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中国人被解放到现代社会之后同时还保留着家的观念,这个处境和17世纪的鲁滨逊有没有相似之处呢? 李猛:鲁滨逊这本书里,家的主题是相当弱的。在第二部中,鲁滨逊专门带了一批英国女人回到荒岛上,帮留在上面的人们建立正常生活。其中一个聪明人,在轮到他去挑时,一眼就看中了这批“货”中最好的一个。这种将家庭关系理解成经济安排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们真正对家庭的理解,也不是西方人对家庭的主要理解。我觉得中国人和传统的联系,大都还是保留在家庭里的。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一方面有传统的家庭角色,比如在和双方老人的关系上,一般夫妇双方都是共同想办法解决的;另一方面感情上又是比较偏西方的,结合不再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基本都是自由恋爱。家庭同时包含了情感、经济生活等多种角色,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社会家庭的命运可以看出,我们既面临自己的传统,又面临鲁滨逊式的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挑战。
我自己做伦理学的感受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大的问题就两个: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变化,一个是家庭秩序的变化。现代中国早期那些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大多与家庭这个主题有关,政治方面却好像没有形成影响可以相提并论的作品。曹禺的《雷雨》与巴金的《家》,当时影响多大;包括鲁迅的《伤逝》、《祝福》,郑振铎的《家庭的故事》与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和家庭秩序的变化有关。家庭是中国人感受生活方式变化最强烈的部分,这证明所谓家国之痛,家的痛和感受是每个人最直接的。政治上虽然是皇帝变成了议会,议会又变成了新的国家,但是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比较间接的。
我写《自然状态与家庭》时,谈的是中国人感受最强烈的一部分,而西方人对这个自然状态理论感受最强烈的是女性主义。在《利维坦》、《政府论》、《爱弥儿》、《社会契约论》中,一方面好像暗示男女差不多,但另一方面又要建立一个夫权制的家庭。女性主义关心现代自然法学派对整个男女关系的重新改造,以及它隐含的无法摆脱的传统社会中夫权制结构的影响。但中国人无论是不是女性主义者,都会觉得家庭还是最根本的,所以中国人会比较直接地看到家庭是变化最大的部分。
《自然社会》一书的封面与封底都来自于李猛喜爱的马奈作品,封面是一群人在大海中漂流,封底则描绘了停泊着船只的港口 细读《自然社会》:从亚里士多德到今日世界的精神困境
澎湃新闻:在全书上篇“自然状态”中,您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存在”到霍布斯式社会的构成。为何这部分成为您用功最深的部分?
李猛:这本书我比较早做完的其实是第二部分“自然法权”,标准的自然法研究,一些基本的想法在我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形成了。而第三部分“政治社会”是借助自然法权建立的政治社会的各种形式,主要的想法在我研究洛克和霍布斯的过程也逐渐明确,当然这部分现有研究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只不过,在对现代国家的规范性质及其困难,这一部分的研究希望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我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探究自然法如何提供了理解现代社会、或者说中国人现在所面临根本处境的关键所在。我越来越感到,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特殊之处在于“自然状态”这个概念。在古典自然法或中世纪自然法传统中,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一直有,从希腊化时期到中世纪晚期都有大量相关论述。但是自然法权的讨论并没有被结合成“自然状态”这一人性概念,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政治哲学的研究的原因就在这里,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可能有些概念一直在用,但用法各个时期并不一样。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用过“自然法”这个概念,但他们和托马斯、奥康、霍布斯使用这个概念时谈论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用词的连续性掩盖了哲学上的根本差别。
我最初是学习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不讲“自然状态”,倾向于认为人性是社会历史的建构,但实际上这个思路正是来自自然法的人性论。我觉得“自然状态”这个概念其实才是理解全部现代自然法学说的焦点,所以《自然社会》一书的上篇就是去重新梳理“自然状态”学说的人性论意涵,分析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这一人性论提供了对生活方式的何种独特理解。上篇的整个思路确定后,后面这些年的具体研究才有了新的基础和视角。所以上篇我写的比较用心,这也是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并非天然是“自然状态”中敌对和孤立的个体。我就用了一节去讨论他所暗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霍布斯的传统中则比较强调“自然状态”中人与人间敌对的战争状态;而格老秀斯的传统中则认为,即使没有国家,人也可以建立一个和平的秩序。在自然法学说史上,有人认为格老秀斯的观点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现代继承,但我觉得不是,他和霍布斯的思想在概念上其实是有某种一致性的。
这种一致性,就是我说的现代“自然状态”学说背后体现出的人的自然社会性概念,这是和古典的自然政治、和中国人讲的人伦的政治秩序、家国秩序都不同的一种现代观点。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解现代自然法学派比较关键的切入点:“自然状态”明确地描述出,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人类自然社会性的关键是人的自爱和基于其上所构成的各种联合关系。在鲁滨逊所在的社会中,个人是孤独的,他虽然需要同伴,但他的每个同伴也是同样孤独的。而在古典传统中,人基于人的德性所建立的统治关系里是有一个共同体的,所以亚里士多德会得出“自然政治性”的概念。中国人从讲孝悌开始的人伦关系,构成情感方式和统治权威的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与此原理相似但有不同。“自然状态”其实是种很新的、但也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存在方式。
西方社会在这三百年中,慢慢挣扎着形成许多复杂的制度,去调整“自然状态”,使其成为人们可以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国把西方三百年的历史压缩在二三十年里,因此我们对自然社会性带来的许多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危机、权威危机、信念危机等,都是这三十年剧烈变动的结果。美国建国时,有些人希望人人平等,有些人不能接受。美国花了一两百年,通过内战和民权运动等方式慢慢去消化这些冲突——其实到今天许多有些问题也没有完全被消化。在福克纳的南方小说里,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其实也经历过社会对抗的痛苦。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家庭、政治、社会、理想,甚至个人感情全部叠加在一起,共同面对来自鲁滨逊世界的挑战,因此会比西方人有更强烈的感受。而且,中国人并不是简单地在重复西方的历史,重复西方人的生活,我们对现代的挑战和困境有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对现有的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后,产生了新的理解和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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