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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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青少年阅读和写作的宝典
——评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
浙江丽水学院中文系 徐龙年
《语文学刊》2002年9月第9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2003年2月第2期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既有长期教学经验，又有丰硕研究成果的教育家看到中学国文教学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国文学科的正确发展和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于是，两人轮流执笔，每月写一篇或数篇有关国文教学方面的文章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这些文章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共刊登了三十二篇，到1934年6月，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这就是《文心》。
《文心》这本书有类似故事小说的体裁，通过师生之情，亲子之爱，同窗之谊以及各种活动，描述了中学生练习阅读和写作的目的和方法等。该书不但从理论和知识方面进行指点，而且着重于实际的训练和应用。书中的三十二篇文章都有一个贴切的题目，设置一个最便于衬托的场面。《文心》让主要人物王仰之、周枚叔和周乐华等贯穿全书，将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大小时事融为一体，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知识与广大青少年学生日常都会遇到的具体事情紧密联系起来，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文心》出版时，语言学家陈望道和散文作家朱自清两位先生分别作序，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陈望道称它“的确是一部好书”，“中学生得到此书，一定好象逢着什么佳节得到亲眷特为自己备办的难得的盛馔。”朱自清说，《文心》的出版“确是一件功德”，它“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将教学也打成一片，……所以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
《文心》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徐调孚称《文心》是他在1934年最爱读的书，是“五十年来百部佳作中的一种”。开明书店在广告辞中说《文心》是“一群中学生三年间生活史的缩影”。⑴?? 许多读者反映，《文心》的可读性极强，可以作为文章作法读，可以作为“文学入门”读，也可以作为一本小说来读。书中写到周乐华等一群中学生做人和求学的态度，足为青年的楷模。一时间，《文心》被誉为“像牛奶那样既富营养又多兴味的一本书”。⑵? 是“青年阅读和写作的宝典”，“为天下之至文”。③
《文心》在短短几年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再版多次。解放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3年重印《文心》。新版《文心》第一次就发行了10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叶至善先生在《重印后记》中说：“书里讲的虽然是三十年代国文教学上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切合适用，因为有些根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语文教学的水平不能很快提高，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没有把教学的目的弄清楚，二是采用的方法不得当。《文心》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看来，还可能给青年读者和语文老师一些帮助。”
时至今日，离开《文心》第一次在《中学生》上连载已过去将近七十年了，认真学习此书，我们仍会被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前辈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同时，《文心》中涉及到的若干主要问题，尽管在语文教学改革浪潮中有所改观，但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很有必要对《文心》中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主张作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并身体力行之，以作为我们深入进行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借鉴。

二

　　为什么要开设语文课？青少年学生为什么要学会阅读和写作？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悬而未决但是迟早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封建社会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很明确的，只不过是一个明确而错误的答案：读书的目的就是学会做文章，学会做文章的目的就是金榜题名，蟾宫折桂，成为“人上人”。如若仍然按照这样的目的去训练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我们的语文教学必然走进一个狭小的死胡同。“通文达理的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能从读书达到通文达理”。⑷? 叶至善先生在《文心》的《重印后记》中也指出：“有人认为阅读的目的就只为练习写作，因而专在模仿技巧和积蓄词汇方面下功夫；有人认为练习写作的目的是提高文学创作，只要学会了技巧，积蓄了词汇就可以当作家。”他认为这样理解阅读和写作的目的是完全不对的。《文心》多次强调，阅读和写作都是做好工作和料理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技能。“会考到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只要应付得过去，能够及格，这就好了。紧要的还在于学习了各种科目，是否真能充实你们自己，是否随时随地可以受用。这是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你们学习一切，都可用这个标准去考量自己，从而知道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⑸
　　《文心》指出，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整个生活的改进。这一点必须认识得清楚；否则将陷于错误，认为为有国文科目而学习国文，为有算学科目而学习算学。这样，学习各科岂不等于无益费精神的傻举动吗？”⑹ 关于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叶圣陶同志在写《文心》的同时，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多次进行强调。如他于1932年11月1日写的《国文科之目的》中说，国文科的目的就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和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⑺? 而阅读和写作都是做好工作和料理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技能。为此，青少年学生必须在中小学阶段学好语文，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为走上社会后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看似普通浅显的道理，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广大施教的教师和受教的学生的高度重视。不少教师还满足于只向学生灌输一些死板的知识，喜欢按照现成的教学参考书给学生讲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方法等等，至于讲完之后是否真能使学生受益，是否事倍功半乃至无效劳动，则从来也不自问一下，这怎么行呢？不少学生学语文，阅读也好，写作也好，就是为了升学考试。高考试卷中没有文学常识题时，连司马迁和司马光都分不清；一旦试卷中出现了几个文学常识题，就一下子去收集数百成千的该类题目进行死记硬背。写作训练也是这样，围着考试的指挥棒转，纵然学会文从句顺了，练就起承转合了，但常常满篇写的都是假人假事，假情假意。明明没有帮人推车，没有入水救人，却写得煞有介事；更有甚者，为了得高分，在写《战胜脆弱》的高考作文时，还编造自己仍然健在并倾心关爱着他的父母等人相继去世的故事，这是多么不可取的态度呵！有人或许对此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只要作文得高分，进高校，值得庆贺嘛！”其实，如若不搞清作文的目的，把作文当作文字游戏，长此以往，不但达不到真正提高写作能力的目的，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体素质水平的发展。谁说进了高校或读了研究生就一定是合格的人才了呢？
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各门功课都得打好基础，重理轻文是不对的，反之，重文轻理也不对。有的中学生学语文不注重打好扎实的基本功，总热心于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这似乎操之过急了。近几年冒出了几位少年作家，对此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偌大一个中国，出几位能写书的中学生纯属正常，不必大惊小怪，但这决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和方向。正如叶老所说的那样：“文学的写作，少数中学生或许能够写来很像个样子，但是决不该期望于每一个中学生。这就是说，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8）我们必需明确，阅读、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实际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我们是为着搞好工作和改进生活而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至于有的中学生想当作家、诗人、评论家，这当然无可非议，不过也得先打好扎实的基础，至少能够读懂和写出文从句顺的普通文章才行。
　　学习语文，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仍然要虚心刻苦地学习语文，因为阅读和写作的水平永无止境。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广大农村尤其是我国西部还有不少地区较为贫困，只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还有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将不能继续升学了。怎么办呢？对此，《文心》中有很好的阐述：“进学校固然可以求得知识，但是离开了学校并不就无从学习。学习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学校内，学校外，只是场所不同罢了。我们自己要学习的话，在无论什么场所都行。假如我们自己不要学习，便是最适宜的场所，也只能得到七折八折的效果。所以，退学不就是‘失学’；惟有自己不要学习 才是真正的‘失学’。”（9）? 书中的周乐华由于家境困难之故，初中只念了一年半就停学到铁工厂做工去了，但他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既读有文字的书，也读不用文字写的书，从未中断过阅读和写作的训练，所以，语文水平提高得相当快。乐华的父亲周枚叔说得好：“据我的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未必就胜过了没有一张中学文凭的人。” （10） 这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已被大量的事实所反复证明。

三

　　语文的教和学，方法是大有讲究的。《文心》通过国文老师王仰之先生，曾教过国文的周枚叔，英文老师张先生以及王仰之的亲戚、在福建教书的修辞学家赵景贤等人的教学实践，反复告诉人们，要学好国文，除了弄清楚学习国文的目的之外，主要靠教师的正确引导和学生的主动学习。
　　王仰之先生“讲解选文采取学生自动的方式，自己只处于指导的地位。先叫一个学生朗读一节，再令别一个学生解释。一节一节地读去讲去,遇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随时提出问题，叫学生们自由回答，或指名叫某一个学生回答，最后又自己加以补充。全课堂的空气非常活泼紧张。”（11）王先生暑期未回乡里，在城外山上法华寺里住着备课、做学问；当乐华、志青等五位学生前往看他时，伴随着寺中的钟鼓声和寺僧的念经声，他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课文读法的引导，包括朗读过程中的停顿、重音、高低、强弱、缓急等，使学生受到既形象又深刻的教育。
　　当过多年国文老师的周枚叔，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到处奔波，但不管局势如何紧张，生活如何困顿，他还时时不忘用交谈或书信等形式对儿子乐华进行国文学习的指导。他在一封专谈读写的信中对儿子说：“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触发要是自己的新鲜的才好，用月的圆缺来比喻人事的盛衰，用逝水来比喻年华难再，用夕阳来比喻老年，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说出来的人原先是一种好触发，说来很有新味，我们如果袭用，就等于一味说人家说过的话，自己不说什么了。……书是用文字写成的，我还希望你于有字的书以外，更留心去读没有字的书。在你眼前森罗万象的事物上获得新的触发。”（12）父亲的这一番话，立即在乐华的心中掀起了波澜。看了这封信后，他觉得读过的书重读起来比新书更有味，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含藏着多方面的内容，待他发掘。倦怠无聊之感消失净尽，他好象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世界了。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意义，作文的材料确实到处都是。“他从蝉声悟到抑扬的韵律，从日影悟到明暗的对照，从雷阵雨悟到暴力的难以持久，从雨后的清凉悟到革命的功用，从盆栽的裁剪悟到文字的繁简的布置，从影戏的场面悟到叙事文的结构，从照片悟到记事文的法式。”（13）　　教英文的张老师参加学生关于叙事文和小说之间有何区别的讨论时，用的方法是引而不发，促人思考后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他说，对小说作者，“你若说他凭空虚构，那是错误的。他的材料全是社会的实相、人生的经验，何尝凭空？你若问他：‘真个有这件事情吗？’他将笑而不答，因为你问得太幼稚了。小说该是世间最真实的故事，然而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实录。”（14） 同学们在他的指导下，马上就理解了“叙事文的本质是事情，叙事便是它的目的；小说的本质却是作者从人生中间看出来的意义，叙事只是他的手段。…… 叙事文好比照相，只须把景物照在上面就完事了；小说却是绘画，画面上的一切全由画家的意识、情感支配着的。”（15）? 由于教师教而得法，学生勤于思考，善于自动，于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生活的现象真实与艺术的本质真实之联系和区别，就很自然地从教师的头脑融入到了学生的头脑，毫不生硬，毫不牵强。
　　与王仰之年岁差不多的赵景贤先生是一位修辞学家。他能时刻把握学生的可接受程度来展开教学，他说：“修就是调整，辞就是语言，修辞就是调整语言，使它恰好传达出我们的意思。”（16） 他给学生讲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也很有特色：“同是一个字，在只可用消极手段的如算学之类的文语中，只能呆板用，而在可用积极手段的如诗歌及其他的文语中，却可灵活用。例如一个‘千’字，在算学中一定是比九百九十九多了一，比一千零一少了一，决不是九百九十九，也不是一千零一。而在诗歌中说‘千山万水’的时候，则并不能象这样一般看。我们平时说‘千不该万不该’的时候，也如此。这所谓‘千’，只是表示多的意思而已。因为‘千’比‘多’较具体，所以就用‘千’来代‘多’了。”（17）? 赵先生在讲各种辞格，如讳饰、铺张、比喻、映衬时，也全都举用学生耳熟能详之事，常常引起满堂学生会心的笑声。正是在这一讲一笑之间，实实在在的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文心》中的师长在对学生和子女进行国文学科的教学引导时，还注意冲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他们讲授的内容既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既有课内的，也有课外的。国文教学不但涵盖了文章的思想、主旨和表现形式，还涉及到习字、诗词、绘画、文学史、文学鉴赏、创作风格等等，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收益和提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文心》能将国文教学与青少年学生如何做人紧密联系起来。如王先生在教学生写作文时说，“作成了最好自己仔细看过，有一句话，一个字觉得不妥当就得改，改到无可再改才罢手。这个习惯必须养成。做不论什么事情能够这样认真，成功是很有把握的。”（18） 我们认为这就是很实在的思想教育。再看我们现今的中学生，又有多少具有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作文写完后一交了之，老师批改后发下来也只是看看分数，对自己的文稿再也不认真思考、斟酌、删改。这种马虎态度和作风不但会制约作文能力的提高，也会影响到处理其他事情时的成功率。
　　呈现在《文心》中如此良好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这与施教师长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渊博的知识积淀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师长们与学生及子女的授课、交谈及书信中涉及到的古今中外的篇目和书刊就达数十种之多，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及子女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师长对学生和子女应时时作出表率，如同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19） 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做到的，才能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没有这样的缺点，才能批评别人的类似缺点。此外，在知识的储备和更新上，身为师长者，一刻也不能停止自己的继续学习和提高，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先备有一桶与时俱进的活水。
　　教师正确的启发诱导是相当重要的，与此同时，更应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文心》中的周乐华、张大文、朱志青、汤慧修、周锦华、胡复初和杜振宇等一群中学生在师长们的悉心指引下，发挥了主动学习的刻苦精神。他们的阅读不只限于看国文课内指定的几种书，也不只限于看各科的参考书，而是把看书和行动打成一片；写作也不只限于文课以及应考试的作文，而是用创作的态度去对待，不肯有半点的随便和不认真。他们做读书笔记，谈文章的组织与修改，召开文学鉴赏座谈会，参加联校演讲，并为配合抗日活动而创作、编排戏剧等等。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的国文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预料，这样的学生无论到社会上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把阅读和写作与自己的实际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我们语文教学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按照《文心》的观点，国文学科要取得好成绩，首先是要明确目的，即一定要为着实际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其次是施教者教要得法，尤其是要摈弃机械生硬的说教和灌输，提倡联系学生的思想和阅历进行生动有趣、切实有用的引导。同时，受教者学要对路，不要只限于课内，也不要被考试缚住了手脚，而应以实用为标准，多读多写，多想多练。只有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才能逐渐走出事倍功半的低谷，迈进事半功倍的理想境地。
　　参考文献:
　　（1）《中学生》，1935年2月号。
　　（2）《中学生》，1935年9月号。
　　（3）《中学生》，1934年11月号。
　　（4）（7）（8）《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93页，第33页，第57页。
　　（5）（6）（9）（10）（11）（12）（13）（14）（15）（16）（17）（18） 夏丏尊、叶圣陶：《文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 第252页 ，第254页，第144页 ，第140页 ，第9页 ，第88-89页，第89页 ，第153页 ，第153页 ，第199页，第201页，第20页。
　　（19）《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