都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观众好评。这些纪录片大多由报告文学作家如麦天枢、丰收等参与创作或执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纪实题材剧和纪录片近年来异军突 起，充分证明报告文学可以在影像化方面做出努力，昭示着报告文学发展前行的一条新路。
　　2014年，还有些报告文学专注于反映重大工程、重点建设和重要事件。艾克拜尔·米吉提、裔兆宏的《黄河金岸》聚焦“塞上明珠”宁夏改革开放发 展的新成就，李鸣生、纪红建的《发现龙门山》将目光投向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中心龙门山，戴荣里的《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描写我国高铁建设成 就，赵学儒的《圆梦南水北调》揭示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进展，薛晓康的《悲怆莲花路》追记了一群默默奉献的墨脱筑路人，徐歌的《大流向：沧桑西江与黄金水道 建设的时代际会》描写水上人家的曲折命运，徐江善的《孔子，走出国门》聚焦10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建立及发展进程……这些关注重大题材的作品是传统 意义上的重大报告，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此类报告大多以中国梦为主题或立意，从科技、工程、文化建设等多方面来表现中国梦实现过程的 艰难曲折，旨在传递时代正能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故事的真正讲述者与创造者是中国人，中国梦的实现要依靠有道德、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新人。李春雷的《善行启示录》聚焦“善行河 北”活动，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善行善举的社会意义；杨文学的《“太阳”梦》着重描写山东省在道德建设方面的成就，充分展示了道德的巨大力量，两部作品都塑造 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人形象。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和关庚寅的《冲天一跃：罗阳和歼-15的秘密》都以已故歼-15总指挥罗阳为主人公，谭楷的《让兰 辉告诉世界》以已故北川副县长兰辉为主角，生动描写了两个被重点推出的时代英模。刘先琴的《玉米人》塑造了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的鲜明形象，裔兆宏的《淮河 赤子情》着力刻画为保护淮河少受污染而倾尽全力的“淮河卫士”霍岱珊的形象，蒋巍的《海雀的一棵树》追述贵州毕节市海雀村老支书文朝荣的故事，徐锦庚的 《懒汉治村》以简练的语言生动叙述了作者家乡一位外号“懒汉”的村民如何成长为村民信服的村支书兼主任，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讲述了一位维吾尔族农民 热心帮助军队建设的故事。赵瑜亲赴缅甸采访而创作的《野人山淘金记》反映了一批敢于在异国他乡创业的中国人艰辛打拼创造财富的故事。朱晓军、梁春芳的《高 地——浙江“最美”现象纪实》和《天地良心——中国最美渔民郭文标》记述最美人物的感人事迹，彰显了可贵的精神魅力。
　　弱势群体与百姓情怀
　　关注平民，表达百姓情怀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2014年，农村留守人群再度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一个热点，阮梅的《警示：四个沉沦的留守少 年》讲述4个走上违法犯罪歧途的少年犯的故事，方格子的《农村留守妇女》和李琭璐的《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现状采访记》则分别将目光聚焦于留守女 人和留守老人，揭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辛酸与苦难，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农村妇孺和老人等的生活要求、情感诉求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发展 进程中亟需严肃面对并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报告文学要选取独特的题材及人物，对一些遗落在历史角落里的人群的关注和描写也是作家们自觉努力的一个方向。张春燕的长篇报告文学《向东找太阳 ——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描写7位百岁西路军女战士的命运遭际，展现了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崇高之美、信仰之美，写下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国家记忆。王贤 根、吴潮海的长篇报告文学《千古长城义乌兵》穿越明朝与当代，描绘了一幅关于戚家军义乌兵守护长城的壮阔画卷，对于探析人口迁徙和习俗变迁、考察文化流脉 传承都有重要意义。
　　反映社会焦点问题
　　问题报告历来是报告文学作品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大多与百姓的生活生存密切相关，与国家社稷的发展进步相连。张敏宴的《吸 血的血透》顺着打假医生、“感动中国”人物陈晓兰观察调查的视线，反映血液透析中存在的暴利及严重腐败，揭示了过度医疗和医疗腐败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 要原因，读来惊心动魄、震撼人心；陈廷一的《魂殇》是对2012年沸沸扬扬的河南周口市“平坟风暴”的调查与冷静思考；向思宇的《中国西南乡村教师》将目 光投向那些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乡村教师、民办教师，表现他们的奉献牺牲精神，动人以情。
　　法制题材在2014年度报告文学创作中绽放光彩。何家弘的《死刑的证明》讲述了一桩被误判的死刑案件，由此反思死刑审判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的各种 利弊，强调法律的实施必须本着对每一个生命高度尊重和负责的原则。丁一鹤、梅贤明的《微信危信》揭示微信普及所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一丁的《寻找遁形人 ——公安部严厉打击整治“伪基站”专项行动纪实》、吕铮的《“猎狐”行动——公安部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纪实》、胡正第的《天剑—— “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暴恐犯罪团伙覆灭现场纪实》和艾璞的《护花使者——网络贩婴案侦破纪实》聚焦公安部门的各种专项行动，写得惊心动魄。
　　在文化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开掘是报告文学创作重要的新向度，特别是对那些渐行渐远的、正被人们淡忘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描写，更具重要的人 文价值和历史价值。胡平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是一部关于千年瓷都景德镇发展历程的简要记录，更是对瓷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深入审视和开掘的大书。杨守松的《大美昆曲》表现昆曲的前世今生和曲折命运，折射了中华民族的变迁。向思宇、周婷的《流浪的川剧》，关注川剧团和川剧的命 运。黄立轩的《远古的桨声》，研究浙江沿海渔俗文化。
　　掘进历史，警示今人
　　近年来，历史纪实作品广受关注，原因在于其大多建立在新发现的文史资料、档案、回忆录、田野调查或口述实录等基础之上，带有揭示历史真相、内 幕、隐情乃至“抢救历史”、“重述历史”的意味。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以人和事相结合的手法，通过记录兵团人屯垦戍边60年的历史，生动刻 画了几代兵团人的群体形象，表现了他们以国为家、爱国敬业、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是一部具有国家情怀和史志价值的大书。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 贾大山交往纪事》追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与一位作家之间的交往，另一部中篇《赶考——西柏坡感思》撷取解放战争胜利前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西柏坡的生活工作往 事，表现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和传统。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讲述《共产党宣言》诞生及160多年的传播历史，描绘了山东广 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延集村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田家村的《江南小延安》深入挖掘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浙江长兴县的抗战历史。
　　历史报告注重在历史中反思，反思过去为的是警示今天和昭示未来。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站在今日中国回望和讲述沉痛历史，反思那场反人类 的大劫难，给读者提出了峻切的思考与警示。紫金亲临大连新港火灾现场，感受到消防官兵、交警和各级领导在大难面前的威武顽强、坚毅果敢、勇于牺牲，花费4 年时间沉淀反思，蘸着泪和血写下了一部长篇报告《泣血长城》，警示人们永远敬畏生命，热爱生活。陈启文的《绝地上的诞生——一个令人发疯的科学神话》通过 描述三门峡水利枢纽和小浪底工程的建造经过，以正反映衬的手法，深刻反思黄河治理历史。祝勇独辟蹊径，创作了《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为 反思甲午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人生不可重复却可以效法
　　关于伟人、名人的传记在2014年继续广受瞩目，代表作品有杨胜群主编的《邓小平传(1904-1974)》、丁晓平的长篇纪实《硬骨头陈独秀 五次被捕纪事》、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丛维熙的《我的黑白人生》、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陈培浩和阮援朝的《阮章竞小传》等。此外，张新颖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试图以对沈从文后半生的书写，引发人们对时代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思考；郑旺盛的《震撼日本列岛的中国英雄——花冈暴 动与中日民间索赔第一案揭秘》记述了花冈暴动和对日索赔第一案主角耿谆卓而不凡的一生；《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第二批的10部作品，包括黄宗羲、颜真卿、 杨万里、关汉卿、马致远、王阳明、李梦阳、蒲松龄、吴敬梓、章学诚等10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具有重要的文化及文学意义。
　　平民自叙或者家谱、家族传记继续兴盛，个人撰写的“微历史”、“小历史”受到关注。这些作品皆可归入国民记忆范畴，是对一段国家历史和民族历史 具体而微的呈现。凸凹的《母说，或家史》、李运抟的《母亲的高寿》都是关于母亲的追忆和传略，带有传承家风的深层意味。赵凯的自传《扛住——倒下，还能站 起来》、王庭德的《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一个侏儒青年的奋斗之路》和徐渝江的《挥动翅膀的女孩：一个脑瘫儿的成长故事》都是关于残障人士的成长叙事，这些 身残志坚的人的故事对于读者都会起到励志作用。
　　还有一些传记是为一座城市或一条河流而作。如杨振辉的《血性福州》和王若冰的《渭河传》，前者凸显福州这座城市的鲜明品格，后者则描述了渭河千年历史和渭河领域的风土人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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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美术：美术的日常生活
　尚 辉

　　美术离人们今天的生活愈来愈近了。连续举办了三年的全国美术馆藏品展出季，开始在2014年收获广泛的社会效益，更多的市民自觉走进美术馆享受 审美的愉悦，去美术馆或画廊观赏作品，已成为今天的时尚生活。2014牵动业界乃至社会广泛关注的，无疑是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创作、推选、评审和开展，而 从获得金奖的中国画《儿女情长》、油画《桥上的风景》、版画《三十而立》、水彩《亮宝节上的人们》和漆画《织情叙意》等作品，也不难看出当代美术创作与人 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美术作品日常情态的呈现，也同时涉及绘画性或造型艺术本体特征的创作话题。这个看似不太先锋的问题提出，或许也意味着在图像化时代 如何追问美术不可被替代的艺术图像的价值命题。
　　民族美术创作持续推进
　　正像水彩画《亮宝节上的人们》描绘的那样，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已深刻地触及了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土著民族生活形态已不断地被现代文明同化，民族 题材美术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当下原生状态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见证。4月25日，一个以云贵美术艺术史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七彩云南·多彩贵州——中国美 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揭幕，这是继“灵感高原”、“天山南北”和“浩瀚草原”之后，有关20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另一次大集结。该展 以400余件作品从历史的角度对于云贵高原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梳理，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作品之间构成的审美历程与文化逻辑，揭示了这些作品所藉涵的整个 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化转型。
　　与以往已经举办的表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主题展不同，该展揭示了云贵高原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现代性演进所提供的审美支撑的独特性。且不说庞薰 琹、张仃、祝大年、黄永玉等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云贵高原民族生活形象获得的具有现代形式美感的初探与采掘，就新时期美术而言，有关形式美的启蒙、有关人 性表现的觉醒、有关现代意识的突围等，似乎也都和那片神奇美丽的高原密切相关。不论云贵本土美术家还是全国其他省区的美术家，无不在云贵高原提供的边地民 俗文化、民间美术与自然环境中获得“现代性”意识的觉醒、探寻中国式“现代性”的思想载体与审美符号。
　　2014年似乎构成了对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持续发力的一年。5月19日，首届中国民族美术发展论坛暨2014年民族美术艺委会年会在贵州省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举办；5月22日，第三届西部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高级研修班写生创作展在中央民大美术馆举行；12月14日，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举行；12月25日，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展暨第二届云南美术双年展在昆明举行。9月24日由多家学术机构发起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历史与 创作学术论坛，回顾总结了5年来中国美协策划组织的一系列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与展览活动。如何持续推动民族美术创作、表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边地少数民族生活， 也成为此次论坛的热点议题。毕竟，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个同化与消解民族特性的过程，这意味着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必然会面临着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时代 与审美的转型。
　　从展延拓宽中回归传统
　　摘得全国美展中国画类惟一金奖的《儿女情长》，再度印证了近些年工笔画外沿强劲拓展的势头。年内，工笔画各种专项展依然是中国画展的主角。6月 12日，以“精致立场”为主题的全国第二届现代工笔画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近500位艺术家创作的400余件作品。12月6日，以 “托古改制”为主题的当代工笔画展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画展集结了12位前卫性工笔画家的数十件作品，“托古改制”的寓意也鲜明表达了这些画家如何借用传统 工笔语言进行当代性文化隐喻表达的尝试。12月28日，以“多重空间”为主题的厦门全国工笔画双年展在厦门美术馆举行，画展邀请当代富有探索性的39位工 笔画家参展，并以“物性寓言”、“表情截屏”、“澄怀之境”和“花木悦容”四个专题对工笔画艺术语言的潜性空间进行了探讨。
　　相对于“水墨为上”的文人画时代，“精工”已成为今天技术理性时代的审美崇尚。顺应此种审美潮流，工笔画一方面因汲取欧洲写实绘画语言而获得极 为宽广的现代视觉经验表现，另一方面也因此种欧式语言的汲取而逐渐进入当代艺术语境，工笔画成为当下最不确定、最具有变革性的画种。“精致立场”的提出， 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科技文明对于我们观看方式与审美触点的改变。的确，这个时代对于精工技艺的崇尚、对于图像信息的消费，已衍化为一种闲适优雅的精神向 度和富丽精致的美学范式。获得金奖的《儿女情长》固然以一种纯厚的中国式家庭伦理观的展现而博得人们的喜爱，但精致细微的写实语言更表现出当代人的审美趣 味。写实，在当下已不仅仅是一种造型语言，而是精致立场的一种审美呈现，是科技文明造就的读图时代一种最习以为常的美术生活经验。
　　年内的其他中国画大型群展还有：以“澄怀味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展，该展以文心哲思为基础，强调用纯净的心性与笔墨来感 怀属于时代的审美理想；以“多彩中国梦”为主题的2014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是百家金陵画展自创立以来的第十届展览，该展项业已成为当代倡导现 实主义美学理念的知名品牌；以“辑页掇英”为主题的第三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试图以中国画特有的册页形制来推动中国画传统的当下活化；以“写意中国”为主 题的2014中国国家画院年展，以年度展的方式呈现了国家画院一贯倡导的中国画写意精神。相比于工笔画的红火，写意画显得冷清式微，“写意性”或“写意精 神”成为美术界年度高频词。大家似乎都看到了当下中国画存在的症结，却无力改变现状。中国画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在经历全面接受西学并发生了巨大变革之后，也 变得越来越游移不定。7月28日，由多家学术机构组织召开的中国画学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就中国画学的体系及传承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会上对中国 画学核心价值观展开的激烈论辩，或许揭示了人们今天对于中国画学精髓的多种价值思考。
　　写实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
　　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拔得油画头筹的《桥上的风景》，塑造了林风眠、吴大羽和林文铮等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先驱的形象，但颇具意味的是该作恰恰是以精湛的写实技艺而荣获大奖，这或许揭示了写实油画移植中国重获新生的历史寓意。
　　写实油画在欧美日趋式微之时却于中国再生复活，一直是当代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史学者探讨和争议的话题。7月25日，以“沃土中原”为主题的吾土吾 民油画系列邀请展在历经了西北、东北、江南、华南和西南片区展览之后，终于在中原之京、津、晋、冀、鲁、豫收官，这或许能够让我们从历史文脉的梳理中寻求 写实油画在中国活化的解答。如果说厚重感是中原油画的基本文化特征，那么，这种厚重感首先来自于此种艺术能够敏锐地述说历史与表达现实。在中国，没有哪个 地区会像中原这样有着强烈的国家艺术意识，中原油画凸显出的刚健与质朴，其实更是一种民族担当意识的外化。因而，通过写实油画表达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也只 有在中原才能获取得天独厚的条件。或者说，写实油画是中原文化的选择，是中原油画最基本的艺术风貌。
　　这种文化观念无疑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腹地的油画艺术审美取向，甚至于在当代艺术袭来之时仍然处于立定的姿态。创立于2003年的中国写实画 派，就是这种文化观念作用的结果，纯正严谨的思维在此成为中国写实油画“寻源问道”的艺术理念。几乎集结了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写实画家，在这面旗帜下不 懈地探索中国文化现实中的写实精神，攻克中国油画造型与色彩的难题。11月7日，中国写实画派十年展以回顾的方式展现了靳尚谊、陈逸飞、艾轩、杨飞云、王 沂东、郭润文和冷军等中国当代31位成就卓著的写实画家450幅作品，从他们的创作可以窥见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并不相同的艺术追求与斑斓多彩的风格面貌，尤 其是他们在古典主义中寻求的高贵与典雅，也几乎折射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尊崇的一种审美趣味。
　　当然，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惟写实的单一面目。譬如，第五届广东当代油画艺术展就以“叙事性图像”为主题，强调油画艺术并不在语言、而在叙事性 图像对于当下现实社会的介入。再譬如，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就以“在场”为主题，并通过“历史之场”、“生活之场”和“突围之场”来呈现油画家怎样以艺术 的方式“在场”，展览的突出特色并不在于展览一件完整的作品，而在于展示创作过程的各类草稿，以此呈现艺术在场的心路。还譬如，在山东举行的中国油画风景 作品展再次以“可见之诗”为主题，强调观看的风景与表现的风景之间构成的某种“诗性”特征。但即使是这些着眼于当代性或观念化的油画展，仍不难从统计学的 角度得出一种概率，也即写实油画仍然是中国油画的主角，而且这种写实并不局限在对于欧美哪个时段油画的研习模仿上，而是从欧美艺术史的宽广视野寻求当代中 国文化的创造。
　　消费社会的民生形象
　　年内播及面最广的展览当属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相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美术作品里呈现的新中国改天换地的劳动人民形象、新时期改革开 放的人文风貌，新世纪美术作品里描绘的中国人文形象则更多地转向了以消费性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人文图景，许多作品试图触碰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少涉及的消费性 社会给予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这种社会变迁之于人的精神心理的反应。这种对于当代中国生活的描写，也最集中地呈现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众多作品里，甚至 于成为本届全国美展的显著特征。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在一些发达的中心城市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的深刻改变，许多作品成为此种 生活样态敏感而细微的心灵镜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下美术创作试图从某种类型化题材或概念化主题的阐释中挣脱出来，在捕捉那些真切自然的生活表情中扩大表 现半径、挖掘某种陌生化的新鲜美感，从那些看似无意识情绪的释放里触摸某种真实的存在，在那些看似庸常与琐屑的生活现场中揭示某种人性的价值。
　　在艺术语言上，中国画、漆画、综合材料绘画与雕塑不断通过新媒材的尝试来扩展其本体审美属性，和油画、水彩、版画等相对收缩画种外延、凸显油 彩、水彩与刀刻的绘画性品质，或许也共同构成了本届全国美展两种十分突出的学术推进范式。在中国画、漆画、综合材料绘画和雕塑等门类中，我们往往把中国 画、漆画、综合材料绘画和雕塑能够囊括多少非本体的媒材运用、增强多少非本体的艺术表现力作为其学术突破的评判标志，而在油画、水彩和版画等领域，则常常 偏重对于其本体艺术特征的深入发掘与展现。譬如，在电子图像大众化时代，油画的精英立场恰恰体现在不同于图像的绘画性的创造上，凸显油画在空间、造型和色 彩等方面的传统精神与人性表现魅力，使之更具有不可被替代的油画味道，已成为这种移植而来的艺术推进本土化与现代性的重要文化支撑。而脱胎于民族艺术的漆 画，在现代性成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品格独立性考量，恰恰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扩展传统大漆媒介的“韧性”以融会更多的媒材、增添建立在此种媒材基础上的审美 表现性。譬如，在电子图像大众化时代，油画的精英立场恰恰体现在不同于图像的绘画性的创造上，凸显油画在空间、造型和色彩等方面的传统精神与人性表现魅 力，使之更具有不可被替代的油画味道，已成为这种移植而来的艺术推进本土化与现代性的重要文化支撑。而脱胎于民族艺术的漆画，在现代性成型的过程中所面临 的品格独立性考量，恰恰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扩展传统大漆媒介的“韧性”以融会更多的媒材、增添建立在此种媒材基础上的审美表现性。
　　当然，不断拓展外延的雕塑已消解了与多媒体、现成品装置的边界，人们在欣喜地看到雕塑此种“当代性”跨越的同时，也对雕塑逐渐褪色的“崇高感” 而担忧。壁画界提出“架上壁画”的概念，既出于对学院壁画教育与研究仍在持续推进的现实考量，也出于对这种学院壁画教育不能在现实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无奈。 这是个学术问题，但更多的可能还是社会问题。新增设的实验艺术展，是对十年来以装置、影像和观念为代表的中国新媒体艺术的概略回顾。展览开启了全国美展对 新的艺术语类的容纳，并为架上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角度。
　　年内不能遗漏的美术事件，还有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的成立和长春世界雕塑大会的举办。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城市雕塑可以说是让美术走进 百姓生活的最佳方式。而第二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和青岛国际水彩画双年展的策划举办，则使这种简易大众的绘画媒介开始获得了一种学术提升。美术馆业通过一年 调研论证，终于制定出可行性的美术馆藏品普查数据库与操作程序，真正启动了这一规模空前的为美术公共服务夯实基础的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程。第十二届全国 美展获得艺术设计金奖的作品是《为西部农民生土窑洞改造设计》，可见，美的生活已成为今天美术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