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阅读能否少点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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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否少点功利？
2014年12月27日，《齐鲁晚报》刊载对我的专访，作为“我的阅读史”栏目首篇。访谈很长，谈到的不只是读书，还有网络文化、语文教育、青年的困扰与成长等等。现全文转帖于此。
为营造全民阅读氛围，《齐鲁晚报》倾力打造了“我的阅读史”栏目。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学者、教授等有影响力人物的阅读经历与感悟，引导读者“好读书、读好书”。
12月23日上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与我们畅谈他对阅读、语文教育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忆大学生活   读书就是我们的一种爱好
齐鲁晚报：您是1964年念的大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读书情况吗？
温儒敏：我念大二时，就发生了“文革”，大学停课了。不上课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读书，而且是更自由的阅读。我什么都读，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能够找到的书都读。“文革”期间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切文化都毁灭了。图书馆虽然关闭了，但如果想办法还是能够借到书。北大图书馆的新馆就是1972年盖的，但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些情况。那时读书可以说是比较随性，没有太大的压力。《二十四史》的标点本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来的，出版以后，我也想办法找来读。很多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那时都是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也还是可以读得到，真是很大的阅读量。我那时读的书很杂，范围很广，比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第三帝国的灭亡》《朱元璋传》，还有马列选集、政治经济学等等，全都是在那时候读的。就阅读面来说，一般现在的大学生比不上我们。我们把《二十四史》都大致看一遍，现在可能吗？现在历史系的学生都未必看过。
齐鲁晚报：现在困扰很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你们会考虑吗？
温儒敏：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就业呢？毕业后都是分配的，要你到哪儿就到哪儿。现在有选择，你可以好上挑好，所以你觉得就业压力太大，我们那时候没有选择，甚至还有些理想，反而不见得有多大压力。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齐鲁晚报：“文革”后您又读了研究生，当时校园里的阅读氛围怎么样？
温儒敏：我上研究生是1978年，那时没有学分制，老师要求大家以读书为主，也不要求发文章。那时的读书量是相当大的，我学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史，看王瑶先生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书后面密密麻麻的很多注解，他的注解里提到哪本书，我们就找哪本书来看。有时候一天可以看五六本，从图书馆借几十本，一个星期就看完了。现在我给研究生、博士生开书单，我和他们说，你们恐怕读不到我当时的五分之一，可是他们还感到多。
那时候没有那么功利，读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并不是想着我读这本书是为了什么实际目的，或者能赚多少钱，而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自然就很喜欢读书，进行大量自由的阅读。
齐鲁晚报：您的导师王瑶先生对你们读书有要求吗？
温儒敏：没有，只是给个范围，要求多读第一手的资料。不像现在很严格，其实严格了大家也不读。所以我们这代人的情况和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但即使是政治化的年代，也还是有读书的缝隙，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很多世界名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我们在高中、大学阶段都已经零零散散读了很多了。
谈阅读感悟  《红楼梦》可以反复阅读
齐鲁晚报：您现在工作之余，还会保持读书的习惯吗？偏爱读什么书？
温儒敏：那当然了，读书是每天必须做的功课。现今许多年轻人每天上网看手机得花多少时间!四五个小时是普通的，光阴就这样浪费了。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但在我看来这并非良性生活方式。我当然不能要求都得像我们这样来读书，但如果有读书的习惯，对于个人成长总是好事。这个习惯我是改不了了。我每天都会读，并不是为了某个目的，有目的的阅读只是读书的一部分，比如我要写一篇文章，要上课备课，有可能带着一定的目的找一些书来看，但总还有一部分时间是自由阅读的，就是读自己喜欢的，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我现在读的更多的是历史，古代的野史、笔记，比如宋人笔记读得比较多。
齐鲁晚报：您读过的书里面，哪些对您影响比较大？
温儒敏：一是《毛泽东选集》，一是《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让我了解中国的国情，也让自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鲁迅全集》让我了解中国文化的得失，让我学会知人论世。
齐鲁晚报：您觉得哪些书可以反复阅读？
温儒敏：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部巨著中都能得到了解与体验。
齐鲁晚报：您曾给学生讲过阅读方法，您个人用哪些阅读方法多一些？
温儒敏：有些精读，有些泛读，很多情况下一些书是不要求精读的，都是根据兴趣自由阅读。如果全都是精读的话，像语文课那样，就没有兴趣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就没有教会学生去广泛阅读。
评阅读风气   年纪轻轻就这么实际，未免可惜了
齐鲁晚报：之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不大爱读书，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大吗？
温儒敏：压力我看也未必就那么大，很多压力是来自个人的，比如今年经济下行，就业的确会比较困难，同学们压力大，但什么时候没有压力呢？竞争什么时候都有。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快要达到36%，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70%，多数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这在以往太不可想象了，是好事呀，但一样有竞争，一样有压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考大学时，录取率不到10%，但压力也没那么大。普遍的焦虑感可能是环境造成的，现在是一个逐利的时代，追逐利润、利益，竞争的确在加剧。如果个人沉不住气，压力肯定大。文学院里的学生还是应该读一些文学类的书的，有的读得多一些，有的读得少一些，但总体上来说阅读量还是不够。
齐鲁晚报：对那些没法静下心来读书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吗？
温儒敏：教育不是万能的，很多人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当然，作为老师要提醒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建议，有一部分孩子会领会，可能做得好一些，但很多孩子因为社会的影响，受实际利益左右，从大学一年级起就想着考证、考本，想着四年以后找什么样的工作，工资多少，他们的心思就不在读书，结果荒废了青春。当然，有实际的考虑这也是合理的，人总要谋生，但是人的一辈子很长，这么年轻就这么实际，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可惜了。年轻人总是要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想法，甚至“空想”也不要紧，这是必经阶段。就像幼儿园的小孩子喜欢白雪公主，但你不能说：“白雪公主有什么用啊？早点学习炒股吧。”
齐鲁晚报：现在网络很发达，很多人习惯了在网上、手机上看东西，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温儒敏：网络带来极大的方便，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甚至思维方式。是好是坏，有些东西还得沉淀下来。但我要说的是，不是所有的好书都在网上有，有些东西网上没有。比如现在我读的一些古代笔记，网上就没有。网上的东西不一定可靠，经常会有弄错的。网上找到的东西很可能版本和校对都是错的。再说，我如果要读《世说新语》或者唐诗，在网上读似乎总有点怪怪的。也许以后再经过两代人就不觉得“怪”了。年轻人喜欢网上阅读也可能与年龄有关，等到年龄大了，眼睛不好用了，就会觉得网上读书不够味。
齐鲁晚报：您认为现在社会阅读氛围如何？
温儒敏：实在太差了，连以前的政治化年代都比不上。我的家乡在广东，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的新华书店经常卖各种中外名著，什么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等等。我那时没钱买书，经常到书店里面去看书。现在这家书店还在，可是卖的除了风水、八卦、炒股、养生，就是教辅，想找一本中外名著太难了。整个社会潮流和风气变了。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了，物质上丰富了，但问题是很多人并不快乐。我看有些年轻人或者学生，本应该是快乐的时候，却陷于焦虑。
回应教材争论   语文有其自身的科学性
齐鲁晚报：之前有消息说，新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将会增加国学的比重，对此您怎么看？
温儒敏：现在提出“传统文化进课堂”，教育部还发了文件。其实传统从来就在课堂里面，现在小学、初中、高中教材里的文言文、古诗词占的比重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的比重也是这样的，甚至还要多一点。这些文言文的篇目基本都是民国时定下来的。所以并不是说以前的教材和课堂里没有传统文化，而是始终有，只不过现在大家着急了，所以才想能不能提倡一下传统文化，看看会不会使社会风气好一点。这只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见得。
有人想象古代社会是很文明的礼仪之邦，想象民国时代比现在好。这都是想象而已。民国时代草菅人命多了，而古代，如果你们看过《二十四史》，就会感觉古代人该怎么活？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有三十年之内不打仗的情况极少。很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想象，认为古代社会很文明，其实不是这样的，但当时可能有个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并不全是孔子、孟子定下来的，也有民间代代相传的信条，这会制约社会行为。像《增广贤文》中的不少信条，比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人知面不知心”等，既不是孔子的也不是孟子的，始终在社会上起作用，到现在多多少少还起到作用。
齐鲁晚报：您在主持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时，希望语文课本实现哪些功能？在选择课文的时候，标准又是什么？
温儒敏：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运用，这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又带出来思维训练、情感、道德、价值观的东西，但基础是语言文字运用。语言文字运用从小学到高中每个阶段都有基本的要求，所以选文时应该考虑这个要求。比如我们希望训练学生读书读得快一点，学习浏览、猜读、快读、群读等等，就要教给方法，选文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选文的长短、深浅以及如何跟要教的语文知识点、能力点结合，都要全面考虑。并不是说哪篇文章漂亮就选进来，语文教材编写有其自身的科学性。
齐鲁晚报：语文教材似乎有一点变动，就会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
温儒敏：所以建议媒体不要去炒作，有些东西一炒作就会形成舆论，之后再来辟谣就会很困难了，还会干扰语文教学。
齐鲁晚报：主编语文教材这么多年，哪部分是您比较满意的？
温儒敏：没有满意的，因为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不像自己写文章那么自由。
齐鲁晚报：您有没有想过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独立编一套教材？
温儒敏：从来没有，不懂行的人才会那么想。编教材是非常细腻的工作，民国的教材大都是个人编写，有些是不错的，但整体看，多是依赖经验主义，科学性可能不够。如今流行的各种语文教材比较说教，有些课文选得有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比民国时期的课本要有科学性。普通读者关注的多是课文如何，对于编写是否符合教学规律，不一定注意。其实难就难在科学性。比如现在新编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就得先做字频、字理和字结构等研究，从大量儿童阅读材料中清理出小学低年段学生必须先学的350个字。比如“蝴蝶”两个字，小学一年级一定要学会，而成年人不会也没关系，因为小孩以后要读童话。字频、字理、字结构的研究，还有小孩认知特点研究，都是编教材的基础。行外的人不了解这个，他们只看课文好不好，会觉得以前的教材多好，“花儿香，花儿美”念起来很好。这就没法对话了。媒体考虑的往往是吸引眼球，对学术没兴趣。有些学术问题被简单化了，动辄弄到满天下吵吵，这不利于教材编写。
关注教育改革   不能只是写痛快文章
齐鲁晚报：您心目中好的语文老师是什么样的？
温儒敏：爱读书，自己喜欢读书，再去影响带动学生读书，这就是好的老师。
齐鲁晚报：很多老师会不会觉得应试的压力太大？
温儒敏：老师也应该平衡一下，既应对考试，让学生考得好，脑子又不搞死了。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调和，大量的例子都证明是可以的。
齐鲁晚报：钱理群老师前段时间表达了他的困惑，他说：“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您有这样的困惑吗？
温儒敏：我可能比他要“懂”一点，但是也有类似的心情。钱老师是理想主义者，不断地战斗、扔“手榴弹”，而我觉得在中国做点事情很难，不能只是写痛快文章，还得多考虑国情，一步一步推进改革。这些年我一直参与教育改革，先是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现在又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统编本的总主编，是帮助国家做点实际的事，但我的确很累，太累了。主要是心累。你要做好一件事，哪怕是公益的，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必须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总得坚持做下去。
齐鲁晚报：现在您正在主持国家重大课题《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能谈谈您当时做这件事的想法吗？
温儒敏：我原先是做文学史的，搞文学研究，比较多地关注作家、作品、批评家，但是作品出来之后，除了批评家的评论，也有普通的百姓怎么接受的问题。对于普通百姓的文学消费，以往文学史关注不够。比如《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上评价是不高的，因为写得太实了，但是却拥有最多的读者。这问题怎么去分析处理？电视剧《甄嬛传》的格调不很高，为何拥有如此多的观众？现在各阶层读书的状况到底怎样？很多题目都值得研究。我希望现在有一部分学者用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国民文学消费的情况。“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也许可以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