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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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

作者：顾彬

2015-01-30
来源：南方周末

国庆节前几天我在广西大学作过一个报告。南宁的同事们要求我谈汉学对中国学者有什么用。报告结束后来了一个姑娘问我，我能不能够提升我中文的发音。还加了一句奇怪的话，“在德国肯定会有好多孔子学院”。她好像觉得我这个已经教20年现代汉语、20年古代汉语的人还需要一个中国来的老师教我标准的发音。从理论来说她是对的，因为连孔子也说过他还会需要一个老师。

几个星期前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在汕头大学看了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散文后，告诉我，如果我多用书面语言，我的小品才更好。另外，一个留在德国的中国商人说我的中文是娃娃中文。每一次《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文章后，她拼命地给我修改。奇怪的是，她改善了我的中文后，她开始对自己的中文水平表示怀疑。她越修改我的第三母语，越不满意自己的中文。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她的母语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是的，她的时代就是这样。

我也是“文革”时代学现代汉语的。40年前我第一次来华，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才学了一年的现代汉语。当时我已经快三十岁。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能学得更好吗？另外，一年之内会学多少呢？我的中国学生，在波恩大学跟我读完博士后，一个一个地回国。虽然他们在德国待了几年，他们的德文通常马马虎虎。别忘了，他们来的时候，不是三十岁，才二十多岁。我问他们，为什么在德国几年后他们的德文还是结结巴巴的，他们的回答都是一种口气：德文太难。

是的，德文非常难学，不过中文更是。因此批评我现代汉语的人是不是对我要求太高了呢？

不过，情况还要复杂一些。我不光是学者，也是诗人。我已经出版了13本文学作品。2015年还会出4本吧。作为一个汉学家或者作家我想用最深刻的、最美的词。在语言方面我受到了马丁·路德和黑格尔的影响，我的德文比较复杂，不容易很快看懂、听明白，因此我的文学作品在德语国家读者较少。可是在中国不少人买我的译本，因为我的诗歌译者选译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作品。

在“文革”的时候只能学工农兵的语言，在德国当时的大学我只能学古代汉语，因为大部分大学只教古代汉语。那么为什么我用中文写作不多加成语或者古文的说法呢？无论我写英文还是汉语，我希望我的读者不要因为复杂的语言而头疼。我的原则是越简单越美。

学神学的时候我经常听老师们给我们讲耶稣要求我们应该再做孩子。从神学慢慢转到汉学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明朝的哲学家，大概是李贽，他要求我们应该多学儿童的心。好像孩子的话才总是清楚的，有清楚的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要重新学德文，不能再用纳粹分子用的、歪曲的语言。因此奥地利诗人君特·艾希（Günther Eich）一首有名的诗《清点》（Inventur，1947）这样开始：“这是我的帽子，/我的外套，/ 我装在粗麻布袋里/的刮胡具。”孩子的语言吗？肯定，但是美，也非常深刻。因为要重新学母语，所以当时德语国家的作家也多学外语、翻译外国文学。比如Eich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学古代汉语，然后他翻译了唐诗宋词。虽然已经过了五六十年，我们今天还看他的翻译，还是羡慕他的德文。

我呢？每天通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我学习德语，并且提高我母语的水平。因此学习汉语对我来说也是学习德语。2015年我70岁，我还需要学我的母语吗？是的，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乡。如果不谈我小时候学的拉丁文这类的古代语言的话，我最少有三种家乡，汉语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