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是如何席卷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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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气功热”。一时间，全国上下皆卷入了这场对于气功的迷狂，全国数千万人修炼气功，“气功大师”受到明星一样的礼遇和追捧。当时全国产生了几十家气功报刊和大量关于气功的学术著作。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等。

       甚至在官方和科学界，这一热潮都得到了重视和认同。例如，1986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张震寰将军任理事长，钱学森教授任名誉理事长，1988年成立的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由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任会长。北京一所著名大学两位研究者还做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这一浩浩荡荡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如今气功修炼者只是众多神秘主义爱好团体中的一个而已。在"八十年代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那一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潮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本文编译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宗树人（David A. Palmer）2007年出版的《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一书。此书曾获当年“许烺光东亚人类学最佳著作奖”。这是他在中国四川以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国的气功现象后写就的，其中考察了1949 年到1999 年气功作为社会运动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在后毛泽东时代，气功成为中国城市中人们表达社会与精神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气功热更多像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既非制度化宗教，亦非农村民间宗教，也不是有统一组织的新宗教运动。

《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一书封面

      

什么是气功？

       “气功”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道教文本，宋代也有记载，但此后很少出现。在1949年之前，各种体操、呼吸技巧和冥想技术就已经广泛存在，但是那时候它们还没有被统一称之为气功，而是在各种宗教组织、神秘主义集团、功夫行会乃至医学世家里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存在着。直至1949年后，“气功”一词才广泛且频繁地出现于汉语当中，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概念——专指那些来自中国的身体技巧。

       从意象上看，“气”直接对应于中医理论，但更深层次则源于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它是宇宙中于万物之间流转的本质属性之一，身体借由气既可以实现自身与外界的联系，也可以使某一空间成为具备特定状态的“场”

       “功”则包含一套从身体生理的技术到道德力量的内容，从另一侧面而言，“功”是“气”得以施加在另一个个体之上的主要方式。

      

“气功热”百态

       大部分气功需要以一套标准动作来操练，这套动作叫做“功法”，著名的有“香功”、“智能功”等。这些功法都号称由一个偶像型的气功大师所创立和传承，加入“功法”的人会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带动着成千上万的练习者。每一种功法都通过地区性的“修炼点”来传授给练习者，这一网络甚至可以扩大到全国。在某种功法的组织网络中，练习者不仅要被卷入到气功大师、其真传弟子、教练这些垂直的管控关系中，也会广泛地与组织中的其他练习者联络。

       这些气功练习者中的领导人物用“气功界”来指称他们自己，在社会主义中国，“XX界”是一个用来指称那些官方认可的、可以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定期聚会活动的团体，比如“文学界”、“宗教界”、“商业界”。而“气功界”这个称谓，像是为气功热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公共性的外衣。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科学家、军队人士都对“气功界”的活动表示了肯定。

       在这些合法的社会空间内，从1979年到1999年，各种不同的气功组织兴起，比如公园里的练习者、各种训练班、理疗课程、乃至国家资金支持的学术会议和仪式性聚会。各种不同的气功组织间也形成了网络。出现了许多气功杂志和书籍，形成了对气功话语的各种阐述、争执和大众普及。

       “气功热”时期，练习者们用佛教、道教和中华传统养生观的各类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练习过程，还做各种占卜和室内试验。气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养生与治疗市场，数千种气功在其中竞争。不同的气功有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其自我表述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用神秘主义的观点来宣扬道德宽容与忍让，第二是，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异端”意识，自觉地将自身与西方科学和官方马克思主义分开来。这些上百个气功大师所建立的组织，可能是现代中国在非政府组织方式下建立起的最大的群众网络。

      

“气功热”的社会背景

       气功运动自毛泽东时代诞生，并在邓小平时代达到其顶点，最后在江泽民时代结束。气功运动的变迁命运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

       在1990年代之前的单位制时期，工厂、国有企业、政府机构中的人们，都在单位的围墙中完成衣食住行。气功热期间，气功狂热爱好者们甚至通过动员原有单位制下的各种组织力量去推广气功、成立气功组织，宣传其气功理念。在那个时代，除了像妇联、工会之外的在国家控制下的大众组织，国家支持的官方气功研究会几乎是唯一合法的大众组织。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气功运动也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在人们为了练习气功而集结起来时，无形中促进了不同社会背景、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甚至是全球层面的。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在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的意识，它们很快与气功热相结合，并且在数年内形成了各自的组织网络，其中包括政治人物、科学家和气功大师，这些人都能够在气功运动中担任领袖角色，并组织资源、塑造共同话语并描绘一个共同愿景。

       而且气功热中的这些组织，还都有他们宣传的社会愿景，最常见的是促进大众健康，此外还有促进传统中华文明的复兴，以及开创一次由中国领导的科技革命，以将人类带入全新的乌托邦等等。此外，这些运动也有它们的世俗目标，比如促进气功研究者的福利，增强气功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帮助气功界对抗那些反气功人士。气功热更多是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发生的，并未沿传统政治组织网络运作。但是作为一个利益群体，气功界的运作逻辑也深植于政治权力网络之中。由此可看出，气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如何互动并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的范例。

      

“气功热”的文化逻辑

       气功大师的个人特质，与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马很相似——一个人因具备特殊神力而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权威领袖。但另外一方面，气功师不是神意的选择，而是只要有此意志，人人可为。

       气功是一种躯体化的体验，实践者因为对这种技能的掌握从而可以经由身体而进入一种精神上的另类体验，其中蕴含着某种对另一世界的想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功热的基调或可看做是从社会主义乌托邦进入另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气功热的思想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断裂”的强调，而手段则是通过残存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而回溯传统。发明传统，往往是具备卡里斯马特质的领袖们，号召人们向一种所期待的生活前进的动力来源。

       而“气功热”等一系列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的热潮，其实是后毛泽东时代，“运动”不再成为社会集体行动的主要模式的时候，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不可预期但又确乎存在关联的互动。借助于消费主义和集体欲望的塑造，国家权力所释放出的一些信号会以夸张的群体热情迸发出出人意料的能量。因此，气功热展现出一种对过往神秘力量的追求，它与对现代化、科学主义的乌托邦想象齐头并进，从而成为一种举国现象。     
  1999年，少数邪教和有害功法使整个气功界受到影响，到今天，当年的气功热似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集体记忆。整个八九十年代，大约有6000万到2亿的气功练习者。在21世纪后，气功迅速由热转凉，甚至成为”过街老鼠”。在大众认知中，气功与负面联系在一起，作为古老修身养性方式和传统文化哲学的一面却被世人淡忘。

        而今天还存在一家官方的、体制内的专业气功机构，令不少人惊讶，国内的气功机构在那个时间点纷纷关门，上海市气功研究所，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单位，堪称硕果仅存。

       据说当年上海有关部门比较开明，决定给气功所一个机会。

       这个曾经的气功热重镇是坐落在徐汇区的一幢三层小楼，走进去，内部有着严谨的部门划分，却又飘散着上世纪的怀旧气息：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诞生时，正值气功最鼎盛狂热的时代，之后是不可挽回的颓势和举步维艰。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怎样延续下去？被曾经轰轰烈烈又拐向荒诞、诡谲的热潮打下了怎样的烙印？

       所长李洁告诉记者，长久以来她都回避媒体的采访，这样的“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999年之后，老同志渐渐退休了，却没有新人补充进来，气功所同时面临严重的生存压力。

       之后的管理主要归“体育口”。前不久当气功所设计新logo时，收到的设计方案都是武术动作。“不不不，这不能充分表达我们”，最终还是由所里的人绘制了一个太极的图案。

       气功的内涵太多，涉及所谓身心灵的几乎所有面向。

       一直以来，气功都是被归为中医学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想学气功方向只有学针灸推拿专业。而气功只有针灸推拿专业这么窄吗？这只是它最实用主义的部分。“气功”的"气”来自中医理论，背后是中国的宇宙观和深厚的儒释道传统。

       对气功的研究长久以来也是沿着医学、科学的路子，医史文献背景出身的李洁决心加强的是其中人文传统和哲学的比重，她正在为此筹措着更多的研究资金。

       两次气功热已经过去了，第三次还没到来，这次希望的是回归国学的本来面目。一直在冷，“但冷也有冷的好处，可以把问题想清楚”。

       作为一个研究者和学者，李洁感觉时机快到了，这是一个倒过来借国外来说话的时代。美国NIH（国家卫生研究院）连续做了多年研究，在德国、法国，气功已经进入了医保体系，现在又赶上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时机不对，很难获得别人的理解。”

       关于沉默的过去，李洁也表示：“我终于可以跟你聊聊气功，可以面对媒体，因为我们真的做过反思。”     

      

        上海市气功所斑斓史：曾站在气功热的高潮

       上海市气功所究竟经历了什么？它的第一个前身——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已经有57年的历史了，1957年，那是一个建国后的疗养院时代，那段历史已经超出了年轻人的记忆和想象。

       建国后医疗资源非常有限，而且慢性病也没有很好的药物和方法，罹患这些疾病的老革命们非常需要不一样的疗法。

       “气功”最初由一个叫刘贵珍的人提出。他用“气功”来概括在“导引”和其他各家各派功法中发现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涉及到精微的中医之“气”。后来的汉学家把这一尝试视为中国气功现代化诠释的开始。

       之后气功便风靡了疗养院。

       1955年，唐山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气功专业机构——唐山市气功疗养所，后者因为对气功疗法的临床观察获得了卫生部的表扬。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性气功高潮，乘着天时地利人和，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陈毅、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人纷纷进行了练功或题词。

       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是全国最早的三家气功专业单位之一，受当时卫生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气功师资进修班”。

       之后是“文革”，“文革”是气功的冬天，民间的气功和中医都遭到了严格的限制。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气功才渐渐在大众中重获解放，并掀起了第二轮气功浪潮。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部等重要部门都对气功进行了研究，新华社等众多媒体做了不遗余力的宣传。

       1978年是标志性的一年，气功跻身科学的行列。上海市气功研究所的第二个前身上海市中医研究所，与上海中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一道，用现代科学仪器对“外气”进行了测试，证明“气功”之气是有物质基础的，使气功进入了科学的行列，成为探索生命科学的新课题，从而把气功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李洁在采访中常常感念地提到钱学森，正是他认为气功应当从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

       而李洁认为更重要的历史性时刻是1979年的“气功汇报会”，这是一场空前的盛会，甚至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支持，由国家科委、国家体委、卫生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

       这个事件轰动全国，留在一代人的心中。它整合了不同的学科，如物理等学科都开始研究同一个问题。在这之后，各地采用仿生学方法模拟气功师发放的红外信息，制造了气功红外信息治疗仪。

       如果说“气功报告会”是第二轮气功热的高潮，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科学内涵就体现在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因为前面这些工作的铺垫，1985年，上海市中医研究所进行了方向调整，开始以研究气功为主要工作方向，成立了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将原有的气功研究室扩充为气功原理研究室、气功效应研究室、气功文献情报研究室，并开设了气功医疗门诊部。

       现在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医疗门诊部依然开在南昌路的繁华地段，科学会堂附近，是一幢民国老建筑，优雅的小洋房。定位为中医药类的非药物治疗为主，虽未打过广告，却应接不暇。

门诊部所在的老洋房最初是一个医生的寓所，为了帮助共产党，还曾有过地下的电台架设在那里。

       从1985年起，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就开始自己筹办“上海•国际气功科学研讨会”，迄今已经办了12届，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力。

       目前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既搞科研，又做医疗，还进行教学、培训和文化传播。

       出现在名单上的气功功法包括：放松功、站桩功、导引养生功、六合功、医疗八段锦、六字诀、回春功、易筋经等。这些字眼比起外来的瑜伽等功法远为令人陌生，“在这里学气功的外国人都跟我说觉得诧异，他们自己是千里迢迢来学，但为什么中国年轻人却不喜欢，瑜伽已经变成了每个人都要练一练的时尚，自己的东西却无人问津”。

一位来自法国的青年人类学学者来到上海市气功所学习气功，他热爱气功，并一直希望能留下。

       气功热发展到90年代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乱象，偏离了方向，各种真假大师出现，部分人对特异功能的偏执追求徘徊在超自然和伪科学的边缘。

        少数邪教和有害功法使得整个气功界受到了影响，然后是气功“两个高潮、两个低谷”的第二个低谷。      



       就复杂的历史和思考中的未来，李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澎湃新闻：怎样评价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

        李洁：最主要的是方向没把准。气功之所以热是因为有一定的效果，但方向却迷失了。当一股热潮热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走偏掉。大众变得盲目，只追求表象，如特异功能的异象，内核的东西却流失了。作为老百姓，身体不好时希望改善是人之常情，在练习的过程中又体会到一些特殊的东西，体会到了，却不理解，如果被指引的偏掉，那就走远了。改善了身体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养性、明心、见智，去悟真正的道。

       为什么后来气功热走到了一个极致？出现了所谓的伪气功、伪大师，一旦他们开始追求名、追求利、追求个人崇拜和敛财，民众要有理性判断。我认为甄别真假很容易，你就看他作为一个指引者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大师的德性太重要了。

       由于气功、内功等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深入学习就需要老师指点才不至于走弯路。对此，我们建议初学者最好去正规的培训机构接受有资质老师的教学，同时加强自身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便更好地把握气功锻炼的精髓，让传统气功能够为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服务。      

      

        澎湃新闻：现在的练习者来自来自官方还是民间？

        李洁：有一些政府机关和机构会邀请我们去教气功。我们是从去年年底才开始开班的，我们一直有很大的生存压力，但并没有因此就去盲目追逐利益，每周有对民众开放的免费公益公开课和气功史陈列馆，这是因为感觉到大的氛围在变化，民众有这样一种需求。我们一直很担心这块牌子可能被理解不准确的人利用。明年我们建所30周年，会出一个对我们核心理念的阐述。方向不准，还不如冷着，倒不至于害到别人。

       1999年之后，气功转向体育口，走比赛、考级的路线，对正面普及民众肯定有好处。

      

        澎湃新闻：您对气功的学科定义怎么看？我们知道气功有复杂性，有无法量化为数据的部分。

        李洁：两次气功热，首先是医疗的需要，身体的需要，然后是科学的需要，第二次气功热就是科学带动的。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科学吗？科学有两块，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从研究角度，既有定量的，也有定性的。所以我们的定位，一个是现代科学，一个是传统文化，都要做。

       人文社科可做的很多，我们已经在做了，但是说实话，资助很有限，因为整个中医门类都是放在自然科学中的。中医的人文社科比重特别重，我们气功就更特殊了，我们所里会贴一些钱来做这些事。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契机，上海市卫计委中医发展办公室的“新三年上海中医药发展计划”中，有一个版块叫“文化建设”。我们也去申报了，可能明年能得到这方面的资助，做一些文化研究、文献梳理和文化传播。

      

        澎湃新闻：国外对“气功”一词的使用是怎样的？

        李洁：气功在国外就直译为Qigong，也有人想过意译，找一个对应的单词。但钱学森钱老说了一句话：怎样翻译都可能翻不清楚，内涵太多了，让老外慢慢学习去吧。

      

        澎湃新闻：气功在国外的流行状况是怎样的？

        李洁：从80年代，气功就开始在国外被关注。在德国、法国，气功很早就进入了医保体系。欧美国家是非常推崇气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都做了很多。美国NIH（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都资助气功研究，还有资助研究冥想（meditation）的，类似于我们的静坐，还有太极拳的研究等等。欧洲的方式不同，基础研究较少，临床观察较多，在现代医学收效甚小的领域，如抑郁症、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腰腿痛、慢性疲劳综合征、肿瘤后期康复，就会找到气功。

       这是从医疗的角度，国外也有一些传播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的。有人通过练习气功，幸福指数和社会适应度都改善了，从生命体验的角度变得不一样了。尤其是欧洲人，更注重对生命本身的感悟，而美国人更在意现代科技。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气功热是很明显的，这种现象一方面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地位大幅提高有关，同时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之使然。

      

        澎湃新闻：那么上海市气功所在国际交流中有哪些感受？

        李洁：我们长期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校长合作，他是生物物理学家，一直在用物理的方法研究气功。美国一个民办的气功大学也在跟我们谈合作，他们的学员遍布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法国巴黎东方文化中心也一直在和我们合作，日本气功学会也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

       我们一直在办国际培训班，学员很多是企业高管和领馆工作人员，很多人来中国寻找气功的缘起，然后找到了我们。我们也希望外国人的热情能带动中国人的关注。

       我们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地位提高和传统文化魅力这两种因素同时并存，而气功、养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更容易在当今发挥出积极的民间作用。我们希望气功研究的学者、气功锻炼的受益者、中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们联合起来，推动未来的发展。我对未来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