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凸凹中篇小说《颜色》的情景生成与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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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漶的诗潮与错位的诗性

——论凸凹中篇小说《颜色》的情景生成与艺术张力

◎印子君

《颜色》（载《文学港》2014年第二期头条）是凸凹先生截至目前的多部中篇小说中的一篇独具魅力的作品。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来判断，《颜色》无疑是一部好看小说。其实，小说能达到“好看”的标准并不容易，最起码要有“诱惑”力和“神秘”感，要具备一系列“看点”和“兴奋”元素，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在情节推进中能享受到一种“抽丝剥茧”的愉悦和好奇心理满足。因此，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是一个精于“谋划”和善于“运筹”的编织故事的高手。

《颜色》长达5万字，是一部直抵“真实”的诗事小说。它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充满传奇与离奇、荒诞与怪诞的诗歌故事。作为本小说作者的凸凹先生，由于他的“在场”和卓有成就的诗人身份与丰富曲折的诗事经历，使其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在《颜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酣畅快意的展示，可读品相和可鉴品质俱佳，可谓双获奇效，《颜色》堪称激情四射、诗意恣肆、内蕴丰赡、素材稀缺的妙篇巧构。

首先，《颜色》是时代背景成就了小说情景。那么，时代是什么？从纯粹的字面本义上讲，无非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间“片段”，它既是指某个社会时期又是指个人某个生命时段。事实上，社会与个人往往是重叠乃至融合的，无法断然分开，社会既涵盖了个人，个人又投影于时代。因此，我们在探寻事件的意义和评估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决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个性色彩。可以这么说，不同寻常的时代背景，一定会诞生不同寻常的艺术作品。一个时代的特殊性将决定作品的不可复制性。

时代并非凝固的、静止的，它同样也有生命。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时代应该是有鼻子有眼睛的，它也能开口说话。我们每一个以时代背景进行创作的人，就是让时代张开嘴巴说话的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是为了让时代说真话。

时代不是平面，而是立体。而这个立体绝不是圆柱体也不是圆锥体，一定是一个多面体，一定有棱有角。而任何作为表现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能表现的也仅仅是它的一个“棱面”或“棱角”。

尽管从表现技法来讲，《颜色》是通过“今”（21世纪初叶）“昔”（20世纪80年代）两个时代交错或穿插进行的，但《颜色》真正“立足”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今”虽是“昔”的延续或延伸，但更多时候，“今”只是作为“昔”的“引线”而存在。

在中国诗歌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最具“活力”、最富“想象力”也最有“爆发力”的时代！一夜之间，诗潮诗流漫漶无边、汹涌不息，诗社诗派拔地而起、竞相林立，宣言主张铺天盖地、此起彼伏。那真真是个可以让人发泄、发狂、发疯、发癫、发横、发狠的时代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诗歌是诗人们的通行证”而奔走无碍的时代。天下诗人是一家，不管你是真诗人还是纯粹的诗歌票友，只要你敢于扛起诗歌走亲访友，准叫你有头有脸，随便捡个地儿坐下都不会饿饭。谁能想到，如今被日益冷落、边缘化和百般诟病的诗歌，曾几何时竟是充满包容和可以让人变得亲善和融的东西呢。

《颜色》这部小说的肇端，正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一个民间诗社的成立。所有内容的“内核”都是围绕诗社活动和诗社成员展开的。诗社和诗社成员“附着”的平台是“隐身”于西南大山沟里的三线军工企业。正是三线军工企业的“神秘性”和“隐秘性”成就了小说《颜色》 的“神秘性”和“隐秘性”，得以实现作品从“可看”到“好看”，从“好看”到“耐看”，从“耐看”到“深看”的跃升。

其次，《颜色》是诗歌意志促就了小说张力。小说的张力体现在揭示的内涵上，而内涵自然依靠语言来表述，但说到底，小说的张力最终要体现在语言上。而只有充满张力的语言才能凸显诗意特征，具备了诗歌特征方能彰显诗歌意志。

“颜色”是一个隐喻，小说取名“颜色”大有深意。如果说一首诗歌的成功是得益于隐喻的力量，那么小说《颜色》的成功同样得益于隐喻的力量。在《颜色》中，“颜色”隐喻了时代，“颜色”隐喻了人物，“颜色”隐喻了人格，“颜色”隐喻了人性。“颜色”还隐喻了9401诗社，“颜色”更隐喻了颜色主义诗社。

《颜色》中展现出的人物群像，其实就是诗人群像。除了被“小说”化的洪不渐（诗社社长）、涂鸦（诗社常务副社长）、蓝亦汪（诗社副社长）、皇繁简（厂团委副书记、诗社副社长）、紫妙儿（诗社秘书长）、小橙、黛巧巧、小白、小青师傅、黑莉（广播员）、佟哑花、展二娃和阳涌等人物外，还直接“移植”或“点击”了现实中的张建华、叶延滨、杨牧、北岛、顾城、何小竹、杨黎、洋滔等等诗人。他们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隐喻的存在。通过人物的动向、动机和动力而“催生”的友情与爱情、人情与事情、内情与外情、私情与公情交织成了《颜色》的“斑斓”和“绚烂”。

《颜色》尽管人物众多，而其情节的推进最终“依赖”的是涂鸦（“我”）和蓝亦汪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就是《颜色》的命运。《颜色》作为诗事小说，小说作者作为诗人身份，可以说凸凹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诗歌本领。是的，诗歌成为了凸凹的本领，更成为了他的本钱！正是具备了这个“本钱”，可以让《颜色》从容不迫地“腾挪”，可以让《颜色》游刃有余地“穿越”，可以肆无忌惮地“戳底”，可以明目张胆地“揭盖”……这是诗人的自信，这是诗歌的自足，这是诗性的自豪！因此，我们可以一下子深入西南大山沟的三线军工企业机器轰鸣的车间探看“稀奇”，我们可以一下子赶赴省会城市众声喧哗的诗歌朗诵厅聆听“嚎叫”，我们可以一下子漫步雪域高原天阔地广的寺院圣湖濯洗“凡尘”。

既然是一部诗事小说，《颜色》毫无疑问直面的是诗人和诗歌事件。而诗歌的“张扬”特征，就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军工”的“隐秘”；而诗人的“风流”特性，就无可挽回地引发了山沟里的“黑太阳事件”。“黑太阳”的出现，可以毫不费力让诗人背“黑锅”，让诗人的单纯、痴迷、梦境、想往乃至尊严瞬间被“黑”掉！这是诗性的错位，也是人性的险恶。从这个意义上讲，《颜色》的确为诗歌和诗歌事件给足了“颜色”！因此，《颜色》是用缩小空间来放大时间，《颜色》是用缩小整体来放大局部，《颜色》是用缩小人群来发放人物！由是观之，《颜色》的艺术张力正是凭借诗歌的“跳跃”来完成的。

最后，《颜色》是人性觉悟铸就了诗性自觉。特殊的时代，必然导致人性的错位、人心的错觉，进而导致失误与错误、失范与失衡。《颜色》正是经由充满离奇与怪诞的诗歌事件来完成了人性的觉悟。而诗歌事件常常伴随着特殊性。既然有了特殊性，其出现的夸张、变形、扭曲和荒诞就在所难免了。事件出现的结果，主要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事件主角“覆灭”遁迹，要么是事件主角“出走”复归。《颜色》中“黑太阳”事件的“肇事”诗人蓝亦汪正是选择了出走，在历经千般磨砺后又复归“自我”。蓝亦汪的复归已不是简单的诗歌复归，而是凭借人性复归来完成了更深层次的诗意复归，这是对诗性的校正与另一种呈现。

而涂鸦（“我”）命运的变化和转折，同样是一种“诗歌历程”，这里面既涵盖了“坚守”也呈现了“升华”。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颜色》把“此在”的场景展现为雪域西藏，将圣洁与凡俗，将宏阔与仄逼，将邈远与短视进行了鲜明对比，极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并在更深意义上提升了小说的品质。加之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信手拈来的一首首激情飞扬的雪域诗的渲染，最终“完成”人性觉悟，并铸就诗性自觉。

综上所述，《颜色》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更是一部成熟的小说。《颜色》的成功与成熟都是20世纪80年代成就的。因为无论从诗性的角度还是作为历史的视野来看，20世纪80年代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从这一点说，无论作为诗人的凸凹还是作为小说家的凸凹都要感谢20世纪80年代。而时间不可复制，时间稍纵即逝，作家的功能，就是用文字“留住”时间，并让时间发力，逼时间伸出手臂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颜色》正是时间腕力写就的命运挽歌！

载《作家文汇》2014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