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版家真好

jssh365

做出版家真好

——读瑟夫《我与兰登书屋》 贺卫方＊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图书相当匮乏的环境之中。从前的许多中外作品都被宣布为禁书，无从阅读。能够读到的就是毛泽东的作品、那个年代的文学英雄浩然的小说，以及其他充斥着对于伟大领袖歌颂之词的出版物。这样的书读久了当然会感觉单调乏味，某些对于“文革”前的作品进行批判的文章反而提供了一种导引，大家就设法寻找那些“毒草”偷偷地读。当然，“毒草”也无非是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一类作品。有一本书传看者太多了，以至于封面以及前面的十多页全部不见了，书脊上的书名也根本无法辨认，但是故事情节却很吸引人，尤其是其中一些爱情片段，对于一个处在所有文学艺术中爱情完全缺席的少年来说，简直是久旱禾苗遇甘露。后来知道那部小说是《晋阳秋》。 　　少年时代的这种经历也诱发了自己对于书的兴趣。这些书是如何出来的？出版家是怎样的一些人？《毛主席语录》用道林纸印刷，啥叫道林纸？自己也曾经做文学梦，梦想着能够写小说、写电影，但是如何能够出版？看着书上印着的某某出版社字样，心中真是遐想翩翩，梦越做越不靠谱：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当个出版家？上大学时读了一些商务印书馆的书，王府井大街36 号（商务印书馆所在地）简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之后，与几位同学一起逛王府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终于找到36 号，我心情激动，对着商务的大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后来，在杂乱无章的读书范围中，我一直保持着对于出版家—— 以及著名报人——传记的搜集和阅读爱好。张元济、汪原放、张季鸾等出版界和报界的巨子的事迹和精神都令我心驰神往。自己在1986 年之所以那么积极地一定要设法创办一份刊物（《比较法研究》季刊），相当大的动力也是想过编辑瘾。一大堆看上去不修边幅的手稿经过编辑、排版、三次校对、印刷、装订等工序最后变成翰墨飘香的刊物，让我感到兴味无限。把版式设计得更悦目；在书评的标题下用小五号楷体字印上所评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次、页码（包括单独标示所谓“前件”即序言、目录等单独计算的页码）；构思一种更加合理的注释体例； 在每期杂志的末尾写一页与正文内容若即若离的编后记；铅印时代为了避免推行倒版，如何在校样上修改时努力争取修改后字数不增不减…… 那是一件件多么富于成就感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体制容许私人开出版社的话，没准儿研究生毕业后自己真的会开一家出版社，不求规模大，出版一些精印本、毛边书、限量典藏本之类……当然，也许早已经赔得血本无归也未可知呢。 　　所以，你会知道，当我读到这本兰登书屋创办人和长期掌门人的回忆录全译本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亲近和充满会心不远的感觉。 　　在1991 年三联书店的版本中，作者的名字（Bennett Cerf）被译作“贝内特·塞尔夫”，这个译本译作“瑟夫”，读音应当更靠近原文。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全译本，译者文笔流畅，尽管我没有机会读到原文，但是感觉原作的风格还是得到了认真的体现。例如，遇到某些难以翻译的地方（双关语等），译者也会老实地告诉读者翻译上的困难。另外，原作中的插图也全部收入，成为真正图文并茂的读物。 　　这里讲一段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吧。1937 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民主国家领导人照例要经常向国民发表演讲， 而提出新政国策的罗斯福更是勤于阅读、敏于思考，据说，他演讲中思路清晰、妙语连珠，引得数以万计现场听众全体起立，齐声欢呼。这些演讲连同任职期间的一些重要文件积累多了，当然就有出版的价值。经过激烈竞争，兰登书屋最终获得了出版这种领袖著作的机会。 　　为了文集，瑟夫和他的搭档克劳弗尔几次拜访总统本人，在白宫， 瑟夫甚至还跟总统商量待文集出版后放在办公桌上一套以为广告的推销术。总统宴请他们，跟他们谈起自己的读书经历。罗斯福喜欢藏书，跟讲求出版物品相的兰登书屋老板之间当然是相谈甚欢。 　　让瑟夫感到意外的是，出版现任总统的文集居然让他大赔血本。五卷本，印数15000 套，费尽推销气力，但是书却怎么也卖不动。 　　“那么，你们在华盛顿卖出多少套了？”在白宫见面，作者问出版家。 　　“我们卖了三百套。”瑟夫回答。 　　“呃，假如你在华盛顿卖了三百多套——这里是六十万人口，美国有一亿三千万人口，那么你既然向六十万人卖了三百套……” 　　这样的算法让出版家瞠目结舌：“总统先生，你这是在开玩笑呐。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华盛顿，所有外交官、政界人士还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华盛顿能够卖这么多。可是在我国其他地方——唉，三年里面我们在密西西比州连一本书都没有卖出过。” 　　最终，文集只卖出七千套，剩下的一多半堆在仓库里，出版家心急如焚，希望作者能够同意以很低的印刷成本价卖出，这让罗斯福自尊心大受伤害，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过，罗斯福应该知道他的大作销售如此惨淡的原因。事实上， 虽然在连任竞选中他以巨大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兰登（纯粹译名巧合，这位当时担任堪萨斯州长的兰登英文名字是Alfred M. Landon），但是投票似乎并没有显示许多美国人对于罗斯福的真实评价。进入第二任总统任期，罗斯福的民意指数却是每况愈下。尤其是他为了改变最高法院不断阻挠新政的局面，居然提议——通过S.1392 号法案——增加大法官人数以便向最高法院“掺沙子”的做法引发了超乎想象的反对浪潮。不只是共和党，连民主党也同室操戈，内部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呼声还来自于各种民间组织，例如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革命女儿会、美国退伍军人团…… 　　在最高法院这边，传统上不大公开讨论政治并且在敏感问题上常常四分五裂的大法官们这一次空前团结，而且几乎都公开表达了抵制的态度。针对总统关于大法官年事太高、人又太少、积案累累、难以清理的说法，首席大法官在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明确地加以驳斥： 法院办案并无延误，大法官们谁也没有负担过重，而且即使总统所言属实，多派几个大法官也只有更加延误工作，而不会加快。（参看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121 页） 　　在《光荣与梦想》中，作者还列举了美国媒体上对于罗斯福的一些攻击和谩骂，说“那个家伙”（That Fellow）是掩盖的犹太人，说罗斯福沾染了性病，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某精神病医生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 　　在这样的舆论气候下，罗斯福文集遭冷遇岂不是必然的？瑟夫他们实在是不识趣，努力地到处推销，引来波士顿一家著名老牌书店这样的回信：“如果你们用罗斯福自己的皮做他文集的封面，你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如果跟我们这里相比较，情况真是天壤之别。领导人的文集，如果不发行个数百万册，那简直是怪事。如何还用出版社费力推销，发行当天新华书店门口肯定会排起抢购者的长龙，不少读者一买就是好几套。媒体上照例是好评如潮，教授们也都纷纷发表文章，谈他们学习文集后的粗浅体会，这些心得又会汇编成书，作为参考资料全国发行，利润也是丰厚得很。家家数钱，人人开颜，哪像罗斯福以及瑟夫们那般凄风苦雨，一片资本主义的败象啊。 摘自《逍遥法外》 贺卫方 著 中信出版社2013年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