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教育的两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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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教育的两个视角

                     

王晓春

    高考又到了。我在今天《环球时报》上见到一篇文章《高考让一代中国人感慨万千》。其中有这样两段：

高考就是在口诛笔伐的骂声中走到今天的，然而骂够了，人们回过头看，把高考同中国的其他竞争性领域横着一比，又发现，不管怎么说，高考还是在公共领域对公平坚持得最好的制度。针对高考的营私舞弊是最难的，高考至今是中国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主要通道，它是平民子弟改变命运最值得一搏的沙场。因为有高考，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不是固化的，年轻人打破出身对人生的限制从一开始就有了制度化的鼓励和希望。

高考制度浪费了学生的不少宝贵时间，但从世界的角度看，它也为中国青少年注入了拼搏精神，培养了年轻一代对规则和纪律的认真态度。高考造成了很多成长时代的遗憾，也留下了一些有点沉重的收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高考的批评更多是中国社会的集体思考，个人无论是高考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恨”高考的并不多。

于是想起来了另一篇文章：《高考改革不是为了追求公平》。作者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文中说：

   今天，高考改革反对者的一个最重要、最堂皇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维护公平”。这些人认为，在今天中国的信用环境下，现行高考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好方式。但是，这些反对者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这些反对者，并没有想清楚，进行高考改革并不是为了追求公平。

世界闻名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17世纪传教士将中国的“考试取人”方法介绍到西方，得到西方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大都源于中国的科举。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在朝野的一片批评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猛烈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科举被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它既没有为中国带来政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带来国富民强和国家尊严。科举失败的原因在于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压力，才取消了科举。（http://www.guancha.cn/XieXiaoQing/2014_06_07_235492_4.shtml）

两篇文章都很有道理，但是可以看出，视角不同。第一篇文章的视角基本上是政治家（官员）的视角，第二篇文章的视角则是思想家的视角。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的思路，虽然我也承认前者的思路应该重视。今日的教育制度应该如何评价？我想，如果从社会稳定这个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但若从从社会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可能就弊大于利了。所以我认为教育（包括考试制度和方法）必须改革，只是这种改革急不得，要迈小步。

                      201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