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中国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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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中国的学术研究

黄道炫 钟建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学院，南昌 330047)

关键词：中央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发展较快的十年，出现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批近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各高校学术研究水平也有较大进展。本文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状况，作了具体研究。

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是随着中国大门被迫打开逐渐起步的。1927年前，学术研究自然生长，进展缓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相对稳定社会环境的出现，中国学术事业逐步显露生机。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相继成立及中央、地方、大学各研究机构的出现，使中国学术事业出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

一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及其学术研究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成立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动议，早在民国初年即有提出，孙中山曾倡议设立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P.1372.)1926年，蔡元培致函胡适时也设想建立“一最高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2）(P.404.)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酝酿成立，蔡元培、李石曾等参与其中，17日，李石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中央研究院”（3）(P.174-175)，获通过，决定设中央研究院筹备处，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为筹备委员。7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大学院为全国学术教育最高行政机构，以中央研究院附属该院。11月，蔡元培召集30余名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决定筹设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调查等研究所和观象台，中研院筹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28年4月，国民政府改中央研究院为独立机构，特任蔡元培为院长。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4）(P.4.)后又颁布《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将“科学”易为“学术”，规定其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5）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首次院务会议，中研院正式宣告成立。至抗战爆发前，该院先后成立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天文、气象、心理、动植物等10个研究所。1931年8月，全院共有研究人员235人，其中专任研究员53人，特约研究员50人，兼任研究员4人，名誉研究员2人。（6）

蔡元培主持中研院，特别重视学术研究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早在研究院成立前，就希望国内学者“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7）(P.395.)该院成立后，又一再强调：“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就中央研究院之立场言，更宜注意科学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8）(P.110-111.)他广泛搜罗人才，奖励科研，发扬学术民主，培养兼容并包、畅所欲言的风气。经济学家陈翰笙思想左倾，蔡元培不避嫌忌，延揽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陈氏认为：“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9）

中研院的组织较好体现了学术民主的宗旨。院中分设研究、行政、评议三大部，研究部包括各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等，是研究院的基础；行政由总办事处主持，设总干事，在院长指导下综理全院行政；评议会是全院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决定学术研究方针，督导学术进步、发展，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在院长需要更换时，推选院长候选人数名，交国民政府裁定。评议会成立于1935年，成员来自国内多所研究机关及高等院校，集中学术界公认的中坚人物，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指导机构，它提供了“学术合作的枢纽”（10），使学术研究逐渐“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11）

充足的经费是学术研究正常进行的必要保证。中研院成立之初，每年核准的经费为120万元，1929年度稍有增加，1930年度加拨当年临时费40万元。“九·一八”事变后，再减为120万元，后又有所增加，1936年度，实发经费为140万元。（12）(P.39-46.56.8-14.)以当时物价水平和中央财政收入衡量，这样的标准尚属可观。1929年，中研院研究员最高一级薪金达每月500元，助理员的最低月薪也有60元，（13）较高的待遇，和相对充裕的经费当不无关系。

不过，在国贫民瘠的大背景下，单纯依赖政府拨款难以真正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为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社会各界尤其是庚款基金管理机关给予了重要赞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29年起，分3年补助中研院物理、化学、工程3所50万元建设经费（14）（P.13-18.），资助历史语言研究所每年3万元。中英庚款董事会从1934年起，分3年补助中研院科学仪器设备制造费10万元，至1936年度付讫。（15）(P.463.)1937年度，该会又拨出息金5万元继续予以资助。（16）这些资金，对中研院学术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济回忆：“最初几年，田野考古工作，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17）(P.207.)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阵容颇为强大。历史语言及社会科学两研究所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实力较强，主持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成果编成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出版。该所至抗战前夕，共出版各类专著17种，研究所集刊7卷，史料丛书5种36册，出版量在各研究所中独占鳌头。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曾进行多次社会经济和农村状况调查，保存了一批显示当时中国实况的有价值数据。

地质学是近代中国基础最好的学科。地质所对中国十数个省份进行了详细的地质考察，在江西庐山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并在星子县设立白石陈列馆。该所李四光1936年完成的《中国地质学》，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地质学专著。

天文、气象所分别负责天文、气象研究。天文所主要进行观察、研究、编历三项工作。特约研究员张钰哲1933年出版的《天文学论丛》，是中国最早运用近代天文理论进行天文学研究的专著。气象所主要进行地面和高空测候，历代及当代气候、灾害的调查研究等。涂长望、竺可桢关于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为中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该所还两次主持召集全国气象会议，和各地合作设立气象观测所，开办测候人员培训班4次，毕业近百人，训练各省保送生50人。（18）(P.1364.)

物理学是中国较“有固定的重心，有可靠的标准，有研究的空气”（19）的一门学科。中研院物理所积极展开有关电学、磁学、电磁振动及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及《中国物理学报》上，按研究种类分，计有12种之多。（20）(P.1361.)该所还设有物理检验室、地磁观测台及仪器工场等，将研究成果推向实践。

中国的化学研究起步较晚，抗战爆发前五、六年始有所进展。化学所是国内化学研究的中心，设四组，分别研究有机、物理、生物及工程化学，发表论文共40余篇。（21）(P.1361.)为适应实业发展的需要，该所对国产天然药材、食品营养及硫化矿提硫等也展开应用研究。

工程研究所主要研究陶瓷、钢铁、玻璃的结构与制造。该所研究和试验并重，先后建成陶瓷试验场、钢铁试验场和棉纺织实验馆等，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技术，并参与“商业竞争”（22）(P.138.)，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

动植物研究所和心理学研究所分别展开动物、植物及心理学的研究。动物学着重于鱼类、昆虫及细胞遗传的研究，尤其注重海洋生物。1935年4月，中研院联合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在全国设四个海洋生物研究所，该所负责主持定海所，实地研究、考察海洋生物。动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研究着重植物分类、形态、病理、细胞遗传等，曾组织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广为搜集植物标本。心理学所开展了普通心理、动物心理、神经解剖等多项研究。1935年起，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平绥路南口机厂及南通大生纱厂进行工业心理的实地研究。

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重视国际、国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定期出版发行《院务月刊》、《院年度工作总报告》及有关学术论文专辑，报告全院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院内设有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负责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同时，中研院学者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及学术考察，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23）(P.46.)的蔡元培开明领导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使中国学术事业初露生机。

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备设立北平研究院，1929年9

月9日正式成立。该院强调“学理与实用并重”，“以实行科学研究，促进科学进步为其任务”。（24）院长为李石曾，副院长李书华。

北平研究院初期设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地质等6个研究所，1932年增设镭学与药物学两个研究所，1934年生物研究所易名为生理研究所，1936年史地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前后共设9个研究所。院内设出版部，出版《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会报》等刊物多种。（25）(P.258-260.)至1938年，院内共有研究员35人，助理员约50人，具有一定研究规模。（26）(P.1368.)经费原核定为每月5万元，实发约3万元左右。

北平研究院的物理、化学、地质等基础研究学科具有一定实力。物理学注重光学及地球物理之研究，力量较强，在英、美德等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同时运用光学研究成果，对矿产及金属进行光谱分析，促进矿藏开发。化学所以应用化学研究为主，共发表有关论文20余篇。地质所进行土壤、燃料等多项实用研究，调查各地矿产情况，进行地震监测，其监测记录最早始于1930年9月。

北平研究院其他所研究也各具特色。植物所在北方地区采集大量植物标本，抗战前十年间，共采集6万余种，编纂出版《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27）(P.1375)，为厘清中国植物状况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动物所以海洋动物及淡水动物的调查研究为主。1935年，该所与青岛市政府合作，组建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28）(P.1396-1401)，进行有关海洋学的相关研究。药物所与协和医学院合作，以科学方法研究、分析中国传统中草药，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镭学所系与中法大学合作成立，是中国各研究机构中独有的一门学科，研究放射性物质及X光，代表中国科学研究的新方向。生理学研究所着重研究细胞学、生理学、实验动物学，同时开展对中草药生理作用的研究。史学所以史料搜集整理及北平地方史研究为主。

上列9个研究所外，北平研究院还有字体研究会、人地学研究会等，1936年，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对北方地区科学研究的发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前十年间，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迅速。1928年，全国共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41个，1933年增至100个，1935年则高达142个，8年间增加了3倍多。（29）(P.528-529.)同时，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也培养出一批学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全国从事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约在3万人左右。科研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加，1934年，全国23个主要学术机关年经费为280多万元（30）(P.1426.)，总投入超过400万元，此后几年又续有增加。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拨置300万元作为总理纪念奖金，以息金奖励科学、教育、文艺方面有突出成绩者，虽因抗战爆发，议案未能实施，但政府“督导劝励”（31）(P.1375-1376)学术的用心，确也有所体现。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学术重要性的认识，较前深入多了”。（32）(P.32-33.)可谓中肯之言。

除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外，当时水平较高，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研究机构还有：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于1916年10月，1930年归隶实业部。年经费额定为每年6万元。该所包括古生物、燃料、土壤、地质4个研究室及地质地产陈列馆，主要展开古生物学、岩石、地文、土壤、工程地质等的调查研究，绘制了一批全国地质图，拥有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黄汲清、裴文中等一大批出色的地质研究人员。该所1929年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通过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深入发掘，于同年12月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又相继发现北京人牙齿、颌骨化石，出土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石器，发现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和人类用火遗迹。为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央工业试验所：1928年，时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本着“工业之振兴，必本于科学，而科学之昌明，尤资于试验”（33）(P.128.)的认识，呈请国民政府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业试验机构。10月，工商部开始筹备设所，1930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12月，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改隶实业部。该所成立后，由国民政府一次性拨给19.5万元作为开办费，此后每年拨出9万余元作为常年经费，资金比较充足，投入研究的速度也较快。抗战爆发前主要进行了新式造纸技术及汽油、柴油、替代品的试验，耐火材料的研究及活性炭的研制等。全所分化学与机械两个组，技术与行政人员共50多人。

中央农业实验所：1928年，农矿部召开全国农矿会议，通过沈宗瀚等提出的设立国立农事实验场议案，报请国民政府采纳。1931年4月，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沈宗瀚等14人为委员。筹备期间，考虑到农业发展应“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34）(P.423.)，1932年1月于南京正式成立。该所负责全国农业的研究、调查、实验改良工作，并进行农产品检验、农情报告和人员训练等辅助工作。同时，与附设所内的中央棉产改进所、全国稻麦改进所等单位合作，积极致力于培育、推广农业新品种。沈宗瀚认为：“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秋抗日战争开始为止……是中国农业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35）(P.423.)这一成绩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努力密不可分。

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1930年10月，由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办。该院以卢作孚属下的民生公司为基础，加上各界支持、赞助，共拥有16万多元的产业基金，每年可获5万元左右经费，院内所办产业也有部分收入，1937年，创收13000余元。（36）(P.1387)另外，从1932年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提供二、三千元的补助。（37）(P.203.)西科院下设理化、农林、地质、生物四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兼善学校等机构，立足四川及西南地区，以“研究实用科学，促进文化生产事业”（38）(P.1388)为宗旨，注重应用科学研究。地质所负责调查四川地区矿产及地质状况，先后调查、发掘南川煤田及綦江铁矿的矿藏储量，将探明量提高了几十倍。同时，与生物所合作，详细调查了川西雷、马、峨、屏及大小凉山地区，除发现一批矿产外，还考察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及民族习俗，所著《雷马峨屏调查记》是当时有关彝族状况的唯一研究著作。生物所另曾多次组织考察团，搜集西南、西北地区特有的珍稀植物标本。农林所以“垦荒地，培育森林，并收求优良稻、米、

蔬菜、果树及牲畜（品种）作改良之研究”（39）为宗旨，引进大批优质树木及蔬菜、禽兽

品种，促进四川及西南地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10月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尚志学会发起成立。分动、植物两部，秉志、胡先 先后任所长，研究人员最多时达50余人。每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数万元赞助，1936年高达91000元。主要搜集、研究中国生物资源，共采集动植物标本15万余种，居全国之冠。1934年，该所与江西省立农业院合作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从30多个国家引进2800多种植物，为全国最大森林植物园。研究员秦仁昌完成《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等著作，被誉为“东亚研究蕨类最主要之图谱”。（40）(P.28.)胡适曾赞扬说：“在秉志、胡先 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开出一条新路，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41）(P.15.)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第一个私办化工研究机构，1922年范旭东创办于天津塘沽。范氏希望以此集合一批“肯沉下心，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的研究人才，潜心研究，“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规范”。（42）经费主要依赖范氏创办的永利、久大两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28年起每年资助1万元左右。研究目标为企业生产服务，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在制碱、发酵、肥料制造、菌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侯德榜曾称赞：“化工研究社执工业之成功锁钥，实为工业之智囊也。”（43）侯德榜、孙学悟、李烛尘等都为研究社的创立、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尤以侯德榜最为突出。

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开办于1929年。分临床、生理学、病理学3个研究所。拥有汤飞凡、蔡翘等知名生物学专家。1936年春，与金陵大学农村经济系合作，在南京附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了解农村营养状况，在中国第一次将营养学调查、研究深入到农村。

三 高校学术研究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高等学校是教育发展的重心，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教育整固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也有一定进展。1934年，教育部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为高等学校开展学术研究确定标准。到1937年，经教育部核准成立的各大学研究所共有26个，所下再分设42个研究部。（44）(P.1385-1386. 174-178.153-156)1934—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中，作专题研究者共1066人，占全体大学教员总数之14%强。（45）(P.87.)契合当时重视理、工、医、农的教育趋向，大学学术研究也向实科倾斜。42个研究部中，实科类有23个，占55%；1124个研究课题中，实科类有754项，超过2/3，居主导地位。（46）(P.87.)

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开展各有千秋。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研究在国内堪称一流。该校的吴有训是国内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论文，是国内物

理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47）赵忠尧1927年赴美留学，在美期间，取得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直接启发了正、负电子的发现。1931年回国后，组建清华核物理实验室，展开原子核物理的研究。清华还为国内物理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等均为物理学界的一时之选。（48）(P.782-857.)

除清华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物理学研究也开展较好。中央大学的张钰哲留美期间，曾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由其本人命名为中华号。回国后致力于天体物理研究，著有《天文学论丛》。高校的化学研究也具一定实力。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赵承 等在生物化学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北京大学的曾昭抡、清华大学的高崇熙等在有机化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地质学在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实力较强。1931年，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使北大地质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该系曾多次组织往西南地区考察，对西南尤其是贵州一带地层有较深入了解。中山大学地质学系（1928年9月改称矿物地质学系）依托两广地质调查所，阵容较强。该系每年均组织十余次调查活动，足迹遍及四川、浙江、内蒙等地。1928年5月，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调查西沙地理及矿产资源，维护中国领土主权。（49）

中山大学的动、植物研究也较强。该校设农科研究所，拥有国内各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研究条件较好。农科所采集大量广东和海南地区植物标本，所长陈焕镛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学》及《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 合著）等，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5个科学研究教授席中的唯一一席（其他4席为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50）

1937年前，数学在中央、北平两研究院中均未设专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浙江、清华、北京等大学中。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教师中，“陈建功之于分析，苏步青之于几何，朱叔麟之于代数，均极能称职”。（51）(P.27)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成立于1930年，该系主任熊庆来是中国数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定义的无穷级亚函数，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成员还有华罗庚，陈省身为该部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52）

人文科学研究基础较好，在各大学中广泛展开，其中，史学研究最为兴盛，考古学成绩突出。1927年，北京大学联合地质调查所、故宫博物院等国内多个学术机构与瑞典科学考察团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及民族状况。考察中，北大学者黄文弼首先发现居延汉简，接着，中、瑞学者又相继发现高昌古城遗址及大批古文物，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民族沿革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与实物资料。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在全国各地广泛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陕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存，证实长江以南地区存在石器时代，提出台湾和新疆等地自古以来与内地联系密切的考古证据。各大学中，还有一大批学者在不同研究领域享有很高声誉。如胡适、顾颉刚、陈垣、陈寅恪、梁漱溟、汤用彤、潘光旦、俞平伯、黄侃、何廉、周鲠生、张奚若等，分别推动着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建立、发展。

30年代，一些政界及学术界名流还发起过一个科学化运动。陈立夫、张道藩、张其昀、吴承洛等均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11 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最初会员有

50余人。次年，出版《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系统宣传科学化运动的宗旨。（53）(P.19.)提出科学家的重要使命是：“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54）“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55）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后，通过创办杂志、发表文章，组织下属推广机构等方法，大力普及、宣传科学知识，运动组织者曾雄心勃勃提出“以500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56）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文化和科学水平的限制，运动发展并不尽如人意，30年代末会员仅约3000人，未能如组织者期望的那样真正推向社会。

总起来看，1927-1937年10年间，中国学术发展是比较健康的，学科分类、学术视野、研究深度、广度都为前此任何时期无法比拟。政府一方面通过设立国家和地方研究机构，增加研究经费投入，鼓励、扶持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继续鼓励民间开办研究机构，并予以适当资助；另外在高校中鼓励学术研究，造成学术研究的空气，使各方面力量充分得到发挥。这些举措，改变了民国以来学术研究自生自灭、长期无法得到发展的局面，也基本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术研究的格局，对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格局也有一定影响。

当然，由于基础过于薄弱，和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学术研究整体水平还是落后的，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研究不系统，人才匮乏。据统计，1937年全国农林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仅4133人，相当于农村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天文人才总数仅67人，最多的工矿业也仅1万9千人。（57）(P.46-51、73-77.)许多学科还存在空白点。其次是经费不足，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中央研究院在国内各科研机构中经费最高，但也常感“异常支绌”（58），北平研究院则常因经费紧张，使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一些地方及民间研究机构则更为窘迫，常遭遇“不可思议之穷困”。（59）第三，政府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尚欠完善，学术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各级科研机构的分工合作远未有效进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研究机构设置上就有重复。这些，和当时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一起，阻碍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

1927—1937年，是中国20世纪前半页学术事业发展较快的十年，其成败得失，或许，也不失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殷鉴吧。

（1）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A)第4册.台北.中华学术院.1975年.

（2）（7）《胡适来往书信选》(A)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3）《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记录》.《革命文献》(A)第22辑.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70.

（4）《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南京.中央研究院.1948.

（5）《国民政府公报》(J). 1928年.第15号.

（6）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及今后之计划》(J).《中央周报》.190.

（8）《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进行大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报告书》(R). 南京.中央研究院.1937.

（9）陈翰笙.《纪念蔡孑民先生》(N).《人民日报》.1980年4月3日.

（10）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J).《中央周报》.387、388.

（11）胡适.《丁在君这个人》(J).《独立评论》.188.

（12）《大学院十六年度决算报告书》(A).《革命文献》第53辑.《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R).《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M).台北.中央研究院.1988.

（13）《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纪录》(J).《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1期.

（14）《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M).

（15）《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工作》(A).《革命文献》第53辑.

（16）《本年度中英庚款支配计划》(J).《教育杂志》.第28卷.第10期.

（17）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C).《丁文江这个人》.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18）（20）（21）《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9）陶孟和.《追忆在君》(J).《独立评论》.188.

（22）《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A).《革命文献》第53辑.

（23）《毛泽东书信选集》(A)，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4）《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规程》(J).《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会报》.第6卷.第5期.

（25）李石曾.《国立北平研究院缘起、筹备经过及组织》(A).《李石曾先生文集》上.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0.

（26）（27）（28）（30）（31）（36）（3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A)第5辑第1编教育（二）.

（29）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C).《十年来的中国》下.重庆.商务印书馆.1939.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J).《中央周报》.387、388.

（32）吴大猷.《我的科学心路历程》(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33）《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一览》(M).转引自《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34）（35）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A).《革命文献》第75辑.

（37）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39）（59）《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J).《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40）（41）刘咸.《中国科学二十年》(C).中国科学社.1937.

（42）《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J).《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43）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J).《科学》.第28卷第5期.

（44）《大学研究院统计表》(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A).《革命文献》第53辑.《全国高等教育概况》(A).《革命文献》第56辑.

（45）（46）《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转引自陶英惠《抗战前十年的学术研究》(C).《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讨论会》上.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47）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J)，《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48）《清华大学第1-9级毕业生一览》(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49）参见关国煊.《朱家骅先生与中国地质学》(J).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2期.

（50）参见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J).《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

（51）《竺可桢日记》(A)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2）陈省身.《学算四十年》(J).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5期.

（53）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

（54）《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J).《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

（55）曾昭抡.《中国科学化运动》(J).《时事月报》.第8卷第2期.

（56）《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J).《科学的中国》.第5卷第5期.

（57）维涛.《战时技术人员训练》.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

（58）《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J).第2卷第4期.

（作者简介）黄道炫，1966年生，江西赣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及蒋介石的研究。钟建安，1966年生，江西定南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近代政治、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