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来了》：电视综艺全面向保守方向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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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来了》：电视综艺全面向保守方向的退却

2015年08月07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常江

《偶像来了》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它全面向电视综艺的保守方向的退却。它不但不打破偶像，反而要尊崇偶像，尤其是那些得到了时间和文化印证的、真正意义上的优质偶像。

湖南卫视的生活体验类真人秀《偶像来了》于8月1日首播，旋即引发观众的强势围观。这当然与明星效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0位参与者，涵盖多个年龄段和性格特征的女性明星，其中又尤以62岁的“不老传说”林青霞的加盟而令人侧目。与时下暗流涌动的男色消费不同，《偶像来了》重新祭起“女神”的大旗，令电视机前年轻的少男少女和不再年轻的男人女人们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豪华女神阵容的石榴裙下，纵然是众口难调，但10位女神“各怀绝技”，观众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
节目的名称“偶像来了”似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十位女神参与者作为观众的偶像，这毋庸置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节目邀请的10位女性艺人总体形象相当健康——林青霞、蔡少芬、朱茵这种在影视江湖地位牢固且家庭美满幸福的“完美女性”姑且不论，主持人谢娜、大提琴演奏家欧阳娜娜和来自新疆的维族女星古力娜扎等，也均很“正面”。从媒体和观众的反应来看， 10位参与者的舆论影响就算不能说是“平分秋色”，却也基本实现了对电视观众多元审美趣味的兼顾。
“偶像来了”的第二层含义，是这档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相区别的关键，那就是10位参赛者中，有一些人是另一些人的偶像。这一效应，在林青霞刚刚登场的那一段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几位小姑娘看见一袭红色礼服现身的林青霞，除欢呼、尖叫外，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如果说其他明星真人秀节目在赛制设计上大多以同质竞争为特征的话，那么《偶像来了》则打了一张“差异化”的牌。那么这种“差异化竞争”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显而易见。一方面，参赛者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不是单纯的“合作”与“竞争”可以概括，她们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和不同的眼界视野，因而也就在相互之间关系的呈现上拥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在形态设计上，“人气队”和“气人队”灵活的组合与调整方式，也表明节目想要传达的并非“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方式，“沟通”乃至“社群”的意味更浓厚一些。而节目的文化落脚点，总会在于一种“虽败犹荣”并其乐融融的合家欢氛围，因为没有人会真的处心积虑去“打败”偶像，而被偶像“打败”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不丢人，反而是种荣耀。另一方面，借由此种安排，节目得以向观众传递一种稳定的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秩序建立在由年龄差异导致的智慧与性情的高低不同上——当然所谓“低”不是“差”，而是“不及”。在某种程度上，这档节目是在推崇以林青霞为代表的一种典雅、持重、宽和、内敛的女性形象，而其他多样的女性气质则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因而，从逻辑出发，大致可以感受到节目在进展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以“女性成长”为主线，所谓的挑战和任务至多只是令节目好看的程式元素，精华则在于10位参与者的交流过程，以及年轻女性在这种交流中的成长过程。
也许是为了实现前文所说的目标，我们发现节目在制作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参与者形象的维护，尤其是林青霞、朱茵、杨钰莹、蔡少芬等形象与口碑俱佳的资深女星的形象。因为对于一档几乎为全女性阵容（两位主持人是男性）的真人秀来说，刻意制造冲突性和对抗性并不是聪明的办法，正是上述“岁月荏苒、青春不老”的“冻龄女神”身上所附着的典雅气质，才是《偶像来了》能够在硝烟弥漫的明星真人秀战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这一元素与电视观众普遍的怀旧情绪发生了化学作用式的结合。

节目刚刚播出了一期，因此它在形态上的变化和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尚无法推断。但从第一期来看，这档真人秀节目似传统综艺的色彩更为浓厚，它的宗旨是维护并扩大偶像的光环，而不是“把美好的东西砸碎了给人看”。兼有何炅、汪涵、谢娜等湖南卫视金牌主持人的深度参与，我们在第一期中仍大量看到三人令人捧腹的戏谑搞怪，只不过这次他们有了一个围绕的轴心，那就是林青霞，她像一位既仁慈又可爱的母亲一般，陪自己的孩子们做游戏，间或讲些人生的道理。然而，正是这么一档不太像真人秀的真人秀，令已经审美麻木的电视观众重温了经典——既有不老女神们身上附着的经典的气质，也有经典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在过去20年中给观众带来的那种虽有些虚假却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化气息。
可以说，《偶像来了》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它全面向电视综艺的保守方向的退却。它不但不打破偶像，反而要尊崇偶像，尤其是那些得到了时间和文化印证的、真正意义上的优质偶像。节目制作者的野心，在于令观众重新获得对传统电视明星工业的仰赖，因而《偶像来了》不那么亲昵，不刺激窥视欲，小心翼翼地与观众保持距离，并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上制造陌生化的效果。借助湖南卫视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它或许会成功地向观众灌输一种以经典为名却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完美女性形象，这不但符合主流政治话语对流行文化的期许，也为价值日趋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