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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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伦：
我认为整个《语文新课标》的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权威性。教育部是否应该参考国外的经验，组织一批一流的人文学者讨论，并对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行广泛调查，再制定一份推荐书目呢？
王为松：
我想，讨论的目的有一条，就是，现在的学生应该读些什么样的名著，学生要读名著，这一点不需要讨论了，刚才看到有人说，应该选一些学生有兴趣的作品，这我不同意，我一直记得王晓明老师说过这样一个意思，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形成做人的基本素养，一是靠个人的社会实践，但这毕竟有限，更多的是靠对名著的阅读，从中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这是几百几千年经过时间的淘洗而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大概是在意思。如果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书目还不完善，那完全可以再讨论出一个我们认为更好的书目，钱理群先生编新语文，没有依托权威机构与部门，就因为他确实编得好，所以学生老师家长都认同，所以，我想，希望今天的讨论有人注意，是注意什么，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注意，究竟给现在的中学生读些什么。
赵武平：
既然语文新课标书目关涉社会各界利益,那么，我想每一方有关系者，学生，家长，教师，媒体工作者，出版者，以及政府教育部门政策制定者，面对这两个推荐或者制定书目，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制定书目的程序也要相应透明公开，以避免一相情愿、自说自话的局面出现。
忝为出版者，本人很想知道，哪些人参与选定了这些书目。
没有表达的自由，何谈文化昌明和社会进步？
希望能从这个讨论，能有助改进当前国内教育存在的弊端。
我建议如果有机会修订书目，能有更多人参与，能够公投最好。
如何让更多人参与？讨论者应该理性陈述各自定见，议论的内容能发人深省，而不是三言两语式口号型讨论，应该会引起普遍关注。媒体，尤其是报纸和杂志的参与，可能比网友讨论更会引起传统读者兴趣。要知道，很多三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并不热心网上讨论。
冯贝绮（网友）：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部或者政府有没有权力规定孩子读什么书，有没有权力规定孩子持什么样的世界观。那种把教育之事托诸国家的观点都有助于国家权力的扩张，无助于人民的自由，当然也无助于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教育归根结底是家庭的事，家庭则委托于可信赖之学校。所以，教育的改革包括语文教育，不在于国家该规定教什么，应该把教育的权力完全交给各自竞争的学校，在各个学校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中，家长可择其善者。
李同兴（华东师大传播系）：
书总是要读的，既然要读，开点参考书目加以引导，总比不开要好。以，读比不读好，开比不开好。讨论的要点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量，一个是质。关于量，没有人提出过，缺乏心理学的教育学的实证研究，所以没有人提出来，只是凭经验，大家都是外行，包括专家。这也是中国最缺乏的。（以后再展开）关于质，无非牵涉到谁来开书目，开哪些书目，大家的意见集中在几个方面：其一说它老，古代的多；其二说它旧，代表了五十年代的文学观。其三是权威性不够，是几个人凑出来的。说到底，这些意见都还是停留在文学上。如果按照大家的理解，读语文就是读文学，这样的书目问题也不是很大。这一本跟那一本之间，还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文学思维，语文教学也不是文学教学，连教材里都有许多科学哲学的篇目，我们的参考书目还不如教材的面宽，这是问题的关键。
牛虻：
李老师这话说的实在！教材的面怎么个宽法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书单也就是那么几种文学样式。没有哲学，没有政治，也没有其他理解这个社会思考这个社会时用得上的各式家伙。看到美国学生的必读书单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呢，我们呢？当然，姓资姓社不再属于可讨论的问题。而我想说的是，我们是不是对文学能给人带来的提升看得太重了，反而忽略了如果对其他一些东西的理解跟不上，那么培养出来的可能至多也就是一个喜欢文学，甚至因为这种喜欢有点自命清高的人。这样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小啊。
当然这个窄，是现在的人对于生活理解的窄，不希望它带到下一代，故而讨论。这是我的理解。
倪文尖：
这几年，有点矫枉过正了：语文的人文性得到了（起码是话语上的）强调，但有种简单化的苗头，以为语文就是文学，没有搞清楚“知识”的类型有很多就一点知识也不要了。
其实，比如说语文在现代思维的养成方面就非常重要啊。
薛毅：
我的浅见：
第一、尽可能选择与学生的生活世界能产生关联的书。经典一大堆，有些离开生活世界很远了，不应该首选；有些需要通过比较有效的阐释才能与生活世界关联起来的，这部分应该选择一点，但需要教师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学生自己有能力把它们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我认为这部分应该首选。
第二、尽可能选择表达人间正面价值和情感的书籍。换言之，能激发起人们热爱生活的感情和信念的，应该首选。用钱理群的话说，这叫做打“精神的底子”。一个人，首先得学会热爱生活，学会赞美人间，才能够谈及其他。我不太主张多选鲁迅的原因就是，阅读鲁迅必须是在这种精神的底子的基础上才行。去年我在杭州与中学语文教师座谈，我对他们说，我发现现在中学生普遍丧失一种“赞美”的能力，我估计中学教师也缺乏。他们的反映有两种，一种非常同意，另一种质问我“为什么要有这种赞美能力”。
我觉得，为中学生选择经典著作，需要避免经典万能的迷信，似乎把人类经典全塞给学生必然会有好的效果。而我认为，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是在听妈妈讲的故事，听幼儿园阿姨讲故事中得到非常多的东西的。尽管他们所讲的不是什么经典，但非常有效。(顺便说一下，书目中缺乏民间故事选本，很遗憾！)
我希望从中学教育出发，重新构筑一个阅读世界，而不是拿现成的经典交给学生就完事。
倪伟：
《课程标准》里面说的大体上是可以的：“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如果要补充的话，应该增添感受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现在的书单，感觉小说偏多，说实话那样大部头的著作，恐怕很多人读不下来，建议多增加essay。现在的高中阅读书单里，这方面实在太欠缺了。英国随笔至少应该入选吧？兰姆我看是很合适的。为什么不选呢？
薛毅说得不错。所以虽然目前的书单里面，60年代以后的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但我不觉得有何缺陷，说实话，那些作品绝大多数不适合中学生阅读，甚至低年级大学生也不是很适合。但你说的第一点有问题。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与生活世界相关联的，难道现在的世界竟变得如此面目全非，以致我们不再能感受过去经典中的美和思想力度了？
草草（网友）：
同意薛毅的几条，尤其是第二点！但第一点要实行起来其实更难一些。和现在的学生的生活世界发生较紧密联系，学生有能力将它们联系起来，这样的经典难选啊！假期正和从前的几个学生接触着，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正在和“宝贝”小说发生着互相阐发的关系。以前也是在理论的层面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会切身感受到，很惊心。
罗岗：
何谓经典，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譬如前几天讨论书目，就有网友指出，为什么只读外国的童话，不读中国的民间故事？我还想说，为什么只读传统意义上的“四书”，而不读一些载道以外的文字，譬如《山海经》，这些问题涉及的就是什么是经典的问题。“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一成果，又怎样把当代的经验纳入进来，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薛老师说得好，需要的是“活的经典”，而不是“死的经典”，所谓“活的经典”，就是可以把当代生活和当代经验放进对经典的阅读中，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老师，话又说回去了，还是和师范生的教育有关啊！这也是我们的职业！鲁迅可以进入中学课堂，但它的教法应该和大学中文系有区别，特别不能和文学史课混为一谈。更广泛地讲，中文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即使有一些课文是文学作品，也应该考虑语文的教法，而不是光讲文学。
但是，我又要强调中学语文课中“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不入大学文学系读专业的人来说，不就是中学铸就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他的文学品味，他的艺术感觉吗？而这其实也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文学水准！
薛毅：
通才教育走了很可怕的弯路。校长们让中文系的学生学高等数学，学逻辑，学科学方法论，压缩专业课程，美其名曰通才教育。我听一位领导说“读10首唐诗和读100首唐诗没什么区别，关键是方法”，吓我一跳。
罗岗老师的话是有启发的，要学会在普遍意义上讨论经典。讨论两字非常重要，这个方式能让经典里面的闪亮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可惜现在的大学课程不重视讨论。试验一下，会发现，学生不爱听学生的发言。为什么？因为学生也有经典意识，呵呵，他嫌学生的发言不是经典。
顺便说一下，经典有时会害人的。经典会让一些人远离生活，不再去重视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读经典的人容易把自己幻化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一览众山小的“学者”
这是我观察大学生中的优秀者，所产生的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优秀者都这样，但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读了尼采而一下把自己自居为尼采，读了一点卡夫卡看别人在读巴尔扎克就不顺眼了，〈百年孤独〉一读，遣词造句就是“多年以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的？抽象地说，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但落实到社会这个层面，你会发现，经典和经典阅读和等级体系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知识界，读不读经典，读多少经典，和这个人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不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大学体制里的致命问题，我觉得应该充分警惕，并想办法破除它。这样说吧，这是现实社会中构成的经典“意义”之一种。可以说这种“意义”是被附加上去的，但是它却在强有力地发挥作用。所以要破除这样一种想法：我读了经典，我就是有头有脸的人了，我就胜过人家不读经典的了，我就比较高级了。这些是经典被附加上去的“意义”，如果不破除，经典就会让我们远离生活。
言必称希腊者，就是如此。
我对经典的这种附加“意义”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说实话，这简直是大学工作中的很日常化的烦恼之一了。我认为，这一点也是严重阻隔高校与社会生活的屏障。很多优秀的学生不关心社会生活，因为他没时间，他在“读经典”。他愿意读〈百年孤独〉，但他不愿意关注拉美历史和现实，因为前者是经典而后者不是。他愿意读〈复活〉，因为这是经典，但不愿意关注俄罗斯的震荡，他只愿意把自己与大师、与经典捆绑在一起。
沉香：
不是读经典的问题，是读书人的问题，而且确实很严重。但这里还有一种遗憾，请老师继续开解：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经典所熏陶的读书人精神气质上的“清高”和“崇高”，现在其实已经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我们眼里的取其末流的“自命清高”和“有头有脸”；同时，人们从生活实践中“从善如流”（比如社会上的“献爱心”）而得来的满足和崇高感，较之在读书这样的精神活动中的所得，似乎更为实在和容易。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虚与实的差别？怎么理解两者的关系，和其间的差别？
薛毅：
我不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当然，在大众文化圈子里，这类我们视为圣经的东西并不一定有好的地位，在大学生中，重视经典阅读也不一定能做到，他们对经典这种附加上去的意义，当然没有感觉。
首先，我赞成读经典，然后，我觉得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经典阅读自身不是有天然的免疫力的，而借经典来追求附加意义，并不是“个人问题”，绝对不是。在经典阅读的这个空间里，有一套等级体系，这套东西在大学机构里会很流行(虽然在大众文化里不一定理睬这一套)
沉香：
我好像能读懂薛老师的意思了：经典阅读自身不是有天然的免疫力的，而借经典来追求附加意义，并不是“个人问题”，绝对不是。在经典阅读的这个空间里，有一套等级体系，这套东西在大学机构里会很流行(虽然在大众文化里不一定理睬这一套)。——这套等级体系，与围绕经典而逐渐形成的历史性的评估体系，即外加的等级高下与其应有的价值认同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略想一想，这里果真是夹缠不清啊。终于明白薛老师质疑的要害所在。
朱国华（华东师大中文系）：
哎呀，我倒是羡慕这样一种风气：有一个体制鼓励他，让他认为自己多读了经典，可以自以为了不起。现在大学生还有这样的读书风气吗？我读大学时是有的，现在据说不大多见了。
其实经典也有很多种，大半经典都有毒，彼此参照着读，可以相互解毒，所以最好的老师还是书（撇开生活实践），教学意义上的老师有时只是稍作指点，有时功效很大。
至于经典附加的意义，那是必然的代价，就好比佛家讲色空，还必须仍然为了方便建造庙宇佛像一样。
最后，经典其实不必全部读甚至大部分都读了，经典就是大家认为必须读但是大多敬供在书架上不愿太辛苦得读的东西。其实许多人没有读太多的书，比如维特根斯坦，并不妨碍他成为大师。
虞宙（网友）：
除了书目，我们怎么实际贯彻？
大家的讨论热情、也都很认真，可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想过，即使开出了理想的书目，即使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该依靠谁来贯彻正确的理念？答案是：语文教师。
我们中文系的师范生无疑是未来语文教师的主力，可我们能够担负起这重任么？
我们除基地以外的师范班上的“中学语文教法”课，老师上课就在发牢骚，抱怨中学制度的种种弊端，（其实他也是实话实说，情有可原）基地的人估计更是眼高手低，难以将其高见无误地传递给学生。
何况，还有高考这根大棒压在未来的老师头上，再有雄心壮志的老师，恐怕也不能不做“遵命文学”的奴隶。
很多大三的同学开学就要实习，踏上中学语文教师的见习岗位，诸位不妨亲身实践一下，试试我们是否真的能摆脱窠臼，自出机抒，希望到时候能有更多充满实际气息的言论参与进来。或许我们会遇到很多挫折，但相信真实感一定是无与伦比的！
薛毅：
语文大讨论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有一名教授强调要去除学生和经典之间的一切中间环节。这话我当然挺赞同的，因为教参那一套确实问题太大。但是，如果以为经典不需要阐释就可以直接被学生接受那也太天真的。在这方面，教师的作用非常巨大，而正是这一个环节，非常让人担心。我不怕在网上挨砖头，我得问一下，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师，有多少读过这些作品的？有多少中文系毕业的师范生读过这些作品呢？
如果不是为了商业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搞点热闹的事走过场就算数，那么，我认定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从娃娃抓起”，而是从教师抓起。指定一些经典书目，要求每一个做语文教师的必须阅读，要求每一个中文系师范生必须阅读，这也许更有意义吧。
钱理群先生主编了〈新语文〉，有些教师向钱理群反映太难了，他们说：“有些文章不要说中学生看不懂，我们也看不懂”。这才是更要命的事情吧
罗岗：
现在培养师范生的方法有问题。
不一定要强调过分的专业化，而是要学会在普遍的意义上讨论经典，譬如美国大学有所谓大学讨论班，那就是由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定一批经典著作给学生读，但是这门课不是专业课，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份书单中一定有“柏拉图对话录”，但在大学讨论班的讲法和哲学系或古典语文系的讲法不一样，强调的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讨论经典，譬如如何“对话”，对话的起点是什么，如果可以建立起对话关系，那么对话的双方有什么共同的理据，等等。
我想，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引入到师范生的教学中，就像以前的中央大学有文学院的中文系，也有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但是学习是不一样的，钱谷融先生就是中大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当时中大文学院的中文系时讲究考据的，而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则开放许多，从钱先生写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喜欢朱光潜、梁宗岱这一路讲究艺术感觉、中西诗学会通的，这说的是学问，其实背后包含了对大学师范更深入的理解。
三秦（网友）：
我觉得给中学生开必读书目应该是非常谨慎的事情，必读书带有“强制”性质，是一种制度行为，但我们实在无法证明阅读〈雷雨〉是一个高中生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们甚至无法证明作为一个高中生必须要读〈红楼梦〉，我们这个论坛上有一位很优秀的网友，不是至今没读过它吗？他不喜欢，对它没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很好的文化素养，原因很简单，他读过其他大量经典作品。所以，我们只能证明，一个高中生，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至于这些作品是哪些，应该让学生有更大的选择范围。
而且在我看来，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不应该是一种制度行为，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它与考试制度是什么关系？如何评估？在学生背上有如此沉重的书包里，制度行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撤掉几本书，否则学生实在是不堪重负。最严重的问题是，连很多很多中学语文教师也没读过这些作品，居然要求学生必读，这算什么？
但是，确实有必要搞一套语文教师的必读书目，我们应该设想出一套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目，这对中学生而言是可选的，而对语文教师而言，应该是必读的。教师不能强制要求学生阅读哪些书，但教育制度应该强制要求教师阅读这些书。
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希望让学生们在制度之外的层面上接触这类书。让学生在教师身上闻到经典的气息，让学生在平时的报纸刊物电台里看到它们的影子，让学生不知不觉地接近它们，喜欢它们，这也许更有意思吧。想想我们当初读这类书，大体而言，不是由于要考试，不是由于家长的棍棒，不是由于老师的教鞭而捧起它们的吧。好像有网友谈起过当时的名著改编的广播剧，这对一代人有很深的影响。我当时几乎每天都听广播，那时候的广播里，真的有很多抓人的故事啊。
要在整个社会重造一种经典文化的氛围，实在不可能，但我想，学生有权利要求从教师身上，感受到经典文化的气息。这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
罗岗：
我们都知道，在法国，获得中学教师的资格是需要参加一个非常严格的考试的；
今天，在中国，做一个中学教师，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体面的职业，
因此也应该相应的提高对这个职业的要求，譬如三秦老师说的，中学老师应该有一套必读书目，而且是制度性规定必须读的。
现在，很多中学老师在浪费时间读什么研究生课程班，还不如花一些时间认真读书！
茴（网友）：
对经典的阅读是要有机缘，有领悟，有个人性的选择。但是"个人"趣味的造就，外部环境影响很大的。特别在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文化空间已是一种争夺，不使好的东西张大其影响就是将“启蒙”的空间拱手让给流行文化。这样的境地在别的问题上是这样，在推荐书目这样的问题上我以为也是这样。所以，即使挂一漏万，勉为其难，而我以为有书目还是比没有书目好。想想广大的咨讯贫瘠的地方，总有朦胧求美的心灵在寻找，对那里的孩子和他们的教师来说，很可能不是在红楼和其他经典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是要知道世界上有红楼，有莎士比亚这些名词的问题。
而教师比读书目理论上是必要。但要考虑现在中学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吧，他们大体是什么年龄段？教育程度如何？一部分人，接受起经典来恐怕比涉世未深的童心还要慢，还要隔吧。
虞宙：
还有一个“生计”问题，中学教师无论是考研究生，还是搞“课题”，主要的目的无外乎职称二字，有了职称才会有地位、才会有高薪。当然这也无须讳言，因为生存之道是人所难免的。中学语文教师，尤其是年轻的语文教师如果不靠这个“向上”，又能如何呢。
所以期望他们抛开生计而埋头读书的可能性实在不大，除非个别觉悟高者，或者考试政策作一大变。（渺茫）比起学生来，老师其实是更“现实”的，他们会不顾一切阅读经典而抛弃生计么，我不乐观。毕竟，说说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薛毅：
上学期我到嘉定的一个镇上面讲鲁迅课，就是zola老师所谈起的“课程班”，听课的都是这个镇上的小学教师。讲之前我毫无信心，但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他们能听懂，还有回应。我估计是他们的生活阅历帮助了他们。我总是被指派去讲鲁迅课程，前些年主要是面对中学教师，我也总是在讲课之前垂头丧气，讲完后有点小乐观。
我觉得中学教师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资质如何，而是他们确实没时间，他们确实忙，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批改作业，搞应试教育那一套了。这与校方对教师的评价体系有关。我遇到过一个中学教师，以前是我的学生。她很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一个事情：她与她的同事分别在高一的两个班级上语文课，期末考试同事班级的平均分数比她高，校长找她谈话，说她上课不好，她的同事也以此事为荣。她一怒之下就“狠抓”练习了，结果第二学期她班级的分数上去了，还远远超过她同事的班级。由于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也感动了校长，被评为优秀教师。
前些年给一个国务院直拨经费的什么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讲课，我谈及中学语文教师的问题，有一位忍耐不住，很委屈地囔囔着他们没办法，他们要工资，要职称，要让家长满意，所以必须这样做。
如何解放中学语文教师，让他们有时间接触经典，这个问题很叫人头疼，因为这涉及制度安排。但我想有一点应该能做到的，那就是，训练中文系师范生，让他们真正接触经典。
陆凯（网友）：
有老师提到高中生不读经典作品因为对高考没直接作用，大学生不读经典作品因为对就业没大作用，虽然这两个年龄段是读书的好时间，但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不是说非要在这两个时间段硬读进去就好了。现代社会太浮躁，太功利，报着大目的性去读可能只是读过，产生不了大效果，更何况读了也未必能了解其精髓，关键还是兴趣的培养。那就得从小学中学开始，从教育者开始。阅读我个人认为就是要塑造自己的灵魂及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态度。那么老师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把能真确引导他们思想塑造他们灵魂的作品中的精华部分告诉他们，让他们感受经典，使他们觉得也许通过阅读可以学到很多生活的真谛，也许可以使心灵获得宁静，一旦产生共鸣那就容易多了。通过老师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读懂些。可能一些同学现在没时间读原著，但某一天（可能进了大学）他就会拿起来读一下，毕竟有兴趣的话读一本书的时间大学生还是有的，即使一些人功利也不可能每分每秒看外语啊，呵呵。关键是要选好作品，挖掘出有益的东西，对学生生活有帮助。这对老师要求很高，所以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很重要。从小学到高中点点滴滴的灌输多少会对学生有用，老师得先努力。当然现在一些学者编的阅读的书籍很好，我的几个亲戚的孩子人手几套，有薛毅老师编的，王晓明老师的，钱理群老师的，非常好，学生读得好，家长也愿意买，因为他们觉得好象还和学习有关。
倪文尖：
中学语文教育的最大症结在教师，现在，“新课标”把问题也全交给了教师们，包括这个书目。
可是，问题是，有多少教师有“精力”有“能力”来做这些呢，许多老师被学生的纪律、日常教学之类已经累得……香港这方面有前车之鉴。
我的意思是，靠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解决学生们的发展问题，太天真也太不负责任了，具体化、优化“课程标准”的工作需要的是更多。
还有办法，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这样起码有个好处——以后的人才投身中小学，教师素质提高了。
如果着眼于“新课标”所说的“全体学生”，那么，“语文课程”特别是语文课还是学习语文的“主要阵地”，最需要重视、也最需要提高的是语文课程的功效（又是个要批判的词）。
所以，在强调阅读面、强调泛读经典的同时（注意这个同时，但是又有个“度”的问题），应该有人（不是一个）在开书目的同时（又是同时），去下力气搞“理想的精读”，有示范性的。
这，关系到语文应该怎么学怎么教的大问题。
我们想象一下吧：应该有种可以感受的精神在其中，应该有些可以把握的方法在其中……
这当然是很难的，起码不比开出个好书目容易。
我说这个是想说，“语文”大有可为，需要更多人多方面的投入。
第四，在开书目的同时，如何同时完善公共文化、教育设施，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够充分得益？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谁为“必读书”埋单？
在公共图书馆系统极不完备的中国，在目前大部分孩子的教育费用已成为其家庭沉重负担、许多孩子失学的主要原因的情况下，这样的“必读书”单子，谁来埋单？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映？
学校教育在目前中国担负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流动的功能，观念上被视为公正原则的某种体现，功能上被视为下层年轻人改变地位身份的一条最重要的渠道、途径，是社会释放能量的一个安全阀。可这几年教育的产业化以及教育提高经济门槛，实际上是在破坏这样一些社会平衡。
公共教育系统提高教学成本，应该首先从经济支付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出发来考虑。在这一点上它必须区别于精英教育。否则，它就可能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关闭（人为堵塞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主渠道功能）。
现在大家在讨论语文课的问题。以后会不会出现各门课的必读书单子齐头并进的现象？
倪伟：
陈老师的担忧有道理。开出一份糟糕的书单，然后强制性地要求学生“必读”，这做法就不对，就象罗岗所说的，这背后关键还是一个利益问题。
我想“新课标”应该取消和应试的关联，只起一个导引作用，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去读，老师给些必要的导读。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央大学毕业的老校长给我们对文学有兴趣的学生讲楚辞，短一些的作品就直接抄在黑板上，效果也很好。但是现在象这样牺牲自己的时间却毫无利益所得的事情还有人肯做吗？那些围绕应试指挥棒转的学生也不知是否还有这个兴趣。
透心凉：
阅读原是一种日常的熏陶，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如今却是一派风狂雨骤先声夺人的架式，过犹不及，惟造势而已。造势者，势必有利可图。
为学生推荐几本好书当然是件好事，也是老师、家长和社会原本就该做的，不必大惊小怪。问题是，稍对读书生活有所了解的人会发现，在图书市场规模空前膨胀、书价竞相飙升的同时，人们的日常阅读却在萎靡、变质，乃至彻底沦为流行消费的一个环节。而这种以“文化”为品牌的流行消费，一旦借官方形式得以推行，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不能不令人担忧的。
陈映芳：
政府为何对完善公共文化教育设施缺乏热情？
不少网友在谈学生课外要不要读书、要不要推荐经典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是不言自明的事，无论是作为语文教育还是作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文学的意义都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我看这件事，觉得关键问题在于“必读”二字。如果这个书单与高考挂了起来，这就不只是“文学熏陶”的问题了。那样的话，一头将是巨额的利润，另一头将是为书费、为出路发呆的学生和家长。
前两天，一位好友的丈夫刚为“希望中学”的事去了江西，回来后给我们说了些感想。他说高考被那些中学里的孩子视作为唯一的出路，那里，一个宿舍里住着20个学生，两个学生合睡一张双人床，中饭食堂里的菜是一只两种素菜烧的炒素，一元钱，有些学生是两个人合吃一盆。。。。他说明年他想带他的儿子一起去看看，让他知道有这么些孩子在这样生活、这样读书。
在这样的学校里，如果给校长、学生们开出那么些“高考必读”的书单子，会是什么后果？（昨天我参加讨论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这件事）
有人讲到了国外学校的参考书（不一定是必读书吧，而且人家也没有全国统一高考的制度），但有必要了解人家的公共图书馆设施。我儿子在日本读过幼儿园和小学，从小到大，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带他去附近的图书馆，从宇宙、类人猿、恐龙、昆虫、航天飞机到中外名人传，所有小孩子感兴趣的书，每次都抱一叠回来（许多我小时候不知道的东西都是跟着儿子补的课）。各种级别的公民图书馆散在社区内，虽然远近、大小不同，但每个馆内都有幼儿专角和大片的儿童读物区，文学、百科应有尽有，所有人只要凭居住证就可办卡，免费借阅。回国后，我儿子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上海没有地方好借儿童读物的。南京西路上的那一家儿童图书馆，是看了门面就没想进去的。现在我们给他买书、买书架，不是因为有钱，而是不买就没书可看。现在我们都差不多忘了“公共图书馆”一物了。
前一阵，人们因为沙斯而讨论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倒退。其实同时期我们的社会也经历着公共教育事业的倒退。记得以前不少企业单位都有图书馆、阅览室，人民公社、街道也有文化馆、图书室的。可以后来都消失了。现在讲社区建设，公民图书馆系统的建立是迫切需要大家来提的问题。这是解决由贫困而造成的教育（阅读）不公的一个制度保证。
其实，我平时上课，确实如这位同学说的，强调多看参考书、甚至文学书。但常常有同学跟我说：老师，这些书图书馆里没有。这种时候，我没法说：你们去买呀。我曾让学生上这个网站的“城市社会学”版块上来讨论问题，结果一位平时讨论常有宏论的同学私下跟我说：我没有电脑，在网吧几次注册都失败了，网上讨论课堂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不平等的。 当然，上网讨论，与前面说的公共教育的教学成本问题还不是一回事。
但我觉得，我们的主管文化教育事业的官员们，那么热衷于教育的产业化、提高公共教育的经济门槛，却对完善公共文化、教育设施表现得那么缺乏热情，这真是个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讨论的倡议者，以这种方式来将问题点出来，极有意义。
Yoyo（网友）:
我觉得陈老师的补充非常重要。
说点切身的感受，那就是很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给人借书看书当作一种恩惠，而不是抱着为读书人服务的心态。华师大图书馆的有些工作人员就有这种毛病，让他找点书哪个不乐意啊，呵呵。学校的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社区的图书馆就更不谈了。上图做得倒好。
另外一点就是上网可能带来的不公平。生活在城市里，总是认为网络是很普及的，上网很方便。有一次我去教课，很自然的把邮箱地址告诉大家。这才发现，居然有很大一部分同学是从来不上网的。这和我平时印象中网民队伍的不断扩大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而这些人，往往是那些要通过成人高考或其他途径来增加社会竞争力的人。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实在是不轻松啊。
姐姐（网友）：
大约是在80年代中期，我们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里还开出一个“文化活动室”，用的是原来的一间仓库房，地方不大，四周放书架和条凳，中间两三个乒乓球桌。管理员是个瘸脚小伙，开朗，白净，挺有人缘。我也在那儿翻过些书，花花绿绿的封面，武侠和言情的居多，页角大多被人翻得卷起来了。我那时还写过一篇作文，说那个小伙身残志坚什么的，呵呵。
再以前，记得是爸爸从公社棉花收购站的“图书室”里借书回来看，拿给我和弟弟的都是小人书，硬面装订的，厚厚一大叠一大叠，捧在手里重重的。三国，红楼，民间传说，童话寓言，还有很多打仗的故事，好像都是那时候看到的。说到这儿，我还记得那时候最盼望爸爸做完夜班的那个早晨，一睁开眼，我们的床头总会有一叠一叠的小人书，而爸爸已经在大床上呼呼打鼾了。我爸是个大个子，不爱说话，脾气又耿，我们姐弟俩都有点怕他，更不要说撒娇了。但现在回想，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玩乐爱好，那些和爱好有关的记忆，多少都是跟爸爸连在一起的。那时候学校里常有这样那样的号召，他就领着我们种蓖麻，养蚕宝宝，想出各种办法灭蚊蝇，还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弟弟的一些个玩具，小木车，小木枪，弹弓，铁圈，还有我们最早用过的储蓄罐，都是他给做的，我们就看来看去的给他打下手。
咳，一说就扯远了。说了又有点难过。想想现在的小孩儿，比如我那四岁的小侄子，家里什么都能买，什么都不缺，可就是没有人能有我爸那样的耐心，好好陪他玩，做做游戏，踢踢球，出去放风筝。所以他就盼着周末能到爷爷这儿来。弟弟那两口子，就象许多的年轻父母一样，有的是望子成龙的雄心，却少了一点耐心和平常心。
山山（网友）：
陈老师一番话，勾起大家许多回忆。我也想起小时候长在那种典型的国营大厂中，还是三线企业，藏在深山老林里，自成一个小社会，来自外界的干扰非常少。厂里有工会，工会里有个小图书馆，小时候的书大都是从那里借出来看的，而且印象中也确实有很多的闲暇时光来读这些书。我那时候就爱看童话，估计那阵以童话二字结尾的书都被我借得差不多了。后来厂子从山里搬到一个小城里，那时还在读小学，一下子很不适应。除非呆在家中，身边全挤满了和自己没关系的人，以前厂里的种种公共设施全没有了，妈妈是少幻想勤俭度日的人，没有免费午餐，家里也就没多少书读了，倒是城里的小学压力大了很多，每天抄不完的字词句，闲暇的时光一下子缩了水，我只觉得外面确实热闹了好多，但个人的空间却在这热闹中越缩越小。才搬家的那一个月每天都要哭一场，搞得妈妈很难受。后来这难受淡了，想是被环境同化了，说得好听点是适应了环境。
后来又到离家有一定距离的另一个区去读高中，有一天和当地的一位同学逛街，经过一片小房子，他突然指着那片房子跟我说，他读小学时这里是个图书馆，以前每个星期都用大人的借书证来这借书，《西游记》《七侠五义》这些书都是在这看的，养成了后来的造反性格。后来图书馆的书更新越来越慢，再后来干脆就关门了。他说话语气很淡，但我知道我们俩的感触都很深，有种记忆追着我们，时不时会从规范的生活中冒出苗头。
赵武平：
曾经参观过美国的大学书店，很多所谓的必读书，定价非常低廉，而且全部精装，一届学生读完之后，只要图书没有破损，可以折价退还书店，或者出让给低年级学生，经典必读书的重复利用率很高，可是我们这里好像人人都要买新书。所以，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就可以廉价买旧书，而不必受出版商驱动，出价昂贵买新书。
整理者：小蝎leng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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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8: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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