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复古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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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复古现在进行时
文=苏祖祥


　　在人的思维—语言—文字的形成、应用阶段，尽最大努力使得“三位一体”成为可能，是人的心智得以充分发育的前提——心智的充分发育既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追求，也是社会群体的文明程度得以不断演进的基础。文字作为思维的物质化成果，作为思维—语言—文字这一流程的末端产物，一方面应该与天马行空、跳荡不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思维尽可能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又应该与承担着抒发性灵、交流思想的语言保持一致。正是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状态，决定了文字既有无拘无束的活跃的生成性的一面，又有约定俗成、不得轻易变更的规范性的一面。充满活力的文字擅长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暮气沉沉的文字（说到底是这种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则流连于过往岁月的虚幻辉煌，以程式化文字转为程式化语言和程式化思维，创造性与这种文明终将渐行渐远。汉语的状况显然是不能令人乐观的。“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统计，我们搜集一年中国创造的新词，数来数去，也就100出头，也就是说，十几亿人日常交流的话语都是陈旧的。”（余世存《精英衰败与汉语危机》）
　　影响巨大的高考语文每年都那样牵扯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身处其中的师生被试题牵着鼻子转圈，此中甘苦真不足与外人道，正可谓“说不得也，哥哥”。然而兹事体大，即使西绪弗斯的无意义的循环往复似乎是我们的宿命的结局，也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言说的理由。先贤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路、文言文与白话文、开放性思维与封闭性思维、民族特色与普世价值的真知灼见被我们弃之如敝屣，最富创见的思考成果被轻蔑的扔到阴暗的旮旯，最具革命性色彩的思想被“全面辩证”的类人孩们当成偏激片面的呓语。在有关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篇目分量、高考语文试题中文言文所占比例等问题上，似乎越来越走上一条复古的道路。
　　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的编排来看，每册六个单元中文言文占二个单元（第四册六个单元则有四个单元是古文和古代诗歌），基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稍强；
　　对1989年——2005年高考语文试题（包括全国卷和各省市区卷）的统计结果表明：古文和古诗的考查分数在22——40分之间。具体情况如下：1989年34分，1990年27分，1991年25分，1992年27分，1993年27分，1994年31分，1995年33分，1996年33分，1997年31分，1998年32分，1999年25分，2000年22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高考试题中，考查了现代派诗人郑敏的诗歌，现代文阅读则是鲍昌的颇具批判锋芒的《长城》，作文题目也颇具多元开放色彩：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1年26分，2002年30分，2003年30分，2004年的15套试卷平均为32.6分（最高的倒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上海卷40分，其次是北京卷37分，再次是广东卷36分），2005年承2004年之余绪。2006年的湖北《考试说明》已经确定考查古文和古诗的分数为33分。以上这些枯燥乏味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还只是对古诗文的显性考查。隐性的考查意味着现代文阅读或作文中含有古诗文的成分，而且这些成分对做题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铜奔马的阅读，草堂诗魂的阅读（2004江苏），五音十二律的阅读（2004湖北）；山的沉稳，水的灵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2004江苏作文题），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2005湖北作文题），智子疑邻的寓言……透过这组数字，我特别注意到，在有“小阳春”之称的1998-2000年，高考卷显示出一种与以往迥乎不同的难能可贵的开放多元、厚今薄古的倾向；而最近这两年，不仅考查古代诗文的分数增加，而且难度也增大（翻译和诗歌鉴赏以主观题的形式出现）——这种倾向显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空前浓厚密不可分，与所谓的新儒家蒋庆、陈明之流替执政者从故纸堆中寻找合法性遥相呼应，与传统文化再次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脉相承。复古成为上自衮衮诸公下至贩夫走卒的十三亿人的共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次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当年鲁迅以他如炬的眼光借狂人之口说出古久簿子中只是写着“吃人”二字，而今我以有限的经历和见识看出文言文只是要人做温顺的奴才和主子可口的美味。儒、释、道、法实际上承担着“犬马天下，以奉一人”的职责，不同的是有的唱黑脸，有的唱红脸。比如高考文言文中大量出现的寄托着全体百姓至高希望的体现传统文化美德的清官良将、廉吏循臣、忠臣孝子、义士节妇（其实这些人越是被当作珍稀动物，就越是表明这些人身上的品质被更多的人所抛弃，如同现在人们的荣辱观模糊得以至今上都必须出来发话），一方面这些人不过是充当替皇帝老儿牧羊牧马的羊倌、马倌，另一方面起着一种巨大的示范作用：羊儿马儿们好好干就可以升格为羊倌马倌，分得一杯羹，做得特别好还可以进入正传、别传、外传、列传而传诸后世。说到底，在这些人的身上，体现着与现代公民（当然，像刘瑾那样说奴才站惯了的人是不会觉得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有什么值得向往的，他们认为脑袋后面拖条大辫子多么风光潇洒，人格越分裂越变态就越是智商高情商高）意识格格不入的诸多因子：
　　偶像崇拜——所谓偶像就是最厉害最狡猾的人，拳头最大的人就可以成为上帝和天神。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作是人民的大救星，才能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偶像崇拜可以让民众的大脑空置，偶像可以决定我们的时间配置（皇帝纪年的妙处真是难与人言）和空间分布。日月星辰、北斗紫微都不过是印证偶像神迹的标志。偶像是道德完美无缺、智力至高无上的天神，也是人的僭越和狂妄的顶点。圣君贤相是偶像崇拜这枚硬币的这一面，暴君佞臣则是偶像崇拜的另一面。
　　依附性人格——记得有回忆录说，某位先前给毛太祖起草过诏书、后来又成为意识形态掌门人（当然免不了王文学家蒙、钱世界级大师默存先生给这位狼羊同体的中枢大臣毫不吝惜的颂扬）的德行是“不可一日无君，不然就六神无主甚至痛哭流涕”。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描述时不禁哑然失笑。其实，我们从刚听得懂话的时候就受到教育说要听话，要做个乖孩子，要做像小白兔那样的温顺的宝贝，要为了公社的一根电线杆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跳到水里去救公社的电线杆。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太祖的好学生柯庆施则说过这样的狠话：“知识分子就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翘尾巴。”在如此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下，中国人民将传统的依附美德不断发扬光大，先后开发出装孙子型、装嫩型、装B型、撒娇型、厚黑型、狼羊同体型、揣着明白装糊涂型、揣着胡涂装明白型、人格越分裂就越酷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型等不同型号的人格模式。
　　诗性泛滥——古代诗歌的母题之一就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我的朋友蔡朝阳对此有很有意思的分析）。为了比试说话技巧以博得上峰的好感，就要学会赋比兴，就要学会用典寓意，就要学会借景抒情，就要学会语带双关，就要学会烘托对比，还有什么托物言志、借古讽今、铺彩螭（虫旁换成提手旁）文、言在此而意在彼、性别倒错、芳草美人、变换时空、交叉换位、故作痴语、故作解语、悬揣想象……随着这种意识的深入骨髓，现实中动不动就抒情的现象也就数见不鲜了。于是理性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揣摩上意——现在作文辅导中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要揣摩出题者的意图和倾向。”八股文的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代圣贤立言，就是要揣摩圣贤是什么心思，就是要揣摩上峰有什么想法，就是要摸透皇帝的规律并投其所好。做学生揣摩出题者意图，今后做职员做小官就揣摩官员的意图。现在我揣摩别人是为了今后别人揣摩我。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揣摩，揣摩，多少美好和罪恶假汝而行。
　　程式化思维——“民众意有超越的想法儿时，要么想到陈胜吴广，要么想到毛泽东。” （余世存《精英衰败与汉语危机》）用典寓意和成语的大量使用是形成并强化这种思维的最得力的工具。
　　理性匮乏——精确性和严密性的欠缺导致混沌、暧昧的泛滥。位格、时态、性别、数量等变化方式的缺乏，“小的、奴才、不佞、在下、草民、卑职、鄙人、罪臣”等说法的畸形繁荣，越来越让我们沉浸在感性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