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书法是一个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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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一个幽灵



    《哭佩弦》，写于1948年8月，是郑振铎追忆朱自清的感伤之作。说不清楚多少次阅读这篇文章，只是知道，每每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
    青年时代读《哭佩弦》，对书法也持怀疑态度，当然对郑振铎微言书法深有同感。一句话，书法的艺术品质，我怀疑了多年。
    人到中年，书法在我少许沧桑的内心活泛起来，看问题似乎也客观一些，不仅喜爱临帖，同时也愿意思考关于书法形而上的问题，这时，读《哭佩弦》，思想被洞穿，从洞口流淌而出的杂乱意绪，粘合着我的昨天和今日，倏忽凝重。
    《哭佩弦》有这样一段——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南大地一位友人处晚餐。我们热烈的辨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说，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却极力的反对着他们的主张。我说，中国字有个性，难道别国的字便表现不出个性了么？要说写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这样的辩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门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佩弦一声也不言语。我问道：
　　‘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他郑重的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他长久的传统的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这场辩论，我至今还鲜明的在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调的佩弦却已不在人间，不能再参加那末热烈的争论了。”
    郑振铎涉及书法的言论不是处心积虑，但是，他留在历史时空中的观点，竟然在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发酵，领袖、重臣，学人、名士，均表己见，关于书法的身份，推来攘去，硝烟四起。
    附和郑振铎的冯芝生，也就是冯友兰，还有朱自清，对书法的认识有时代性。有趣的是，今天，两个人的书法走俏市场，2012年初，朱自清的诗札，在上海拍到120万的高价；冯友兰的手札，在收藏者之间不胫而走。当时，不知他们是否想到今天。
    不妨看看朱自清是如何看待书法的——
“至于毛笔，命运似乎更坏。跟‘水笔’相比，它的不便更其显然。用毛笔就得用砚台和墨，至少得用墨盒或墨船（上海有这东西，形如小船，不知叫什么名字，用墨膏，装在牙膏似的筒子里，用时挤出），总不如水笔方便，又不能将笔挂在襟上或插在袋里。更重要的，毛笔写字比水笔慢得多，这是毛笔的致命伤。说到价钱，毛笔连上附属品，再算上用的时期的短，并不见得比水笔便宜好多。好的舶来水笔自然很贵，但是好的毛笔也不贱，最近有人在北平戴月轩就看到定价一千多万元的笔。”，“至于过去教育部规定学生用毛笔，似乎只着眼在‘保存国粹’或‘本位文化’上；学生可并不理会这一套，用水笔的反而越来越多。现代生活需要水笔，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本位文化’的空名字是抵挡不住的。毛笔应该保存，让少数的书画家去保存就够了，勉强大家都来用，是行不通的。”
   朱自清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总觉得有点耳熟。对了，当年胡适、台静农、陈独秀们，一直鼓噪汉字的拉丁化，他们把国家的落后，民族的衰落，归罪于汉字，于是就从源头清算，把汉字看成恶魔。既然汉字是恶魔，书法又有什么资格存在下去呢。这时候，书法一定是丑陋不堪的。
    郑振铎、朱自清，是那一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对书法艺术的质疑有客观合理性，也有时代局限性。
在郑振铎的眼睛里，其它国家的文字与中国字一样，都有个性，梵文和蒙古文的匀美，与汉字不相上下。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
    对书法身份的判断，要从“国情”出发。应该说，中国文字的演变史，不同历史时期书体的确定和流行，与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思维习惯，审美取向息息相关。绵延、柔韧的民族心性，带着对自然的顶礼膜拜，渐渐形成一套有规律可循的认知系统，最终确定一个民族的灵魂印记。于是，甲骨文、金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如同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文化堡垒，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文人眼睛里的风光免不了浪漫，那支由竹杆、狼毫、羊毫、鼠毫、鸡毫组成的毛笔，在文人的手中翻滚，他们把毛笔放到砚台里呼吸，背后则是古筝空茫的声调，然后，他们把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写到木板上、宣纸中，又把这些充满性灵的文字，写出数种风格，多种变奏。想一想，敢想一想吗，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如此的奢华、雍容、富贵、深厚。仅仅是文字，就赋予如此之多的含义。
    十九世纪的贫弱，与书法没有任何关系。
    与郑振铎比起来，朱自清显得理性。他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毛笔的位置和处境。首先，他对毛笔的效率产生怀疑。朱自清的怀疑有依据。第一，毛笔使用是耗时的、复杂的，甚至也是昂贵的。既然书写是为了传达知识信息，世俗信息，那就需要对书写工具的效率性提出要求。这时，西方的自来水笔出现了，它的灵巧、节时、低耗、快捷，轻易地让毛笔无地自容。新旧交替的时代，自来水笔和毛笔，就有了别样的意趣。第二，矫枉过正，当西方文明大踏步进入中土，我们很像一位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夫子，羞于展现自己的过去。哪怕自己的过去情深意长。
    书写工具的改变，是书法的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旧物品有了怨恨，似乎过去的时间都是锈迹斑斑，弱不禁风。
    在《哭佩弦》一文中，郑振铎忧伤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悲愤苦难的时代，连老成持重的佩弦，也会是充满了悲愤的。在报纸上，见到有佩弦签名的有意义的宣言不少。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学’。他在走上一条新的路上来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旧伤痕却使他倒了下去。”
“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学”，学什么？显然是与时俱进的学问和知识。
    对书法身份的争执，源自于对书法艺术特性的茫然。作为综合艺术，书法第一美学特征便是实用。它是文明的表述，知识的表述，现实的表述。手札是书法艺术另外一个源头，本质是彼此传递信息。由于毛笔书写是中国人的日常书写，功利化，功能化传递信息，完成了手札的第一任务。其次，毛笔书写的高下、优劣，又给阅读者提供了审美的选择。毛笔书写结合文学、文字学、民俗学、篆刻学，自然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力量。在时间深处沉寂愈久，艺术魅力就愈发浓郁。书法的第二美学特征就是技法要求。因为毛笔书写有一套规律可循，笔法的变化改变文字的形式，遂产生不同的风格，极大满足不同人对毛笔书写的精神要求。
至于把书法纳入美术范畴内，就是对书法艺术的误判。
    因此，书法是成熟的艺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有意思的是，我们不会完全按照一条理性的道路前行，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总会犯重复的错误。今天，当我们实现了物质极大的解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对书法的估计偏高，某些存在浅层次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拿书法说事。不同的是，郑振铎、朱自清看到了书法的不足，而眼下却看到了书法的尊荣。一，把中国书法看成最高级艺术，开始从文字的抽象性，独特性，书写的特殊性，三维空间等诡异的角度，阐释中国书法的无与伦比。二，强调书法的世界性，一些人还煞有介事地把书法走出国门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呼吁中小学生都来写毛笔字，把毛笔书写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要求人们抵制计算机，把计算机当成洪水猛兽。
现代化的中国，怎么总是有这样不伦不类的想法。
    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源文字，会写汉字，也不能等同于理
解了书法。书法的抽象性、平面化，阻隔了书法艺术语言信息的发散。汉语和汉字，是书法艺术得以存在的基础。一门艺术如果与民族文化的实体形影不离，就意味着这门艺术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给汉语言文化圈以外的人带来了难以逾越的认识障碍。那么，我们视书法为最高级艺术，我们呐喊书法走向世界，是不是一种妄想？
    朱自清《文物、旧书、毛笔》与郑振铎的《哭佩弦》一样，百读不厌。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对毛笔书写的思考与判断，深刻而准确。谈到毛笔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如是说——
   “至于现在学生写的字不好，那是没有认真训练的原故，跟不用毛笔无关。学生的字，清楚整齐就算好，用水笔和毛笔都一样。”
    是的，“用水笔和毛笔都一样”。同样，用水笔和计算机并不一样。互联网时代，不仅书写工具再一次替换，学习工具也随之改变。那位自以为爱国的学人，以为计算机挡了书法的路，于是声嘶力竭地呼吁计算机退出我们的生活，不知他是爱国，还是损国。有时，聪明人和傻子仅一步之隔。
    书法是一个幽灵，它来自中华民族的文明深处，又浮现于现实。对它，我们有过痛苦的反思，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是今天，我们还在为书法感动或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