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101：=人大师徒绝交-----2015年9月24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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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师门”：江湖文化，可以休矣

2015-09-24

来源:凤凰洞见作者:痫莘

“师承”这一良性的古典价值，究竟能否被妥当地安放在现代大学的躯壳之中?还是会产生种种水土不服、甚至蜕变为保守观念的集中体现?这恰恰是我们很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宣布，鉴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屡次在朋友圈中嘲讽学界前辈，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不再是他的“弟子”。这种“逐出门墙”举动的道义与逻辑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学院知识分子痫莘认为，这一事件实则显现出了充斥当今学界的山头宗派规则。这种“师徒关系”和“师承”取向必须同现代大学精神平等、开放、多元的基本面向相榫合，方能发挥其古典意义上的正面价值。而造成学界流弊诸多的江湖文化，则早已应当退出历史舞台。

　　郝相赫同学的出位言论，大凡看过的人想必自有公论，不必重复。尤其是对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而言，这些言论在道德上的污点属性不言自明。犹太裔思想家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危机是“价值与事实的分离”——科学研究往往只在乎事实是什么(what is true?)，而对价值规范性问题选择视而不见(what is right ?)，从而导致了现代价值观的相对主义混乱。人文学科的最大的特殊性也正在于：在一个“价值与事实分离”的时代里，人文学科恰恰不可能放弃自身赖以存在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坚守。正因如此，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宣告了大学应有的使命——正是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里提供古典价值最后的避风港。大学没有理由成为脱离社会的象牙塔，但大学(尤其是大学人文学科)应当也必须在价值关怀上担当整个社会的精神高地。“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如果放弃了对于道德品质的反复申说，大学也就失去了它最本来的职守。在这个意义上，郝相赫的出位言论虽然“没有违反组织纪律”，但却违背了人文学人应有的道德秉性和“行业规则”，属于自取其咎。
　　然而，道德和价值判断是一方面，规则的公平性问题却又是另一方面。郝相赫在第一份“情况说明”中写道，因为此次导师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他原先“留在北京考博的计划也完全泡汤”。按照常识判断，这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相关性。郝相赫的言论虽然大大出位，但也尚未达到教育部明确界定的“学术不端”的程度(通常是抄袭剽窃行为)。何以就必然面临着不能考博、学术生命就此中止的遭遇?如果像许多网友推测的那样，是因为“被逐出门墙的学生，谁还敢要?”的话，那么这恰恰说明的是，在当今学界有着一些纸面之下的游戏规则和运作逻辑。用孙家洲教授在声明中的话说，“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郝相赫的行为，不仅是表达不当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触碰了这些“学界自有”的游戏规则和运作逻辑。然而，作为刚刚研究生入学(或谓“进入学术圈”)不到两个礼拜的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郝相赫究竟是否清楚这些学术界内部规则的道义依据、适用范围和可能的处理后果?这就好比杨过从桃花岛来到了全真教这样的“名门正派”;他在全真教确实顽劣不堪、坏了规矩，罪有应得，应当被逐出门墙，但是这或许并非是存心为之，而恰恰是外部人对于这些内部规则的不适应造成的。然而，一个现代大学为什么需要和全真教一样用“清理门户”的规矩来组织?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是什么样的规矩，为什么触碰了这些规矩就要付如此惨痛的代价，这些规矩又是怎样在学术界内部形成并发挥作用的。
　　一、学科的分割化特质与“师承”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历史学在各个学科大类当中属于规模不大的小众学科，内部各个分支领域在国内学术界的版图同样相对清晰。当今史学的主流风气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个相对固定的分支领域之间不仅区隔明显，而且研究取向是愈发精细化和技术化，彼此之间往往并不强调贯通和整合。即使都是唐史领域，一个研究初唐的墓葬碑文的学者和一个研究中唐的医疗卫生的学者，可能几乎没有沟通能力。
　　孙家洲教授的学术背景是在80年代师从人大郑昌淦教授获得硕士学位(并非博士)，而后留校任教至今，并一度出任人大历史学院院长。虽然身为人大“汉唐史研究中心”的主任，但无论从发表论著还是开设课程来看，都主要集中在“上古史”尤其是秦汉史的领域。而从郝相赫同学的言论来看，他所臧否的阎布克、韩树峰几位学者，无一例外是“中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领域的专家，最初引起这件风波的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一书，同样是中古史领域的一本名著;并且，这几位学者都和这一领域的泰斗级前辈、刚刚去世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教授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是这一中古史学术谱系的代表性学者。换句话说，孙家洲教授作出断绝师生关系的这一举动本身，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郝相赫同学个人道德品质的怀疑，还是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学生开罪他人因而“惹祸上身”的现实忧虑?所谓“隔行如隔山”，这就好比一个物理学教授的学生，却在生物学领域攻击了他们的大佬，岂能等闲视之?同理，在学术领域因为高度分割而得以“相安无事”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毫无疑问触犯了历史学界的这一大忌。孙家洲教授急于同学生作出这种自保式的切割，也就并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这种学术领域的高度分割化和区隔化，造成的是对“非本圈中人”强烈的排外性和敌对性，以及学界内部师生之间鲜明的人身依附性。例如2014年年初，著名学者汪晖发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随后便引来了一位俨然以近代史领域为“自留地”的研究者的不满，甚至写道“文学训练出身的汪晖近年一直在跨界游走”这样的雷人之语——潜台词好像是：“文学训练出身”的汪晖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他文学圈的自留地里，窜到我们近代史圈，就是坏了规矩。在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前沿研究早已成为国际人文学术常态的21世纪，这种山头情结的依然盛行，不啻为盘踞中国学术界上空的一重负面阴影。
　与之相应，山头林立造成的后果是，初出茅庐的学者必须依附某个“师门”、某位师长本人，成为这个师门学派的传承人物方能出道立说，否则就被视为无门无派的“野路子”而遭到主流学术界的拒绝。在这种语境之下，真正有效的通常不是一位学者实实在在的学术造诣和观点创新，而是有没有人“说他行”、以及说他行的这个人“行不行”。得到认可的也往往不是这些论著本身，而是这些师门宗派的身份关系，以及背后所代表的象征权力和文化资本。这个过程中又有可能伴随着大量的权力寻租和资源浪费，优秀的青年学者缺乏合理顺畅的上升通道。而这些恰恰都是特别强调“门户”与“师承”在今天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文教传统中的师承价值
　　然而，将这些现象一味推给“师承”“门户”之类的山头做派，同样有失公允。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学术界的山头现象究竟是只能发挥负面作用，还是同样有可能发挥正面作用。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解，中国人习惯于“一圈一圈向外递推”的“差序结构”，形成关系逐渐递减的;这一方面使得同族、同乡、同学等的“圈子文化”盛行，另一方面却也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了支撑和依托。这种“圈子文化”到底是好是坏，我们难以一概而论。
　　事实上，对于在学术或是政治上组织小团体、达成攻守同盟这类行径，欧阳修早在千年之前的《朋党论》中就有区分：要看他们是“君子之真朋”，还是“小人之伪朋”。欧阳修这样写道：“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搞不搞山头帮派、人身依附，而是在于为什么搞、搞了要干什么?换句话说，当今中国学界的“山头”问题，如果“居其位者有其德”，如果无论师生都能自觉“以道义学问相期”，那么这种看似保守落后的门户现象，就完全有可能转而成为不同“学派”(schools)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健康成长——这也正是西方各个学科学术发展的常态。
　　中国文教首重师承传统。传说为姜子牙所作的《太公家教》中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经典表述。韩愈《师说》开篇便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在书写印刷不便的时代，学术传承唯一的渠道就是师生之间心心相印的口传心授。秦汉经学之所以能够历经波折而绵延不息，就是一代代经学家始终恪守“家法”，将历代先师的解经之学不断薪尽火传，这才保留了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这些经典著作。这种师承传统，并不仅仅是业务知识上的“复制粘贴”，更是情感、趣味、操守与修养的道德人格传承。因而同样，“逐出门墙”无疑是学术共同体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类惩罚。师生之间绝非契约式的业务关系，而是休戚与共的文化共同体。
　　孔子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一个核心原因正是因为没有孔子不可教导的弟子。在《论语》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孔子同某位弟子断绝师生关系的记载，最严重的是宰予因为在白天睡觉而被怒斥为“朽木粪土”，但宰予仍然身为“孔门十哲”之一，排名甚至在子贡之前……然而近代以来，传统文教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大学制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在中国迅速确立，这中间经历的断裂和纠葛可想而知。“师承”这一良性的古典价值，究竟能否被妥当地安放在现代大学的躯壳之中?还是会产生种种水土不服、甚至蜕变为保守观念的集中体现?这恰恰是我们很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三、师承价值的现代转型及其整合
　　这也让我们想起近代学术史上一起“清理门户”的著名公案。1956年，被傅斯年誉为“三百年来学问第一人”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将他的昔日得意弟子汪篯逐出师门，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汪篯正是由于在政治运动的裹挟之下，丧失了治学为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本操守，成为了为马列主义背书的御用文人。在振聋发聩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他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值得点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中间骂了梁任公”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术批评，而可以说是相当露骨的人格指摘。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当中，陈寅恪写道：“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梁启超曾在戊戌年间受封光绪帝的六品顶戴“办理编译事宜”，是名正言顺的清王朝的臣子;而在1917年张勋复辟，拥立溥仪重新登基之时，不仅没有前往响应，反而加入了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并公开撰写檄文斥责其师康有为。陈寅恪挑破此事，无疑是对梁启超在人格上的辛辣嘲讽：既不忠君，又不孝师。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可以算是相当不留情面的人身攻击。然而梁启超竟能依然做到“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可见两位大师对于学问的真诚追求，早已超越这些个人层面的意气纠纷，也为我们留下了学术史上著名的一段佳话。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至今依然掷地有声。《师说》当中“师不必不如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教诲我们更是耳熟能详。师生之间一方面应当有热烈的交流、争论甚至冲突，另一方面应当依然保持尊敬和友好的个人感情——甚至是越争论，越尊敬;越冲突，越友好。这种二律背反看似难以实现，但其实是因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基于的是对于学问本身的单纯热爱和真诚坚持。这也正是上述诸位大师学者得以“风义平生师友间”，并最终合力造就了民国这座思想文化高峰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江湖文化，可以休
矣
　　综前所述，当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重视“师承”与“门户”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保守与排外的负面影响。“师承”作为中国传统文教的核心价值，并不天然与现代大学体制相互冲突，但这首先需要在良性的学术环境当中，将师承与门户转换为促进学术发展的健康观念和公序良俗，而不是宣扬按资排辈、党同伐异、黑话横行、排斥后进的江湖文化。
　　中国传统语境中历来盛行“尊师重教”的传统，然而现代大学教育的首位是以平等、开放和多元为导向的自由讨论环境。“师承”的古典价值如果试图安放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制度安排当中，那么这种价值的体现方式和运作逻辑本身就需要进行“创造性转换”;而非墨守保守的既定程式，成为现代主流价值所必须去超克的对象。这种创造性转换的关键，恰恰在于现代的学问样式所坚持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对真知和真理的真诚热爱与开放讨论。我们期待一种建立在中国古典文教和现代大学设置之上的“新师承”：一种既尊重个人权利、符合契约精神，同时又能够发挥言传身教的积极因素的新的师生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图景，或许才是避免郝相赫事件再度上演，并切实改善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治本之策。
　　痫莘，学院知识分子。


悼念狂人——人民大学师徒大战有感

2015-09-23

来源:大时代-微信公众号作者:魏勇

纵观整个事件，我感觉巨大的悲哀，目前中国的语境压根儿就不应该产生杰出人物，如果产生了，天理难容!中国的学术就该烂下去，互相吹捧互相掩护，一直到人种毁灭。

　　接二连三有朋友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本来关心的是今天吃15块钱的牛肉面还是吃12块钱的杂酱面哪个更划算，既然朋友们对斯比大战感兴趣，那我就受累跟大家聊几句。
　　孙家洲教授急眼了，至少从遣词造句的角度，我们感受到了。初次看到这个事情，感觉十分诧异，就为学生点评了一下谁牛叉谁垃圾，教授就急得快抽抽了，至于吗?细一琢磨，发现还是中国人际关系那点破事。自己学生说人大历史系引人不淑，得罪同事和领导事小，关键得罪了学术圈的大腕。北大的阎步克先生是学界公认的超级明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江学者，单单是这两个头衔足以压死一屋子的人。自己的学生拿阎步克先生与李凭先生(另一位学者)对比，说什么“北大无人及得上李先生水平”，还骂包括阎先生在内的北大历史系是垃圾。这些话放出去了，导师能不急眼吗，没准儿自己一出门就被暗杀了。所以，必须要跟学生切割，还要把他拉出去砍了示众，于是，就演了这么一出。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老师平时就看不惯这个学生，老子忍你已经很久了，你小子还到处惹是生非，滚!总之以上言论均属于演绎推理，没有任何实证，不过，信我者，得永生，阿弥陀佛!
　　总之，人大教授丢分鸟。表面上看，这事一处理显得好像自己门风好，学术标准高，其实，不自信兼心胸狭隘。骂了北大，又咋的?北大难道就没有该骂之处，北大历史系近些年究竟有什么拿得出手，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问题是，人大更糟糕，他哪有底气骂北大。越没有学术底蕴的人，越重视人际关系。如果听人大历史系张鸣教授来聊，恐怕孙家洲教授更受不了。
　　事实上，学生出了事，作为老师，首先应该保护自己的学生，而不是把学扔出去，把自己洗干净。即便学生完全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那也只是年少轻狂不懂事，不是人品问题。你可以关起门来胖揍他一顿，然后，老师出去跟人磕头道歉，“我教徒无方”。黑社会就是这样做的，大哥就是这样当的。这事儿，怎么看怎么觉得导师不地道。
　　再说，学生所说的话有些属于见仁见智，比如，“事情的起因是2015年9月19日，我在人大图书馆读书。读了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后，对李先生分析政治史的思路非常钦佩，就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赞颂这本好书。发朋友圈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感慨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有李先生这么杰出的学者南下澳门了，而在北京，中国的两大文科名校——人大、北大里执教魏晋南北朝的导师却没有人及得上李先生的水平。我以前读过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说后两者“平庸”。”
　　学生认为李凭先生超过阎步克和韩树峰两位先生，那是他个人对学术的看法，无论是否客观，学生的看法完全不影响阎、韩两位的学术地位，我相信，即便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去了，恐怕阎步克和韩峰先生都会一笑了之，甚至，可能连眉毛都不会动一下。
　　这段学术评论，反而让我对这位叫做郝相赫的学生刮目相看，希望他毕业后到我们学校来应聘。第一、他是热爱读书之人，很少有学生对《北魏平城时代》这类书感兴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见地。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和阎步克先生的代表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因为教课的关系，恰好我都读过，所以，我就斗胆谈点看法，希望我的头儿不要通缉我。阎步克先生的书，是我教《中国古代通史》备课时的参考书，其史料扎实，线索清晰，引用起来心里特别有底，但如果不教课，我恐怕不会读，太乏味了。在治史之人的三个禀赋——才、学、识当中，学问深厚是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而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则是我空闲时间都愿意看的书，因其创见频出，在解释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时，他梳理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原因之后，创造性的提出了，个人情感情绪也是孝文帝迁都的重要原因，并予以佐证。类似的见解，在阅读过程中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证据工作也做得扎实。搞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才学识三者之中，学，可以通过勤奋和积累获得，而才和识则跟个人天赋和阅历有关，不是靠勤奋就能够拥有的。所以，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显得弥足珍贵。中国自古就不缺乏擅长训诂、考据的学者，乾嘉学派就是一个集大成的团队，而缺乏在深厚学问基础上拥有创见的学者。为什么《史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主要不是因为司马迁的学问深厚(当然，他的学问也很好，但不见得是最好)，而是因为他辉煌的才华和卓越的见解与他的学问结合在了一起，这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所以，这个学生推崇李凭先生，也是有一定眼光和道理的。当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李一定比阎出色，学术本身见仁见智，但至少这个学生认真读过这本书，并有所体会，才会在朋友圈里发表感慨。遇到这样的学生，老师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如果老师不同意学生的看法，可以跟他讨论，可以鼓励他写一篇文章来陈述自己的见解，有价值的话，推荐发表，这才是老师应该干的事情。
　　第二、这个学生敢说阎步克先生平庸，敢说北大历史系垃圾，这个勇气就值得赞许。或许他眼高手低，或许他胸中有雄兵百万，谁又说得准呢!中国教育的一大缺陷就是狂人太少，庸人太多。狂人，不见得都能成器，甚至很可能大部分都不成器，但成器者一定是在狂人群体中产生。中国教育一直在纠结钱学森之问，现在，答案部分找到了，你干掉了所有的狂人嘛。没有了狂人，你就只能象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牛叉的人呢”。
　　纵观整个事件，我感觉巨大的悲哀，目前中国的语境压根儿就不应该产生杰出人物，如果产生了，天理难容!中国的学术就该烂下去，互相吹捧互相掩护，一直到人种毁灭。遭了，我会不会一出门儿就被狙击?


“逐出师门”与学术自律

作者:倪洪涛

　　1. 《马太福音》：“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圣经》在此强调的是私域内的人际伦理，并不意味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学术场域对批评、争论的排斥与否定。恰恰相反，批判精神是学术自由的本质要求，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学者所缺少的和民众需要的不是沉默，不是一致同意，而是辩论的文明”。
　　2. 但是，论辩程序的参与者必须是可言说者，并在尊重共同赞同的既有规则和逻辑原则的基础上，真诚地探讨相互之间的异同。否则，无序的论辩很容易滑向各说各话的“骂街”，给人以发泄私愤的“轻狂”印象。近日人大历史学院郝同学遭遇的学业甚至人生危机，就导源于对学术讨论内在规则的悖离,郝同学导师孙教授对其言论的公开回应，也很难说遵循的不是和学生一样的言说逻辑。
　　3. 学术自由包括教师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自由即选择，当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相遇学生的学习自由时，就师生之间的指导关系而言，则有了“双向选择”导师制存在的制度空间。
　　4. 既然是“自由”就可以放弃，无法放弃也谈不上自由。不过，放弃不是毫无条件的“裸退”，其受制于行为人先前选择行为给“自由”嵌入的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你有不带邻舍孩子的自由，一旦你决定了把孩子带进深山，你就有责任将他\她安全带回。故此，当主体间不同种类自由的“和平共处”环境遭到破坏时，当事人有权单边结束“共处”关系，前提是必须遵循既定的解除规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婚姻自由既是结婚自由更是离婚自由，一方提出离婚要求时，就要承担“感情确已破裂”的举证责任。
　　5. 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有选择的机会，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受选择的重负、承担行为的后果。教学自由是一种职业内自由，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应受到教育职业伦理和职业纪律的规范与限制。一方面享受着职业荣誉和福利，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之名无故放弃或者怠于教学，是不被允许的，也是不道德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角色和职业产生了某种升华了的个人责任，我们很难想象正在做急性阑尾手术的医生因患者过激言行而突然终止手术，会引发多大的社会责难。
　　6. 师生之间的指导关系是一种高度属人性的公共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被指导方的学生若因导师的学术能力、专业修养等原因，欲意单方解除与导师之间业已建立的指导关系，理应赋予其更大的法律保护力度。大学生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后，有退学的自由，当然也可以“退师”，大学不仅不应当过多地限制而且应该尽可能创造条件保障学生的此项权利，比如一个专业或学科配备多名导师供学生选择等等。
　　7. 就教育行政法治层面言，导师的学术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权力，与学生的学习权相比较，明显具有专业、智识等方面的优势，其主导着师生关系发展的方向和主要方面。故此，为了防止教师学术权力的专横恣意和过度裁量，如果导师一方欲单方解除指导关系，受到的限制应该比学生一方更多。
　　8. 同时，因大学自治的缘故，对导师一方单方解除权的规制规则也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内生性的自治性规则，而不应过多地仰赖规则的国家供给制，否则就有“邀请干预”之虞，过多的国法供给必然会压挤校规的自我形塑空间和学术共同体自律能力的整体提升。换言之，此处即便有法律保留原则调整的必要，也是非常有限的法律保留。
　　9.作为施教者的导师方，其单方解除权的行使至少有类情形：一是保护型单方解除，即在师生间的指导关系存续期间，因为疾病、调离、指导能力不足等原因引发的导师单方解除;二是惩戒型解除，由于学生一方的严重违法和学术不端等因素导致的单方解除。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讲，前者是一般的行政处理行为，而后者实质上是对在校学生的一种处分。
　　10.惩戒型导师单方解除类似于学校对学生的开除，对学生而言都是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发生在师生之间，后者调整大学和学生关系。正如有论者言：“大学除了将学生驱逐出境外，别无更大的权威。”故此，“逐出师门”在学术封闭化和山头化的当下语境内当慎用，并要经得起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审查。
　　11. 就大学治理而言，师生单方解除权都是依申请行为，必须经过大学当局的既定程序方能发生法律效力。保护型的导师单方解除，在经得学生同意后，可由校方确认生效;惩戒型的导师单方解除，应经过学校专门学术委员会通过后、以学校的名义发文才能生效。其间，行使单方解除权的导师承担举证责任，涉案学生享有听证权和抗辩权等程序性权利。
　　12.综上，在人大师生断绝关系事件中，孙家洲教授对学生的公开回应行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内值得商榷：其一，未经学校学术和行政程序即将一环节性行为公之于众，太过草率和鲁莽，无法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审查;其二，以网络方式公开单方解除关系的个人决定，逾越了惩戒公开的合理范围和边界，无形中将对学生的不利影响扩大到了极致，破坏了涉案学生成长的学术生态甚至强制性的修改了其未来的职业规划;其三，仅仅因为学生的过分言论就单方解除指导关系，不符合比例原则中最小损害规则和禁止过分规则的内在要求，有“大炮打小麻雀”之嫌。
　　(感谢武汉大学秦前红教授对本文写着的启迪与指导，不过，文责自负自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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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了!一条微信使人大教授与狂徒断绝关系

2015-09-22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张彰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起因是他看到自己新招收的硕士在微信朋友圈对阎步克、韩树峰两位老师“无端嘲讽”。而为了对两位学界同僚的“嘲讽”要断绝与学生的关系，这背后是怎样一套逻辑

　　按：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起因是他看到自己新招收的硕士在微信朋友圈对阎步克、韩树峰两位老师“无端嘲讽”。而为了对两位学界同僚的“嘲讽”要断绝与学生的关系，这背后是怎样一套逻辑?其实从孙家洲的公开信里可以看出端倪。他在信中说，“师生之交首重道义”，而发现了自己学生的不“道义”后，他“公开评论，怒斥狂徒”，他还请“学界朋友和门下诸弟子，理解我此刻内心的痛楚与坚忍”，并作出声明：“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郝相赫的任何言论，他的未来发展，都与我无关”。道义、狂徒、弟子、规矩，这些词语出现在21世纪的学术界人士之口，略显违和，是什么让老师如此愤怒，学生又究竟做错了什么，这背后各有怎样的逻辑呢?

郝相赫朋友圈截屏

　　导师的愤怒源自何处?
　　施爱东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说，“学术界和其他行业本质上并无不同，也有祖师崇拜、有资辈亲疏、有派系与行规……有师承与圈子的壁垒、有尊老与维亲的传统。”高校的师生关系，尤其是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反而更类似传统的师徒关系。首先，研究生数量有限，一个导师要负责的人数并不多，因此比较可能建立起稳定而长期的关系，这在本科的大课堂教学中是比较难的。
　　其次，对导师来说，他面对的也不单单是学生，而可能是未来的同行，是与自己一样的学界中人——学生出师后若拿到教职、进入学界，其一举一动总不免让人联想到他的导师。而师承对学生来说也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学生的派系和辈分。
　　孙家洲教授在发现自己的学生郝相赫在朋友圈臧否学界前辈的言论后，最初是写信委婉地表示了“担忧和不安”，认为这不妥当，但学生显然无视了他释放的信号，依旧我行我素。孙教授显然认为这是学生对自己的“漠视”，于是索性要求取消师生关系。
　　“狂徒”是否有言论自由?
　　钟敬文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民俗学的开派祖师，当代民俗学界“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从业者都是钟先生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即使是偶尔有缘见过钟先生一面的民俗学者，也多数会以学生自居”。如若有人臧否钟敬文先生，那怕是立刻就会变成学界公敌，哪怕只是私人聚会上，也恐怕没有人敢这么直截了当说钟敬文先生“名大于实”。
　　孙家洲教授愤怒至此让郝相赫感到不解。他在随后的“情况说明”中解释道，首先他是读了李凭老师的《北魏平城时代》之后有感而发，“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有李先生这么杰出的学者南下澳门了，而在北京，中国的两大文科名校——人大、北大中执教魏晋南北朝的导师却没有人及得上李先生的水平”，联想到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老师的水平，觉得“平庸”。
　　其次，他是在微信朋友圈这个封闭的言论空间内发表的言论，没有在如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上发表任何不当言论。还称如果当面见到阎步克、韩树峰二人，是会问好的，绝不会当面攻击。“我作为读者，读了公开出版的著作，当然是有评论的权利的。我这评论只涉及作者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
　　但其言论如：“听说微博上有壮士骂阎步克这个垃圾，我很高兴……”，先不论是否有人格攻击之嫌，毕竟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对于学界来说，长幼尊卑是无论如何不可以不讲的，这方面的出格言论很容易触动学者的神经。
　　他起先未听从导师劝告，直至导师公开信发表，才发现意识到朋友圈几句“有感而发”居然可以使他“原先在北京考博的计划也完全泡汤”。
　　为什么学界这么看重师生关系?
　　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常常把学生比作水，把导师比作船或石头，认为良性的师生关系是“水涨船高”，恶性的师生关系是“水落石出”。师生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学术传统上的承继关系，不如说是学术网络上的伦理关系，也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唇齿关系。
　　学生们对老师的评价总是能影响到学术史的书写。陈平原说：“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他还举了清华四导师的例子，认为如果《师门问学录》《师门五年记》《师门杂忆》这些回忆文字，四导师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为人熟知。
　　而师生之间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生态，其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制度原因。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人际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对内强调团结一致，对外则一派对抗思维，费孝通先生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所以要接纳一个人进入内部，往往要借助拟血亲的关系转换和行业仪式。在行业内拜祖师、追溯传统、形成形如父子的师生关系。这些已是存在已久的秩序与观念。
　　这种观念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中国本土的秩序观和等级观。正如《易经·序卦》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套等级观和儒家的“礼”的观念相结合，就演变成了以三纲六纪和五常为规条，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为基础的人际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要和一个人，尤其是长者和尊者拉近距离，总是要求助于拟血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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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界，将老师比作父亲由来已久。荀子的“天地君亲师”的观点，就将师与天、地、父并列，赋予了教师权威的地位。这是因为老师传道授业，教会了学生吃饭的本事，恩同再造。而学生也继承了老师的学问，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传播下去，往大了说这是“为往圣继绝学”，往小了说这是继承老师的道统。　　而这一套逻辑今天依然存在，并非全是腐朽思想作祟，而有其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学术范式的传播和更新需要一批学者的努力，根据视野和学术能力不同，自然会产生普通学术工作者和专家、大师的分野，这便形成了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要获得更好的资源，提高自己的地位，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拉帮结派、不对称互惠的师生关系、尊老维亲等现象，无疑都是在客观的生态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行为选择。
　　一朝学术是一朝政治一朝社会的反映，苛责无必要，抬上神坛、贡入象牙塔也无必要。
　　附：

　　孙家洲教授的公开信全文

　　师生之交首重道义。是我多年来与弟子相处的重要原则。今天(20日)中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今年新招收的硕士生郝相赫发出的微信，居然对阎步克先生韩树峰先生无端嘲讽。
　　我极为震怒!当即发出公开评论，怒斥狂徒。我的评论，无法显示。随后，我发现他把狂言撤销了。但是，问题已经暴露无遗。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
　　#道不同不相为谋#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在此宣布：郝相赫从现在起，已经不是我的弟子。我在半个小时前已经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郝相赫本人。
　　做出这个决定，我内心充满了痛楚。年轻人如果是一时气盛，说话有欠缺，作为长者，本来应该宽恕和宽容。但是，郝相赫此次的狂言，与一般过失之语不同。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人再做我的弟子。
　　而且，他从报到之后，在微信上屡屡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我为此不安，也曾经发信给他，劝他要处事平和。
　　其中，我的一封信是：
　　#治学，要沉潜。为人，要平和。
　　任何人都有在微信上自由表达的权力。任何人也有对他人的表达有评断的权力。人家说不说，两可;有人说了，听不听，在你。
　　我，对于你近期的几个微信所体现的意境或者说风格，很不安。我不强求你与我一致。但是，感觉还是把我的不安告知你为好。
　　# 我还与他约好：中秋节之后，要用半天的时间，好好谈谈三年的学习。
　　我自以为，作为导师，我在劝导他时，已经是苦口婆心了。
　　不料，今天中午又看到了更加肆无忌惮的文字。至此，我已经是"忍无可忍"!只能是公开宣布 ：断绝与郝相赫的师生关系。也请学界朋友和门下诸弟子，理解我此刻内心的痛楚与坚忍。
　　从长沙返京之后，我就办理校内中止与郝相赫师生关系的手续。不等中秋节之后。
　　此后，郝相赫的任何言论，他的未来发展，都与我无关。

　　郝相赫事发后的情况说明

　　我是郝相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2015级硕士研究生。2015年9月19日，我的前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老师发表了公开信，宣布与我断绝指导关系。
　　看到公开信，我非常震惊，该公开信里的许多内容，我想我与孙老师的理解有差异，需要社会各界、老师同学听到另一方的声音，因此写成以下情况说明。
　　事情的起因是2015年9月19日，我在人大图书馆读书。读了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后，对李先生分析政治史的思路非常钦佩，就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赞颂这本好书。
　　发朋友圈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感慨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有李先生这么杰出的学者南下澳门了，而在北京，中国的两大文科名校——人大、北大里执教魏晋南北朝的导师却没有人及得上李先生的水平。
　　我以前读过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说后两者“平庸”。作为一个年轻人议论前辈学者，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得分析具体情况。
　　我的这些议论是发在哪里呢?是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朋友圈”二字就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个发言平台的性质。大家知道，微信和微博是不同的，微博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微信却只有加着的好友可以看。
　　我的朋友圈里没有专家学者，我本科是一所普通省属院校毕业的，没有机会见到什么历史学界的人物，朋友圈里都是亲戚、朋友，而且都是我信得过的朋友，那种只有社会上的联系的朋友我虽然加着，但是是屏蔽他们不让他们看到我的朋友圈的。
　　我朋友圈里唯一一个学者就是我的导师孙老师。所以这就是一个内部空间、私人空间。我在私人空间里说话自然随便一些，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是公开领域，我绝对不会说两位学者不好，我公开领域见到韩树峰老师的话，一定是问好的。见到阎步克教授的话，我也至少不会当面攻击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朋友圈中和自己的私人朋友分享对学者的看法，但我对人大韩树峰老师是保留了尊重的，没有直接点出其名字，而是用拉丁字母代替。
　　而在孙老师的公开信里，直接给我还原了出来予以宣布。我作为读者，读了公开出版的著作，当然是有评论的权利的。我这评论只涉及作者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我想这样的评论哪怕公开发表，也是不违法，不违反组织纪律的，但我出于对学术前辈的尊重，只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发表，就算这样，我的话还是被公开信传播，那就好比在酒桌上的话被偷拍视频一样，我觉得这是不太公正的。
　　至于孙老师公开信里说“他从报到之后，在微信上屡屡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这真不知从何说起。上课的第一周我选了一节课，上课时老师大概是因为我是跨专业考研的，怀疑我的能力，我听了以后有点情绪，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点牢骚，不点名不道姓，只说是“某年轻老师”。事后我把该老师的课退选了，也没有再发表其他言论。
　　还是刚才说的，微信朋友圈是私人空间，受了委屈难道不能找私人朋友诉说一下吗?孙老师似乎不知，他的朋友圈与我的朋友圈完全不一样。他是老资格的教授，朋友圈里学者多、知名人士也多，拜公开信所赐，我的名誉受到很大伤害，原先在北京考博的计划也完全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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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朋友圈只是纯粹的私人朋友的空间，我在朋友圈里表达我对某学者的不佩服，只是私人朋友聊聊，对学界是毫无影响，对前辈教授的地位名誉也是毫无撼动的。　　我仍然非常尊敬孙家洲老师，感谢开学这段时间他对我的指导!我向孙家洲老师、韩树峰老师致以十分诚挚的歉意。我也承认对阎步克教授的私人评论是错误的，应予收回。我接受孙家洲老师公开信的要求，同意解除与孙家洲的老师的指导关系。
　　但是，我作为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招考的硕士研究生 ，我必须声明，我没有违反任何组织纪律，我将不惜一切手段……





清华教授谈人大师生断交：大学教授多些宽容才有望培养出大师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检察日报　

【编者按】



9月20日，微信公号“点墨轩艺术空间”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孙家洲称由于郝相赫在微信上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树峰“无端嘲讽”，违背其本人“师生之交首重道义”的重要原则，因此公开声明称“郝相赫从现在起已经不是我的弟子”。公开信一经发布即引发舆论关注。

今天（9月25日）出版的检察日报刊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的署名文章《到底该不该“逐出师门”》。张教授认为，孙教授以公开信形式表达对郝同学的不满，并宣布断绝师生关系，并不符合现行的教育制度。

文章认为，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一个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

全文如下：

孙家洲教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弟子的公开信》

“逐出师门”，是旧小说或者古装电影里见到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水浒传》里鲁智深醉打山门引致群情激愤，众僧要求将其赶出本寺，与之类似，当代却是难得一见的。

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弟子的公开信》，表示与其指导的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引发舆论围观。孙教授不满他的学生发表对其同行阎步克教授、韩树峰教授不恭的言论，认为学生作为其弟子，出言不逊，“无端嘲讽”，诋毁前辈，为师的屡次诫其不听，遂在恼怒之下，公开表示断绝师生关系。

这件事使得孙教授和他要断绝师生关系的学生立即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人们也在思忖:在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自然是有着不错的涵养功夫，但孙教授如此震怒，看来必有缘故———莫非这位学生品质低下，朽木难雕，冥顽不灵?

随后，学生郝相赫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自辩状”，言辞之间，似乎也另有一番道理。

学生是否有错

很多人议论这师生的是非曲直，板子大都打在学生身上，其出言不逊确显格调不高。但教授义形于色，是否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无可挑剔呢?有必要深究一番。

事情的起因是:郝相赫同学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一则点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者的文章，随后加以点评曰：“人大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该从这个垃圾系引入大量的唐宋领域老师……如果不是跟北大历史系这个垃圾系合作而是跟南开或者北师大合作的话好太多。”不仅如此，这位同学还意犹未尽地建议：“想考魏晋或唐朝的千万别来我校，去武大清华吧。”这种刺激、火爆的言论，显然让孙教授难以接受。

孙家洲教授提到:郝相赫同学自报到之时起，便在微信上频频发表攻击他人之言论，自己曾发信给他，希望他“处事平和”，当他发现郝同学竟然无端嘲讽阎、韩二位先生，感到忍无可忍，感到“震怒”，基于“师生之交首重道义”“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非断绝与郝同学的师生关系不可。

据郝相赫讲，对于其师断绝师生关系的做法深感震惊。当初他读书读到李先生的一本书，为之叹服，想起了另两位历史学教授，认为人大、北大教授魏晋南北朝的导师难望其项背，两相比较，对比强烈，遂生发感慨，忍不住将意见发表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以前读过北大阎教授、人大韩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说后两者‘平庸’。”郝同学承认:“作为年轻人议论学者前辈当然有错，但其发言平台为微信朋友圈，唯一的好友学者、教授就是自己的导师孙家洲，自己并未公开批评北大、人大两位老师，而是以字母代替，对后者的学术地位和名誉无法撼动，而孙家洲老师在朋友圈发断绝师生公开信，导致其名誉受到很大伤害，还会毁掉自己读博的前程。”随后，郝同学对孙家洲和韩树峰教授表示歉意，提到“刚入师门，就给导师孙家洲老师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感到“自责和深深的歉意”，承认对阎步克教授的私人评论“是错误的，应予收回”，并恳请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件事，引起社会舆论热闹了一番。

错在哪里

按照孙家洲教授的说法，郝同学的行为是口出狂言，妄议师长，错在违背道义，不重师尊，违反了学界的规矩，冒犯了学界的尊严。对于师长，后辈晚学在公开言论上要表示恭敬，即使认为对方的著述属于“垃圾”，也不能公开表达，至少不能用这样不恭的词语，这才是符合学界的规矩，才是作为学生应当懂得的道义。

尊师重道，确属我国教育的传统，温良恭俭让乃儒家文化之所重，郝相赫同学对阎、韩二位先生的不恭言论，显然与这种精神存在距离。郝同学用“垃圾”一词来指称前辈学者的著作，确实给人“狂妄”之感，与传统文化中对与学者应有的简重从容的态度有相当差异。对于后生小子的“无知狂妄”，作为指导教师，予以循循善诱，并无不可。

不过，孙家洲以公开信形式表达对郝同学的不满，并宣布断绝师生关系，却并不符合现行的教育制度。

中国大学的导师制来源于欧美，又有中国传统的师徒传承理念。导师与其学生之间，前者有主导权，后者也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双方的关系和权利建立在学校这个组织基础之上。经过国家统一考试，由学校招生并承认才能产生的师生关系，并不能因导师一方的决定就可以解除。在大学院系，一般来说，解除师生关系的程序应该由师生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向所在院系申请，由院系方将学生安排给其他导师接收。其后，院系方会在院内发出更改通知，一般做法是在其官方网页上注明变更情况。孙教授未曾知会学校，又在网络上发公开信，造成很大社会影响，是不妥当的。

郝相赫同学不够稳重，不懂得世故，没有学得学界相处之道，这是事实。但是，学界缺乏直率、犀利的学术批评，可能比这种不恭是更为有害的现象。以我的阅读体验来说，若有直言不讳地指出前辈学人的学术不足，火药味十足，实属难能可贵。郝同学在他的冒犯性言论中，坦率讲出自己的阅读体会，并不遮掩，即使言论幼稚、嚣张，前辈即使不予以鼓励，起码是不必压制，要知道这是年轻学者人格完整而不产生分裂的外在环境因素。

郝同学的刺激言论，引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断代史研究中的现状到底如何。这是值得追问和理性讨论的问题。既然郝同学在微信朋友圈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妨在同样的范围就此进行讨论，澄清是非。作为导师，拨冗指点，对于引导学生客观、公允得出结论，并使其他人也从中受益，并不是师门坏事。

另外，“逐出师门”的做法也显露出大学有必要建立调整师生关系、维护师生正当权益的重要机制———伦理委员会。我们没有建立大学伦理委员会，也缺乏一种成熟的师生伦理规范，老师到底能不能把自己归类于私人教育中的老师，能否自己宣布断绝师生关系而不需要依据正当程序处理此事，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解除师生指导关系也处在朦朦胧胧之中，对于老师将弟子“逐出师门”的做法也缺乏求助于伦理委员会加以救济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显然是值得吾人引申讨论下去的。

应当具有怎样的学术精神

俗语“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一些后生小子读书不多、识见有限，语出不逊，口出狂言，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熟悉网络言论特征的话，对于那些极端言论是不会大惊小怪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圈子里，大家几乎都是乡愿之士，很难做到“我口说我心”，往往是口说一套，内心想的却可能是另一套，久而久之形成特有的人格分裂现象。

网络上狼奔豕突的言论，固然泥沙俱下，甚至侵害到一些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需要加以适当规范。但是，吾人不能不认识到，这种失控言论中涉及学术著作部分，存在一种可贵的精神———对于权威的怀疑精神。

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这里“合法”一词含有正当或者正确的意思。就一般意义上说，人们通常认可某些人有权用某种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有些影响具有一种个人道德品质，罗素说过，“人们服从权威的其他理由还包括习惯、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被群体认可的愿望以及个人利益等等。人们虽然并不总是听从权威，但普遍承认应当服从权威，这就使权威具有合法性。”“于是权威就成为权力的有效形式。如果人们意识到应当遵照权威的愿望行事，就没有必要对其施加强迫，甚至无需说服工作。对权威来说，施加影响的代价就比较小了。”否则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有人认为，孙家洲教授将郝相赫同学“逐出师门”是出于这位学生藐视权威而产生物伤其类的感觉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有可能起到对于挑战权威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压制的效果。郝相赫同学的言论，在令人不安、不爽的表达背后，涌动着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权威的意识。对于郝同学的言论以“逐出师门”加以痛击，伤害的是这种对于权威的自主判断和学术研究中难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不仅使郝相赫感到受伤，恐怕在高校中也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那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主的判断的后生小子缄口不敢言，从而造成学术精神的窒息。

这种状态及其危害，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孙家洲教授不应感到陌生，我国明代著名学者李卓吾先生以七十高龄下狱，用剃刀自刎，罪名就是离经叛道，对于儒家权威发起挑战，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使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遭到被整肃的命运。

我们从类似的例子中看到的是喜欢服从权威的心理特征和不能容忍对于权威挑战的权威人格。权威人格组成的社会，依靠对不服从行为进行惩罚和威胁来建立秩序。

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古人早就认识到严密控制与人才不振的关系，宋代学者叶适曾经指出:“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治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已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则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以宽容破除困境

现代人对此也有深切的感悟。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人们相互间的损害，控制往往是必要的，但过分的控制对于具有自主需要和荣誉意识的个人来说却造成心灵的窒息，从而造成社会范围内不断的精神死亡。1948年伯特兰·罗素在关于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系列讲演中指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所导致的缺少自主性的苦难，是与疏远的权威们对大多数地区的极度控制相联系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总是对权威的追求过多，对保护创造力的关心过少，在大组织控制下的人们，忘记了人们实际上所喜欢的东西，倾向于让人们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

年轻学子对于权威的挑战甚至藐视，来自他们的学术积极性和进取心，不好好保护这种批判精神，可能使得这些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感遭到破坏。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来自对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等资质的充分开拓与利用。一个人有机会去自我实现，他就会专心致力于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责任或职业，因为他们对工作存有真实的兴趣。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

大学及其教授，应当注重培育提高学生素质的环境。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有了这样的环境，“教养有道，人材自出”的局面就会形成，汉代董仲舒所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这里所说的“教养”可以理解为:为人才产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制度方面确立促使人才产生的激励机制。

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一个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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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重建我们的“敬畏之心”


　　

　　

　　 一、没有敬畏之心的势利眼
　　

　　 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郝相赫用尖刻的语言发了一条微信，说有人在微博上骂北大历史学教授阎步克是垃圾，他很高兴，说阎步克还有点水平，唯一就是名高于实，没多少水平就俨然魏晋南北朝史的代表一般，他都成代表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就真完蛋了，还说有人特别崇拜阎去蹭他的课，真是奇闻，读了其他人的著作以后，就觉得阎步克的作品是小儿科。郝还称阎步克、韩树峰两教授为庸才。在其他微信言论上，郝相赫对人大和北大历史系的狂妄臧否同样十分过分。——
　　 郝的出位言论引来了他的导师孙家洲教授的愤怒，立即在网上发布了公开信，表示与郝相赫解除师生关系。
　　

　　 孙、郝师生观念冲突事件引发了又一起舆论大战，我看了很多来来往往的争论，都没有从“敬畏之心”来认识此一问题的。许多人用师道尊严、学界规则、同门忌讳的道德和道理，甚至不惜揣度孙家洲教授撇清自家嫌疑的心理来解释此一事件。我想很多人都忽略了很重要的平常心感受：假如是你的弟子对学界其他重量级人物大不敬，即使你自己的水平和该学界大佬各有千秋（何况看来阎步克的学术名声在孙家洲之上），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你的这个弟子同样会用轻蔑之心来看待你这个导师，至少阳奉阴违也会使人不能接受。在这样令人齿寒的心理感觉下，你还有诚挚之心继续做他的导师么？——许多学院中人说孙家洲教授道德绑架，这类议论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力，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正体验到孙教授所厌恶的那种没有敬畏之心的势利人格。
　　

　　 这里引发出一个人人绕不过去的普遍的道理：郝相赫佩服李凭教授，以李凭作为否定阎、韩的标准，作为学生，不能够只是敬仰你认定为高水平的教师，而对你认定为不及者嗤之以鼻。正如你的父母很可能比不上你的邻居叔叔阿姨那么英俊美丽，那样有智慧和成功，你不能以仰慕邻叔邻姨来蔑视自己的父母。人有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情境负责和忠诚的义务，虽然父母和子女不能解除关系，但是如果对父母大不敬，父母同样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让你独立。那么你的导师让你自大独立，也是合适的。作为学生，总会遇到不同水准不同风格而不合己意的教师，那么必须要在所有学生的心里建立一个基本的道义原则。既要善于广泛地向一切高明者学习，甚至成为他的私淑弟子，但不妨碍你必须心悦诚服、踏踏实实地向你的导师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首先尊敬天下学者和师长，才会尊敬自己的导师。只有尊敬师长，才会尊敬学术。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在比较、计较的角度来表示个人自己狭隘的敬佩感情的，同时泛滥了轻蔑排斥之心，这种敬佩随时会发生转移，只要他发现有比李凭教授更高水平的，他就会毫不犹豫如弃敝屣般贬斥李凭。这样的敬佩之心是伴随着蔑视之心的斤斤计较之势利眼，是一个江湖社会只论武功决胜的价值观，也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值得郝相赫反思的是：你喜欢李凭教授，为什么就要踩低和否定阎步克教授呢？
　　

　　 很多学院派人士参与了这个讨论，好像都不大追究郝相赫所代表的势利眼，却去批评孙教授的“道德绑架”，证明大家都不自觉沾染上了武侠江湖斗狠争胜的文化心理。郝相赫对李凭的敬佩，并不是对“道”本身的敬畏之心，尊重“道”者，是敬畏之心中有普世价值在，敬畏之心与善良之道紧密连在一起，没有胜负计较的狭隘观念，因为学术有时不能比较，术业有专攻，各人擅胜，风格不必计较，作为学者，要有广大尊重之心，向一切前辈谦逊学习。阎步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提出自己的制度史观，认为“两千年来秦政法”是中央集权官僚制一以贯之，不同意经济史观、文化史观、六朝贵族论和唐宋变革论之片面解释，这是中国历史循环论和停滞论在制度史方面的证明，这是他的贡献。阎步克学问深厚，未必才气飞扬，创见无数，李凭同样学问扎实，可能创建迭出兼以才情灵活，但李和阎之间难分伯仲，无需鼓励排座次的梁山泊江湖气。敬畏之心和平等视之才会有公道之心和宽容气度，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提倡的心性文化气质，郝相赫沾染了黑社会风气和一个势利社会的狭隘排斥作风，无辜打击自以为不足者，损不足以奉有余，只服赢家，对不及者极尽侮辱之态，很容易就会变成以残酷态势趋炎附势，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心理在作祟。在他的背后，事实上有很多人具备同样的心理，这是我们不可助长的社会心理趋势。敬畏之心是向善之心的基础。
　　

　　 郝相赫对阎步克、韩树峰的无故蔑视，是基于现代中国社会对教师、医生、专家及其种种专业人士失敬心理的背景，也是基于现代中国社会普遍没有敬畏之心的社会心理。所谓普遍的“失敬”，是指现在的人们，已经不懂得什么是节制性尊重和情感敬重了，随时随地对不认识的人就滥施尖锐打击的语言暴力，甚至对正派之士也给予无情贬斥，在蔑视的态度下，让人读出许多居高临下的势利意思。这是严重缺乏平等、宽容和人权观念之社会里任性损人的心性习气。郝相赫可以用认真严肃的态度就事论事地讨论阎步克和李凭的学术异同甚至具体水平差异，就学术而言，有一分事实讲一分话，就事论事非常重要，做学问的人假如没有做过完全性的证伪，就不能随意否定一个学者的成绩，至于用上“垃圾”、“真的完蛋了”和“庸才”这样带侮辱性的轻率骂人话，是不可容忍的。没有严肃详尽的证明，就必须学会沉默，在朋友圈中背后发出绝对性的否定议论，更是人品的严重缺陷。为什么作为求学之士，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轻率狂躁，大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魄，莫非是权力心态泛滥到普通人心理，尤其在学术界也盛行流氓脾气了？正因为在网络上人人都如此任性和轻薄，世风浸染之下，郝相赫才不以为然自己已经沦为市井妇姑勃谿的层次了。沉默是表示自己的无知或不够知己，不够充足的资格臧否他人，越是有重要影响的人，对之议论越要慎重，越是不能下绝对性的结论，学者和文化人有分寸，表明这是有思想有知识和有教养的标志，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何况他是自己本行业内的重镇人物，不卑不亢的常识郝根本不懂。
　　

　　 郝相赫要为自己的失敬失畏负责，小惩大戒，孙家洲教授解除师生关系并无过分之处，我实在教不了你，劝诫无果，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可以另就高谋，天下之大，那些同情他的学者完全可以接受这样的狂人，将来或者在你门下教出一个新一代的陈寅恪也未可知。但是这种没有敬畏之心的风气，必须予以反思。
　　

　　

　　 二、任性臧否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社会习性
　　

　　 我最近几年回国，和许多学院人士一起聚餐，满座教授副教授，我的感觉是，他们文化人的气质越来越稀薄。人人只热衷于觥筹交错肉食饕餮，殷勤于人情世故，交谈内容不是人事纷争和权力分配，就是房子车子女子银子以及市井故事，所有人的口气都语带轻薄，夸张侮蔑，很像江湖哥们，关键是对自己的专业再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斟酌谨慎和尊重敬畏的态度，仿佛表示对事业对专家某人尊重和敬畏就表示自己低人一等。除了敬畏有权势的人物，我看到一般人谈论任何问题人物，失去了慎始敬终之心和节制性尊重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和流行风习的严重缺陷。
　　

　　 在宴席上人们高谈阔论，讲到世界秩序仿佛是毛泽东再世纵横捭阖，论大国战略恍如高级参谋部人员指挥倜傥，说野史秘事好像亲身经历，谈养生之道俨如协和高手出入中西医道，生理学营养学遗传学左右逢源，针砭社会人心犹如鲁迅第二辛辣无情但与我无关，演绎艳情风月已然是道上熟手直令王婆逊席，讲股论金则是袖里乾坤神机妙算，等等，一知半解粗枝大叶乱棍打死老师傅，好作绝对性断语，粗鄙狠辣无所不用其极。总之今日中国人的语言带着夸张的刺激性和流氓性，不是没有尊重的问题，是任意偏激和过度挥霍的消费性语言使人完全忘记了尊重和敬畏究为何物，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郝相赫对学界师长的鄙夷否定正是这种语言作风的自然流露。如果学术界人员将自己沦为市井人物，那么违反禁忌，亦应是咎由自取。
　　

　　 中国人可能习惯于狂妄清谈和放言无忌，自己是否有资格谈论此一问题不在考虑之列。所谓资格者，是对问题的判断是否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是否质疑自己做出断语时的可证性和可信性？还要考虑这样的议论是否合乎议论对象的实际情况？不能抱着“生活在别处”的态度，对自己存在的社会情境完全否定而仿佛与我无关，不能放纵爽朗的大嘴巴之后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反思不能只对他者而将自己摘除。要下一个严厉的判断时，要想想自己是否曾经做过严格经得起证伪的思考研究，否则随便下断语做结论，是不负责任的。中国人放言无忌之没有敬畏之心，都与不负责任的大话有关。如果深入反复思考过要负责的话，人就会形成谨慎的敬畏之心。我们并不知道陶渊明的名言：“语默自殊势”。
　　

　　 人们肆意进入各种专业领域，敢于在严肃的知识领域发表妄语，一般人大胆到可以充当任何一行专家而不会重视真正专业人士意见的地步，这和当今网络信息社会资讯过度有密切关系，但是也与我们一向缺乏严谨逻辑、并不尊重知识之严肃性的心性有同样密切关系。充分运用信息和信息嫁接的优势，一面是灵感的活泼，有勇气放肆的生动，聪明感性的吸引力，一面是只求表面的轰动，满足虚荣心的关注。对知识和专业成就的敬畏之心告诉我们，知识和专业结论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经得起推敲的反复验证的有充足事实证据的研究，不能随意下判断。任性否定他人的成果和批评他人的成就，是首先对知识和专业的轻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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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和不畏惧一切的心理来自什么呢？其背后心态就是觉得一切都不值得尊重和畏惧了，没有价值了。钱有了，地位有了，享受充足了，于是就任性。除了对权力的畏惧，什么都可以糟蹋。任性免不了粗鄙，可以带来快感和宣泄，把正常规则和潜规则混合下体会到的压力、冲突、侵犯所感受到的伤害都转移到粗鄙的口淫宣泄去。郝相赫等作为学生平时得不到尊重，心已经硬化，充满反感和厌恶，甚至不断受侮辱，受轻视和受压制

jssh365

　　 不要忽略中国社会失敬失畏的社会心理问题。只有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很多事情失效失范，才会导致很多人失去敬畏之心。中国社会在大的政治秩序上是精明待动的，但在社会公共空间则通过肆无忌惮的过度行为加以宣泄，包括过街的无序，在地铁出入口根本无视进出的规则，一面是水泄不通的熙熙攘攘，一面是人人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进出；各大网站上的博客和言论、微信传播着不加节制的惊人之论，走极端的语气表明很多人都心怀反感和厌恶，都时刻扩张不能消解的粗暴伤害。横冲直撞的语言和横冲直撞的街头行为同样反映为无序的标志。在无数人拥挤和恶性争夺中，有敬畏之心者就会失去瞬间的机会，成为一个失败者。是这个粗粝的社会培养了我们失敬失畏之心。 　　

　　 于是不敬畏和厌恶反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们不满这个社会，也不满自己，因为对自己的粗鄙不再着意，不着意自己的形象是否失范和高雅。言语是否恰当，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合乎事实，是否会唐突他人，是否尊重社会规则，等等，都无需关怀。在今日的人们看来，谨慎便是踌躇，谦让便是无能，尊重便是服从，敬意便是奴才气。无序的社会和没有敬畏之心来自于社会心理的失效失范。三者是互为生成的。社会和人心的失效失范会加剧潜规则的泛滥。
　　

　　

　　 三、重建我们的敬畏之心
　　

　　 中国人值得反思现在的任性心态。现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越来越多人成为“恶性批判性公民”的社会情境。“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基本特点是对社会问题大惊小怪、小题大作，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批判性公民是一些“忘恩负义”的民众，看到的总是社会的问题，对政府只看到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所谓“恶性批判性公民”，他们扩大了批判面，对社会中的一切人和事都看不顺眼，甚至对正派有为有价值的人物事物，施以打击性的攻击，给予极端性的恶评甚至否定。他们不敢对政府有尖锐深刻的批判，但对一般人却毫不留情，显示出批判选择上的势利性。因为习惯性地恶性批判怀疑一切，以至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正心理和嬉戏了人们的敬畏之心，不自觉地养成了恶劣的贬抑心理，过度否定有价值的事物。
　　

　　 这类批评家既败坏社会的敬畏之心，又对国家主义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强大的尊严。这种自我不感到矛盾的社会心理很奇特，前者表明对全社会的不信任，“他人即地狱”，后者表示对国家和政府的崇拜。其中不合逻辑的在于：如果讲到政府官员，几乎没有人会对他们表示信任认同，人人认定他们是腐败分子；但是在潜意识和感性中却认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我们的国家、省市、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力和富裕已经震惊了世界，我们的军队行进在长安街上，隆隆之声使全球敛声匿迹，如果谁不为之注目便沒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这就是“恶性批判性公民”不合逻辑的社会心理。
　　

　　 没有敬畏之心，正是恶性批判性的心理基础。人没有了尊敬和畏惧，还有什么价值观坚守呢？还有什么法治制度的规则意识呢？大家都可以任性涉错、轻率指责和随意否定，就像学生郝相赫一样，连本专业的重镇学者都看不上眼的，当然会对自己的导师在心中嗤之以鼻，那么他还会有学术信仰和认真态度吗？如果你对本国文化和普世价值没有敬畏之心，那么你还会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爱惜的态度和尊重的感情吗？没有经过自己认真负责任的讲究品质的努力就随便批判一个对象，唯独对自己不加反思，这是以失敬失范的态度缘木求鱼地追求失效的结果。
　　

　　 敬畏之心是虔诚地敬重和畏惧，我们需要人们保持适度的诚惶诚恐，在公共空间内保证有规矩、有节制的自重。有尊严感的人群才会遵守制度。敬重文明价值和宗教信仰，尊重神秘境界与未知世界的深邃内涵，敬仰人类千百年来精神智慧文化积淀的高峰，敬佩他人以毕生生命极认真专注追求和积累的深厚业绩等；畏惧有广大价值而谦逊的权威，畏惧终极惩罚，畏惧无知的遮蔽，畏惧天道和规则等等。在道德范围的敬畏之心是对有恩于己者的尊敬和感恩。有敬然后有畏，有畏也会有敬，“敬畏”二字不可分离。
　　

　　 最值得坚守的敬畏之心是对常识的冷静把握，只要你对常识傲慢，你就容易过度和猖狂，恶性批判就是忘记了基本的分寸。常识太广大，是潜在的底线，平常得隐蔽真身，人容易感情用事和不够清醒，最容易让自己违背常识，不知深浅、狂悖自负地触犯，一不留神会使自己失去了基本的尊严。常识是与普通人融合在一起的，甚至是社会习俗规则的一部分，要知根知底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平常，尊重和敬畏常识就是敬畏普通人，不逾矩。很多人只对权势人物有敬畏之心，俯首称臣，却成为普通人的傲慢公敌。历史上人类对教师、医生、专家、杰出成就者和有功之士有敬畏之心，因为他们整体上是有益于世的基石，是人类所有发展的起点提供者、生命保护者和解决难题之纾困者，对他们恭敬慎如，既是对知识价值的敬畏，也是对智慧能力的崇拜，表明我们将学习和成长看作自己生命的根本，也是对恩情的回报，对未来可能求助之预付。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作为被人们尊重和敬畏的社会中坚人物（如师、医、学者、专家、制度管理监督者、军人等）自我失范，导致社会对他们的蔑视，丧失了他们本应有的尊严和纯粹力量，这也是恶性批判舆论泛滥的部分原因。一旦社会失去了对权威的信赖，会导致全社会没有敬畏之心，社会心理便会恶化，就会大规模产生失效、失范现象。没有敬畏之心的社会是人人不要自尊的社会，因此成为一个粗鲁混乱的社会，人们肆无忌惮，没有章法，失去了内心自控的意志，不负责任。本文的结论是：期待一个良知良治的社会，除了法治公正的制度，也要从人人珍惜自我尊严开始，重建我们的敬畏之心，是不可或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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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断交门”中被骂的学者，出过这38本书

林夏

最近历史学科频频在制造历史。复旦历史系的婚外恋正被大家议论个没完，人大历史系的师生断交又成了热点话题。



不过，婚外恋也好，断交也罢，看得多了，都会让人不免有些感到审美疲劳，说来说去，日光之下，并没有什么新事。倒是人大“断交门”中，在朋友圈频频开炮，被网友视为“狂生”的郝相赫同学提到的一些学者的著作，值得关注一下。

首先，是在两起事件当中都躺枪的阎步克先生。阎先生誉满学界，著作也丰富，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另外，还翻译了《官僚制》和《帝国的政治体系》。

郝同学唯一读过的，是这本《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然而，他说，读了唐先生、田先生、侯先生的书，觉得这本书“真是小儿科”。那么，这几位学者是谁？

毫无疑问，“唐先生”是唐长孺，原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魏晋南北朝史泰斗。代表性著作都收入了《唐长孺文集》。

“田先生”是田余庆，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亦为魏晋南北朝史泰斗。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产量不多，但质量极高，有网友说，读起来就像本格派推理小说一样过瘾，狂妄如郝同学，也得规规矩矩地说一声“一代宗师”。

“侯先生”是侯旭东，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跟田、唐两位已故教授比，属于魏晋南北朝史的后辈学者。著作有《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郝同学说：“我校的唐朝史沙知等老先生在的时候曾经非常牛逼。”沙知教授与田余庆教授是同时代人，他的代表作，只有一部《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以及与人合著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但是，他编过的书，的确“非常牛逼”： 《英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以及《敦煌学大词典》，都是敦煌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著作。

郝同学又说：“宋朝有个包伟民牛逼，是浙大来的。”包伟民教授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师从徐规先生，博士在北京大学就读，师从邓广铭先生，代表作有《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宋代城市研究》等，大都是关于宋代的研究著作，难怪郝同学会说“宋朝有个包伟民”。

郝同学还说：“李凭先生的书年轻时对北魏史料掌握得不熟悉因而没读太懂，今天再重读才读出味道来。”后来，他在“情况说明”中说：“读了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后，对李先生分析政治史的思路非常佩服。”李凭教授是田余庆教授的学生，除了这本书之外，还著有《北朝研究存稿》、《百年拓跋》等，此外，又翻译了日本学者的著作，如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和谷川道雄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上豆瓣搜一下，《北魏平城时代》评分高达8.5，而且最近几天平添了不少“想读”的网友，可见郝同学打得一手好广告。

至于郝同学“并不十分佩服”的韩树峰教授，之前“中国图书网官方微博”趁热推荐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顶级文臣》，与阎步克《品位与职位》以及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并列，重点完全错，他的代表作其实是《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和《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虽然后者似乎乏人问津，前者的豆瓣评分却高达8.2。

而声言与郝同学断绝关系的孙家洲教授，他的《秦汉顶级文臣》也在“中国图书网官方微博”推荐之列，画风那是相当突兀，虽然稍微检索一下，你还会发现画风更加突兀的《史说心语：中国古史中的“权势”、“权术”与“人性”》、《酒史与酒文化研究》和《韩信评传：兵家之仙》，但孙教授的名山事业，毕竟还是《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以及《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

jssh365

“人大断绝师生关系门”新进展：学生道歉，收回“情况说明”

林夏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公开信宣布与一位新招的学生断绝师生关系一事最新进展：当事学生发微博表示道歉，收回“情况说明”。9月21日19时许，郝相赫在新浪微博发布《道歉信》，表示“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希望老师“能够继续容留”。以下是道歉信全文：



道歉信

尊敬的各位老师、朋友们

最近因为我在朋友圈的极为不当的发言引起了普遍关注，给各位老师及北大历史系、人大历史学院带来了负面影响，我感到非常的自责和深深的歉意！事情发生后，我充分地认识到妄议前辈师长是在多么的年少无知。自己一定深刻检讨、痛改前非，认真学习。恳请阎步克老师、韩树峰老师及其他被波及的老师能够宽恕我的年少轻狂。刚入师门，就给导师孙家洲老师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未能深刻领会孙老师的谆谆教诲，在此向孙老师表示诚恳的歉意，恳请孙老师能够继续容留我做您的学生，接受您的教导。

我才刚刚念上研究生，还非常的年轻，这件事已经让我感受到了很大压力，我深深悔恨并恳请各位老师、朋友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并使我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我在刚刚收到孙老师的公开信时，非常震惊，惊慌之余发表了一个“情况说明”，解释了一些我的观点，也表达了歉意。现在我收回这个“情况说明”。

现在有的媒体朋友在教室和寝室堵着我要采访我，已经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封道歉信就是我对这次事情的唯一回应，对于媒体朋友不会有任何回复，恳请各位媒体朋友放过我，让我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

郝相赫

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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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断绝师生关系被批封建作祟：培养附和虚伪学生更可怕
上官云/中新网

【编者按】



人大教授孙家洲“清理门户”风波似已戛然而止，但事件中的“狂徒”研究生结局如何，公众仍将给予关心。

9月20日，60岁的孙家洲教授发布公开信，申明与新招硕士生断绝师生关系，并斥其狂徒。这起学术圈内的小事件经网上公开后，迅速成为热点。

孙教授不仅是学界秦汉史领域权威，而且系人大历史学院院长。能投师门下，这位年轻的研究生想必也有两把刷子。然而，孙教授斥责这名被“清理门户”的学生，在对学界乱发批评声音的问题上屡教不改，甚至在微信朋友圈中言语不敬，攻击北大等名校的个别学术权威，令自己“忍无可忍”。

支持孙教授此举的观点认为，学生轻狂至极，情商低劣，师生关系的建立属互选行为，导师有权解除。亦有人批评，年轻人轻狂与年纪、阅历轻浅有关，历史学科研究生进行学术质疑、批评，即便是在小众范围内发发牢骚，未尝不可。至于学生污言秽语、攻讦前辈，乃修养和品格问题，导师更不应袖手旁观。更有甚者，批评孙教授将此事公开化处理过于极端、武断，在学生并未触法情况下，单方面“解约”师生关系，不符合高校学生管理规则，势必会对学生造成伤害。

目前，这一风波当事各方均已缄默，师生二人未来关系如何，该生能否被其他导师接纳，并顺利完成学业，尚需时间观察。

不过，在互联网进入自媒体时代，这一事件所反映的当前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问题，已然摆在台面，亟需反思。

据中新网9月28日报道，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接受采访时称，孙教授公开断绝关系有失导师水准，不仅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权益和未来发展，而且客观上将此事激化升级为公共事件。肖鹰认为，孙教授过激表现，或许是出于学术界日益畸形化的“人际关系”的压力，担心“开罪”学术权威，惹祸上身，“让人看到中国研究生教育中封建家长式的师生意识的浓重阴影”，印证有些学术圈内斗严重且存有门户之见。

肖鹰表示，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导师应鼓励、提供自由创新机能，建立现代师生关系，“学生轻狂不可怕，可怕的是培养的学生唯唯诺诺、虚伪欺诈。”

孙家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网站 资料

据中新网北京9月28日消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开始，在几千年的中式师道传承中，形成了相对完整有序的治学规范和师徒关系。然而，近代以来，或许是由于西方教育模式的引入，这种关系悄然发生着变化。近期，一则“人大教授与新招硕士断绝师生关系”的新闻，让相对小众的“师道江湖”进入公众视野。相比于师生之间的是非纠结，让更多人深究的，是这段师生公案折射出的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现状。

一封“断绝师生关系”公开信引发的关注

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老师“清理门户”事件，大致要从9月20日前后说起。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原因是学生郝相赫在朋友圈发布的微信“居然对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教授无端嘲讽”。对此，该学生发表“情况说明”进行反驳，不就又收回“情况说明”，并进行道歉，校方则表示将按程序处理。

事情似乎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在媒体的曝光下，各种评论、猜测纷至沓来。有人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做法都有欠妥的地方：郝相赫的问题在于自身学术能力尚有不足便口出狂言，且质疑前辈的口吻令人反感；而孙教授严谨的态度值得称道，但公开断绝关系则有失导师水准，导致双方都“没有台阶好下”。

“郝同学只是一个刚由本科升入研究生学习的新生，在学术评议中表现偏激甚至轻狂，是难免的，这可以视作‘新生不适症’，导师应当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学者肖鹰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从媒体提供的资讯看，郝相赫对所涉及的几位学术前辈的评议，虽然不能视作孙教授所谓的“无端嘲讽”，但的确缺少平和郑重。对于学生的轻狂态度，导师更应该理性平和地予以批评教育，并从促进学生学术思想深化的角度加以正面引导。孙教授对学生“公开断绝关系”的行为，不仅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权益和未来发展，而且客观上将此事激化升级为公共事件。

而据知情人透露，目前相关人大学生已经接到通知，不再评论此事。

“师生公案”折射高教研究生教育现状

不管最终事情如何解决，在不少人看来，比起表面的“无端嘲讽”与“公开断绝关系”，更有意味的是这一段“师生公案”折射出来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现状。据一位大学教授介绍，高校导师与学生师生关系的确立，各大学、院系会略有不同，有分配与双选两种机制。

“但正常情况下，不论出自于哪一种，特别是由于学术态度不相融洽造成的师生更换，是正常的。但这种更换，是平和地在院系内部进行，是正常的教学行为，几乎不会成为公共事件。”该教授称。

这次的“断绝关系”，让这类师生的情况更换出现了例外。肖鹰分析，以孙家洲教授的执教资历，不会不知道研究生培养中的常规师生更换机制。师生学术旨趣不合，做相应调整，是有利于学生培养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孙教授却在不走研究生培养程序的前提下急迫处置，把研究生培养中的常态事务恶化为教学危机。

由于事件中提到的阎步克、韩树峰等教授确为当今史学界权威人物，因此亦有人猜测，有些学术圈内斗严重且存有门户之见，孙家洲“断绝关系”一事便有可能成为佐证：避免因郝相赫的言论惹上麻烦，“开罪”学术权威。现在的学界似乎很江湖，有评论者说。

“据孙家洲教授公开信称，在他发表公开信之前，郝相赫已删除了‘狂言’。这是学生纠错的表现，导师应当给予善意理解，但孙教授仍然坚持‘决生’，而且向学界公开表示‘极其震怒’的态度。孙教授处置此事如此激烈，令人很难相信是在维护学术道义，而不是竭力避免冒犯‘权威尊严’。孙教授不应有的过激表现，也许出于学术界日益畸形化的‘人际关系’的压力。”肖鹰称。

研究生培养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术人才。培养研究生具有学术批评勇气和学术争议热情，是研究生教育的应有之义。单从文史类研究生学习来说，肖鹰介绍，常规学习分为自我阅读与学术讨论两部分。研究生不仅要深入研读经典学术著作和前辈学术成果，而且要树立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正常的研究生教育，学术争议，包括师生之间的学术争议，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是应当悉心培养和维护的。

“但在当下学界，批评争议的气氛是越来越淡薄了，日益浓烈的是自夸和叫好，因此异议和批评，不仅特别容易刺激和冒犯当事人，而且也多被圈内人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端和另类。”肖鹰认为，孙家洲教授对郝相赫同学否定前辈学术地位“极其震怒”，将该生认定为“狂徒”，应当说这是当下中国学界整体缺少学术研讨精神和学术批评气氛辐射到了师生关系中。显然，因为缺少师生平等的学术争议意识，孙教授才会对学生敢于藏否自己首肯的权威学人感到“忍无可忍”。

有关“师承关系大讨论”的余声

后来，在当事人双方均几乎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师生公案”仍在网上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话题涉及近代引入的西方教育制度乃至中国传统的师承关系。研究生小陈就认为，人大“断绝师生关系”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算作是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引入后，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师徒父子”关系的冲突导致。

“来学校读研，是交了学费的，涉及教育责任问题；而传统的师徒关系是旧时的一种社交关系。基本上，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处于传统师徒和教学关系的融合阶段。”小陈半开玩笑地说，“这个事件，就是一个较真的老师和一个比较‘作’的学生之间的撕扯，并在互联网时代被看客放大了。”

小陈所说的“旧时师徒父子关系”，在当今学界似乎也并未根绝。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生说，确定导师后，学生一般都会找时间去“拜见”，这里边固然有礼貌的成分，但在某些研究领域，也多少带有些许划分学术门派的意味。

面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导师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学界一些领域，导师没有担当，学术上唯权威是重，恪守门户之见，这样的状态，可能不可说不严重。”肖鹰颇为担忧地表示，孙家洲本次的态度，让人看到中国研究生教育中封建家长式的师生意识的浓重阴影。所谓“断绝师生关系”实质上是以“清理门户”的宗法准则对待自己视为异己、另类的学生。“做教授指导学生，不是做师父收私家门徒，现代正常的师生关系，是亦师亦友，是学术道路上的异代同行者”。

某种程度上，有争议更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师生学术发展才更有生气和动力。“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不仅应当做一个勤恳的教导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懂得倾听学生意见的合作者。学海无涯，导师无论多么博学和权威，相对于学生，并不是知识和思想的绝对拥有者。导师倾听学生意见，不仅是深化教学的需要，而且也是导师保持学术创新机能的需要。”

“学生轻狂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唯唯诺诺、虚伪欺诈。以培养未来的学术人才计，我们要引导和鼓励学生树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唯其如此，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才可望振兴之日。”肖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