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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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深度报道的若干问题ZT作者：江南暸望者
深度报道的问题                  

                    准备中的问题
■对事件中提出疑问，是发现报道角度的办法
第一步是解析选题。
在我们选择一个题材做深度报道时，这个题材一般已经有媒体报道。我们可以收集这些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兴趣点——所谓兴趣点就是这件事有什么让你特别有兴趣，特别关注。兴趣点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判，说谁对谁错，应当从读者的角度去想有什么是媒体没能报道出来、而我特别想知道的。
比如这两天本报报道的“滴水茶事件”，说的是这次书市上，几个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到北京来摆摊卖茶挣学费，北京市民纷纷解囊。
当时报道普遍选择的角度是爱心，并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
一个普通的记者看这件事情，看到的只是它的感人之处——小学生、贫困、自己挣学费，不思考的读者看到的，也会是这些很表面的东西。但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应该不仅仅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首先分析这些资料：
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是，这些小学生怎么来这里？为什么来这里？以他们的智力和阅历，他们不应该知道用这种方法来筹集学费，也不会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个书市，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民众。是谁告诉他们这个信息的？是什么人知道这样做会吸引普通群众的爱心，于是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背后，会不会是有人操纵？如果有，操纵的原因是什么，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什么造成一个好事却不得不用炒做的手段来办到？这应当是我们的入手点之一。
根据这一兴趣点，我们去做充分得调查，如果有结果——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深度报道。
另有一件事情是可可西里招募志愿者。大家都知道，在可可西里，和盗猎者的斗争非常惨烈，著名的野牦牛队也曾经伤亡惨重。这次居然来大城市招募志愿者，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从来没有在那种艰苦条件下生活过，无疑很难去与那些盗猎分子都斗争——这肯定是作秀。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这种做秀？
找到了这一角度，就可以由此进行深度报道了。
■不同的问题，找最有能力回答的人回答
在采访之前，应当分析选题，做好采访的准备，即列出需要采访的人，和他们合适回答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咱们的新记者常常把一些不该由某个采访者回答的问题问给这个人，比如采访一个什么事，就找到当地政府负责人，然后什么都问他，就出来一篇稿子。并不是一个主管领导就能回答所有问题的。
比如去年咱们的记者报道那个反腐扑克的事，这件事情至少应该采访发明者、使用者和针对者，可以据此列出他们各自合适回答的问题，然后进行采访。但是那次做这篇稿子的记者就只采访了政府主管部门，就做了稿子。
采访中的问题
关于采访，我想说3个关键问题，是咱们的新记者常常有混淆的问题。
■记者的任务是了解事实，不是难倒别人
记者不能做被采访者的传声筒，也不是被采访者的敌人，而应当作事件的记录者。你的任务是想要了解事实，你得到的结果是对事实的解答。现在有些人走入一个误区，以为好记者就是能难倒别人的记者，问的问题让别人尴尬，无话可说，就表示你有水平。事实上记者的责任是去了解事实，你和这个被采访人既没有交情，也没有仇，你也不是要去表现自己。你的任务是问问题，并且得到答案，仅此而已。比如当初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中，那个情况说明会我参加了，当时的现场乱作一团，很多记者不是去采访，而是像去吵架，问的都是些概念性的、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你们是不是在侮辱中国人”，这明显不是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人家会怎么说？说我是？那不可能，说我不是？他又不信。这样的采访是对峙，不是采访，你问的问题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在采访中，记者自己要判断什么是有用信息，比如企业政府都在回避缺点宣扬优点，你自己要判断一下哪些是夸大的，哪些是有用的。要明白我想了解什么，我必须得出答案，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观察和阅读也是采访
通常采访的情况是：列出很多问题，找人回答。
其实在问和听之外，看、观察现场的情况，及问问题得到回答时对方的反应都是采访时获得的极好的新闻细节。采访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仅问，还要用眼睛看，要用耳朵听周围人的议论等等。比如国航空难，记者到了现场，看到救援者们都在做些什么，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遇难者的遗体在什么位置等等，听到的现场的声音，这都是采访。我当初B股开放的时候，到深圳采访，我注意到，在深圳的大街上挂着关于券商挂出的B股开户的条幅，报摊上有许多教人怎么炒b股的印刷品；在深交所，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听他们就此事的讨论，观察他们的反应——这些都是采访的结果，而且是十分生动的细节；
在外地采访还应当读当地的报纸，当地的报道会有很多细节，即使是服务性信息，也会得到很多有用细节。
■在你感兴趣的地方追问
采访时要不断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判断，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之前没有涉及到的信息要进行追问。
比如这次陈洁报道的台州中学生殴打路人致死的事，陈洁的报道写得很详细，方方面面都采访到了，对事件的描述很清晰。但是在报道中，采访到当事的一个中学生，向他了解当时现场情况及此后情况，学生说他表示后悔，说，“不知道这会不会耽误自己以后的升学找工作”。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有点疑问：这些学生居然只担心自己以后升学找工作，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居然不去考虑死者家人的情况，不去想想人家的苦难，还是只关心自己。就这个细节追问下去，深入地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就此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报道，那比目前的报道要好得多。
如果一则报道只有方方面面的信息，有细节，只是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完整，那其实不是深度报道，变成了密度报道。
写作中的问题
■写文章之前先定结构
目前的很多东西与其说是深度报道，不如说是长消息——按部就班的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发展。新记者们往往驾驭不了长文章，他以为长文章就是把短文章抻长，于是就在写作过程中对每个地方详加描述。
长文章有个结构的问题，在你写作之前，你应该想好你要说什么，分几步说，每步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结构。这个结构非常重要，你把结构确定好了，下一步的内容就是往里边填东西，就很简单了。
■文章要有信息量
我还想说一个信息量的问题，现在咱们的报道很长，但是常常是些无效信息，是注水。在一则报道中，要注意有效信息量：要确定文章中每个地方都有内容要说，没有可删的多余的内容。文章必须精炼才有节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好的报道。
如果到后来由于广告等因素，版面太大，文章字数不够，可以考虑加入背景资料，多加一些图片，而并不是把文章里边注水让他变长。读者读长文章本来就没有什么耐心，如果你的文章没有节奏感，没有信息量，那他就更读不下去了。
问：采访之前的提纲，有没有通用的模式
答：没有通用的模式。不过有规律可循：
在台州中学生打死路人的事件中，肇事学生、公安局、死者家、教育部门，每个部门可以回答问题。
应当去各个现场（学生议论，事件发生地什么样的面貌，事件发生地，来往的人，环境）观察。
剩下的就是在采访过程中，要不断分析被采访人的回答，并且找到感兴趣的地方追问下去，然后再在其他采访中丰富这方面的内容。
赵维补充：
一些最近版面文章中的问题：
在采访之前，选点——角度是最重要的
要带着观点去采访，所有第一消息是快讯，告诉你事情发生了；我们做的是第二落点，要有追问的精神，比如最近又有事故发生，要追问为什么接二连三掉飞机。
在采访之后，采访事实可能验证或推翻观点，但这更有益于新闻的制作，有利于文章主题的延伸。
应当力图进行纵深，穿插性的报道，发掘消息背后的价值。
宋燕：
这一点我补充一下：的确是要带着观点去采访，但不能让采访事实服务于观点。
比如我曾经采访过面的淘汰的新闻，当时政府有个新规定，淘汰的面的只能卖往外地，我感觉这个规定会引起面的的跌价。事先有了这个观点，我去采访，采访了几个人，有和我的想法吻合的，也有不吻合的，我就按照这个观点硬写了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实际上面的并没有跌价。这是个教训，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问：什么样的是好的深度报道，什么是长消息
答：咱们的记者一来就做长文章，没有消息的写作，这是个欠缺。
深度报道要有一个切入点就可以。在对消息和既有事实进行判断，有什么蹊跷，如“滴水茶”爱心报道中的疑问。
赵维补充：
带着观点，实际上是疑问，你在消息中未能得到的解答，没有足够的事实，自己不要跳出来议论。缺乏事实支撑，观点就会站不住脚。
一万字的文章，要有十万字的材料，采访量要够。
对平时的要求就是对工作特别敬重，自己要特别“厚”。注重日常的积累，不要停留在这个位置不前，努力是最重要的。
北青版新闻培训纪要（2）
如何判断选题的价值及如何避免由文章引发的纠纷
杨文健
　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判断选题，一个是怎么防备稿件“惹事”。
　以下的观点纯属个人，来源于我个人的新闻体验，是否妥当和全面，请大家商榷。
一，深度报道的选题
这里讲的选题，当然仅指的是我们日常操作的深度报道的选题。
首先，我将选题分为日报类（指的是最近发生的、具有较强时效性的，拼快速和细节的）和周刊类（这类我把它的范畴定在是在已有的新闻事实基础上挖深度、找角度、立观点，具有较强的策划和个性色彩而时效较弱化的）。
日报类选题当然受局限较大，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突发的事情进入我们的视角。我想，对于这类选题，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在它来了的时候不能漏掉错过，尽量在追时效的同时做出想法来，做出特点来。
而周刊类深度报道选题是我觉得可以有较大发挥余地的。这类选题应该是耐嚼的，是编辑记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些新闻事实，如果没有好的角度和着眼点，也许是容易被放过去的，而一旦有好的策划和立意做出来了，也许会有这样的效果：哦，原来还可以做成这样……所以，我想，在这类题材选取上我们需要下工夫。
一个好的选题，我认为它应该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质（当然不是同时全部具有，有时具备其中一、二就可能是个好的题材）：
1.时效性；2.重大性；3.典型性；4.延续性；5.贴近性；6.独家性。
前两者比较容易判断，这两类也是我们在做日报类选题时紧追的方向。重大性，即它所关联的事物是否有知名度，或是否会成为一段时期内的热点；报道时尤其要注重结合报道主体自身；
而典型性则是周刊类选题的必备项，即具有深刻的内涵，能对某个领域产生标杆性的意义，但有时这样的内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挖掘；
贴近性，指的是与读者的距离，即心理上的亲近感，能关系到自身或引发兴趣的，这里有地域性因素，也有职业性因素，还有年龄因素、知识层次因素等等。　选题会上常有记者会提出一些纯农村题材的选题，但这与北青报都市报的定位不符，不太切合读者口味。
说到贴近性，我这里正好有一份今天的《晨报》，姑且拿它做个例子。在它的头版的导读里，有这么一条：“孕妇惨死警察车轮下”，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翻到那一版想看个究竟，可是一看之下，很是失望，原来文里讲的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我的失望是因为这样的一则美国社会新闻离我实在是太远了，如果这是一起发生在国内的事件，或者哪怕是“中国孕妇惨死美国警察车轮下”，可能我会耐心地读个究竟。我想编者有意隐去地点，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吧。
再说延续性。一些新闻事件是不断发展着的，可能会持续进展一段时间。一般报道都是连续性报道的滚动消息。等到事件告一段落，有了个结局，就可以用将零散小消息组合而成一道全面完整的新闻深度报道大餐。
在这方面，读者是很有需求的。这里有一封发表在今年第16、17合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的读者来信，题目叫做〈我不需要“更多”〉。说的是国航飞机失事后，“我”想上网上了解详情，但只看到了上百条的后续消息和间接信息。这位读者写道：“我并不想知道波音767的发动机和起落架长什么样，我只是想看到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只能从几百条信息里“猜”。由此看来，这类深度报道题材也是我们不该忽视的。
最后是独家性，这一条对于选题来说是很可宝贵的，但在新闻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独家的题材往往是一些偏离主流视点的所谓“冰点”，需要对其进行塑造开掘。
每个选题当然不可能完全包含着六个特质，只要符合两三条也许就有了做的价值。但还需要对当时同样题材的新闻频率有所注意，频度太密，有时应该有所舍弃——我相信读者不会喜欢今天看“小兰”被残害，明天看“小芳”受虐待，后天又出来一个“小兰第二”，这样谁也受不了。
还有我们总在说角度，其实有一种办法也简单，就是对一个新闻事件，只要有质疑的态度，心存别人没有觉察的疑问，这个找到答案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深度报道。
另外还可以加入（参与、策动）到新闻事件中去，使之有贴近性，与读者互动；但要注意在策划事件的同时要做到顺其自然。
素材加工：
我最近看了一篇新闻研究文章，是关于如何加工素材形成选题的，觉得有所启发，以下把我所注意到的几个观点介绍给大家。
　　客观素材与主观加工，大致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追踪新闻事实偶然性和意外性背后的内涵；
2、把缺乏外部联系的几个素材建构联系起来（大背景之下把几个新闻事实组合起来，事件不是雷同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相距时间不长的事件）；
3、需要逆向思维，发现有不同的角度——一般人看到半杯水，只是认为杯子里有半杯水，逆向思维则可以认为，还有半杯空着；
4、追问质疑的态度（你觉得不合理的，但就是发生了，多问几个为什么）；
5、与当前时下流行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助力讨巧的办法，可借助时下敏感热点将新闻升值；
6、与历史相联接，新旧之间建立连接，做出时代感和历史感，如“新闻回访”的计划生育十周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
7、可以整理零碎的消息，组合而成新闻大餐。
二，防范稿件漏洞
　我觉得，在稿件中容易引发问题的有六大杀手，现在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重视。
1，形容词
　我个人不太喜欢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大量的形容词。不喜欢的原因很多，一者是主观色彩太重，冲淡了新闻的真实感，二者是传达信息模糊，容易造成误解，三者还可能误用。比如有人在想表达人或物很少时常常要用到“寥寥无几”这个词，既是没几个，那一定就可以数得清，为什么放着可以明确表达的信息不写，而要用一个虚幻的词呢？
　再如我在大家的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描写被采访者“痛心疾首”、“悲愤”、“无奈”等等的词，可是如何判断这种情绪呢？我就处理过一起被采访者对记者写他“无奈”提出抗议的事情。
　对有着强烈情绪语感的形容词一定要慎用，如果希望传达给读者一些关于被采访者当时的状态的信息，可以抓住一些微妙的细节来表达。
2、采访中的文学化处理
在处理一些稿件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会发挥一些文学想像，描写一些记者无法到达的现场中的情景。对于这种想象，我觉得不应该一概封杀，但要十分注意，对特定场景的想象是否合理、是否有代表性、权威性。
另外，在人物众多的事件中，有时为了简化线索，往往会选取核心人物，通过他之口汇聚代表意见发言，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选取的这个人是否足以代表你想要他代表的那些人，即使是同一群体中，是否也会有不同意见？或是你“让”他说的那些话，是否真的让人能想象会从他的口里出来？
这些文学化处理手法可能会让文章生动流畅，但是往往误差由此而生，所以要慎之又慎。
3.结论性语言
在一些报道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结论性的语言，比如“这是一起xxxx”。我觉得，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事情，结论本来就不好下，何况，许多结论也不应该由记者来下。
在采访之前的结论尤其不可，带着结论去采访，难免一开始就有偏向，会给你的采访带来局限。结论性观点可以出现在结尾（但不要由记者来“宣判”），或最后记者手记之中——那是记者的个人判断。另外，对有关案件的报道，在案件审结之前，媒体不宜先下结论。暗示性细节也应该慎用。
4.报道比例
对于某些报道，尤其是纠纷报道，在报道篇幅上，对纠纷双方和利益双方，即使是合作双方也应该各有相应比例，不可让一方占尽发言权。在报道中还要处处意识到双方利益的冲突，不可偏重一方，对另一方使用区别性语言。　　　　　
对报道对象的过激反应和言语不能照搬实录，免得从客观上对另一方造成伤害。
5.采访对象身份模糊化
一些事后造成麻烦的报道，常常在对被采访者身份和话语资格的确定上，犯有相似的错误。即在采访现场找了不具有发言和解释资格的人员来对新闻事件进行解释评说，甚至在对方身份都不明了的情况下，就对其提供信息如获至宝。
在进行采访尤其是进行负面报道采访时，要向对方索要名片等获得身份确认后方能采信对方，并选择那些有效话语（事实和细节）。
6.负面报道中与采访者关系的认定
记者要采访踏实，明确自己与被采访方的关系，既不要搞的很紧张，也不要以放弃自主采访为代价，换来一些采访方便。应当坚持采访，用各种技巧，比如对稿子的审核、对话语的修正的承诺，以获得机会。如果答应对方审稿条件的，一定要信守对对方审稿的承诺。
　另外，外出采访的记者还要注意跟后方编辑的沟通，将各种情况告知，请编辑考虑对文章的处理：
　我想这样至少有三个好处：1.记者尽到了责任；2.编辑对文中材料取舍分寸更好；3.标题定夺更容易，可以巧妙地避开敏感点。
关于科学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科学报道的文章相继出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下面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一位学者把媒体在科学报道上摔的跟斗解释为“媒体对科学的误读”，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首先是因为科学报道涉及相应领域比较深奥，非专业人士在正确认识上存在难度，这就造成记者没有自信，信奉权威，专家云我亦云。这是一种客观性误读。
　其二是媒体过于急功近利，过分偏重科学的应用性和轰动性，夸大某些科学事实及意义，这是一种人为地误读。
  其三，在语言上，为达到传播，以新闻的语言来表述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语境，改造了科学语言，这本来就不够严谨，容易造成叙述上的偏差。因此，我觉得，在遇上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时，不要将为求轰动而极力往轰动效应上靠；在讲完事实后，再用专家，也不能迷信一位专家的一家之言，要正确理解正常的学术争鸣和反常的学术攻击；为文章添彩才要用专家，而不要做成套路，把专家当作了鸡尾酒上的樱桃。
（最近在广州参加了一个新闻培训班，好象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满堂灌，中间休息一天跑了趟深圳。广州是个值得细细观察品味的城市，有浮躁和焦灼，也有闲适和情趣，可惜只能偶尔晚上出来转转，很多东西一时也搞不明白。培训期间，有幸听了来自广东报业的几位老师讲的课，深为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他们的智慧和激情所触动。）
我们住的酒店位于广州的老城区，离有名的上下九和北京路都很近，也是“骑楼”集中的地段。骑楼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民居形式，以二三层楼的居多，一楼开商铺，二三楼是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一楼商铺前面用柱子架起两米见宽的走廊，既为行人遮风挡雨，也不影响店铺的生意。不象在北方逛街，从一个店出来，到公共街道，再进另一家店。走在骑楼的走廊里，实际上等于在人家楼里转悠。广州日报何智新（培训班老师，曾为夜编中心负责人）评价广东人的特点是务实、重利、宽容。骑楼也算是一个佐证。
何智新说，和南方都市报相比，广州日报本土文化色彩浓烈。他从四川一家媒体来到广州日报时，开主任会很难听懂大家在说什么。广州日报在广引人才的同时，非常注重培养、使用本地土生土长的主任、编辑，以使报纸更具岭南文化色彩。我们常会在广州日报上看到一些很怪异的字，不知所云。何智新说，夜编中心有很多本土人，只要这些本土编辑说这些“方言土语”没问题，那他就放行。这与南方都市报的“精英文化”理念大相径庭，南方都市报秉持的“很高的新闻理想”，使它无法在广州超越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在本地的市场是南方都市报的三倍之多。但南都在深圳市场则一路披靡，主导着“在文化上无所适从”的这块开放前沿的公众话语权。
我们参观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学员问：“广州日报在哪？”“我们住的酒店往西走用不了十分钟。”有人告诉他。他一脸迷惑：“这条路我走了好几遍了，怎么没发现。”其实，如果不是刻意地寻找，在路上真的很难发现它——这个发行量185万，年广告收入过17亿的报业先锋。它整个办公区从马路上缩进去，隐藏在简易的接待厅后面，朴素得毫无特点。采编办公区拥挤、狭窄，倒和我们相像。穿过天井时，接待科科长指着天井上大棚似的房间说，这里是我们最好的会议室，做决策的地方。她要是不说，我还以为是报社仓库之类的地方。
“从外表，你很难看出我们为什么能做到今天的程度，我们不靠天时和地利，我们是一条新闻一条新闻拚出来的。”何智新说。这也应了给我们讲课的羊城晚报经济部副主任汪令来的话：广东人喜欢闷声发大财。

深圳火车站城际列车的候车室里塞满了人，我找了个有点队形的人堆排进去，扭头问后边刚来的一位女士：你是哪趟车？那位女士低呼两声“啊啊”，把胸前的手包猛地抱紧，迅速往后闪出两步，眼里满是惊慌。天！我还不象坏人吧。这让我想起一位网友的文章中说，在深圳，看到有女士拎着手包逛街，会从心里产生对她的深厚同情，因为她的手包马上就要被抢了。
培训班里的深圳学员也证实了我的感觉，他说看在同学的份上，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在深圳防盗防骗防抢的指南。但在以往的印象里，广州应该是治安最差的，深圳则是“开放的热土”。原来这都是媒体制造的“假象”。
每天我都在酒店门口的报摊上买三份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结业时房间里报纸堆了半米高。新闻给外来人的感觉是，广州确实是个“很乱”的城市。一家店铺着火，烧死了一对情侣。以南方都市报领先，媒体对此穷追不舍，连续数日将一个事故演绎成一段悲情故事。摄影记者还拍摄了一幅极具震撼力的照片，被烧死的女孩被床单覆盖着，一只烧焦的手露在外边——还攥着手机，报道的标题是《手机暂时无法接通》。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不可能不被触动，不可能不在心底发出“但愿悲剧不再上演”的祈祷，而报道的本意正是要激发起每个人内心的良善和责任。还有“劫匪走投无路跳下天桥砸伤路人”、“两男一女把取款人拖出银行抢钱走人”等等，每天都会有数条，让浸泡在“主旋律”的媒体语境下的外来人不免心惊肉跳。
当年的南都以这样的姿态来抢摊深圳市场，形成了与严格管控下“歌舞升平”的深圳媒体的不平等竞争，也令当局如座针毡，下令不准报摊卖南方都市报（当然有一个措辞严谨的文件）。南都不甘示弱，用六七个版“铺黑反白”报道南都在深圳被封杀事件，直到广东有关部门干预解决。
南都内部人士认为，当年的封杀与反封杀，是行政思维与市场法则的一次较量，同时也成就了深圳读者对南都的阅读归属感。在广州学习时，恰巧央视《东方时空》曝光深圳人民医院一天竟按二十五小时收费，广州媒体先转发央视报道，再跟进数日不放，直到有关部门发来“不准报道”的禁令。
我在想，话语权是自已争取来的，没有人愿意主动给你。
何智新举了个例子。非典期间，随着疫情的蔓延，粮荒传言开始多起来，人心惶惶。当晚，省委宣传部通知不得报道。广州日报向市委紧急汇报，请求辟谣。当时已是凌晨1点半，市委紧急研究，同意辟谣。但省委宣传部仍有禁令，报社决定再争取，直到两点，省委宣传部同意辟谣。次日，《米荒粮荒纯属无稽之谈》在头版头条刊登，还有评论员文章《平息谣言，恢复正常》，广州日报被贴到了各大超市门口。“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有时候，要听从你心灵深处的召唤。”这位广州日报很多重要报道的主力实施者认为。
这种职业新闻人的专注和自觉在南方都市报更有艰难的体验。他们在体制内不断的“探底”必然招致利益集团的反感。与广州日报不同，王钧（培训班老师，南方都市报编委）说：南都与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制衡的关系，不需要达成“妥协”，如果在相应特权下获取新闻资源，同时也会失去新闻报道应有的自主性。
她说：南都的领导最忌讳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吃饭。
她说：南都的领导对稿件不能只说“不能报”三个字，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就象“职业女性”不是说上班的女人一样，“知识女性”也不是就指有文化的女人。我印象中的知识女性，她不张扬，但说话或写作处处透着张力；她不学究，但对信念和理想笃爱、执着；她成熟而不市侩，静雅但把持尊严，个性但不另类。知识女性不一定可爱，但一定值得尊敬。
我从客房出来进入电梯，培训中心的江校长也在电梯里，她介绍身边的一位女士说：这是下午讲课的王老师。王钧，南方都市报编委，看上去很象我们单位新来的一位见习记者。和街上密匝匝的广州女人不一样，她的表情和衣着很内敛。广州人穿着随意，没有刻意的修饰，包括店里模特身上的衣服，也故意把袖子皱皱巴巴的撸起来，不给人一本正经的印象。但王钧则简洁得当。
我不知道她的年龄。她是程益中手下的大将。
程益中二十七岁从南方日报的文艺编辑岗位转入南方都市报，迅速成为南都的旗帜和灵魂。南都领导层平均年龄32岁，采编人员27岁。程益中说，中国现有的新闻理论、新闻经验和媒体经验对我来说是一钱不值的。他说：“三个人在搞万米赛跑，一个羊城（晚报）、一个广州（日报）、一个南方（都市报），羊城跑了九千米，广州跑了八千米，而南方才刚刚趴到起跑线上，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南方如何超过羊城、广州跑第一当冠军？我的答案是：如果南方跟在羊城、广州屁股后边跑，南方要超过羊城、广州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如果南方根本不理羊城、广州那一套，而是自创一派，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跑，就一定能跑第一当冠军，就一定能够跑出一个新世界。”听着王钧讲课，我想，置身于程益中设定的世界，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团队，理论和经验是苍白的，只需要新闻的自觉、新闻人的责任就足够了。
她讲课多用书面语，很多时候是在念稿，尽管她经历了无数的悲壮和波澜，但她讲课并不专业，甚至有些紧张。她说：中国有很多有理想有水平的新闻从业人员，我比大家幸运的是，我在南方都市报。她语言里凝结着南都的至爱、内心的情愫。这个典型的中文系女生，是南都的十年，将她炼成一位知识女性。
她的课实际上是讲她眼里的南都十年史。在三个小时尽心、平静的讲述中，我听到她两次开心的笑。
一次是讲到南都起步时的“杀气腾腾”，对于官方来讲，突然冒出来的南都属于“没事找抽型”，曝光，揭黑，暗访，一支流浪记者团队靠社会新闻打天下。有一次组织策划暗访卖淫嫖娼报道，膨胀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年轻记者并不在意对记者角色的规避，也不在意事件真实和新闻真实的关系，把暗访的素材尽情写来，在什么地方有，多少钱，怎么交易等等。她笑：当时这些报道被人戏称卖淫嫖娼指南。
另类是为了更主流。初创的南都最大的渴望就是快些引起注意。它关注小人物，关注边缘人，以传媒的力量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在一次次成功触动市场后，南都人说：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必是主流的。2000年到2002年，南都进入时政报道的密集期，政府开始重视南都，南都也急于得到主流人群的认可。它以强大的版面规模把时政报道做得活色生香，不断地在时政新闻中创造新词汇，展现着南都独特的思维和智慧。
南都在2003年创造了三个制高点：“深圳，你被抛弃了吗？”、“非典”、“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广州日报何智新老师讲课时也证实了这一点。2003年2月10日，南方都市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对坊间流传着的“怪病”（后被称为非典）作了报道，而此时的广州日报“非常慎重”，当晚才收到官方400字的通稿，并被要求在一版下半版见报，不准改动，包括标题。而孙志刚的报道终结了中国收容遣送的历史。当然这些也让南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南都终于如愿展现了“主流的力量”。她说，广州市的主要领导常常早晨很早就给部门领导打电话：南都今天报了什么什么，怎么回事？部门领导赶快给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南都今天报了什么什么，怎么回事？而此时，报纸还没投到报箱呢。办公室主任找到发行员说：我必须在这个小区最早看到报纸，我是个很重要、很特殊的人，必须最早看到报纸。
说到这儿，王钧第二次开心地笑起来，但立刻打住，迅速回到了她理性的书面语中，这也是现在的南都要示人的姿态。
广州人在吃上是肯下功夫的，但培训班安排的饭菜没有明显的广东特色。我和几位学员约好，早上七点半到最近的一家酒楼，体验一下广州早茶。从河南来的胡总五点半就到酒楼去侦察，回来不停惊叹：跟抢购一样，门口堆满了人。
我们七点半到酒楼，已是人声嘈杂，大厅几乎座无虚席。还好剩有一个隔断，大家落座后，就不断有服务员推着小车过来介绍各种小吃，名目之多让我们有些手足无措。我心里纳罕：早饭，不至于吧。每次小车过来离我最近，我就“这个——这个——”胡点一气，只记得好象有小笼虾饺、马蹄糕，其它一概想不起来了。吃到九点，大厅里依然不见人少，个个吃得兴致勃勃。
据说早茶可以吃到十点，然后酒楼开始准备午餐，虽然饭菜更丰盛，但广州人的午餐显得局促，没有尽兴或有约会、商务活动的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下午茶上。最重视的还是晚餐，晚餐后有夜宵，期间曾乘船珠江夜游，船舱内食客暴满，好象陆上没有地儿，都赶到江里来吃了。我们北方的学员不禁慨叹：广州人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吃啊。
很遗憾没有正宗的广东人给我们讲讲他们的“吃”经。如此连轴转的吃法必然会催生出很多创意以解决味觉疲劳。比如传说中的“吃猴脑”，光听听就受不了——把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提过来，餐桌的中间有个圆洞，把猴子的脖子卡在圆洞里，猴子的脑袋已然剃得光光亮亮，两只猴眼还在滴溜溜乱转，此时小锤子照着脑门敲下去，食客便纷纷趁热执勺去猴子脑袋里舀猴脑，而死而未僵的猴子还在桌子下面抻胳膊扔腿——听着我就阵阵发冷，即使有也坚决不吃。
广东人在吃上的这股折腾劲儿在办报上也有同样的体现。广东一线的新闻队伍绝对年轻化，也只有年轻人才禁得起不知疲倦的折腾。
广州日报夜编中心的田编辑2003年曾带着三个记者来西柏坡采访，我全程陪着。我曾问他：广州日报几个要闻版中，国内新闻与本地新闻掺和在一起，不知这些版是怎么分工的？他说：我们是“大要闻”。我没有深问，心想，大要闻就是大杂烩吧。
很巧，何智新老师在讲课时对所谓“大要闻”做了解释。每天半夜十点左右，各新闻版已经有了雏形，正当编辑喘息之时，老总就会出现在夜编中心，开始找毛病：这个版太闷，这个稿没意思，这个该上，等等。夜编中心大乱。为了让老总满意，稿件不停地调换，每个版上都要安排上好看的稿子。每天半夜的折腾，也令编辑们大彻大悟，好看是硬道理，哪还顾得上版面的分工？
十来天里，我强烈感受着广东报业激烈的拚杀，也用心体会这些时时处于亢奋状态的新闻人，他们不放过一个炒作点，不断地制造着读者的阅读渴望，即使很地域性的报道和策划，也能打通我们这些外地人的阅读栅栏，直抵你的兴奋点。
在这很普通的十天里，广州党代会前的市委全会放出对老城区要“中调”的思路，引起媒体的关注，狂轰乱炸；
广州地铁三、四号线将要开通，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分别推出“手册”和特刊。我只看到南都的五十二个版的《蝶变》特刊，以首席记者与地铁掌门的长篇对话式专访开篇，让读者全面了解地铁之于广州、地铁之于我们的“蝶变”；
正是临近岁末，各报都精心烹饪年度回顾特刊，我们去广州日报参观时，夜编中心的墙上挂满了特刊的版样。这个八十个版的以“和”为主题策划出来后很受好评。可惜没有看到羊城晚报的“新闻大考”的特刊；
而此时的南都，刚从《蝶变》中缓过来，正赶着品味“南都十年”；
张艺谋到广州为《满城尽带黄金甲》造势，各家报纸都有记者与张艺谋的独家长篇对话报道，不知道是张艺谋对广州媒体有如此大的耐心、还是广州媒体真得不好惹；
马季去世，广州日报居然在要闻版拿出五个版来全方位报道，我吃惊的不是它的报道规模，而是报道所占的版位；
台湾地震，广东有震感。当日南都出动三十二名记者，配有广东各地动向的示意图，这也让我看到南都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成熟的指挥系统。
如此，不胜枚举。
“一张报纸的发展不能仅是滚雪球式的，一个时段必须成为同城或同业议论的话题。”何智新说，我把他的话当作这种折腾的解释。
他说，当年，夜班编辑晚上9：30在香港电视上看到9.11，还以为是美国大片。夜班紧急请示老总后，决定作十二个版的专题报道，而此时手里还没有任何信息。何智新说，当时只定了三条：不能有幸灾乐祸的标题或小标题；要有前瞻性；要有故事。编辑们叫苦不迭，拿什么做呀。“怎么做，自己想办法！”就这样把十二个版生生逼出来，第二天又滚动出了二十个版。报纸被抢购一空。
他们这样不断地挑战着所谓的不可能。黛安娜去世时，初生的南都还只有十六个版，它居然拿出三个版来报道黛安娜，开启了娱乐报道的新范例，直到现在这样的报道风格成为各家媒体的家常便饭。
广州日报的同行说，我们和内地党报的不同是，我们不自娱自乐、不自说自话，我们不停地调整适应大众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