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称之为“阅读教育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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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称之为“阅读教育学”吗

文 _ 林茶居

记得小时候，有几种人，大人们都叮嘱，要称作“先生”：教师，医师，风水师（及算命者、卜卦者等）。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而风水师被认为拥有通天知地的本事。对于乡民来说，他们都是高人，甚至代表着乡村文化的形而上部分。这是乡村文化对身体、对文字、对知识、对命运、对自然、对未知深怀虔敬的一种展露。

在我的语言体系中，与海誓山盟、化敌为友、雪中送炭、济世安邦一样，与落红护花、江河入海、潮起潮伏、月圆月缺一样，教书育人、救死扶伤、通天知地，也都是世界上极为伟大的事情。当然，语词并非独立产生意义，其精神意蕴来自人（物）与之构成的“互文”关系，即人与词（物与词）相互确认、相互敞开、相互照亮。比如，教师与“教书育人”，医生与“救死扶伤”，是彼此映证、互为因果、荣辱与共的。当“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现实内容被抽离或发生变异，教师、医生的社会形象必然受损；当教师、医生的职业行为有悖本分，“教书育人”、“救死扶伤”就可能被解构或发生意义坍塌——社会舆论中将“诲人不倦”戏改为“毁人不倦”，便是明证。

再把意思集中到教师身上，必须看到，同为教书育人，常有天壤之别。有的教书育人，教的是课本之书、教材之书、应试之书，育的是身心不全的人；有的教书育人，教的是生命之书、社会之书、天地之书，育的是“内在人性道德”、“外在人文伦理”（李泽厚语）键合融通的人。不少教师，同时也是人之父、人之母。如果偏执于职业一端，就可能视前者为“正常现象”；如果加入了“父”、“母”的视角，那么一般会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教育、良善的教育。

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正从人对自然的破坏上，逐渐转移到人对机器的依赖上。“自然神”常常以灾害的方式提醒人类要保持敬畏感，而“机器神”总是以“新生活”的名义消弭人类的警惕心。网络空间的广场效应，往往与反智、反常识相伴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越多，遮蔽越多，遗漏越多，而理性越少，共识越少。其结果是观念鸿沟和价值真空的大面积出现。这是国际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我也注意到一个大趋势：国际社会对人的阅读素养日渐重视。且不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启动于1995年和2001年的“世界读书日”、“世界书都”项目。2006年，德国开始实施“阅读起航”项目，基于儿童成长的三个关键节点，建立分别以儿科医生、图书馆管理员、学校教师为主体的儿童阅读促进体系。2010年，美国颁布了涵盖学前到十二年级数学、英语课程的《共同核心标准》，此外还有一个《各州英语语言艺术与历史/社会研究、科学、技术学科读写能力共同核心标准》，强调通过整合学习，发展学生的文学文本阅读素养、信息文本阅读素养和阅读基本技能。2012年，欧盟相关专家组发表了一份“阅读素养报告”，针对欧盟国家普遍存在“读写障碍者”的现状，提出“年龄分层干预”的理念，倡导“设置阅读教学的专业教师职位”，“每个教师都应该是读写教师”。2001年，五年一届的“国际小学生阅读素养发展评估项目（PIRLS）”开展首次测试，香港排名第十四位；到了第三届，也就是2011年，香港跃居冠军。其关键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实施了“小学生读写计划”和“五年阅读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将阅读作为学校的跨学科课程，强化校长的阅读课程领导力，倡导“从阅读中学习”……

这是国际社会从内容、载体到手段、工具（包括运用信息技术）的积极应对。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必须有另外的力量与之抗衡，形成文化缓冲，伸延精神张力，明晰人性走向，重组心灵土壤。


一种新的教育学在有力崛起：必须将阅读素养（读写素养）作为人的关键素养的基础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支撑——我可以称之为“阅读教育学”吗？阅读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命题，很多思想家都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我相信，教育将由此而重建与时代、与世界、与未来的新型对话关系。对教师来说，其教书育人的天职，显然需要吸纳新的质素，拓展新的边界。至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有一个“读书育己”的问题。阅读素养，无需辩驳地成为教师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的重要组成，甚至是前提性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