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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蕴晖:重读“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研究“高饶事件”,不是为了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要弄清历史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当时又为什么会这样去处理,真实原因在那里,这对今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者按: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时至2015年3月31日,恰满60周年。值此周年之际,检讨历史,重新审思建国后中共历史上两大政治“罪案”之一的“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亦可为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关于“依法治国”的“热烈”讨论,增添一个新的视角。2014年8月,记者徐书鸣、袁训会曾围绕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访问了国内著名的党史专家林蕴晖先生。本文系访谈的文字整理稿,经林先生审核后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嘉宾简介: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1954年到1992年,先后在军事学院、军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从事党史资料和教学工作;1985年以后,为适应国防大学培训军队高级干部的需要,林先生同王年一、丛进、高化民、萧冬连一起,开始注重于建国以来党的社会主义战略的研究;1995年,他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聘为特约研究员,参加胡绳、龚育之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中1953-1956年时段的编写工作;林先生退休之后,仍笔不辍耕。其代表作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国史札记:事件篇》;《国史札记:史论篇》;《国史札记:人物篇》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是他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
真正冷静研究“高饶事件”的人并不多
徐书鸣: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其他背负与高岗相似罪名的领导人大多被平反了,为何高岗却维持“原判”?
林蕴晖:高岗之所以没有平反,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的意思。1980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是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这应该是1980年代对问题的认识。现在可见的史料表明,当年加给高岗的罪名与事实不符,尽管高岗有错误,但上纲为“反党”显然是太过头了。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虽然还保留着高岗“分裂党”的帽子,但是摘掉了“篡党夺权”的帽子。可见,即是官方著作也没有完全按照1980年邓小平的讲话和1981年历史决议的口径来写。其实 ,把高岗散布的一些流言上升到分裂党的高度,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徐书鸣:现在有人用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原则来淡化对历史问题的讨论。
林蕴晖:如同“文化大革命”当中用歪曲毛泽东的语录用来打人一样,现在也有把邓小平的讲话加以曲解的问题。如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话,有人不顾历史条件、具体所指,指责现在出现的贫富分化、以至官员贪腐都是邓小平的这句话导出来的,就是歪曲原意的典型一例。当年邓说这是一个大政策,是指要打破把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说明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富裕。这与现在社会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腐败完全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1980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是指做历史决议而言,并非泛指历史研究。一份决议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展开来叙述,它只需要对重大事件做出判断,而无需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情节;历史研究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谈何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讲话,把本来针对某一问题的讲话绝对化、普遍化,他们的目的是用毛泽东的话来整人,现在的确也有人在学这一套。
袁训会:刚才提到,国内对于高岗的学术关注度有限,为什么您却持续关注这一议题?
林蕴晖:我对“高饶事件”的关注起源于1980年代初,当时,我负责建国头七年历史的教学工作,而“高饶事件”正是这一时段内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在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材料很有限,但却注意到,“高饶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设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重大政治分歧,高岗与毛泽东政见一致并对刘少奇不满,散布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由于定性“高饶事件”的具体情节缺乏相应的资料,所以还只能按照原有的结论来写。但对这一事件何以发生,我下了一个自己的判断:“高饶事件”是由建设新民主主义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战略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后来,所以一直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是,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领导人文稿、文集、年谱、传记、日记、回忆录等,披露的新史料,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
1991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出版之后,更多的材料逐渐浮出水面,但是终究还是一面之词。2000年之后,当年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明远、张秀山的回忆录先后出版,从受害人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高饶事件”的另一面。
当然,这些材料没有将事件的真相完全澄清,尤其是从四中全会到揭发高、饶的座谈会,短短时间内,高岗面临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材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文稿、文集、年谱,以及《杨尚昆日记》。这些都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二是,“高饶事件”对此后的党内斗争有着很大的影响,1959年批彭德怀,提出了“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的问题;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又打出了一个“彭、高、习反党集团”。所以理清“高饶事件”,其意义绝非仅限于“高饶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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