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写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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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关于近代写作模式作者：磊东

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末蒋廷黻先生第一本《中国近代史》问世开始，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各种自名为《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专著不断出现，至今仍有一发不可收、更待来者之势。这也许可以说明，一，近代史的写作角度越来越呈现出了多样性，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同一件事物，以不同角度看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二，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都无能成为权威性的专著，这真实地反映，这些著作同样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包括了认知上因袭和进步的互为交叉性，甚至包括“近代”时段的不确定性。

纵览“中国近代史”，笔者以为，清末近代史的写作和记述，大致有以下几个模式。

一，变局模式：

清末时人留下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断论。这一断论，对后人的近代史追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60年代的“洋务运动”，及由此产生的70、80年代洋务维新思想、90年代维新变法改良运动、20世纪初的立宪、革命之变，这一变局几乎存在于自初时的自给自足农业国到逐渐的工业化（近代化）国家的转变中，它们应该具有一脉相承性，并引发了包括军事、经济、社会、国家等概念从传统旧观念到近代新观念的转变。在这点上，它恰和欧洲社会因工业革命、生产方式改变而引发17、18世纪社会、国家、人民等观念改变相一致。19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局”说，同时以90年代清末时人的“觉醒”说作为了前后呼应。从封建宗族观、君臣观到民族、国家、人民意识的产生，无不与这种变局互为联系。变局说认为，在清末社会的渐变中，存在着中国“主动”的一面，而非纯皇朝统治者意志顽固守旧者的“被动”一面。

二，爱国模式：

爱国是近代史书写的重要“主流”内容。但由于清朝上溯封建皇朝的“爱国”即“忠君”观念，这种“爱国”，易把皇帝、政府、国家、人民的概念混为一谈，阅读“近代史”的读者，从相同“中国”一词的不同表述中，常会读到清朝皇帝与清廷“忠君”的旨意，国家和人民只成为了排拒西方一切的借代和利用物，“中国”一词的概念处于不确定中。或褒或贬是中国古旧蒙昧文化的要素，在只具家族、宗族认同缺乏国家认同的清朝，把人民保家护院性质的行为拔高到爱国，只会给后人的质疑提供舆论空间，造成褒贬循环，反朝着那些拔高者的主观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迟滞了社会认知。就清末民间的“爱国说”而言，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清廷所上奏折中一言，其实正说出了当时的社会真相：“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即民间是没有资格“爱国”的，只能是“自卫身家”而已；“国家兴亡”关乎“匹夫”，只是封建历朝某一小部分有识之士的单相思，国家（皇朝）只和一姓皇权（即“家事”）联系在一起，没有人民概念，因此才有了“爱国”即“忠君”的内在逻辑。在这一点上，近代史述的“爱国”说恰恰说明这一概念仍处于上述的“变局”中。

其实，文字上的表述也说明，这一中国，正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而非封建皇朝某一皇帝集团的。这种“爱国”模式的近代史书写，易倾向于站在清末政府的立场上，以皇朝官僚“忠君爱国”抨击时弊的史笔作为史料，这就难于避免地具有和当时“主流”官僚的认知局限性和面临国际局面的主观狭隘性相同的观点了。也许，从人类社会家族、宗族、部落、国家的发展来看，确实不能完全否认人民具有“爱国”思想，但由于千年封建皇朝“忠君爱国”的片面夸大和渲染，这一观念一直只处于循环待发的萌芽状态（缘于后代需要而大力渲染清朝人民的爱国思想则会产生似是而非的悖论）。而这，正符合了下一个模式：冲击——反应。

三，冲击——反应模式：

“冲击——反应”说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渐变的一种模式。显然，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站在了中国与国际这个大概念的立场上去看待整个清末中国社会的。西方入侵和西风东渐是一种外力“冲击”，而“反应”既有中国社会的被动一面，又有中国社会的主动一面（否认“反应”具有主动的一面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史实的，这便是有史学者提出的社会“多元性”观点）。

从清末西方工业制品、机器制造对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冲击，到中国社会一系列的渐变：包括“商为末等”、传统限制工商业到“重商”思想的出现，从应对外国而设立“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到同文馆及众多“新式”学堂的出现，从19世纪40、50年代“买办”为奸民无赖，到70、80、90年代买办成为清廷官场宠儿的变化，从传统中国“天朝”观“三纲五常”游戏规则，到民权、民主、自由、人民、国家概念的产生，“中国近代史”著作者大都不自觉、不约而同地运用了这一写作模式。假如说中国社会在外力冲击下存在着“反应”的主动性，那么，清末政府则缘于利权歪巴眼而只具“反应”的被动性，这就和清末政府“排拒”和“被动挨打”的史实相吻合了。不少后代学者不自觉地站在维护皇朝政府的立场上说“是西方人入侵了中国，错在西方”，正和当时的落后政府排拒观相一致了。这引出了近代史学的“倒立模式”。

四，倒立模式：

有近代史学者认为，清末官僚政府就是倒立着看待这个世界的。天朝观以“上国共主”去俯视属民、属国、蛮夷这个“天下”。商为末等、君子不器是这个封建皇朝天然的社会秩序，它迟滞了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强化和圣化皇帝及权力者、弱化和愚化所有属民成为了一种天经地义。

在对内方面，它认为“立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设立了一个创造财富者为“子民”、财富享受者为“君父”的社会体系，所谓道为本、器为末，片面强调精神世界（道德政治为第一要义）而漠视物质世界（社会创造力），与社会性实际行为产生了悖论。同时，把“臣民”养活君王说成了君王养活“臣民”，所谓“世食皇禄”。这引发了清末统治者体系涉及洋务的有关军事、经济、制度等一系列的“本末之争”。清末维新变法期间谭嗣同曾对旧传统“道器”倒立学说予以批评，严复著《辟韩》也有相同观点。有近代史学者称，20世纪初，革命派就针对保皇派所谓符合国情的“君主立宪”论进行抨击：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没有区别，“只是由于专制暴君和污吏的压制，才失去了其本来面目”（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1904年《觉民》月刊登载署名陈玉《论婚礼之弊》一文说：“世界皆入于文明，人类悉至于自由，独我中国，犹坚持其野蛮主义，墨守其腐败风俗，以自异于诸文明国之外”。这是封建统治者因“倒立”掩盖历史真相的相同揭示。

在对外方面，用传统封建皇朝政府对内羁縻手段去应付新面临的国际局面，把虚假和权术运用视为真理。这一统治者观念始终贯穿于整个清末阶段，它既和清末政府的被动“反应”有关，又和封建皇朝传统“朕即国家”式的忠君爱国有关。这种“倒立”，导致了它因倒行逆施、无法适应新观念、新时代、新世界的垮台，这便是时人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倒立”说也说明，皇朝被推翻，只是历史人们的一种用词而已，事实上它就“翻”在那儿“倒立”着，而更替皇朝在循环往复中翻立不已，乐此不疲，以为健身运动。倒立模式和变局模式有大致相同的史学观，前者更重在中西社会两种“局”的本质不同即“倒立”上，后者更重在渐趋性的“变”字上（数千年封建皇朝的“倒立”痼习，至今还在蒙蔽着中国后人，譬如把古代科举这种完全偏重于选官即“读书做官” 的制度说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并由此把它誉为所谓中国第五大发明。古代帝王如在天有灵一定会笑这种人的愚劣。由于认识不清，近代以来，“教育”不会不存在倒退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