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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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2015-05-04

来源:书房记作者:张世英

我在西南联大这种学术自由空气的感染下，对国民党、三青团越来越厌弃。闻一多之被刺，更成了我追求进步的动力。从那段时期起，我开始了走出“象牙之塔”以后的道路。1946年秋，我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加上与彭兰和闻一多烈属的来往，受他们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上剧烈变化的时代。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时代，那我这一生就可以说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七八年。
　　我这一生，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写。这里主要是想抒发一点对个人学术经历的反思，特别是想通过我个人的哲学生涯折射一下我这一辈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此其一。其二，是想简略谈谈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里我的哲学追求的历程和一些属于我个人的哲学观点。
　　总括起来看，我这一生经历了两次大转折：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它是我“走出象牙之塔”的转折点;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它是我“迷途知返”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鸣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为座右铭：“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我悟到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济世救民的宏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和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我一向不问政治、自鸣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在念联大的后期，因结识我的夫人彭兰，并通过她，与闻一多先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我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与闻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诫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之塔”。从此以后，我一步步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
　　1941年秋，我和一位同时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中学老同学同坐一辆封闭型大货车，从重庆出发，途经贵阳，走了七天七夜，到达昆明。
　　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进校不久，就碰上由联大学生带头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座春风化雨、弦诵不绝的学术殿堂。在西南联大，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北大旧交，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这是西南联大自由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年级念完后，我休学一年，到昆明附近的县城中学教书，贴补一点生活费用。当时联大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靠政府以“贷金”名义维持最低生活，所以很多同学都在外面“兼差”，深夜归来，还伴着一盏油灯，复习功课或读些课外读物，第二天清晨，照样“闻鸡起舞”，吃点稀饭加咸菜，便夹着书上图书馆。
　　我原以为经济系讲的是经世济民之道，不料经济系一些课程尽是什么货币、银行、会计之类的“生意经”，觉得太庸俗，便转入了社会系。可是社会系的“人口调查”之类的课程，特别是其中一门课是老师带领我们同学去妓院搞调查，令我厌烦。正好这一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这是一个转机，我在初进大学的那种“望尽天涯路”的迷惘中，终于追寻到了一条我终生以之的道路。
　　贺先生讲课，从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印象最深的是，贺先生讲“荷出污泥而不染”，荷花从污泥中冒出来而又清香高洁。他对“荷出污泥而不染”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崇奉的清高品格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和根据。学了他的哲学概论之后，我以为比起社会学、经济学来，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我于1944年秋又由社会系转入了哲学系，从此，我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算终生无悔了。一个人的才智和兴趣往往相伴而生，但对才智和兴趣的自知之明又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清楚的，何况人生的探索追寻本来是一个长远的道路。西南联大允许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培养人才大开方便之门，为我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缘。
　　我经常到贺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贺先生热情接待我。贺先生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在西南联大，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已成为学风。
　　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却是：“我虽然重翻译，但做学问，最终还是依据原文，不能单靠翻译。”
　　转入哲学系后，我在哲学的海洋里随意翻腾，碰巧抓到了一本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的英文原著，翻阅了头几页，便被吸引住了，于是经常从图书馆借阅。我当时自学这本书的地点，既不是图书馆，也不是宿舍或教室，而是茶馆。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迁往后方的学校，校舍太简陋，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把茶馆当作自修室。
　　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字柳漪)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特别嘱咐我：“要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熟悉原著，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
　　柳漪师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兼差”，由于时间冲突，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美学”课，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我的“美学”课成绩居然得了九十二分。
　　在联大学习期间，我特别爱旁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我本系的一门什么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五十分钟，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
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可是，吴先生备课之认真，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听说，他每次讲课前一夜，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多讲，哪些少讲，他都要仔细斟酌。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他的讲课效果很好。我亲身看到，他讲课不看讲稿，偶尔瞟一眼，马上又面对学生，即便是引文，他也背得很熟，极少拿起书本照念。　　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为人不拘小节，教学却严谨认真;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
　　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我亲身经历的是，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联大几年期间，共旁听了四五种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
　　中西融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我当时心想，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里太少逻辑。
　　如果说冯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是“有”，那么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就可以说是“无”。冯先生的讲课给人以现实感，汤先生的讲课则把我带入了一个“玄远之境”。冯先生与汤先生，一个说“有”，一个是说“无”。双峰并峙，各显神通。我们作为联大哲学系的学生正好可以在双峰之间飞跃。
　　汤先生融合古今，博贯中西，连通梵华，其开设的课程几乎遍及哲学和哲学史各部门。汤先生之重史料，是我所听各门课中之最突出者。他的论断似乎都有史料上的依据。
　　我所听汤先生三门课中，印象最深的是魏晋玄学。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汤先生说：“笛卡尔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先生讲课着力于王弼。王弼主张“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汤先生把我引入了一个既要面对现实又能超脱现实的境界。
　　我刚入西南联大不久，就知道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种看法，说北大是“学而不思”派，清华是“思而不学”派。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片面，太简单化了。尽管如此，“重史”与“重论”(“重思”)两种倾向，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确实各有所长。我们作为联大的学生，能受惠于两方面的优点，真可谓得天独厚。
　　我选修金先生的课有“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两种。金先生的课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对古希腊科学“自由精神”的赞赏。这种“自由”就是不计较金钱、名誉，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理性思维、科学探索，这就叫做“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我们今天讲发展科学，需要提倡像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的“纯粹性”。
　　金先生讲课，有他独特的风格。他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我就被金先生叫起过好多次，有时，他干脆让我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不以为忤，不断地说：“唔!唔!”金先生之大度，全班同学无不敬重。
　　1945-1946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是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西南联大被誉为当时的“民主堡垒”，我的不问政治、自鸣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不能不受到直接的冲击。是继续孤芳自赏，还是投入现实，这是我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就在这个时期之前不久，我结识了中文系同学、闻一多的信徒和高足彭兰女士。我们是在联大校舍旁边云林街的茶馆里念书时相识的。她属于联大进步学生之列。当时的联大同学之间，政治思想分野比较明显，左中右往往各人心中有数。她属“左”，我属“中”，彼此心照不宣。她把我的思想情况告诉了闻一多。一天，她说，闻先生约我到他家聊天，我知道这是一次“面试”。闻先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接着说：“听说你很有哲学头脑，我很愿意你能常来我家聊聊。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这是联大同学中早已流传的进步呼声，闻先生似乎是这个呼声的领唱者。我第一次从闻先生口中亲自听到这个呼声，更感到其意义之沉重。
　　在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及其下属的三青团本来就遭人白眼，学运高潮期间，国民党、三青团稍有蠢动，更遭唾骂，“反对一党专政”和“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不绝于耳。我曾亲自听到闻一多在一次课堂上愤激地说：“国民党成年累月地讲统一、统一，都统一于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哪有党干涉学术的道理?他们懂什么学术?”联大同学一般尊重的是学者，而不是以官阶高低衡量人。倚仗权势，非西南联大校风所能容。当时的教育部长，大家都不屑一谈。联大是教授治校。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也是学术得以自由的前提。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说“学术自由，如此而已”!惟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我在西南联大这种学术自由空气的感染下，对国民党、三青团越来越厌弃。闻一多之被刺，更成了我追求进步的动力。从那段时期起，我开始了走出“象牙之塔”以后的道路。1946年秋，我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加上与彭兰和闻一多烈属的来往，受他们的熏染和启发，我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活动。心真言与真才实学。倚政治之权势，谋一唱亿和之效应，乃不学无术、践踏人才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