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基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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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感悟  

刘庆昌

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又是一切思想家终极的理想。我在思考教育历史问题的时候注意到了思想与行动的分离，这种现象导致后来的人们常常把历史上思想的实际误认为是行动的实际，基于这种误区的教育史研究当然就不太可靠了。我欣喜地看到“新基础教育”用研究者自己的生命投入，写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实践版本，创造了我们时代思想与行动统一的典范。更引起我注意的是生命实践教育学与新基础教育均为两者互生的产物，尽管这种现象应是所有思想与行动统一的必然，但在叶澜教授的工作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要求，我应基于第二系列的论著就“新基础教育”研究发表评论，但到目前为止我尚无法阅读完其全景式的深入探讨，在此仅表达“新基础教育”研究对我的启示。它启示我依次思考了以下四个问题：

1. 我们创造什么样的教育理论：理论只是一个大概念，理论的世界里则是百花争艳。站在教育学的土地上，研究者应该体悟教育的本性，应该意识到教育与人类生命实践的紧密联系。形上的思考不可或缺，经验的实证也有其价值，但只有以生命者的姿态和立场在具体的时代中做人文性的思虑，才能够创造出与教育本性高度一致、与教育过程血脉相连的教育学。教育的历史生成特征，决定了坚守极端客观主义的研究者和忠实的本体论爱好者都会成为教育实践实质上的局外人，这是因为他们构造的教育理论很可能只是借用了教育符号的理论形式。“新基础教育”研究给我的启示之一是：教育学者应该对生命、人性、精神、价值、主动、健康等朴素的人文概念形成兴趣，由此出发，去体会时代的精神，充分考虑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发展，并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联系起来，为了教育实践自身的进化创造可以实践的教育理论。

2. 我们如何进行教育理论创造：任何理论的创造都不会是理论家按照某种图纸进行封闭式的劳作。说到底，理论的创造不是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无论是反映的还是构建的，无论是解释的还是反思的，理论创造者的头脑中都会有一个或实或虚的对象。但实事求是地讲，现实中的确存在着没有强烈对象意识的理论思考，结果是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很像理论研究的理论成果”，却极少见眉清目秀的教育理论。我一贯的认识是，不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者不愿意创造教育理论，而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实在不会创造教育理论，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算是教育理论。“新基础教育”研究给我的启示之二是：教育学者需要认识到教育学无法依靠天才的冥思而来，与真实教育世界隔绝的学者，充其量可以做一个很像学者的文人。这样的学者可能很辛苦、很执着，但因误解了教育学的本性，最终只能写许多孤芳自赏的与教育很少相关的文字。“新基础教育”的研究者中一些成员并不缺乏纯粹理性的能力，但他们在工作中逐渐体味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无法分离，因而以生命者的姿态和立场与同样是生命者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在、互生，以此创造出来自实践、存在于实践的活的教育理论。

3. 我们应该怎样为教育实践服务：当设定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和教育实践割裂了开来，同时在心理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优势。殊不知在教育学科没有制度化之前，作为教育理论研究者的我们自己与教育实践原是本无法分离的。纯粹的“我想我做”“边想边做”一直持续到教育学科的制度化的出现，历史从教育实践中分离出来一种可以“只想不做”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也是历史让我们这样的人逐渐变成了教育世界的精神贵族。面对教育实践，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指导”“帮助”“改进”把自己和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尽管我们会认为那是一种服务，但在实践者的心目中，我们是处于高位的专家、学者。可我们究竟能为教育实践做些什么呢？“新基础教育”研究给我的启示之三是：教育学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创造改造实践者的观念系统和实践活动，进而经由师生在学校生存方式的改善，最终和实践者共同创造出能够培养出新人的新学校。应该说这样的道理人所共知，但“新基础教育”研究者秉持的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合作、理论和实践的互生，以及“从旧到新”而非“以新替旧”的理念，把教育学者理论上的理想在现实中实现了。作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我们当然还会去对教育实践进行“指导”“帮助”和“改进”式的服务，但需要把这样的服务放置在一种合理而美好的思维之下。

4. 我们自己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新基础教育”研究持续了二十多年，造就了一批有智慧、有视野、有担当、有作为的改革先行者，事实上也同时造就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基本力量。我由此想到了教育理论研究者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我相信，教育理论研究者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做纯粹的教育理论家、思想家，可以做自己信奉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传播家、教育家，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也可以像新基础教育的研究者一样，借助实际的体验与思考书写教育理论，同时，与实践者一道创造新的教育。每一种路径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但理性而言，与实践者一道创造新的教育，最能体现教育理论研究者的核心价值，因为在创造新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既是在做研究，也是在做教育，其它的价值实现路径就不具备这一特征了。顺便提及国内教育学研究的现实，我意识到，教育学家族越来越庞大，但面向对教育自身的研究越来越稀少。而教育实践领域铺天盖地的改革，其中虽不乏真诚与理性的改革者，但更多的则是狂妄的经验主义者和狭隘的技术主义者，由他们主宰的改革，正在把教育和教育者搞得上下不是、哭笑不得。“新基础教育”研究给我的启示之四是：真正懂得教育的教育学者，既要担当理论创造、学科发展的使命，当有条件的时候，还要努力让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实践会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理论也会因我们的努力是为了实践而更加完美。

回到开始的话题，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一方面是思想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也是行动境界的提升。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严重脱离教育实践，而教育实践更加严重地脱离了教育理论，“新基础教育”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的“断裂处”进行了系统性的、创造性的工作。想起叶澜教授的一篇文章《思维在断裂处穿行》，再看看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新基础教育”研究，我们发现在断裂处穿行的还有他们的行动。中国基础教育乱象丛生，经验主义的神话仍然很有市场，非理性的权威仍然大行其道，如果我们还想看到未来的希望，教育学家就应该挺身而出，用自己专业的和真诚的行动为现实中的人们创造新教育的“原型”。

（本文是作者在“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丛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