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Raise Me Up——记我的那些老师们

jssh365

You Raise Me Up——记我的那些老师们

2014-09-04

作者:葛岩

那时的老师没有项目、论文发表数量的压力，劲儿多使在教学上，备课十分认真。一上课，捧着厚厚的教案，写着密密麻麻的板书，引经据典，议论风生，让我们佩服不已。

　　几星期前，给研究生上课，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你做学生的时候，影响你选择职业、做研究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想也没想，我回答说：“遇上了好老师。”
　　事后我仔细想了想，每个人的禀赋不同，际遇不同，影响生活道路的因素也会不同。我读书多年，遇到过许多老师，有的还在联系，更多的怕已不记得我。但对我来说，那些在心智上或情感上打动过我的老师，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为人，为业，都是如此。
　　一
　　我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七八年春天上了西北大学，念的是中文。那个年代招生少，上学难，上了学的，都拿自己挺当回事儿，加上那时的年轻人还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大家学习都很玩命。不过，学校常有突然停电的时候。停了电，学生们在黑暗中涌出教室、图书馆，说说笑笑，很开心的样子。大家都不干活了，自己可以歇歇，也不至于有负疚感，这大概是开心的原因。当然，停电后打着电筒读卡片，背英文单词的同学，我也常常见到。
　　那时的老师没有项目、论文发表数量的压力，劲儿多使在教学上，备课十分认真。一上课，捧着厚厚的教案，写着密密麻麻的板书，引经据典，议论风生，让我们佩服不已。孟昭燕老师教我们戏剧课。手里拿着传说是五十年代就做好的，已经泛黄的备课卡片，时而《雷雨》，时而《玩偶之家》，时而《茶馆》，她抑扬顿挫，如水银泄地般地诵出大段台词，加上她好听的北京腔调，闭上眼睛，学生们就像是身临北京人艺的剧场。上唐代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把唐代诗文的变化概括为夜空中的礼花，初唐似礼花升腾，骨气端翔，以气势胜;盛唐如礼花绽放，群星耀眼，璀璨夺目;晚唐则如礼花飘然下坠，虽失了气势，但多了斑斓绚丽。惭愧的是，我已不记得这是哪位老师讲的，但如此生动华丽的比喻让我始终不忘。后来读美术史，觉得从原始到古典，到浪漫，再到巴洛克，洛可可，视觉艺术的风格演变似乎也循着相类的路线。古代思想史课的老师是张岂之。张老师身材修长，斯文儒雅，讲话带着江苏口音，讲课从不重复讲过的话，这让听惯了车轮套话的我们印象深刻。他很少看教案，却也能把古人原话大段写下来，一写一黑板，意犹未尽，擦掉再写出一黑板。我一边忙不迭地记笔记，一边吃惊于老师超人的记忆力。两年前，张老师到我妻子工作的学校讲课。妻子提起我的名字，问他是否记得。已经八十多岁的张老师回答：“记得，他申请美国学校，我还给他写了推荐信。他还写诗吗?”推荐信是八七年写得，我从八零年后便不再写诗。张老师在八十年代已贵为大学校长，我只是个上过他课的本科生。张老师能记住我，自然和他不一般的禀赋有关，也和那时大学里老师学生的密切关系有关。
　　2002年,我们班同学聚会,纪念毕业二十年。会上，薛迪之老师谈到那时的师生关系。他说，七七、七八到七九届以后，他又带过了十几届学生，但毕业多年，见面还能叫出名字的，却只有前面这三届。“除了文革后头几届学生学习如饥似渴，有独立见解，能给老师留下印象之外，老师的心态也是重要因素。”薛老师解释，由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老师们十数年没有认真教书研究。文革结束了，老师们终于有了回归专业的机会，教起书来十分努力，对学生也十分用心，彼此才没有成为人生中的匆匆过客。
　　除了教给我们专业知识以外，更可贵的是，老师们还尽可能为学生营造出宽松的探索氛围。那是改革初期，人人心存余悸，说起话来，唯谨唯慎，但老师们会努力地——也小心翼翼地——为我们撑开更开阔的思想空间。站在讲台上，教党史的郭扬威老师慢声细语，教鲁迅研究的张华老师深思熟虑，教马哲的同向荣老师纵横捭阖，但他们都尽量少讲套话。从郭老师那里，我知道“叛徒”瞿秋白“是个书生，也是纯净的理想主义者”。从张老师那里，我知道“反革命集团首领”胡风，“其实是左派，相当的左”。在当时，这还都是十分敏感的话题，是禁忌。同老师讲马哲，从希腊哲学到中国思想史，从公孙龙到罗素，从大哲们的观点到市井新闻，视野辽阔，畅言无碍。按照当时的标准，他课上的言论尺度常宽松得吓人。遇到考试，同老师出的题生动有趣，无需死记硬背。比如，考卷上引用《史记•项羽本纪》有名的段子：“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同老师的问题是：范增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说服项羽? 考试还引用《坛经》中的禅家故事，“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遇到这样的文字，当时的马哲老师多半是让学生照猫画虎地批判一通主观唯心主义，同老师却要求我们回答获得了什么样的启发，解释“风”、“幡”和“心”每一角度的合理性。每当有人问起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课程，我都会提到马哲，因为那堂课演示给我一种开放自由的思考方式。问者常大惑不解，质问我是不是“老左”。2006年初冬，我终于有了机会去韶关南华寺，拜谒六祖惠能的真身。菩提树下，禁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课堂上挥斥方遒的同向荣老师。
　　老师们的开放和宽容，最强烈地体现在1979年的校园刊物风波。那一年，不少学校都有了学生办的文学刊物。我们的那本叫《希望》，重发了王蒙因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发表了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这似乎是第一次有人把他的作品印成铅字。校里校外，反响都不错。记得有一期，封面是木刻版画《播种者》，黑色背景中，粗粝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壮硕的汉子，正把种子播向土地。这表达出学生们单纯的理想，也透露出我们不谙世事的天真，自以为是的勇气。即便如此，学校为我们投入了两万元，好几位老师都为我们写了稿子，校团委负责人，后来的成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霍绍亮也在其中。大约出版了三、四期，社会气氛开始变化。有关单位找到学校，要求刊物停刊，展开调查。一番纠缠后，刊物停止出版了，但学生们都安然无恙。事后我们知道，从校长郭琦先生，到学校党委，系里的负责人，无不极力保护学生，甚至为此事找过省领导，确保学生不被秋后算账。老师们的努力的确有效。当时在《希望》做编辑部主任，直接和有关部门冲突的王晓安，毕业后进了省委办公厅，最后还做到组织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从他的经历看，相关学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毕业时，郭校长还专门跑到我们这个给他惹了不少麻烦的班上来合影留念。在旁边合影的化学系请他，他竟推辞掉了。
　　我读本科的时候，后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权威的王富仁师兄还在在我们系读硕士研究生。后来，他去了北师大，渐渐有了名气，被北京、外地的不少学校请去讲课。比较了许多学校，他曾对在人大教书的同学方兢说，当年的西大，好就好在自由。
　　二
　　大学毕业的八二年，到处都是文艺青年，流行读美学，我也报考王朝闻先生读硕士。王先生时任中华美学学会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大名鼎鼎。考场上遇到的考官们，也有几位是备考必读书的作者。这让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道我来北京考试，在火车读了钱钟书的《旧文四篇》，王先生径直问我钱老怎样看中国诗歌和绘画的关系，问我是否同意钱老的意见，同意或不同意的原因何在。虽然紧张，但由于《旧文四篇》和佶屈聱牙的《管锥编》不一样，写得清晰有趣，不但容易记得，读的时候也会激发起许多想法，我于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王先生则不断追问，一问一答，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背的课本上的东西，无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扬州八怪，还是希腊诸神的名字，毕加索风格演变的阶段，全没派上用场。出了门，我缓过神来，开始觉得自己有些“过度表现”，懊悔不已。没想遇到考官华夏老师出来，他微笑着悄声说：“祝贺你!” 后来，我做了王先生的学生。彼此熟悉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就决定收我入门，“我最看重的，不是学生知道多少，而是分析事物的视野，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 我离开美学和艺术研究很久了，王先生也辞世有年，但老师讲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我努力行之践之，终不敢忘。
　　说到分析的视野，我会想到James Watson和Jeremy Sabloff两位老师。八七年，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专业转到考古。在美国,考古算是人类学的分支，我于是上了Watson文化人类学和Sabloff的考古人类学。这两位学者是大家，分别做过美国东亚学会和美国考古学会的主席，也都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上他们的课收获颇多，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看待人类和社会的角度和框架。一次课后，我问Watson老师，为什么他会在七十年代，在中国贫困、落后、动荡，对外完全封闭的时候，跑去香港新界乡下学习粤语，研究起中国文化。从那副圆圆的大眼镜后盯着我，Watson说：“想象你自己是个外星人，突然来到地球上，发现有人类存在，人类还分成不同群体，讲不同的话，住不一样的房子，吃不同的东西，你应该会好奇：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你又发现，在叫做东北亚的地方有一群人，各方面都他们很独特，历经了许多灾难，却也绵延不断，至今不息。于是你会问，什么样的制度系统支持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了，系统怎样变化，人们的生存方式又怎样变化?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有趣?对于理解人类，解释文化，这是不是很有意义?”事后，我常想到他的话，渐渐地，竟也觉得理解到了一个观察社会新角度，一种“清空”大脑后，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态度，尽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社会、文化。对别人的文化如此，对自己的文化也力图如此。或许，这种视角能够让我们发现以往看不到的东西，发现那些我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实际上又决定我们思考、行为、制度，乃至感受的东西。
　　Sabloff老师告诉学生，考古人类学者不该醉心于做“珍宝搜寻者”(treasure hunter),也应该是“垃圾收藏家”(garbage collector)。考古的目标是理解文化进程，而“垃圾”中包含的远古文明信息，不会少于“珍宝”。出题考试，Sablof要学生想象，一场灾难摧毁了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在的奥克兰地区。他问我们，千百年后，考古人类学家需要发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重构奥克兰在二十世纪晚期的社会生活?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对周围生活的细致观察，也需要有飞扬的想象力，必须理解奥克兰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理解这些特征是由什么样的人群、物质材料、技术、制度，意识形态和风习所支持，理解支撑这个社会的种种东西会在地下留下什么痕迹，理解哪些痕迹能够成为捕捉、重构和解释过程中最为基本和必要的证据。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问题，它透露出一个巨大但清晰的框架，能引导学生去寻找那些理解文明，解释人类生活的关键点。关心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交融的人，大多会知道设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这个机构因使用数学，物理，生物学等科学手段，研究复杂适应系统、文明演进、生态变化、人类生存方式那样的“大问题”而名满天下。研究院聚集了许多一流的大脑，诺奖得主常会出现在其研究团队和会议发言人的名单中。Sabloff本是研究玛雅文明的专家，以发展聚落研究(settlement study)方法而知名。他去那里做了院长，我没有觉得意外——圣塔菲需要既有宏大视野，又能抓住细节的领袖人物。
　　三
　　研究问题的视野固然重要，思路、论证方法也不可或缺。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大陆文科教育重视立场，强调观点，不谈方法。读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我意识到方法的重要，但仍是一头雾水，难入其门。从后来的学习中我体会到，要获得有说服力的看法，方法不但是必须的，其本身也能给人带来一种智识上的乐趣。
　　Thomas Rawski是位发展经济学家，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他的夫人是日裔美国人，却因研究中国明清历史知名，做过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他们是一对典型的学术夫妻。Rawski为国人所知，缘于他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国GDP统计中发生了什么?》(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该文从专业角度质疑了中国统计的准确性，但被美国媒体炒作了一把，鼓动起一阵“唱衰中国”的热潮。我上过Rawski老师的课《亚洲经济的动力》(Dynamics of Asian Economies)。几乎每次上课，Rawski会拿着当天的报纸念一段新闻，分析新闻中的故事。有一天，他发现一则小新闻，说是华盛顿州和日本签署了苹果出口的合同。Rawski问我们：“卖苹果算是新闻吗?小事一桩。不过，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个合同签下来用了二十多年，这是不是个新闻?你们猜一猜，为什么日本人买美国苹果如此困难?”

美国学生向来发言踊跃，七嘴八舌地便说了起来。有人说，是为了保护水果市场价格，避免日本水果商赔本。Rawski报出昂贵的日本苹果价格，又让学生回顾了一下微观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概念，说明让别人做自己不拿手的事，腾出手来干自己拿手的事，对日本人有利无害。又有人说，是为了保护果农，怕他们失业。Rawski举出日本八十年代的就业数据，说明劳动力供应不足，就业应该不是问题(想想无数中国人跑去日本打工的事，我信了他的看法)。还有人说，日本农民政治力量强大，能够影响政客。Rawski说，日本农民在人口中的比例小于百分之四，政治参与也不够积极，想影响外交政策并非易事。拉拉杂杂，学生们又讲了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便无话可说了。　　等到学生们穷尽了所能想到的各种解释之后，Rawski报出了当时东京地产价格，具体数字我已忘记，只记得它比已高得骇人的曼哈顿地产还要高。Rawski继续追问：“怎么才能降低地产价格?对，加大土地供应。进口农产品，能把地腾出来。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像是为了延长好奇心折磨我们的时间，他停顿了一下才说：“核心问题在于，地是不能腾出来的!”在他看来，日本金融业势力强大，银行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放在了房地产，控制土地供应，银行就赚，增大土地供应，银行就赔。“日本有一点和美国类似，银行家对政客的影响力量大大超过农民。果农乃至农民的利益，不过是一类更有道德力量的说辞。”Rawski翻开底牌，结束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分析。
　　对日本的经济、政治，我知之甚少，无法判断这段从苹果到金融的推理是否正确。让我着迷是问答之中透露出来的论证方式：面对问题，不断提出、否定备择解释，直到获得最富解释力的答案。今天看去，Rawski所用的理论工具并无出人意料之处。但在二十多年前，对于刚出国门的我，这堂课带来十分深刻的印象。它影响了日后我研究问题，获得答案的思路，也影响了我看待，分析周围人和事的方式。
　　如果思考方法训练只是像上Rawski的课那样引人入胜，那它便真是件惬意的事。但实情不是这样。读考古博士的同时，听说匹大的信息科学专业在全美领先。经好友，读了电脑硕士，又跟随诺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念心理学的秦裕林鼓动，我便去读了个硕士。在信息科学和电讯工程系，有位叫Anthony Debons老师，当时已年近七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心理学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空军，负责审批高校有关信息系统方面的科研项目多年。退伍后，Debons一直做信息加工和人类工程学方面的研究。学信息科学的学生大多喜欢电脑，但我更喜欢心理学，于是总是上Debons的课。一次发还我的作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有不错的观点，但缺少检验自己观点的方法。”他告诉我，上方法论的课是重要的，但远远不够，思考和论证的方法需要反复训练，直到成为“第二本能”，遇到问题，各种“套路”就会自动浮现出来。不久后，Debons给我一份工作，为他的研究题目做文献回顾。当时还没有电子期刊数据库，我需要在图书馆找到相关期刊的微缩胶片，放在阅读器上去看。发现了有用的论文，我得复制下来，细读后写出提要。提要中，我必须列出论文的研究问题，作者关注的变量，测试方法，获得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每完成一篇，有三美元报酬。这活儿枯燥费时、挺累，报酬也没什么吸引力，日复一日，我时时觉得心烦意乱，但终是坚持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Debons说“你毕业了”，不再让我打工。我庆幸苦差事结束，同时也发现，当面对有趣的现象，我会按捺不住地将之“裁剪”为适合研究的问题，分解出一组变量，并开始想象怎样检验变量间的关系。这种训练竟为我日后以行为和心理测试为业打下了基础，实在是始料未及。不过，有一件事我始终存有疑问：Debons真的需要我做那份工作吗?抑或，他只是设法训练我，让我获得“第二本能”?无论答案如何，于今想起，我都会对老Tony心怀感激。
　　四
　　当然，我不只是对Debons老师一人怀有感激之情，我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也不仅限于学业，它伸延到人生的许多方面。
　　到匹兹堡念书的第一个学期，我上了许倬云老师的古代史。听台湾同学说，许先生做过台大历史系主任，和余英时、张光直一起，是三位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史学家，也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我英文差，写起来困难，听起来更困难，加上不知道许先生会怎样对待大陆学生，上他的课难免紧张。那时自己有电脑的人很少，写论文得带着软盘去学校电脑室。交期中考试论文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家吃晚饭时，发现软盘丢了，里面有已经写了大半的论文!饭也不吃了，我狂奔回电脑室，又是问管理员，又是查看用过的电脑，终是没有找到那个倒霉的软盘。于是，我在废纸箱翻了半天，从大堆的垃圾里把白天丢进去的草稿一页页找出来，坐在电脑前，苦熬一夜，终于在早晨上课时交出论文。如此匆忙狼狈，搞得我信心丧尽，忐忑不安地等着老师给分。一周后，许老师在课上点名，学生们鱼贯而行，去讲台上取判过的论文。我上去的时候，许老师换用中文对我说：“你的论文不错，下课有时间来我办公室谈谈吧。”
　　从此之后，几乎每次下课，我会和因先天残障需要拄拐，许行慢走的老师，缓缓穿过教学楼Forbes Quadrangle悠长的走廊，去他的办公室。在课堂上，或是在办公室里，许老师谈历史、讲学问，议时政，论人生，甚至，还会告诉我华人在美国，在匹兹堡必须知道的生活细节。我们谈到的东西很多，其中的一些还记得，许多已经忘了。但我记得许老师说过多次，他只把人类和个人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都变动不居，并非根本。老师讲的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判断历史进程，意识形态和社会事件的价值标准。这给我留下了至今难灭的记忆，想必会伴我一生。
　　之后，我又上过和许老师一对一的指导研究课(Directed Study)，也上了由他做指导老师的独立研究课(Independent Study)。许老师上这类课的风格，王小波和李银河有过生动描述。许老师的著作、回忆录、访谈在大陆多有出版。他知识的渊博，视野的宏大，广为人知，我无须添足赘述。就我的学习经历而言，没有许老师做我的博士指导委员，我一定会走许多弯路，吃许多苦头。在博士论文的致谢辞中，我写道：“能和许倬云教授同处一校，亲聆教诲，是我学术人生的幸运和荣耀。”
　　上了许老师的课，我也成了他家里的常客。遇到美国的感恩节，我会去美国老师家吃火鸡。遇到中国春节，我们几个台湾和大陆学生便去许老师家，和善良好客的许师母一道包饺子。笑语中常会忘却此身何处，颇有回家的感觉。也是在许老师和师母那里，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结婚的时候，许老师撰联一副表示祝福，曰：“相敬相谅长乐未央，宜室宜家继世永昌”，并请了一位无锡的书法家，用隶书写在红纸上。我的儿子出生，许爷爷为他起名，字“立山”，名“悦川”，取《论语》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希望小孩能立于仁，悦于智。无论是婚姻祝福，还是儿子的名字，都让我看到老师内心深处十分中国，十分传统的一面。从八七年认识许老师，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其间我们联系不断，师生之谊也已演化成贯穿人生的亲情。
　　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教授是我的硕士指导老师，也是我博士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在我的心目中，她代表着老师的职业道德，更代表着善良、奉献和热情。读硕士的时候，我刚到美国时，每门课都上得吃力。更严峻的是，若不能很快通过原本毫无基础的德文考试，我便无法升入博士班，只能打道回府。我一边狂念德文，一边写硕士论文，忙乱不堪，终是在春假前一周完成了论文初稿。按照系里要求，春假前是交稿的截止日期。林老师看了我的论文，坦率地告诉我，想要通过，“还有不短的路要走”。其实，如果不通过，我便无路可走。我表示，截止日期前我会再做修改，争取通过。下来一周，我背水一战，通宵达旦，又做了大幅度修改。林老师读完修改稿后对我说： “进步很大!不过，仍然有很多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在春假中继续修改?”“当然愿意”，我迫不及待地回答。她接着说：“我和系里去谈，让他们允许你春假后再交论文。这样，你还有十天时间。如果你乐意，你每修改一稿，就打电话给我，我拿去读，提意见，你再修改，我再提意见，直到完成。这个春假，我哪里也不去，在家里等你电话。”
　　下来的日子里，每当我完成一次修改，林老师便驾车而来，取走论文;次日，她再来，把写满建议和批评的论文稿还给我。十天间，我们如此往返四次。十天后，论文如期递交并通过，我进了博士班。
　　之后，林老师和我将学位论文改成期刊论文的样子，投给了牛津大学的考古学期刊Antiquity。很快，论文被采纳了。由于老师对论文的贡献，也由于她在论文改制时做的大量工作，我把她的名字放在了前面。林老师旅行归来，已是论文印刷在即的时候。当看到传真过来的发排稿，她马上和人在伦敦的编辑通了长途电话，不容争辩地说：“葛岩是第一作者。”
　　得到林老师帮助的学生，绝非仅我一人。林老师帮助学生的范围，也不止于学术。北大来的师弟江渝曾对我说，林老师不但教学，还教会了他如何做人。许师母也曾说过，林老师像是勇敢的母鸡，操心也耐心地保护着她的小鸡们。
　　我从费城博物馆辞职回校，准备答辩博士论文那年，林老师门下已经有了不少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其中一位刚报到的北大女生有孕在身，分娩在即。她是拿奖学金来的，若怀孕生子，不能上课，照理说奖学金就没法拿了。但不上课，没有钱，这位女生就算是非法居留，母子俩又该如何生活?这真是一个大胆奔放的赴美设计!在林老师的倡议下，系里的美国女性老师、职员和女同学行动起来。她们捐款购买了一大堆婴儿用品，从婴儿车到奶瓶，一应俱全，还为准妈妈做了Baby Shower——女性为准妈妈举办的一类送礼会，有人称它为“迎婴聚会”。林老师还上下奔走，为那位女生解决奖学金延期，生活费用和学生签证问题，甚至还建议她搬到自己家去做月子。我不知道那许多棘手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但显然是解决了。那位女同学顺利生下一个儿子。一位绰号“猫”，善良无比的台湾女生徐妙龄做了志愿者，一直伺候她坐月子。第二年，年轻的妈妈开始读书，毕业后找到一份大学教书的工作。她离了婚，找到一个美国人一起生活。许多人的美国梦便是如此吧。不幸的是，电视剧里的离奇情节竟在真实生活中发生：她出车祸了，那种置人于死地的车祸。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那位女同学已离世多年，林老师却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在匹兹堡大学出生的孩子。上个星期，她给小孩的父亲，那位女生的前任丈夫写了信。小孩的父亲从深圳写来一封温暖的回信，还附上了孩子的照片。当年的小婴儿现在已经上了初中，学习成绩优秀，爱好跆拳道，打电玩，但喜食肉，长得有点胖。小男孩还记得小时候抱过他的白头发奶奶，说等长大了，会去美国看奶奶。
　　五
　　也是上个星期，上海交大主管宣传的徐飞教授要我为给学校网站的《学者笔谈》写篇文章。我应了下来。在网上读了别人的笔谈，却终是想不出自己该谈些什么。这时，我收到了林老师的邮件，收到了那个胖胖的小男孩的照片。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写了这篇文字。写得长，超过了交大网站能够容忍的篇幅，但我仍然高兴有这样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记下我的老师，写为我的学生。
　　WestLife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叫You Raise Me Up，我借它来做本文的题目。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站在你的肩上，我才变得强壮;你托起了我，我才超越了自我”(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认知与行为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