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当年我们被剥夺了什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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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当年我们被剥夺了什么教育?2014年11月2日





像我们这一代“文革”中出生的人，在受教育方面，既可以说是幸运，又可以说不幸。幸运的是我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几乎都享受到了类似免费的教育。小学时，5毛钱一个学期的学费，还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减免掉。初中以后，一个学期的学费也只有5元左右。高中的学费虽然涨了好几倍，但是，一个学期也只有30元左右，一直到高中毕业，一个学期的学费也没有超过50元。等考上大学与研究生，不但没有学费，而且还有一些生活津贴。我记得大学时一个学期有30来元一个月，如果稍为节约一点，基本上够伙食费了。读研究生时的津贴已经超过我当了6年的中学教师的工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幸运的。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所受过的教育短板也不少。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小学时候，我们缺乏了起码的文明礼貌教育。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的小学生叫“红小兵”，而红小兵，就是红卫兵的预备。这类学生是要根正苗红，同时政治挂帅的。不过，我没有等到当上红小兵的年龄，“文革”就结束了。我们在整个小学阶段，都缺乏起码的文明礼貌教育，不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向人问好，没有学会向人微笑示意友好，最重要的是没有学会自尊与尊重他人。甚至连起码的卫生习惯都没有学到，那时农村的老师上课，在讲台上随地吐痰，随口脏话，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们这些接受教育的孩子，自然也不能够从当时的老师那里学到这些，纠正这些不良习惯，都是后来补课补上来的，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有天然的短板。在学会尊重人这个事情上，直到2007年我带领一个校长教育考察团去日本对我的触动极大。当时深感日本人的礼节与文明习惯与国人有巨大的差别。而日本小学生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道德教育，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不给他人添麻烦，心中有他人。从这句话里，我深感一个人的所谓修养，其实也就是做到了这一点而已。
小时候的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参加高考，而高考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来个鲤鱼跳龙门，由农村跳到城市，由农业户口变成城市户口。那时的户籍制度比现在要严重得多。我们小时候能够去一趟县城就是见过大世面了。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苏州等等这些大城市，只能够在大人的口中与书上的课本里见识一下。在最需要看看世界，感受自然的时候，我们被迫在为一个最现实的生存奋斗。
好在，我小学没有毕业，就到了所谓的“拨乱反正”的时期，那时伴随着全国性的科学大会的召开，一个号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还是小学生的我们身边，那时最时髦的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把浪费的十年时光夺回来”等等。上初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陷入到数、理、化的题海战术中了。那时以为向科学进军，就是钻研数理化的题目，会解难题，这就是在学习科学了。全然忘记了孩子需要的是对世界的那份好奇心与求知欲。现在想起来，我们最需要保护好奇心的时候，却被大量的题海战术所淹没了。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曾经问过数学老师一个关于“对数”的问题，我问老师对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发现的？为什么要发现对数？当时我的数学成绩并不好，但是，我却充满了好奇心。喜欢对任何概念作追根究底式的追问。可是，当时的老师的知识水平及问题意识都不足以满足我这种好奇心，数学老师只是淡淡地说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考试不会出现，是很不重要的问题就应付过去了。后来，我主动放弃数学，就是因为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满足。
到高中的时候，才刚刚过高一，就被文理分科分到了文科班学习。那时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取消文理分科，文科高考时也要考数理内容，因此，虽然文理分科了，但是文科每周还上几节物理与化学课。其实，我当时感觉我对数、理、化的兴趣也很浓。那时我虽然学了文科，但是，那几节预备的理化生课，我也是常常喜欢围着老师追问一些问题。比如物理学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理论，这个理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很感兴趣。那时是校长亲自教我们文科班物理课，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校长感到非常惊讶，说这些东西是大学物理才会触及的内容。你已经准备学文科了，就没有必要再追问这些问题了。还是留些时间好好背诵一下历史、政治、语文这些文科课程吧。
现在想来，我最为遗憾的是我当时对牛顿、莱布尼茨创立的微积分很感兴趣。当时的高中三年级课本里有微积分初步。当我们正要学这一章内容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说文科生不用考理科内容，数学高考也分出文科与理科试卷，文科不考微积分初步。微积分这样的数学概念竟然因此，成为永别，再也没有机会学习的内容。今天重新提及文理分科还是不分科的问题，我以为，确实不应该文理分科，那样的文理分科，其实是对世界知识的整体性认识的一种人为的撕裂。而且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在科学严谨思维方式，没有了这些数理化生方面的知识支撑，和相应的思维训练，纯粹的文科生，常常成了记忆的机器与抒情的符号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所谓的理科生，似乎也缺乏了一些情趣。那时读文科还是读理科，选择的标准就是记忆力好还是不好，记忆力好的，就说去读文科，因为背功好。现在想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那个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求知欲旺盛的时期，却被当时的高考制度人为地割裂了求知的范围。而且，那些零碎的知识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设的，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作为人的求知与探索的特性。
作为文科生，除了一些语文知识之外，所学的东西，今天看来大多只是垃圾。语文学习的大量阅读与写作训练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的写作能力与正统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长期坚持自我训练的结果，与当时的教育体制没有什么关系。我当时相信，将来也许会有一些用处，虽然这种训练在当时的考试下根本拿不到高分，甚至作文也拿不到高分，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有重大分数牺牲的自我训练。政治课就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外加一些时事政策，而关于公民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要求都是一片空白。一个上了十几年政治课的人，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在关于什么是公民，什么叫宪政，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与法治方面，却连美国的一个小学生都不如。历史的学习，也只是让我们背诵与记忆教科书上列出的所谓历史事实，同样没有探讨与评论，资料极其贫乏，除了教科书教材，再没有其他的史料作为佐证。
最为悲剧的是，作为文科生的古典著作修养也远远不够，小时候有浓厚阅读兴趣的时候，我们的学习生活却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连环漫画所充斥。在我小学时，所能够看到的电影就是八个样板戏，外加几个抗日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战》和抗美电影《英雄儿女》之类。还有就是浩然的《艳阳天》、《青松岭》之类的小说。好在这些东西，只在我小学时就中断了，随后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开始关注到国外的东西，在我高中的时候，萨特、弗洛伊德这些人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
作为一个文科生，又文得不像。我们那时棋艺方面，只会从乡村大爷街头巷尾那里学点中国象棋。围棋很少有人会下，而国际象棋根本就没有人懂，甚至提都没有人提到过。同时在艺术修养方面也不理想，那时在农村能够看到的最常见的人乐器就是二胡、笛子、锣鼓，最高级的就是手风琴。钢琴连见都没有见过，还以为脚踏风琴也是钢琴。音乐课就是跟着老师学唱几首革命歌曲，不要说五线谱与乐理知识，就是连五线谱都没有机会认识。我初中毕业后特别羡慕那些考上师范的同学，因为他们在师范可以有充分的音乐课，可以学会至少一种乐器，懂得视唱五线谱。缺乏了音乐，特别古典音乐的一代。贫下中农和工人就是要登上讲台的后果，就是毁掉了一代人的音乐艺术细胞。
那时的绘画也主要是以革命为主旋律的宣传画。我小时候就是在看这些宣传画长大的。到处是大字，到处是宣传画。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创意。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打倒“四人帮”之后出现的许多漫画，也是极其夸张的。那时家家户户张贴的画也是以政治宣传画为主。
在思维方式方面的短板也非常明显，直到研究生毕业，也还是有许多人无法分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方面的差别。我在这方面的弥补是得力于读了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西方思想家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的时候，才慢慢学会了像他那样，把判断与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其确定性进行核对的能力。才分清了事实判断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区别。就事实而言，必须要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与结局中取得一系列的证据链才可以确定一个事实。而评判一个事情却是可以多样，但是，也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逻辑论证为前提，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时代，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但是，那个时代一定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打上烙印。从我自己受教育的过程来看，被剥夺得够多了，但是，仍然不是最不幸的，比我们更不幸的是五十年代，甚至四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不要说学到多少东西，甚至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我们只是在儿童时代受到了一些损害，但是自初中少年时起就开始走上了正规。一个社会如果自我封闭起来，必然视野狭窄，必然愚昧落后，必然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在我心中目中，只有开放的社会与开放的教育，才是真正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