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0年的另一种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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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的另一种视觉

作者:钢哥

因为爱，

我宁愿你是清水芙蓉，

而不是妖冶的罂粟。

              ——题记

30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是一个足以圈圈点点的轮回。30年的深圳跨越两个眼花缭乱的世纪，遭遇了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这座城市这几天很热闹，人们处在一种经历长途攀登，终于一览众山的惬意，一边享受着久违的凉风，一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频频回看来路，自豪满胸，感概万千。

今年以来，人们在亢奋中等待着“8.26”这个日子，主流话语的掌握者（如官方媒体）引导着这种亢奋的情绪，撩拨着所有的人想方设法表达点什么。30年不容易，作为一个曾经最具争议、引领潮流的新兴城市，岁月那么峥嵘，热烈庆祝是理所当然。作为一个标准的市民，我也不由得热血沸腾起来，因为满目的张灯结彩，更因为透过媒体不断在接受着一个单一的信息：深圳是一个神话；深圳是一个标杆；深圳完美的崛起足以让世界瞠目结舌；深圳的市民应该庆幸自己生而逢时，足以傲视任何一个他乡；世界的目光（敌对势力除外）不聚焦这里简直就近乎无知。因为深圳人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

本地主要官方媒体《深圳特区报》即开始连篇累牍，“8.26”当天更是僻出172个版面，细数2000平方公里范围中每一细处的变化（当然版面多是收费的），其他媒体（官方的，外加有点民间意味的网络媒体）也不约而同，一个空前一致的声音言之凿凿的：完美的深圳无可争辩地走向了成功。

看多了，听多了，不免有些腻歪，会从另一个视角想事情。深圳的确成功，但如此喋喋不休、众口一词，竭尽溢美之词，是不是有点一叶障目、忘乎所以？会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该不该冷静地想一想另外的问题呢？汪洋问“后30年该干什么”，潜台词就是要好好想想前30年我们还有什么没干好。

小时候过生日，极兴奋，大人会抓住机会来一番教诲，历数过去的不足之处。这就是常言说的“不看来路，不知去处”。

就有了想从一个深圳公民的视线说点别的话的冲动。

深圳成因

成因很多，但说法的变化很有意思。

80年代全国的媒体上谈到深圳，说得最多最重的，是中央政策的优惠，全国人民的支持。后来，说得最多的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比邻香港的区位优势。

也许，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因素对某一时段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是，谈30年的历史，不能以功利心理健忘了当初。一个寓言说：某人吃三个包子，饱了，后悔不迭——早知道不吃前两个就好了。

有人会说，小平同志缔造了特区，当然就是中央的政策。这是没错的，可细想起来这未必是等同的。第一、小平同志作为决策者，对中央其他领导及各部门提出了支持特区的要求，才有了上百项支持优惠的特殊政策。第二、他当时也不敢肯定办特区能否成功，得“摸着石头过河”。他明说，中央没有钱，要靠你们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来。地球人都知道，当初的深圳是没钱，穷得无法与任何一个城市相比；但是深圳得到的特殊政策又是任何一个城市所无法比肩的。那时，特殊政策就是最大的财富嘛，以至于内地许多城市的头头眼睛都红了，四处鸣不平。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我们的生命线。在全国全党工作重心正在转移的当初，特殊政策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理解了。

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策在内地普惠，深圳人不是有过好长时间的失落吗？不是惊呼“特区不特了”，要“争创新优势”吗？不是有人大声疾呼《深圳，你被谁抛弃了？》吗？后来，每次中央高层到深圳，都要反复重申“特区还要办下去”，然后特区各位首长就轮番阐述“特”之新内涵，以固军心。即便是现今，仍然顶着经济特区帽子的深圳，要办个稍大的事情，还得进京“要政策”。

大庆之际，不要健忘了“先前的两个包子”，事实上特殊政策是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基石和第一桶金。我们要心怀感恩不断地讲，在我们的媒体上、展览里、会议上，要细细地一款一款地列出来，包括深圳人当初央求兄弟省市支持的事实，不厌其烦地讲，把这些雪中之碳铭记在心，告诉后人，永志不忘。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深圳人应有的胸怀。

   

深圳数字

说起深圳的发展，罗列数字是必不可少的，这次更是数字铺天盖地、触目惊心。全市的、各行政区的、各行业的，甚至大大小小的单位，都在“从数字看变化”，意图展示沧海桑田。可是，认真思考起来，发现都是用加法和乘法，绝少用除法。

温家宝总理经常说，中国是发展很快，经济总量很大了，可是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再大的数字除以13就微不足道了。这种清醒的思路用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深圳也一样贴切。

据官方公布深圳1980—2009的两个主要变化数字做比较：

GDP由2.7亿元增加到8201.23亿元，增长约3034倍。

财政收入由0.3亿元增加到880.82亿元，增长2936倍。

30年前深圳人口3万，现在是1400万，增长467倍。那么，1980年深圳人均GDP为0.9万元，2009年为5.9万元，增长不足6.67倍；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为0.1万元，2009年为6.3万元，增长63倍。动态的分子除以动态的分母，才是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要说明深圳真正的过人之处，还有一个参数应予扣除，即同期全国平均指数（可以看作是机会成本）。1980—2009全国GDP由4545.6亿元增加到35353亿元，增长7.78倍；财政总收入由1160亿元增加到68477亿元，增长5.9倍。按30年全国人口总数从10亿增加到13亿计算，人均GDP由0.455万元增加到2.72万元，增长5.93倍；人均财政收入由0.12万元增加到0.53万元，增长4.1倍。深圳扣除这个“理所当然”的比例数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深圳30年人均GDP实际增长2.2倍，人均财政收入实际增长58.9倍。数字小了，却更实在了，因为这才是深圳领先全国的成绩。

当然，如果基于民生视线，扣除同期物价上涨指数（或货币贬值指数），得数会让更多的人信服和亲切。

还有很多发展数字应该更理性地按人均值公布，比如总建设面积，比如新建道路里程以及若干公益设施建设量等等。数字大很辉煌，但可信度、可感受度却低。

深圳如果真的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有亮点的城市，让人肃然起敬的城市，就应该继续光大务实的精神、大气的精神。深圳就是因为与众不同才生机勃勃。挤出水分报成绩怕什么呢？怕失宠吗？怕挨骂吗？30岁的深圳挨的骂少吗？这个城市过往的经历证明，顺境的时候往往是多事之秋，逆境之时往往是人心更齐、事业更彰显。

深圳软肋

一、作秀的城市。

深圳曾经是讲实效的代名词，现在却幻化出另一番风景。当然，这不仅是深圳的毛病，飘飘浮浮的事、虚头滑脑的人充斥我们的身边，充斥在每一天。令人感概唏嘘的是，短短30年，深圳就完成了两个极端的跨越。

办事喜欢轰轰烈烈、言过其实，每每形式大于内容，时髦词汇堆积，结果虎头蛇尾，叫人喜忧无措。例子不胜枚举，单拿几个行政区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就叫人摸不着头脑。谈到政府财政向民生项目的投入比，几乎都号称在75%—85%之间，不由让人喜出望外。果真如此，咱市民早就安贫乐道了。而实际呢，却是应了那句民间调侃：“民生是个筐，尽管往里装。”无限扩展一个本生专指概念的外延，至少是无意识地忽悠人了。“民生”所指，保障性就业、医疗、住房与最低社会保障是也，牵强附会、泛化了这个概念就成了华而不实的虚假的饼，“被民生”的对象就不相信了。

二、惶恐的城市

深圳30年，一直在追寻“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那一天，可是伊甸园似乎永远遥不可及。听人议论，（原）关外好多老人感概，说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甚至不及晚清、民国的时候。让人听了心酸不已。关内似乎好些，但好的程度也有限。业内人士统计，一间派出所平均每天接报案件几十宗，录案警察敲电脑手指发僵，破案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本人家住一个据称保安不错的小区，约一年前的一个大白天被盗，失财物若干，报警、举证、勘察，指纹有了，案情清楚了，电子眼拍到了，就是破不了案。警察太忙，每天出现场马不停蹄，无奈告知，没挂牌的案子基本顾不过来，要想破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案犯无知，拿盗来的电脑上网（必须有线方式）恰好被监控到，二是其他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警察语重心长建议，家中养一只狗最保险。问及其他邻居，这样的事情还不少。

是的，深圳公安幸苦，应对庞大的管理人口力量太弱，这是事实。可是30年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市民已经没有耐心再去“理解万岁”啦。李铭局长说，我们不要老拿人口倒挂问题来说事了，老生常谈，老百姓不买账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心理境界。可是相比之下，老百姓的苦远甚于警察的苦。

三、幸福奢侈的城市

深圳人的确相对有钱，物质条件令好多地方的人艳羡不已。可深圳人没有相应的幸福感也是不争的事实。事情复杂，幸福的条件很多，不幸福的条件很少。我们看到了太多光鲜下的不快乐。

日渐一日，深圳人的火气越来越大，气量越来越小，偏执心理越来越重。看看周遭，一些人命案的起因越来越荒唐，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能引发一串事情，不记情、不讲情、不讲理、不讲法的纠纷越来越富有戏剧性，各种自杀的起因越来越不可思议，人们对再乌龙、再奇特、再八卦的社会世相都已见怪不经了，寡廉鲜耻的底线早已淡出常人的视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宽容度”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起因非常多，但在深圳，最大的根源可能是公平体系的崩溃所引发的社会平衡心理的失衡。

深圳是个典型的彰显精英的城市，而对于精英的判断又具有浓厚的物质成分。我注意到，一个行政区评选“最具影响力人物”，各行各业推出了几十位候选人，其中，“成功老板”占到了近80%，可见社会的评判机制已经演化到了多么物质化的境地。这个城市里，谁是强者，谁最有话语权，不是公理，不是人格，更不是多数群体的意志，而是另一种力量。

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强者话事”的城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因为剪刀差造就了他们多金、权重，也就塑造了他们强者的面孔和日益主宰社会利益的地位。他们永远只是少数，他们必须保持少数的地位才能凌驾于芸芸众生。于是，因为这座城市两极分化的加剧，社会博弈的激烈、社会维稳的艰辛就更加复杂。这与深圳曾经社会诉求扁平化的历史相去甚远。

外界评价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精英政治的乐园”，也是一个外来就业者群体最庞大的地方，两极分化是这个城市最典型的标志。新中国建立后，这里是大陆上最早相互尊称“老板”的城市，假如人们个个都被称为老板而你却不是，你会作何感想？即便是你已经习惯别人天天这么叫着，你会因不断的心理暗示而产生冲动不？有的话，你会奋起直追；没有的话，你会酸楚地郁闷。无论如何，你会试图去摆脱烦人的平衡，这个过程当然是没有幸福感的。

深圳愿景。

深圳该在30而立的时候清醒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娃，又长一岁，该懂事了。

深圳人最迫切需要的，不再是一味增添成就感、自豪感、一览众山小感，最紧要的是好好看看我们在急速奔跑了几十年后失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很多年，我们已经不再提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紧迫意识了，我们有点忘乎所以了。

三伏天，凉水冲冲头，做个深呼吸，多一份清醒也许就多一份希望，深圳已经走过了增量式、扩张式的发展道路，集聚了能量和基础。今后，质的提升、内核的完善、和谐的打造，应该是总的方向，以内力的扩展辐射替代吸收和借力。首先是要营造普惠式的幸福城市。曾经，市政府拟就了一个市民幸福指标测评体系，说明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很多问题，此举在全国引起关注，可问题是接下来很长时间没了下文，没有具体的实施消息。但愿它不是仅仅博眼球的一纸空文。

前几天看内地一份省级报纸，头版头条一个大标题格外抢眼，《请深圳再杀出一条路来》，希望之情溢于言表。在旁人眼里，深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就是务实的闯劲吗？我们现在还有吗？前辈曾经辉煌的光焰下，我们的思维里还有多少创新的因子？

我们可不可以别把其实并不难得的GDP看得那么生死攸关，而为这个国家、民族祭出新的理念来？当下，一个城市的发展唯此为大，难免会在基本建设上陷于盲目和冒进，真正体现价值的社会消费水平反而受到压抑。我们在考量社会经济指标的时候是否可以更多地运用人均值？社会管理领域问题成堆不可怕，我们能不能选取一个或几个点，用立法手段也好、行政手段也好、借助社会力量也好，撕开一个口子，然后狂飙突进？甚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做些动作。先锋城市不是GDP的领先，也不是市容市貌的出众，那些只是先进的表现；先锋的特征是敢为人先，在一些涉及全局性、关键性的领域勇敢出击，并能交出漂亮的答卷。深圳的精神支柱和生命力何在？就是敢作敢为。

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近20年的市民，我愿深圳的30年是一个辉煌与更辉煌的分水岭，怀揣老一辈的精神，再上路，丢掉“暴发户”的恶名，洗去“江郎才尽”的帽子，在和谐的路上迈向温馨的小康。香港要学，新加坡要学，美国要学，也要学学令很多发达国家眼红的弹丸小国——和美的不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