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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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周恩来

“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

主笔◎李菁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时光拉回到36年前，中美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上，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个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也不免感慨连连。
　　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那次访问中，便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地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时，“又拿《人民日报》，又拿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基辛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7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提及这一段时，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们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似乎还是靠“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游长城时，她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很“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被拒绝的总统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由周恩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唐龙彬说，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总理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专门挑选了几首歌曲，也让我参加挑选”。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但是当天晚上的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拒绝上台翻译他的致辞。
　　30多年的时光已将当时年仅28岁的外交官傅立民变成身材臃肿的六旬老人。2008年12月18日上午，来北京参加关于中美关系一个研究会的傅立民，在国际饭店接受了我的采访，那个小插曲也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起草的文章、备忘录等，但是“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霍尔德里奇）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更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主席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一句毛主席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还是在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翻译。
　　无奈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是毛主席的哪一首诗词里的。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上他很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了我一支烟来安慰我。”傅立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和“妻管严”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很像英国烟味道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外，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　　“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的。”傅立民幽默地说。

　　　　　　　　　　　　　　　　　　　　　打开窗口

　　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工作的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的。“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牌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时隔多年回忆，马毓真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两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也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个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200多人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非得客观不可。他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以前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气度让资中筠至今记忆犹新。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呢？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和天津出的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他们也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有不到两个月，还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组织的班子也快100人了。”马毓真回忆。
　　而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3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的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你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世界记者们用——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由中国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闻名的美国记者，这次到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在龚澎手下工作几十年的马毓真形容自己是“龚司长亲自培养出来的”，“她教我怎么对人、怎么对事”，而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参与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后，马毓真又亲眼目睹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处事方式。曾任驻英大使、驻香港联络员的马毓真家里非常简朴，房间里最明显位置都摆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们已故的中央领导里头，最重视新闻工作、最懂得新闻重要性的就是总理。”
　　被分配在接待记者小组的资中筠，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我主陪的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记者，都五六十岁了，当时比较有感触的是，她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女的，但是抢起镜头来毫不含糊。看见一个好镜头他们扛着摄影机就往上抢——那时候机器比现在重——各自占领制高点拍照。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之类的，女记者有时抢不过男的，就蹲到地上，连滚带爬的感觉。记得在杭州到一个桥底下，干冷的河水，他们就从桥底下过去了，抢镜头抢得特别厉害。”与此同时，那些美国安全人员也会很敬业地来驱赶他们，这一切，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都是那么新鲜。
　　对于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非常好奇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到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那时的北京市可是做了大准备的。”资中筠回忆，北京市好多街道都动员起来，只要居委会老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那些小胡同“干净得不得了”。可以理解的是，外国记者访问的家庭其实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居委会派出所都去看过，踩好点”。那时候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家里人口多的，先挪出去几口，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资中筠：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反目？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按照“政治正确”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那位记者竟然是抗战时期就在中国采访的《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有一些人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真是名记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