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80年代那三大学术“山头”的影响力简直是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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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80年代那三大学术“山头”的影响力简直是个神话

2015年05月05日

来源：共识网

在80年代的时候，就流传了一个学术界神话，叫三大学术“山头”。陈来后来在海外谈到，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个文化热，形成了上面所说的三大学术“山头”。


那种求知若渴的现象现在很难想象
萧三匝：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我知道你也是其中一个“山头”的积极参与者，甘阳在《80年代访谈录》里面对此也有一些回忆，你能谈谈你在那个时候的活动吗?
徐友渔：80年代“文化热”中以甘阳为首的“山头”叫“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它之所以在80年代中期能走上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我对它的脉络了解得非常清晰，因为当初我跟甘阳极要好，成立这个编委会是我们一起商量的。
当初我们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刚毕业，甘阳比我们毕业还要晚一点，他大概是84年毕业的，我是82年毕业的，我们那一批基本上就是从81年到84年毕业的。
我跟甘阳最开始见面是1980年，那时候他还没有来念研究生，还在黑龙江大学念书。那一年在西安开了一个全国第二次现代外国哲学年会，北京大学外哲所的人，比如陈嘉映，跟我们社科院的周国平这些人就会合了。这两批研究生臭味相投，心高气傲，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两拨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
那时候大家住房条件都很差，没房子，陈嘉映家在北京郊外有一个很宽敞的房子，后来大家一个月不止一次就搞定期聚会，谈学问，谈天下大事，思想上的交流已经形成这么一个核心，但完全是学术性的。当初我们就想搞个学派，大家思想上都要有建树。
社科院这些研究生的导师是中国最大的权威，社科院的杂志都是我们的导师办的，我们去协助编杂志，杂志基本上在我们手上，所以我们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发表文章。比如在《国内哲学动态》上，我就介绍罗素的思想，陈嘉映介绍海德格尔的思想，赵越胜介绍马尔库塞的思想。这帮人特别狂妄，我们的导师洪谦就讲，你们社科院跟北大的学生联合在一起，在学术界搞“霸权主义”，你们这样是不行的。
萧三匝：你们这拨人是最早搞“山头”的吗?
徐友渔：不是。到了80年代中期，各种“山头”就起来了。在我们之前起来的，最有名的就是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庞朴这帮人搞的中国文化书院。他们的宗旨就是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思想跟学术进路选择是非常好的，因为49年以后把这个东西当成封建主义的毒素消灭了，他们现在要复兴，社会上确实有这种需要，力量就会很大。海外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断，杜维明他们和国内知识分子一结合，声势是很大的。中国所有研究传统文化的老一代都在他们那边。他们当初搞得非常好，好到我们非常羡慕。他们赚的钱也特别多。他们赚钱不是靠出书，是在全国办学习班，向每个人收费，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去参加。后来我们这个小支队在北京办班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外地懂6门外语的大学教授来当我们的学生。而我们其实只不过是刚毕业，看了几本最新、最现代的书就在那里高谈阔论。那个时代大家追求思想文化，那种求知若渴的现象，你现在很难想象。
萧三匝：当时还有个“走向未来”编委会很火吧?
徐友渔：第二个大“山头”就是包遵信、金观涛、刘青峰他们的“走向未来”编委会。
中国几十年搞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宏观的历史有一大套解释。这套解释不见得是错的，但是显然是不够的跟过时的，这种解释脱离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自然科学成果，尤其是思想方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渗透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第一批人是搞传统哲学跟文化思想研究的，这批人的基本骨干就都是科学院那边的，他们对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比一般人了解，而且特别擅于把这种知识吸收到哲学跟社会科学方面来。他们的特点就是谈一些宏观的历史理论，比如说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口问题、生态问题。这个特点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大家对这些东西都感到新鲜，认为现在谈问题用以前的那种非常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确实是太贫乏了。
我们想花几十年时间翻译书
萧三匝：你当时所在的是第三个“山头”?
徐友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批人有抱负，也自认为有学问，而且我们又有一个组织，我们之间的定期探讨已经持续了若干年了，所以我们就开始酝酿，也要搞一个“山头”。当时我们很清楚，神州大地已经是群雄并起了，“江山”已经被分割得差不多了，那么多编委会，那么多能干的人，那么多“野心家”都在那里招兵买马干起来了，而且干得非常好，还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们这批刚毕业的研究生呢?我们的资历、学术功力、活动能量比前两个“山头”差远了，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感到最奇怪的是，中国人拼命地向外学习，但没有人把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引进来。前两拨人完全不管这一点，他们自认为已经把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地盘全部瓜分完了。他们不是这个专业的，不懂存在主义，不懂现象学，不懂罗素、维特根斯坦，他们实际上漏掉了这一块。
我们认为，他们漏掉的是对中国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最厉害的，所以上帝对我们太恩赐了，有这么好一块处女地留给我们去耕作，我们根本不需要多努力就能干。实际上我们想把20世纪世界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人文思潮引进到中国来。这样，我们这个编委会就自自然然应运而生了。
萧三匝：你们的定位确实很聪明。
徐友渔：对比我们跟那两个“山头”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点很明显：第一，我们比较晚;第二，我们实际上学术辈分跟准备就是不够。我们现在评论李泽厚，可以说得很好，但当初别人在社科院当了那么多年研究员，有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但没有体系，我们建构体系的能力才刚开始，我们还在学习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跟那两个“山头”比，我们要提出自己的思想见解我觉得还差一步，这是必须承认的。同时，我觉得我们高明的一步也在这里。我跟甘阳当时都认为，真正为中国未来计，我们先是要学习、借鉴，而不是一开始就要提出中国该怎么办的蓝图，这种蓝图是会吸引人的，但是一定是不长久的。当初真正有本事提，提得最好的就是李泽厚，他是当时最厉害的一个人。我们当初没有本事提蓝图，就不要勉强提。
梁启超说过，中国人可能在一二百年之内，甚至二三百年之内就是要翻译书，先慢慢的把世界文明的东西了解清楚之后再来说事。我们当时就是想花几十年时间安安心心地翻译书。
萧三匝：你们这个“山头”具体做了哪些事?
徐友渔：我们出了四个系列的书：重磅炸弹叫做“学术文库”，就是出20世纪人文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比方出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的书。除了主打的“学术文库”，还要出一些第二流的东西，但是也很重要，这种书我们叫“新知文库”。出了一二百本这种小书。另外还办了一个杂志。还有一套我们这些人自己写的书，那套东西是最幼稚的。整个编委会就是这四套丛书，但是跟我们联系的出版社不少，我们原创性的书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另外的都是由三联书店出，我们也把自己出的东西版权卖给台湾的出版社，找的都是最好的出版社。
我们都没有仅仅停留在配合改革上
萧三匝：那时候编委会有多少人?
徐友渔：现在都能查到大概是20多个人。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都是一些德高望重、有相当地位的人，“走向未来”编委会就是搞自然科学的人，他们里面活动分子很多，我们这个编委会社会活动家太少，要去张罗赚钱的事情做起来非常难，但是学术带头人多，这些人现在几乎都是那个学科的权威人士，比方文学方面就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
萧三匝：他们那两个“山头”有些什么具体成果?
徐友渔：“走向未来”的成果是最大的，它们大概出了一二百本书，而且内容非常杂，谈人口，谈环境，谈罗马俱乐部，谈什么的都有。文化书院他们有定期的刊物，文字方面成果相应要少一些。
萧三匝：你们几个“山头”有什么共同点?
徐友渔：这三个“山头”都没有仅仅停留在去配合改革，为改革摇旗呐喊阶段，那是于光远他们做的事情。我们自认为比他们考虑得远。我们当然也支持改革，但我们并没有把那个东西当成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跟世界文明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在为这个东西做准备。我们做的事情跟他们是并行不悖的，两者是一个同盟的关系，而且改革开放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提供了可能性跟机遇。
萧三匝：据我所知，80年代后期，你们这个编委会内部实际上已经分裂了，你跟甘阳后来的学术路径也不一样。
徐友渔：应该这么说，其实在1989年以前，我们这个编委会是彻底的分裂了。甘阳是编委会的头儿，除了他以外的最重要的成员跟他分手了，在思想上、个人感情上、人际关系上大家都彻底分手了，大家感情上是非常受伤害的。作为个人来说，我现在跟甘阳其实也不错，我觉得他对我一直都挺好的，但后来思想分歧越来越重了。
当初远远不止三个“山头”
萧三匝：现在看来，80年代那三大学术“山头”的影响力简直就是个神话。
徐友渔：在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就流传了一个学术界神话，叫三大学术“山头”，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陈来当初已经是比我们更知名的学者，他在海外谈到，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个文化热，形成了上面所说的三大学术“山头”。当然他认为我们这个编委会是最有前途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编委会里面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毛病的，说三大学术“山头”，实际上有意无意有点抬高自己的味道。回过头来冷静一想，当初远远不止这三个“山头”，当时中国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编委会，而且最有影响跟起到作用的，也不应该说是这三大“山头”，要把80年代思想文化地图讲清楚，至少有另外两个“山头”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一个“山头”是王元化、王若水他们搞的新启蒙学术思想集团。从思想地图的覆盖面上，我们刚才讲那三个“山头”，说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但中国从49年以来主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真正的精髓恢复过来，要反对极左的东西，这在中国的现实里面应该是最重要的。三大学术“山头”就没有包括这块。其实这块的资源最丰富，中国最先进的理论家，90%都是研究马列的，都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是一个最有人道主义跟人性化的东西，所以把这个山头忽略掉根本说不过去。这个山头办的杂志影响也非常之大，包括高尔泰、李泽厚他们是跨界的，也参加了这个“山头”。
还有一个“山头”就是把西方当代的社会科学引到中国来的人。引进的东西就不是我们谈的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东西，也不是西马，而是西方20世纪最实用的社会科学，比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