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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漫谈幽默
一
幽默作为文艺作品中的一个类型,其繁荣是空前的,它充斥着书摊、荧屏、银幕、舞台。如果把幽默当做一种优雅的艺术品位,其不如人意之处也是有目共睹的。也许是“幽默作品”的创作者或表演者只关注它令人发笑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譬如机智、宽厚、深沉等),以至于人们在看完笑话、相声、喜剧等所谓“幽默作品”之后虽不能说没有笑,但总觉得勉强,仿佛有被人胳肢的感觉;有时回味起来,甚至感觉恶心;也就是说“幽默”完结之后,不仅没有给人带来愉悦,使人的精神得到点升华,而是相反。于是“幽默”在稍有见识的人们心中如同市场上的货币一样不断贬值,甚至谈及“幽默”则令人有肉麻之感。这是个幽默文学和幽默艺术表面上红火,实际上不景气的时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几十年前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时的重演。“幽默”这个概念系由林语堂在20年代引进的,并引起了文坛的重视。30年代初他又创办了提倡幽默与刊载幽默文学作品的刊物——《论语》。当时如鲁迅先生所说:“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小品文的生机》)又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一思而行》)幽默本是只宜邂逅不宜提倡的,林语堂一提倡,随之而来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赝品,更令正直的人们难以忍受的则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在这种氛围下,连最懂幽默、在其作品中最富幽默情趣、而且在20年代也曾积极引进幽默、翻译了日本鹤见祐辅的《说幽默》的鲁迅也说:“我不爱‘幽默’。”又说:“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这些虽然都是忿激之言,但确实也是针对把肉麻当有趣,针对把油滑、轻薄、猥亵、恶俗、嘻皮笑脸、贫嘴恶舌都加以“幽默”桂冠的。这种感想不仅鲁迅先生有,当时尚很年轻的钱钟书先生在稍后也曾写到: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成为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写在人生边上》)
又说:
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
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变成了幽默的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写在人生边上》)
鲁迅和钱先生所说的是不是使我们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笑与幽默的背离,使它缺少感染力量,这样的“幽默文学”,实际上是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笑只有出自幽默,才具有超越力量,才能使人们从中得到真正的愉悦。
二
那么什么叫幽默呢?虽然“幽默”这个词古已有之。《九章•怀沙》中就有“孔静幽默”的句子,但那时“幽默”作“寂静无声”解,与现代意义上的幽默不相干。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于1924年从日本引进的。当时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这里的幽默是英语humour的音译。一般英文词典把“幽默”解释为“滑稽、可笑、有趣”。《英国大百科全书》把“幽默”和“机智”列为一个词条。这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幽默。但这个解释并没有被中国学术界认可。幽默又是从日本转口的二手货,所以日本关于幽默的理论对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日本则是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鲁迅先生说中国没有幽默正是根据日本理论家对幽默的理解而做出的论断。日本《万有百科大事典》对幽默的解释颇有代表性,书中写到:
曾经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这虽不成熟,但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并不是那种(笑别人的愚蠢、笑自己所看不起的人)无情的嘲笑。它凝聚着对人类,包括自身的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这是比较高级、复杂的笑。
这可以说是对“幽默”的狭义解释。这种理解在中国的理论界与文艺界占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诸如丑角的插科打诨、矫揉造作的喜剧动作、智力上的自我炫耀、变着法骂人的低级笑话、对弱智者或残疾者的恶意捉弄等等——看作幽默。“论语派”作者的许多文字流于此道,所以受到鲁迅、钱钟书等人的讥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幽默”这个词在中国存在并流行了近七十年,其间虽然也是几经风雨,但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从高层次说,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心态、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们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接人待物,克服人我之间的隔阂。从浅层次来说,幽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只有具有幽默感的人才能有幽默艺术的表现,幽默不是挤出来的。所以鲁迅说,一个月挤出两本的幽默刊物本身就不幽默。
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关系最近,它们的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如果仔细审视,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噱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而幽默一般具有严肃的社会内容。
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过分卖弄机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幽默现象。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
讽刺也有人称之为“硬性幽默”。它与幽默十分近似,都具有较严肃的社会内容。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体味一下幽默与讽刺的区别。
齐奄家畜一猫,自奇之,号于人曰:“虎猫。”客说之曰:“虎诚猛,不如龙之神也,请更名曰:‘龙猫’。”又客说之曰:“龙固神于虎也,龙升天,须浮云,云其尚于龙乎?不如名曰‘云’。”又客说之曰:“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故不敌风也,请更名曰‘风’。”又客说之曰:“大风飙起,维屏以墙,斯足蔽矣,风其如墙何!名之曰‘墙猫’可。”又客说之曰:“维墙虽固,维鼠穴之,墙斯圯矣。墙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
(明刘云卿《贤奕编•应谐》)
局里要求给毛驴写鉴定。狗熊写上:“头脑迟钝,固执己见。”狐狸说:“别犯傻了,你不知道上级要提拔他?”“那叫我写什么好呢?”狐狸写上:“毛驴同志稳重谨慎,立场坚定。”
(前苏联《鳄鱼杂志》)
两个例子题材相近,皆是写“名”、“实”问题,批评名实不符的社会现象。前者态度较为温和、含蓄,并且从哲学高度批评了名词崇拜症患者在追逐美名的同时,失去了物的“本真”。而后者态度较为尖刻,对于那些仰承上级鼻息的人们的丑陋,批评也很尖锐。因此,前者近于幽默,后者近于讽刺。
当然,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这些相近的范畴还是很难分清的。一般说来,如果做到诙谐重内容,避肤浅;讽刺去其酸与刺;机智富情趣,远离油滑调。那么虽非有意追求幽默而离幽默不远矣。幽默,特别是对人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三
古代的中国是否有幽默存在呢?传统的中国人是否有幽默感呢?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林语堂对这些是肯定的。他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文字出现。”(《论幽默》)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幽默源远流长,“中国人人都有自己的幽默”。鲁迅的见解与此针锋相对,他说:“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和‘幽默’是并无瓜葛的。”因为“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想、会闹起来”,“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鲁迅所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总体情况,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专制主义是反人性的,而幽默是从人性中引申出来的。幽默要有两大支柱:一是文明,一是民主,缺一不可,而这两者都是与封建专制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不妨看一看西安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那些披挂齐整,全副武装的将士,作为战斗群体确实是威风凛凛、势不可当的;可是作为个人,它们个个面孔严肃,目光呆滞,毫无喜怒哀乐的表情,可以说没有个性,哪里来的幽默呢?它们正体现了秦始皇统治的威严、残酷。他把治下的百姓整治成为毫无灵性的“一段呆木头”。鲁迅也说:“专制使人变成死相。”秦兵马俑就是个很好的样板。因此,封建社会里,从整体上来看,国人是严肃有余、幽默不足的。正人君子,不苟言笑;斗筲小人,不敢言笑;上人下人之际不会笑;男女之间不能笑。宋代诗人陈师道有句云“不惜卷帘通一笑,怕君着眼未分明”,虽有寄托,亦不免被道家责为轻薄,倒是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亡国之后,没入豪门,得见到前夫徐德言所写的两句诗颇能反映专制下知识阶层的心态,“啼笑俱不敢,方验作人难”。这是受到文明熏陶的士大夫的心态。至于广大劳苦民众,连“啼笑”的能力也被剥夺了,他们过的是“辛苦麻木”的生活。
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当然是主流的一面。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三千年,各个时期专制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因而人们的心态也就大有区别。一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与没落时期不同,鲁迅也说过遥想汉唐时期的闳放就与宋以后国粹气味熏人大不相同;其次,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皇帝的材质的高低及其信仰何种学说,以及统治集团的腐败程度都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有所影响,而政治气候的严酷还是宽松更是直接影响当时人们心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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