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毛万宝新著《20世纪书法史绎》

jssh365

序毛万宝新著《20世纪书法史绎》

周俊杰

　　万宝重新编选的《20世纪书法史绎》，分“正编”与“副编”编排，正编收入关于20世纪书法语境与重要事件的通论，副编收入关于20世纪书法理论的述评。由于副编内容曾收入原先的“史学新论”，我曾作过较详介绍与分析，读者可从本书“附录”中翻看，这里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要介绍与分析的是其正编部分的内容。

　　听万宝介绍，正编撰于2008年底，系应友人之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末篇”而作。我翻看样稿后觉得，正编本身就是一部很完备的《20世纪书法史绎》专著，虽然其字数只有10万余言。

　　新时期以来，书法理论界对20世纪书法史已有较大程度的关注。据我所知，由沙孟海书学院和安徽美术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全国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就连续召开了两届，首届是1994年于黄山市召开的，第二届是1996年在宁波市召开的。除此，全国性的各大书学研讨会与书法报刊，也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近现代书法研究单篇论文。至于我本人，在20世纪书法史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重要的单篇论文有《关于中国近现代书法史分期问题》、《当代书法史刍议兼论书法史观建设》、《世纪书坛风云录》和《当代中国域外书法交流志》等，系列论文有《动荡中的转型论清末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书法》、《走出低谷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书法》和《超越历史 步入多元论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中国书法》等，专著形式的成果亦有《当代书法史论纲（1949—1993）》问世。这些前期成果，不论学术水准如何，对万宝来说，都会构成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受惠的，时人已为他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史料基础，不至于“白手起家”，如果“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那么研究起来将更加艰难；其二则是挑战与超越，万宝必须考虑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把研究向前推进，否则就会成为无效的重复劳动。而“超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更坚实的理论积累与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只能徒叹奈何。

　　让我感到惊叹的是，万宝面对挑战，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超越”，在许多环节上都做到了独持己见、发他人所未发

　　首先，万宝以十足的“百年”为叙述对象，完整性超越了前期成果。前面提及的前期成果，大多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甚至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所以，就叙述对象而言，所谓“百年”是得打点折扣的。万宝由于动笔于21世纪的第8个年头，很自然地保证了叙述对象上的完整性。叙述对象一完整，许多新的问题也就随之凸显出来，比如市场经济大潮对书法的冲击、书法学科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书法国际交往中的民族文化立场坚守，等等。

　　其次，万宝以准确的把握，纠正了前期成果中的史料运用之偏颇。前期成果有段文字在谈及20世纪20—30年代文字改革浪潮冲击书法生存时，曾引用了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中的言论：“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就是要完全废除汉字和文言，采用罗马字母和拼音制度，造成一种新式的中国文字几万万群众所能够运用、容易学习而且可以用来参加高深的学术文化生活的一种文字”、“采用罗马字母，而不采用注音字母现在大多数的国家都用罗马字母”。瞿秋白的这段言论当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瞿论属于20世纪上叶文字改革运动的第三阶段（即“国语罗马字运动”），而引述者却将它误置到第四阶段（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前两个阶段分别为“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 瞿秋白在参加第三阶段“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后，还接着参加了第四阶段“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向1931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完整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对这一复杂史实，引述者并没有弄清楚，因而就出现了上述史料运用之偏颇。好在该偏颇已在万宝笔下得到准确纠正。

　　其三，万宝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隐于书法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政治因素。新中国诞生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先后下设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和舞蹈家协会等，就是没有书法家协会，从而使书法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关于这一现象原因的探讨，前期成果都有所涉及，但万宝却能向前跨进一大步，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

　　其四，万宝以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一些与他人相反的结论。20世纪虽然刚刚过去，离我们还比较近，但有些事件因其复杂性，已让我们辨析、把握起来感到十分困难。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大字报”。大字报是用毛笔蘸墨汁写在大纸上、贴在比较显眼的墙面上的，内容多为抄报，也有喊口号、揭发他人“政治污点”、批判他人“政治观点”或“政治立场”这些东西。大字报作为特殊时代的政治工具，艺术性自然谈不上，于是，人们无不称之为“恶札”。只是在前期成果中，有的论者认为这种“恶札”催生了随后出现的“书法热”，甚至说这种“恶札”为新时期书法的复兴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万宝则通过冷静而细致的分析，认为“恶札”就是“恶札”，与“书法热”及其骨干力量没有一点关系。还有，人们对“"85现代书法”之后的所谓各种“现代书法”探索，一般都以“现代书法”冠之，但万宝从“现代”的五大特征出发，来考察书法的所谓“现代”问题，认为书法根本就不可能“现代”，一旦“现代”它就不再是“书法”，于是，他在正编第三章第一节中把大家（包括过去的他本人）习惯上所说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各种“现代书法”探索，直接称之为“艺术化的跋涉”。万宝的结论，也许还有商榷余地，但不随意盲从他人（甚至过去的自己）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万宝以独到的史识搭建了全编的框架。万宝告诉我，他接受约稿时，《中国书法史绎》主编已为该编（篇）拟定了初步之框架，但动笔写了几节内容之后，他忽然发现原框架设置“重复”别人的太多，若照此写下去，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微乎其微了。于是，他毅然调动自己的思考与史识，对全编（篇）框架进行了重大调整能就则就，不能就的则推倒重来；无意义的一概删除，有意义的则补充进去。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框架设置。可以说，在这个框架设置中，20世纪书法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体现了出来，而且不落俗套、超迈他人。

　　1928年，沙孟海先生在他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本篇所以不说整个的书学史。单说那近代一小部分，只因为古代的书学，你也有论文，我也有批判，已经够详备不但详备，而且很复叠的了，所以索性撇开不说。”80多年过去了，沙先生所说的情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发严重，这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整个学术界“国学热”之影响，大家的研究兴趣纷纷转向古代书法史领域，而且多数偏于考据性，选题越来越小。再加之全国书论会在评选、评奖环节上的推波助澜，使得古代书法史的成果明显大于其他各类研究。至于20世纪书法史研究，虽有我在前面提及的一些前期成果，但比起古代书法史研究来，尚显得微不足道。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关于20世纪书法史的研究都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因此，万宝向我们推出他的《20世纪书法史绎》（包括正编与副编），便具有极其难得的填补空白之意义。来源包括正编与副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