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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赵蕾:流寇易中天
18岁的易中天唱着红歌进新疆时,还是“很左”的。 “文革”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后来“ 文革”轰轰烈烈,却也让他饥肠辘辘,“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易中天说自己再也“左”不起来了。
18岁唱着红歌进新疆,在兵团农场开拖拉机;“文革”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他是读马列著作积极分子;经受了饥饿;从武大、厦大、电视到独立知识分子,他发现了中国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他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18岁的易中天唱着红歌进新疆时,还是“很左”的。 “文革”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后来“ 文革”轰轰烈烈,却也让他饥肠辘辘,“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易中天说自己再也“左”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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