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证书、称号太多的老师，几乎都不是好老师

jssh365

荣誉证书、称号太多的老师，几乎都不是好老师

刘良华

有个别优秀的教师，因其德高望重，获得大量的荣誉证书、称号。但一般而言，荣誉证书、称号太多的老师，往往不是好老师。

好老师的基本特征是：

（1）关注学生，一心一意对关注学生，研究学生，辅导学生。没心思去参加各种大型的公开课，没心思获取各种奖励（传统的奖励是获得的，现代奖励是获取的）；

（2）有思想。思想来自个人的沉思、静心阅读。没心思没时间没精力去申报、争取、领取各种奖励。热衷于各种奖励、奖品、奖状证书的人，往往没思想没脑子。

（3）有人格，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奖励、奖品、奖状证书斤斤计较的人，往往以迎奉、说违心话、出卖人格或身体为代价。

附录：五旬教师倾尽家财“获”证书200余个

看到记者前来，杜伟新拿出各种证书，还将许久没刮的胡子刮得溜光，并打上了一条领带。

50岁的杜伟新已经记不清自己具体得了多少奖了，只能模糊地记起，全国性的奖项有130多个，如果加上其他杂牌奖，至少在200个以上。看到记者来采访，他赶紧招呼丈母娘帮忙把各种奖杯、证书从床底下的箱子中拖了出来。不少奖杯、证书上满是灰尘。杜伟新有些心疼，用白衬衣的袖口擦了擦奖杯。17年省吃俭用，杜伟新花在各种获奖证书上的钱有十多万元，几乎倾尽毕生积蓄。岳父说，如今女婿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了。
杜伟新为何对“获奖”如此痴迷，没有人知道。精美的证书外套里面，夹着一张单薄的纸，上面记载着杜伟新的各种荣誉。没有人知道，这些证书是杜伟新省吃俭用攒下“口粮”钱去买的。除了抽烟和吃饭，杜伟新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获奖上。这些证书造价不菲，有的要交300元工本费，有的要交2000元定书费，杜伟新把他们看作命根子。
17年花10万多元评奖
抛开真伪不谈，杜伟新获得这些证书，分量还是相当惊人的。比如，2009年他曾获得世界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世界民间文艺最高奖“和平鸽”金奖；2010年6月，他还获得由中国散文学会等7家机构评出的“中国时代卓越人物”称号；2008年10月，他获得世界华人企业家协会等4家机构评出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2010年4月，他还被世界华人交流协会授予“国际杰出专家”和“荣誉博士”称号。
不过，他的这些奖，有一些是花钱“买”回来的。但在杜伟新眼中，这不能算是花钱买奖，只算是合理支付工本费。“有时人家通知我获奖了，要我交证书工本费，我好意思不交吗？有时还要买书，这些书都是限量版的，既然都获奖了，总不能不买吧？”杜伟新狠抽了几口烟，翕动着嘴唇说。
杜伟新从不承认自己花钱买奖，但他身上依然保留着农村教书匠的淳朴，对于每个证书的由来，他都了然于心，也不否认为这些证书花了大价钱。他翻开一本比砖头还厚的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华百年人物篇·现代卷》说，当初自己收到通知，说只要交258元就能入选，所以二话没说，交了钱，对方也寄了书，所以他觉得自己没吃亏。去年12月，他又收到“获奖”通知，说只要交1000元购买4本《世界艺术通史》，他的名字就能载入该书，于是，他再度交了1000元，4本书足足有15斤重。而最近，杜伟新又“中奖”了，有杂志社给他发文说，只要交2600元，就能印出1000本专门介绍他的《中国艺术名家》。“12页，1000本，才2600元，一本才2.6元，一本书都是关于我个人的介绍。”杜伟新眼神中泛着亮光。记者注意到，他口中所谓的“书”只是一本6张纸的宣传册，2.6元/本，并没有占到大便宜。
而最为昂贵的一次“获奖”则是由文化月刊编辑部发起的《艺术大家——当代书画九人集》，总费用为5000元，只要交钱就能入选并获赠50本样书。杜伟新说，这一次，他实在是没钱了，所以就没参加。
从1995年开始“获奖”，这位朴素的乡村教师一共用于各类“获奖”的花费超过10多万元。杜伟新说，这些支出占了他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除了吃饭、抽烟和为母亲治病，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获奖上。“如今我担任的社会职务有100多个，包括馆长、院长、名誉教授。”杜伟新对于自己当前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充满自豪。
“获奖专业户”的诗人情怀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大桥乡三中队12号，是国内各种获奖通知寄给杜伟新的地址。为什么国内各种“大奖”总是能找上杜伟新，邻居们很疑惑。杜伟新对此的解释是，自己名气大，是在广东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
1962年，杜伟新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早在上高中时期，他就迷恋写诗，杜伟新说，在那个迷茫的年代，正是各种诗歌，帮他度过了懵懂的青春期。
1988年，杜伟新从肇庆西江学院物理系毕业，最终却选择回老家德庆县当一名中学教师。杜伟新的父亲也大为火光，当时大专生还比较吃香，父亲原本准备让他考个公务员。
杜伟新的教师生涯第一站是德庆县石角中学。但很快，学校就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心思不在教物理上，他更像一名文艺青年。在学生们看来，杜伟新也不是个好老师，他所带的科目成绩也总是年级倒数。学生们发现这位老师讲课天南海北，学生们听着也是云里雾里。每次上他的课，不少学生都到外面逃课。
1995年，杜伟新告别了自己教师生涯的第一站，从石角中学调到了新圩中学。据他介绍，这次被迫离开是因为和学校领导结下了仇。1994年，他的一篇诗歌在北京一家杂志上发表，对方邀请他前往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但学校坚决不同意他去。后来，他直接找到了当时的德庆县委书记、县长，后来县领导发话，要求学校先替他垫付相关费用。最终，杜伟新去北京开研讨会了，但与学校的梁子也从此结下。1995年，学校以其教学成绩不合格为由，申请教育部门将其调离。
但在任教的第二所中学，杜伟新对诗歌如痴如狂。此后十多年间，他先后在《人民日报》、《星星诗刊》、《青年诗人》和《西江日报》等报刊发表了700多首诗歌。1997年，他还加入广东省作协。他的“获奖”生涯也从此拉开。
杜伟新诗歌节选：
锦石山怀古/独立横空 傲立江边/看逝水浪涛流尽千古世事/江边升起一轮明月/东去酌酒之舟影/犹见当年河清海晏/汉使陆贾大夫谈国事/旭日东升霞满天/漫山花锦颂清平/书生舌战胜过百万兵
谁来“拯救”杜伟新？
为何如此热衷获奖？杜伟新说，自己在诗歌方面的研究比较深，想干一些事情，想同一般人不同。
难道看不出来有些奖是忽悠人的吗？杜伟新说，这是很多人对文化产业市场化不了解。“获奖、出书肯定是需要一些工本费、订书费的。”他补充说：“现在国家的文化存在危机，思想很混乱。”
如今杜伟新在学校已不上课，倒也悠闲得很。有空他还会跑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找人聊天。这时，只要有人在旁边恭维几句，杜伟新一高兴，就会请大家喝酒。“好多人听他演讲，就是想骗他请客喝酒。”有村民说。但杜伟新却乐在其中，他太需要有自己的观众。
在岳父看来，杜伟新就是那种宁可不吃饭也要“获奖”的人。但杜伟新不这么看，对于自己从重点中学一直被“流放”到如今的乡村小学，他认为，这是校长眼界不够，跟他过不去，故意为难他。
谢子关说，当前国内的各种“山寨”评奖太多，并且很多奖项看起来名头很大，有些甚至打着国家部委的名号，但实际上都是骗人钱财的。而杜伟新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还有很多人因为不明就里，被各种“奖项”所累。他呼吁，国家应该对这些打着“获奖”的名号骗钱的机构进行严厉查处。这样才能让女婿清醒，也让更多和女婿一样深陷其中的人清醒。然而，当前的问题是，谁能“拯救”杜伟新？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解药。
http://news.163.com/12/0517/04/81MAMQFC00011229.html

jssh365

徐贲：美国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一个社会中的拔举什么人才，如何拔举人才，是和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拔举人才分不开的。不同的社会会把不同的个人德行、才能、素质确定为“优秀”的标准，并以此拔举不同的人才。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拔举什么样的人才，而什么样的人才则又会帮助再生什么样的社会。 　　1813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法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杰斐逊是在就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治理发表他的“人才”观。早在1779年，他就提出，民主共和的治理离不开有良好教育的公民，公民在选举中选拔美国的治理者，有什么样素质的公民便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人才。因此，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提出了“更广泛传播知识”的提案，建议通过对所有的儿童进行普及教育，实现消除公民政治不平等的目标。提案内容包括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3年小学教育，以公共奖学金的方式让优秀的贫困学生上中学和大学，成为未来的美国人才。 　　PART 1 并非“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 　　由公民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治理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和古典共和或专制制度的选择人才是不同的。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往往未必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者”，但是他们是现代民主共和的程序治国（法治）需要的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在古典共和理想中提出的那种绝对英明伟大的“圣才”（哲人王）。圣才领袖是人治政治的最高人才理想，他德才兼备，高瞻远瞩、无比英明，只有他才具备选拔政府人才的能力和权威，他选拔出来的人才一级一级地选拔其他的人才，以此建立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型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便会变质沦落为专制，因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人才是自下而上地由那些自己也许并不德才兼备的普通公民挑选出来的。有人嘲笑美国民主太迁就低水准的普通选民，他们的选择标准“太不靠谱”，说变就变，就像这次中期选举中，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不再把奥巴马当作实现变革要求的人才。 　　的确，除了一些基本的习俗道德素质，如诚实、虔诚、宽容、尊重他人，美国人挑选政治代表时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至于“才能”，选民们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连经验和资历也都是次要的。这次中期选举中，许多选民因为不满现状，把选票专门投给政治新手，偏偏叫那些有经验有资历的下台，便是眼前的例子。 　　这样的政治代表选择机制，自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才。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想作茧自缚地推举、拥戴一些无比圣明的领导者，再由他们随意把自己强迫改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人民”。美国选民只不过是要挑选出一些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暂时服务人员，做得好就继续暂时做下去，做不好就请他下台。 　　不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再如何德才兼备，都不是选民心目中的“人才”。就选拔政治人才而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民主政治的选才是以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程序正义为其合法性的，也是为帮助维护和再生民主生活秩序为目的的。 　　PART 2 民主社会的科技人才 　　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但是，现在美国的许多科技人才却是来自外国，每年引进的人才超过20万人，而美国自己的教育机构只能满足高科技人才需求的1/3。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他们的收入包括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除了待遇，美国安定的生活秩序和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而提供和保障这种秩序和环境的，则是美国基本的民主法治制度。必须看到，外国科技人才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未必是它的主要维持者。很多科技人士不过是经济移民，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认同民主制度，更有出于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为专制和不民主政体当辩护人的。 　　PART 3 成功人士未必都是人才 　　在美国，勤劳致富是“成功”的标志，美国人以前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优者胜出”择优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但美国梦对许多美国人并不灵验，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优者胜出”的实效性发生了怀疑。 　　“优者胜出”或者“胜出者必为优者”，这样看待个人才能与成功关系，便是“优者成功论”（meritocracy）。 在美国，“优者成功”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与“公正”有关的社会理念。许多有识之士对它保持一种虽不蔑视但却怀疑的态度，他们看到现实中许多非优秀者成功的事例，但却并不轻易放弃这个社会公正的理想。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优者成功的神话》的书，2009年又接着再版，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最受瞩目的“成功”指标便是“有钱”，有钱的人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因个人优秀才成为成功人士的。《优者成功的神话》要戳穿的正是这个纸糊的假象。许多有钱人确实很有“才能”：聪明、能干、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但是，他们的成功，真的全然是因为有才能，所以得到命运的特别奖励吗？有研究发现，聪明、能干（“高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最多只起到10%的作用，而最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恰恰是那些从事很低酬劳的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有钱”可以指“收入”和“财富”这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拥有财富的“有钱”便更少跟个人的“优秀才能”有直接关系。 　　在缺乏分配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不具有“优秀才能”的人照样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这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环境奖励另外一些与优秀无关的，甚至背道而驰的“才能”：拉后台、找关系、内线交易、贿赂权力、偷税漏税、弄虚作假。幸好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多见。一个社会里，越是有可能凭借非优秀才能成为成功人士，优秀才能就越有可能被轻视、冷落，无从施展。这样便会形成“社会上升的非优秀障碍”（ 越是坏人越能事业发达）和“阶层固化”（不管多么优秀，穷人就只能是穷人，无论多么平庸，有背景总能亨通发达）。 　　在美国，关注才能和成功问题，成为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正义的价值探索：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需要的优秀才能？社会应该如何认可优秀才能？如何不堵塞优秀才能的社会上升通道？如何辨认并遏制那些对社会道德有毒化作用的才能？关注人才问题，不是要找到某种发财致富的“成功配方”，目前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就是这种“成功配方”故事。关注人才问题，是为了看到，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弄虚作假、拍马逢迎、谄媚权力),而冷落另一些才能(诚实无欺、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生活的是怎样一个社会。 　　PART 4 人才是如何炼成的 　　美国的人才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培养，是在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并不仅仅依靠外来的人才输入。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在培养人才上，美国学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少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是，学校培养的，被社会认可的人才，都不能脱离这三点去理解。这从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和人文教育（特别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文科人才（法律、新闻、传媒、文化、人文学科）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特色。 　　正如杜威所说，“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而教育起到的是实现“民主生活”的职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里，教育方法、内容、精神彼此不尽相同。对民主社会可以提出两个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第一，一个群体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到什么程度；第二，这团体与其他各团体的相互影响，能否圆满，能否自由。以此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很少有公共利益，社会分子之间没有自由的相互影响，有一些人成为主人、特权阶级，而其他人则成为什么都不是的P民，利益集团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那这个社会就是反社会的。 　　人才选拔和科技发展不是它本身的目的，“人才”和科技可以帮助提升民主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加强和维护专制制度。贡献于这两种目的的“才能”是不同性质的，从18世纪富兰克林以“公共精神”主张开办注重实业知识的“学院”（academy）开始，美国的教育传统就一直没有忽视过这一区别。 　　作者系美国圣玛利学院教授

来源: 时代周报 |

jssh365

培养新教师不能只靠师傅个人的“传、帮、带”

作者：张明佐 日期：2011年01月06日 “师徒结对”是当前中小学培养新教师的主要操作模式，其积极作用不再赘述。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种教师培养模式也有其弊端呢？或者说有没有比这种个人间的“传、帮、带”培养模式更好的做法呢？笔者在教育局的工作重点就是抓全县的教师队伍建设，因此有条件、有机会结合身边的现象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思考。 1.“传、帮、带，师徒结对模式”最终效果不确定，不能保证所有新教师培养的有效质量，也就是说并非每个师傅带出的徒弟都是合格的。 教学工作最讲实际，新教师在大学里所学的理论与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实际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如果现在全依赖于师傅个人的“传、帮、带”，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万一师傅本身亦有某个环节上的弱项呢？或者这个徒弟是一位自觉性不太高的新教师呢？或者师徒关系过于密切以致“培养要求”被师傅“和谐”掉了呢？凡此种种，都是新教师培养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学校不能将新教师培养重任转化为个人行为，不能将一名新教师的前途仅仅就交到一位老教师的手里。还需要科学、系统地进行规划。 2.“师徒结对”容易导致拉帮结派，有碍教学竞赛的公平性。 在学校的安排下行了拜师大礼，那么师徒之间的关系也就必然比一般的同事要走近很多。于是在实际工作中，据笔者观察，很多徒弟成了师傅的义务打工仔——改作业，改试卷。师傅则成了徒弟在教学竞赛中的保护伞。因为一旦学校要组织工作时间在1~3年的青年教师参加教学竞赛，评委自然就是这些师傅们了。于是为了谁是一等奖，肯定要争执一番，甚至也可能闹出点小矛盾，毕竟师徒一张脸嘛。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师徒结对的第二个弊端就是有碍教学竞赛的公平性。 3.“师徒结对培养模式”效率低下，类似于农业时代手工作坊中师徒手把手地传授技艺。 一个新教师可能2~3年的时间就花在向某一位老教师学习上了。每周听师傅两节课，仅此而已，至于课后的讨教，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总觉得很寥寥”。这是笔者留心观察与深入了解后的正确结论。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这是多么大的时间浪费。就算是这位师傅有着魏书生一样博大的教学思想。新教师也不至于整天锁定目标跟在他后面学啊。更何况一般的师傅又不是魏书生呢。甚至有的师傅顶着骨干教师的头衔，其实知识老化、方法老化，只不过在学校的资格也老得可以。新教师需要学的东西太多，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李镇西、任小艾等经典的教学艺术你能不了解吗？新课程标准与教学法、教学五认真等基本的教学要求你能不熟悉吗？所以新教师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他们应该接受系统的、要素齐全的职业性培训。 4.“师徒结对”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复制，而少见创新与超越。 新教师刚工作，可塑性大、模仿性最强。如果将新教师比作一张白纸，那么你画啥就是啥。当然这只是从大的方面讲是复制，或者说是不完全复制。其实人都有一点依赖心理，大多数新教师也同样如此，你给我指定了师傅，那我依葫芦画瓢就是了。其主动要求改进自我的内在需求性极有可能大打折扣。近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新生代教师的总体质量究竟如何，是上升还是下滑，笔者不敢妄下推断，但与八九十年代比，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大师未闻，名师零星。现见诸报刊媒体与学术讲座的基本还是上世纪的老同志。 5.一个重要的思考题：现代教育背景下，教师的个性化与规范化哪一点更重要？ 笔者以为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教师培养，规范化应重于个性化，首先要做规范合格的教师，然后再做有个性的教师。不能以个性化的传承代替规范化的要求。比如，陈景润、沈从文都曾做过一阶段教师，个性很鲜明，但却并不适合教师职业。 教书育人这项工作，吃苦耐劳、爱生如子的责任心是第一重要。教学技能是第二重要。个性则又次之。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因为教师工作乃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出成绩才是硬标准。成绩从哪里来？当然要靠教师的诲人不倦。从这个角度看显然首推前两项。至于教师之间的风格差异，那是次要的。 6.一个并不复杂的建议：三个层面三招齐下抓新教师培养。 第一，给新教师提供一个师傅群体。 假定一位成熟教师有一个擅长的教学点的话，那么一群成熟教师相互叠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覆盖面。新教师可以随意听课，各取所需，兼收并蓄。这就好比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哪个男一号不是师出众多名家，然后博采众长，又自成一家的呢。 第二，用专题讲解的形式对各教学环节进行逐个突破。 前文提到新教师工作后应该接受系统的、要素齐全的职业性培训。学校应调集全校各学科的精英教师就他们最擅长的一个教学环节或教学技艺对所有新教师开讲座，讲深、讲透、讲全面。每周或每两周突破一个教学点，如，“课堂提问的技巧、怎样设置课堂的高潮、怎样赢得学生的信任”等等。这比新教师多听两节课的作用大多了。这个层面由学校集中组织，发挥集体的力量，有利于提出刚性的要求，有利于考核，最能够保证培训的质量，是使新教师快速成长的最佳路径。 第三，促成新教师相互研讨，交流学习心得。 专家的指导对新教师来说，有时可能还有种“眼高手低、望之莫及”的感觉。这时，来自新教师群体自身的交流研讨就显得很有必要。有时新教师相互间的启发与帮助会比专家的指导来得更为实在，更体现循序渐进的特点。所以学校应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促成新教师创建富有建设性和发展性的教研“共同体”（如，教育沙龙、办公场所的相对集中等等），随时随地相互学习，相互“碰撞”，相互鞭策，共同成长。 新教师培养非一日之功。在此道路上，“科学培养、规范培养、系统培养”三个词最为重要，务请学校管理者重视。■ （作者单位：江苏滨海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