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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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回顾

陈兰村1，全展2

（1.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荆楚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在十几年中取得新的实绩，具体体现在：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传记文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传记文学研究中国际对话格局业已形成；传记文学研究队伍壮大，新人辈出；传记研究者对当代传记现状更加关注，力图产生导向作用。

关键词：传记文学研究； 传记文学理论； 港台传记文学研究；国外传记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35(2012) 01-0011-05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最明显的表征是，出版了大量的传记文学研究专著，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文艺报》等重要报刊上，可以经常看到传记文学研究论文和相关评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荆楚理工学院学报》还专门开设了的“传记文学研究”栏目，为传记文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学术平台，两刊近十年来刊发了很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和研究综述。从事传记文学研究的研究队伍逐步壮大，新人辈出。这一切都显示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蓬勃生机。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成绩，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肯定。　　

一、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十几年前，传记文学理论界比较注重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如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等。新世纪以来的近十几年中，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较为突出的是张新科和俞樟华的成果。张新科是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他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将唐代以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从传记文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颇有新意，体现了纵与横的交错，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俞樟华是浙江师范大学《史记》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他的两部古代传记研究著作《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和《古代杂传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古代传记各种形态作了较为全面的论析，所引史料极为丰富，值得学界关注。　　

而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和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则标志着新世纪以来传记文学理论的深入与突破。赵白生和杨正润被传记文学研究界称为“南杨北赵”、双峰对峙。他们都有在美国专门从事传记文学访学的经历，又都精熟英语，在传记文学研究上能中西沟通，学术视野宽广。　　赵白生教授是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共22万字，比较全面、集中而深入地论述了中外传记理论中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如在第一章里，作者提出了传记文学事实的三维性，即自传事实：自我发展的轨迹；传记事实：“我与别人的关系”；历史事实：“我与时代的关系”。就自传说，“自传的内核是自传事实，但传记事实和历史事实也同样不可或缺。它们水乳交融，三位一体，构成了自传里事实的三维性”。第二章讨论了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指出“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或此即彼、彼此壁垒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书中一些理论的提出，不但为树立传记家意识奠定了基石，而且还为传记文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厚实的学理资源。该书出版以来已三次印刷，是目前传记文学理论界被同行引用最多的专著之一。有评论者认为这“是一部填补中西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空白的拓荒之作，更是一部对中西传记诗学的构建有较大理论贡献的理论专著”。\[1\]　　

杨正润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他的《现代传记学》全书70多万字，是目前传记理论研究最系统的一本专著。著者对传记作了全面考察，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对象，兼及各种边缘形式和扩展形式，在传记本体、传记形态和传记书写三个层面展开论析。该书吸收了国内外传记研究，特别是20世纪西方传记理论的成果，总结了中国和西方传记史上经典作品的写作经验，基本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而具有一定深度的传记理论体系。该书不仅对传记诗学的当代构建，而且对现代传记学的学科建设，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传记文学研究国际对话格局业已形成   

诚如杨正润所言：“在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研究已经摈弃了独语而采取了对话的形式。对话是学术成熟的标志，不同观点、不同思想进行碰撞、交锋和交流，中国的传记理论在成长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吸取与融合一切有价值的话语、观念和材料。”\[2\]近十几年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深感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活动，成功举办了近20次研讨会，其中国际讨论会2次。研讨会一次一个新主题，涉及传记文学理论批评的方方面面，不仅广泛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还有来自海外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共同探讨。此外，香港艺术发展局1995年成立以来，已先后扶持召开了“香港传记文学研讨会”（1999）和“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除两岸三地的学者外，还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学者参加会议。在寒山碧先生主持下，出版了《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理论探讨与文本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0）两本研讨会论文集。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传记界，还在广东召开了一次两岸三地的学术讨论会，此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又组团去台湾传记界交流访问。　

对外国传记文学进行研究与理论译介的学者及其成果较之以前更有明显增加。参与外国传记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学者，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里。以杨正润和赵白生为代表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者，同时也是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他们周围的同事、朋友和博士生、硕士生也多少受风气的影响而参与进来。因此，研究外国传记文学的队伍显著扩大了，正逐步把外国传记文学研究推向深入。如北京大学的杨国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许德金、徐州师范大学的王成军，杨正润的已毕业的博士生唐岫敏、赵山奎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集或专著形式出现。如杨国政、赵白生主编的《欧美文学论丛·传记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共收论文16篇，分为理论综述和文本分析，除三篇外，其余均为首次发表，涉及欧美传记文学的许多核心命题和重要作品。再如赵山奎的《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反复修改扩充，花七年时间写成的专著。该书对精神分析同传记的关系作了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对传记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几年，对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工作较多注意外国的自传，如杨正润先生已毕业的博士生袁雪生写的《〈富兰克林自传〉与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杨正润为该书所作序文说：袁雪生“细读文本，以美国精神为主要论题，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也从传记文类的角度对《富兰克林自传》进行了比较完整和全面的研究”，“体现了当代自传研究和美国研究的特点”。介绍美国自传的论文，如崔侃的《自传的王国：美国与自传》，指出“自传在美国一枝独秀，美国成为自传的王国”。\[3\] 其他如由杨国政翻译的法国学者菲力浦·勒热讷的《自传契约》（三联书店，2001），在国内也被学界重视。　　

港台传记文学研究也有了填补空白的著作。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3），是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寒山碧是香港资深传记作家和著名学者，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他一直致力于文化传播和20世纪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传记写作，并不遗余力地推动香港传记文学前进的步伐。《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40余万字，作者搜集了自1949至1997年在香港出版的传记文学作品，评述了这一时期许多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该书追踪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展示了香港传记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让我们管窥到香港传记文学的流变走向。该书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中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郑尊仁博士的《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是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这本专著体现了台湾传记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界。全书共六章。取材范围限定为：在传主方面，以中国近代人物为对象；在书籍方面，出版时间以1945-1999年出版为主，并以白话文写作的个人传记为对象。全书的重心在第三、第四章，分别为“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形式”和“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内容”；第五章“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勾勒了台湾地区几十年来传记文学的发展趋向。该书既有史的线索，又有作品的评论，写作方法的探讨，还有传记理论的研究。作者在传记理论上提出不少新的见解，如认为传记文学的特性具有“边缘性”、“开放性”和“局限性”。作者又将“真实”、“品位”、“文笔”和“以人为本”作为传记文学的批评标准。   

三、传记研究者对当代传记更加关注　　

近十几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现当代尤其是当代的传记文学研究近年更为热门，有较多传记文学研究者密切关注当代的传记文学创作，检阅当代的传记文学成绩，并对存在问题提出批评，更可贵的是对传记文学创作实践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力图产生导向作用。2001年6月至8月，《文艺报》开辟《关于传记文学的讨论》专栏，发表了浙江师范大学传记文学研究中心成员的6篇论文。有梅新林《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反思与超越》（《文艺报》2001年6月16日）、俞樟华《时代呼唤史诗般的革命领袖传记》（《文艺报》2001年6月30日）、陈兰村《英雄传记正气永存》（《文艺报》2001年7月7日）、毛策《学人传记与文化人格的重塑》（《文艺报》2001年7月21日）、邱江宁《明星传记的精神缺失》（《文艺报》2001年7月28日）、崔小敬《凡人传记的超凡世界》（《文艺报》2001年8月4日）。其中，梅新林的论文侧重对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批判和反思，在充分肯定传记文学尽展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批评创作存在的不足，指出有五个失落：即实录精神的失落、个性精神的失落、诗性精神的失落、审美精神的失落和思辩精神的失落，他还提出了“要追求生活化、个性化、诗意化、审美化和思辩化”的主张。\[4\]　　

这种对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关注，既有发自传记文学研究团体的，也有来自专家的。在近十几年中，在当代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继“南杨北赵”之后引起学界注意的是湖北荆楚理工学院的全展教授。近些年来，全展教授不但发表了《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5\]、《当代审美视阈下的中短篇传记文学》\[6\]等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其研究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和《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他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历时六年完成，全书22万字，正文分为12章，依次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领袖传记》、《将帅传记》、《英雄传记》、《文学家传记》、《艺术家传记》、《科学家传记》、《企业家传记》、《名人/明星自传》、《平民传记》、《反派人物传记》、《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该书是多侧面研究当代传记文学的系统之作，是目前研究当代传记文学的重要参考书，尤其是其中第一章“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第十二章“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不但具有开阔的视野，而且有理论的深度。　　

如果说，该书还是全展对当代传记文学做平面的评述的话，那他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则加强了理论的力度和批评的分量。该书是近年继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和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后的第三部值得注意的传记文学研究著作。该书主要由“理论阐释”、“现状研究”和“文本批评”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和“传记文学的批评原则”部分的阐述，对传记文学的写作问题，比如就如何写传主的隐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很有现实性和导向性；对批评的类型和批评原则的论述，分析具体，归纳精微。   

其他较出色的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著作还有以下几本：李健的《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李健是解放军报女记者，《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是她的博士论文。该书有较强的理论性，在广泛阅读文本基础上，把当代传记与古代传记以及西方传记进行比较，提出新时期传记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轨迹，比如“史传合一”的特征和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人文精神的重建和大众化的趋势，这些观点都给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郭久麟是四川外语学院教授。他在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出版过《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后者对中国传记文学名家、名篇进行了切实的评价，总结了中国20 世纪传记文学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明显不足，从中提出了若干带规律性的结论和值得注意的倾向。   

朱旭晨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著者是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的博士生，现为燕山大学教授。该书是对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传记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自20世纪至今，大陆出版的传记作品已近300部之多。面对如此数量的传记著作，朱旭晨要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进行整体的研究，相比于以前别的研究者对某一部女作家传记发表的单篇论文或零星评论要困难得多。她以全书26万字的篇幅来把握这个课题，其著述策略是既从纵向上为女性作家传记的发展作了分期，又从横向的角度，选择出以丁玲、萧红、张爱玲、谢冰莹、梅娘等五位女作家为传主的传记作品为研究对象，回顾和梳理了女性传记写作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传记写作的结构原则、阐释策略和经验教训，从而丰富了传记文学研究的理论宝库。  

传记研究者不但关注当代传记现状，而且对当代传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力图对传记创作进行理论的支持和指导。赵白生在2007年写的《替当代传记号脉》一文，是给全展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一书写的序论。针对“中国当代传记的病灶在哪里？”他提出：“当代传记的数量上去了，可是选者和史家还是不买账，依旧没有选本和文学史里给予传记文学一席之地。……一方面，选者和史家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问题似乎更大，当代传坛不乏传记作品，但缺乏真正的传记家。更确切地说，缺乏的是传记家意识。这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一大病灶”，“缺乏严肃的传记文学批评，是另一大病灶”。\[7\]赵白生的把脉很有见地，应引起传记家的重视。   

杨正润在《危机与出路：关于传记现状的思考》一文中对传记的现状作了严肃的思考。作者在肯定近三十年来中国传记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指出传记发展过程中也潜伏着危机：“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对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不断提出质疑和进行颠覆，大众文化的流行致使一些传记家忽略了这些原则；文学批评中‘自传死亡’、‘传记死亡’之类的说法从理论上对传记文学进行了消解；图像和影视成为传记的载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和价值标准在淡化传记的真实性诉求。”作者指出的出路是：“面对这类挑战和危机，传记作家应当坚守原则并抵抗商业大潮的侵袭和浮躁的社会心态，同时又与时俱进，进行方法的革新。鉴于传记对国民教育的重大意义，社会对传记写作应当给予更多的扶持。”\[8\]　　

四、结语　　

切实提高传记文学作品的质量，多出精品力作，改变良莠不齐、优劣混杂的状况，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中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当代传记文学作品的出现，也期待传记文学研究与传记文学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而且国内一些高校已培养出了一批传记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正活跃在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如南京大学杨正润教授指导了一批从事传记研究的博士生，他们所研究的都是传记史和传记理论中的重要课题，我们所知的就有：唐岫敏（英国新传记）、孙勇彬（鲍斯威尔《约翰生传》）、袁雪生（《富兰克林自传》）、赵山奎（精神分析传记）、曹蕾（自传与忏悔录）、梁庆标（卢梭和中国现代传记）、周凌枫（新时期自传）、王军（口述自传）等。兰州大学程金城教授指导了博士生李健，后来李健又在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指导下读了博士后，她也是研究当代传记文学的新秀。另外，如辜也平、李战子、朱旭晨、孟桂兰、孙德喜、杨荣、宋晓英、杨学民、王永、张慧芳等中青年学者也常有传记文学研究论文发表。中青年传记文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是新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传记文学和传记文学研究，我们相信，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加入，将使中国传记文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视野获得新的拓展，中国新世纪传记文学研究也能在更多元的学科交融合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取得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的构建[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2）：11-13.   

[2]杨正润.传记研究中的新局面[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8):10-11. 　　

[3]崔侃：自传的王国：美国与自传[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10）：14-17. 　　

[4]梅新林.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反思与超越\[N].文艺报，2001-06-16（2）.   

[5]全展.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5）：30-36.

[6]全展.当代审美视阈下的中短篇传记文学[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5）：45-50.

[7]赵白生.替当代传记号脉[M]//全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5.   

[8]杨正润.危机与出路：关于传记现状的思考[C].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97-108.

Review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ud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EN Lan-cun1,QUAN Zhan2

(1.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448000,China)

Abstract: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past 12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has been formed; the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on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udies have emerged; the research forces have grown rapidly with new scholars springing up;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atus quo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by researchers with an effort to play the role of guidance. Key words: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udies; theoretical system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overseas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udies

（责任编辑钟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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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兰村（1938-），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全展（1956-），男，湖北荆门人，荆楚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37卷(总第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