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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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4月26日晚上在深圳市委党校讲话，一位听众问为什么这两年在内地出现了“张五常热”。我回应说，内地的媒体可说的东西太少，剩下来可以大炒特炒的只有张五常了。这回应博得哄堂大笑，一片掌声。
是的，天下虽大，媒体到哪里去找一个被人赞骂皆无动于衷的人？内地的朋友却有别说。一说是骂张五常可以成名，所以要成名的就出来凑凑热闹了。这假说不对，因为骂张五常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是“热”的效果，不是“热”的理由。
另一说此“热”也，是起于我反对滥用数学与博弈理论，开罪了某些专家们。这更不对：街上的人不可能知道数学经济或博弈理论是些什么，而这些专家大都是朋友，历来是君子和而不同的。
我自己对那所谓张五常热没有什么感受，虽然内地的媒体很有点过甚其词。我个人认为，如果真有张五常热的话，那应该是这几年内地年轻同学拍掌拍起来的。
三年来我和太太到内地讲话五十多次，讲得用心，掌声是赚回来的，但那是我俩和同学们之间的事，不应该传到媒体那边去。
不久前一些内地的朋友说，批评张五常的言论，除了无聊的人身攻击，是指我讲话信口开河，误人子弟，不是天才不要学张五常云云。“天才论”是香港朋友多年来的说法，听说内地最近有“手抄本”。胡说八道，就是上帝也不知道我是个天才，而又有谁可以说任何一位生理正常的青年肯定不是天才呢？我教学是希望能把同学的脑子打开，让天才冒出来。这是不容易的教育工程。真正的天才凤毛麟角，但被我教成准天才的不下两掌之数。喜欢教学的人不会放过一个好学的学生。但好学不足够，有好奇心更为重要，是可以成为准天才的先决条件。像当年自己的老师一样，我教学的主要意图是触发学子的好奇心。这就是我常说的思想启发了。
教学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外人的批评我是不管的。然而，5月29日晚上，太太在电视看到如下的报道：中国学子去年在美国拿得博士的有2000 多人，为非美籍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着听到的美国专家评论，是中国学子虽然成绩了得，但缺少了想象力。
后者可悲，大悲特悲，因为缺想象力是学术上最令人失望的评价。可不是吗？翻出来的意思是说：中国学子的技术很好，但没有创意。苏东坡的后人怎会没有创意呢？天可怜见！
想当年在美国求学，教授们见我招招不依常规，以预感来去纵横，在课堂上不举手随意提问，认为孺子可教，循循善诱。这是后来被行内的朋友认为我可以单靠想象力而站得住脚的原因。后来自己在美国为人师表，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不管是鬼仔还是从香港去的，都善于想象。很明显，今天中国出外求学的被老外认为缺少了想象力，是因为出国之前被教坏了。我对教育的看法与内地及香港专家们的看法的一点不同之处，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天才，而专家们主张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设大部分学生是蠢材。这样，就是天才也当作蠢材来教了。上述观点的分歧，证据多得很。让我只从讲学与考试这两个角度说说吧。
讲学我是从来不做准备的。这让外人批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但我不备课不是为了偷懒，而是刻意地这样做。备课是举手之劳，花一点时间写下讲义，每次用时略为修改一下，授课时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选这一套。我要在学生面前集中思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就说错了。主要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想法有变说的也跟着变。学生要做的是跟着我的思路，与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离题万丈，他们也要跟着我离题。这样，听我一课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点是，我想象，同学们也跟着想象。
在经济学上，我曾经完全不抄笔记地听过五个高人的思路课程，全部是旁听、不修学分的。在洛杉矶加大有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艾智仁（A. A. Alchian ），在芝加哥有佛利民（M. Friedman ）、史德拉（ G.J. Stigler ）与夏保嘉（A. Harberger ）。
纯以思路表达的讲学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水平不稳定：有时精彩，有时平凡，而有时说错了。这不稳定不是大问题，因为一个学期过后，用心的学生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所获，而更重要的是会学得老师的一点思考方法。第二个困难则远为严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讲学不可以受到干扰。同学提出有关的问题可以，甚至有帮助，但完全无关的问题，或学生迟到、早退，或明显地在打瞌睡、谈话说笑、手提电话响声，等等，都是思路讲学的大忌。香港大学的学生就不断地给我这些干扰，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内地学子的专注聆听可得一百分，场场如是！这是我喜欢到内地讲学的一个原因。
转谈考试吧。香港和内地都着重考试，这“着重”是求知的障碍，而障碍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我说过了，考试是求学的其中一个方法，但不是目的，而香港与内地都有明显的本末倒置的倾向。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重于考试是重于教学生答问题，忽略了教学生提出问题。搞学问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不是起于答，而是起于问。学生不懂得问，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象力的。
我认为这几年到内地讲学得到同学的热烈反应，主要是他们没有遇到过我那种讲学方式。这使同学们耳目一新。纯以思路讲话，美国不难见到，但内地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译为普通话，学生听得清楚，通常是讲一个小时，让学生发问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太太和我全神贯注，很累，但学生们挤着站同样时间，也全神贯注，是很值得的交换了。那些批评我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根本不知道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广州的华师附中讲话，据说是广东省生源最优的中学了。高三的同学要大考，来听的是比较年轻的16岁左右的孩子。因为人多，好些带着小凳子进场，很可爱的。喜上心头，我对孩子们大谈自己少年时逃学钓鱼的乐事，怎样被逐出校门，怎样骗老师，跟着谈到23岁才有机会读大学，考历史可以怎样瞒天过海，考理论好比下象棋，而进了研究院后，少小时的钓鱼耐力与技巧就施展出来，写成了佃农理论。
在座的校长与老师们听着，木无表情，但孩子们非常开心，笑声、掌声不绝于耳。
到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个男孩子。他问：“教授呀，我听了你这番话，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那是为什么？”当时我想，这个孩子学得快，有想象力，可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