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青：历史的灵犀——李锐流放日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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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青：历史的灵犀——李锐流放日记阅读

作者:奚青

笔者同李锐先生交往多年，每有倾谈。期间，曾为他整理早年书信、日记等文字，并阅读了他的大部分著作。 　　李锐一生坐过两次共产党的牢，一次在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一次在“文革”中，于秦城监狱关押8年。 　　毛泽东多次号召领导干部“六不怕”，即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李锐当真这样做了，结果是“六不怕唯头尚在”——除了脑袋，其余五样全摊上了。 　　1963年7月25日，李锐向水电部刘澜波部长并部党组呈送一份思想汇报。其中谈到：“在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一严重的历史关节时，我是造成祸害的当事者之一，确是罪孽深重。然而在内心深处，又常觉得我那是一时性的错误，我并没有居心反党，我同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关系；尤其觉得对于主席从来是五体投地，有的也只是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意见。有时也就不免陷入某种个人的痛苦。”“我在庐山所犯错误，最突出表现在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党和主席所称许的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标准作歪曲的理解，即不是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原则立场上来运用独立思考，而是自己随心所欲地独立思考。”“‘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现在我才算是真正尝到了这口苦药。”“不过，从我的历史、思想查看，我之所以犯这个错误，主要还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我绝无其他居心，相信党也了解这一点。”李锐同许多“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真诚忏悔，深刻检查。但怎么认错，也不认为自己有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和行为。 　　李锐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他在1964年4月8日写有一首回顾南宁会议的诗： 　　一电忽传飞邕宁，事关三峡误三门。 　　故人为我担忧甚，成竹藏胸敢直陈。 　　骋辩当庭虚实显，上书隔日是非分。 　　偶逢破格常言事，祸伏之心且语人。 　　该诗讲的是1958年1月，李锐突然被召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进行一场“御前论争”。其结果，原本憧憬“高峡出平湖”，主张修建三峡大坝的毛泽东，采纳了李锐的反方意见，并破格要李锐做他的兼职秘书。毛在会议上热情地号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称李锐“廷试中了状元”。 　　在全党、全国发高烧、升虚火的大跃进中，倘若三峡仓促上马，绝对是一场特大的灾难。李锐率性直谏，影响并转变了中央的决策，其功至伟。《龙胆紫集》中有一首评价唐太宗的诗，末两句为：“直谏虽不易，纳谏更为难。”毛泽东在这件事上的清醒和冷静，值得称道。 　　李锐并未受宠若惊。他对多年的挚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自己心直口快，很容易惹祸，不适合在主席身边工作。并开玩笑说，这是“自投罗网”。李锐也曾对刘澜波和黄克诚袒露心底：担任主席的兼职秘书，怕是要“碰鬼”（湖南话，惹麻烦之意）的。 　　尽管李锐心存顾虑，但忧国忧民之心无改。在南宁会议之后，他还是就大炼钢铁、粮食放卫星和“二五计划”指标落实等问题，给毛泽东写过三封信，对大跃进的浮夸及其不良后果，提出委婉的批评。为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当众嘉许李锐：“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同时，也批评了李锐：“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李锐怕鬼，要改。”进而要求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李锐并不想效法海瑞。一是毛泽东雄才大略，令人崇敬；二是即使有缺点，也不可能同昏庸的嘉靖皇帝相提并论。不过，李对毛泽东并不盲目崇拜。在庐山会议中，即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彭德怀“万言书”的当夜，不平甚或愤懑的李锐和周小舟、周惠聚在一起，共同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周小舟说，毛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周惠说，多年的顺境，使毛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在大会上的讲话是“翻云覆雨”。三个人意气难平，接着去见黄克诚，周小舟讲毛独断专行，李锐讲了更为激愤一句的话：他（毛）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三位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末了彭德怀来了。尽管李锐、周小舟、周惠当即离开，但此事还是被人告发到毛处，于是上纲为反党的“组织活动”，受到严厉追究与挞伐。从此，李锐一栽到底，20年不得翻身。 　　1959年，李锐在一首诗中写到他和毛泽东的曾经密切，以及庐山的逆转： 　　生涯岂可料，一召上青云。 　　南海塌边问，东湖夜话亲。 　　山风来雨骤，飞瀑忽雷奔。 　　每念交心语，冥顽似负恩。 　　“南海塌边问”，指李锐1958年1月应召入中南海，同毛在其卧室中长谈。“东湖夜话亲”，指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期间，李锐在东湖向毛直陈对大跃进的看法，毛蔼然听取。李当时问毛：你是农村长大，怎么能相信一亩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食？毛答：看了钱学森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倘若整治李锐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他自可横眉冷对。问题是，认定他反党的，恰恰是他敬仰和追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而毛泽东又曾十分信任他，重用他。这一点，使李锐诚惶诚恐，倍感痛苦，故而有“冥顽似负恩”的自责。他在1964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自审：“夜读柳子厚《与许京兆孟容书》。这种文章是读不得的。‘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简直是为我写的一样。”这是李锐对自己气锐直遂、率性而为的反省，有思想修养一面，也有性格一面。 　　在20年的劳改、监禁和流放中，李锐经常作恶梦，在梦魇中惊叫不已。为此，往往被人敲门、敲窗，将他唤醒。他的梦魇，多半与毛泽东有关。 　　李锐一生保有写日记的习惯。为自我保护，他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公”。如： 　　1960．2．22日记：“我事何日可毕！夜有幻想梦。公谓：‘不料你是个坏人。’” 　　1963．1．9日记：“昨夜做奇怪凶煞两梦。一梦割人四肢，还要坐观，设法中途逃走，安上两个木脚后，此人精神即已全变。此梦由‘泥足巨人’事而来？” 　　1963．7．26日记：“半夜梦呓，叫得巡夜的老徐在窗外招呼。” 　　1963．9．9日记：“可以像培根一样，写一篇‘关于痛苦’，第一句话似乎都想好了：‘肉体的痛苦是可以言传和有止境的，精神的痛苦则往往难以言传和没有止境。’” 　　1963．10．20日记：“近来总是长梦，与自己各段历史有关人物，累累出场。又几次梦见公，不外鄙弃冷落之情。可见我无甚怨意也。” 　　1964．4．11日记：“梦多而古怪。前夜长梦游古城堡，塑像竟能活动，昨夜是见公请罪也。” 　　1964．8．21日记：“昨半夜小有发作，服两种含片即平服。以后即噩梦频来，几次呓中惊醒。尚张眼，看房中是否有人袭入。又作往事长梦。现在还记得由刘带我们到农垦部谈工作，王震留吃午饭，刘告我要减人，似不得已，眼圈亦红，而铁铮几变得认不出了。两个肛门解手。一切都是心中不平之气引起的也。” 　　1964．8．26日记：“长梦，梦见公等，还有那位帮我改检讨稿的人。那两年发生的事，大脑皮质中用砂纸也磨不掉也。” 　　1964．9．20日记：“半夜大发梦呓，大喊屋内是谁。小徐来敲门，我才觉醒。这种梦呓，大概常有发生，昨夜是喘片引起心悸之故。” 　　1964．10．25日记：“昨夜睡得尚好，大概只发了几次梦呓（今天小戚告我听到吼叫）。” 　　1965．1．24日记：“昨夜擦上万金油上床，一点醒来，几失眠，头痛之至。再睡着后，竟连做奇梦：公来到我处，款以好菜，各种乡味，谈鸭公之词，不知怎么高音也来了，带来小妹、么么谨见。”（鸭公为胡乔木，因其长期在毛身边，“春江水暖鸭先知”，喻之。高音为李锐前妻范元甄，高声吵骂成习，故名；小妹、幺幺为李锐的两个女儿——笔者） 　　1965．2．6日记：“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奇梦，现在记忆还清新如梦：那位‘多言’的市长约我与高音商谈（似乎高音在彼家工作），让我仍去参加那种会议。会上公一认出，必然请我出去。我决不愿去受此待遇，乃至痛哭。后拗不过两人劝说，去参加会了（会场在一七层楼上）。公一边讲话，一边走过会场空道，看到走向我这边来了，我将帽沿拉低，仍被认出，于是将我拉出来，我就随他一同到会场外面。我与他辩论良久，记得最后我说了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打动了他，欣然同我再进会场，叫人拿酒来，与我干杯，全场欢然。这类幻想，过去几年中也许闪过，终于来到梦中。” 　　1965.5.3日记：“总是不能平静，得‘天真幻想’四句，真是痴心妄想：六岁寄居为何情？牢骚偶语非素心。圣代当今多雨露，解铃还望系铃人。”（六岁寄居，指59年至65年，已流放6年。——笔者） 　　1966．2．23日记：“做长梦，与公争执。” 　　1966．6．15日记：“一切问题仍在没有真正心服。” 　　1966．5．30日记：“邻居近来常止不住要来闲谈‘三家村’事，讲些言不由衷的话。今天吞吞吐吐讲了一句由衷之言：那时开神仙会，这次文化大革命之后再没人讲话了。” 　　1966．8．19日记：“近日常有梦呓。记得一次狂叫，觉两手被人分开抓住。醒来尚在恐惧中。” 　　可见，“公”对李锐心理压力之大，尽管李锐仍对“公”怀着善意和幻想：解铃还须系铃人。 　　在中共领导人中，李锐更敬重和感念的是周恩来。1943年，李锐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被诬为特务，关押一年半，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开释。建国后，李锐陪同周总理视察三峡、新安江等地，聆受教益更多。在“御前论争”中，周恩来同众多中央领导人一样，对李锐之胜出倍感欣幸。“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准的葛洲坝水利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出现乱局，被迫停工。周恩来曾在一次汇报会上提起李锐：“还关着？放出来也好，可以给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见，也是劳动嘛！李锐就不赞成在干流修坝，主张开发支流。”周公试图借此机会，让李锐参与解决这一重大难题，改变其“罪臣”的厄运。不知什么缘故，总理的提议，并未得到落实。 　　李锐梦见毛公，绝大多数都是噩梦。梦见周公，则温煦如春。如1962.7.25日记： 　　“夜雨，睡得尚好。闭眼即梦。做了一个多美的梦：见髯公，极为亲切，说党籍要先解决，云代说项。” 　　髯公，即早年曾留美髯的周恩来。周允诺再次援手，首先恢复李锐的党籍。实则，周公在“文革”中自身难保，已经没有能力搭救李锐。李锐1976年1月9日的日记，写下对总理极为深挚的感情： 　　“六点起床。做气功时，突闻沉痛的广播音，没料听到是总理的名字！不禁双泪直下。想起从前的一些情景，特别是山上（指1959年庐山——笔者）出事之后的一次谈话，带着多么深的惋惜。虽知是在病中，总觉他从不生病，能够长寿的。整日心情沉重。” 　　未几，在观看周总理逝世纪录片后，李锐写下一首痛彻肺腑的悼诗： 　　世间多少悲酸事，未有伤心似此晨； 　　九万万人齐下泪，三千千界共招魂。 　　音容宛在春风暖，教诲犹蒙冬日亲。 　　望断灵车不复返，长号顿作巨雷奔。 　　李锐没有见过鲁迅，但对鲁迅先生极为亲敬。1966.2.21日记载：“竟梦见鲁迅，同他商量出版什么的事情，真是‘梦中有幸’。”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流放期间，李锐对庐山会议，对毛泽东，对自己，有许多反思，进而对“公”产生更多质疑和驳诘。如： 　　1962.1.6日记：“有些什感：一代英雄打定天下，进入承平，治世久久，必生问题。从来正确，从来谦虚谨慎，功业过大，世成定论，久久亦反己律。决断与任性，对立而统一，大决断与大任性也常相伴。大概艰危之时‘任性’不至生事，风顺之日则起大波也。客观亦常害人。因真假之像常易混淆。曾参杀人，三传即为动摇也。竹节虚心是我师，此种金石古语，永生光辉。人之难即在常怀疑自己，怀疑他人他事，完全是自然状态（根本不用头脑者不在此例）。肉体痛苦有时限，可以复合；精神创伤徒徒无期，甚至不可复愈。思想解放谈何容易。世之痛苦莫过于作昧心之言。世上光眼瞎子何其多也。” 　　1962.4.7日记：“读《原理》，《通史》，并翻《哲学笔记》。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不懂自然科学是不行的。公于此似差一点。年轻时自然科学无丝毫兴趣，甚为可惜。谭嗣同还搞‘以太’（指太空物质——笔者），通数学。马、恩、列都是精通的。” 　　1963.6.18日记：“夜听完全本《武则天》（以前听过后半部），演员甚吸引人。不禁又想起庐山的一幕。掌管天下之人，决不能留有异己。” 　　1963.8.24日记：“做了许多幻想好梦，公之如何开恩之类，说情之人甚多。有连续之梦为重归旧业，还我山河也。” 　　1964.2.8日记：“我曾被目为‘秀才’，旋被推翻。倘细细思之，我身上‘秀才’之气并不甚多，有些事‘推廓不开’，但许多事还‘推廓得开’，否则尚能如此豁达记此一段乎？在山上时听到：‘ 跟随多年，仍是书生’之论，甚不以为然。如今证实，此种不以为然实在是为然也。我之缺点与优点常常是同一的或并生的，如自信力之过甚，生一主意，即难动摇，非达目的，决不罢休。” 　　1964.4.9日记：“午饭后闲坐，又得一首，记一九五八年高潮也：‘海上弄潮翻复翻，各路诸侯比浪漫。笑语洞中方七日，世上已过一千年。’” 　　1964.7.7日记：“真搞工业的人，当年何尝不心中雪亮，我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配角万岁’，竟成大罪也。问题在于必须承认故有经验，不能只有自己经历方予批准。信手写上这些，可见积习难出，尘心不死！”（“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配角万岁”为1958年李锐致毛泽东第二封信中的提议——笔者） 　　1964.7.24日记：“上午挑选主席语录，共六条，多针对此间情况者。有一条颇为人们少见：‘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当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人的精华就在思维，有头脑而不能用，不愿用，实莫大悲剧。” 　　1964.8.5日记：“不禁记起成都会议时的顽笑语。这种教训是什么呢？一个人大权独揽时，可以黑白颠倒至何种地步！而人们则是分类的教训：个人置之度外者极个别，摇旗呐喊者一群，随声附和多数，也有明哲保身之群，广大群众则唯有绝对服从而信任也。有什么办法预防此种个人当权。古往今来好像是没有办法的。封建朝代设摆样子的都察院，但也还有个别的好御史，以死谏者。而现在，人们反而‘聪明’了。共产党员总是要反对奴隶主义的，‘驯服工具’字样现在似乎不见诸报刊了。以上这些话如果断章取义，那又不得了了。” 　　李锐晚年，对早期中共党员有三大归类：一是建党初期的革命先行者，追求救国救民的新路；二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寻求翻身解放；三是参与“12﹒9”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怀有争取民主、自由、国家振兴和富强的理想。李锐属于第三种类型，其革命动因来自思想信仰。这批人具有自主人格和独立思考精神，故而很难压服。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锐非但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认定错在毛泽东。如： 　　1965．11．26日记：“多么虚诞的梦境：先是到六公（李六如——笔者）家做客，很是同情谅解，殷殷关问，还告及有人诬告之事，示意总可解决，并留午膳。接着又至公家，说了这样的话：‘也许是我错了。但你们也可能有错。’定要留餐，极为亲切。” 　　在梦里，集“伟光正”为一身的毛泽东，终于承认自己有错，尽管有些勉强。这是李锐一直期冀和盼望的。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彭德怀有5个小时的长谈。毛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进而安排彭德怀去西南抓三线建设。 　　李锐此时流放于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库，不可能知悉毛、彭的谈话。但他这个梦的时间和语境，同毛、彭谈话非常相似。如此巧合，或许是历史的某种灵犀和映照罢。 　　马克思说：“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李锐的认知逐渐加深，与他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后的经历有关。1960年5月，他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他回忆：“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时喂牲口的东西比现在好吃得多。”“人世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饥饿了。在地里劳动，目光就搜索一切可吃的东西，偶尔翻出一个土豆，当时就生吃了，发现了漏掰的玉米，也马上生吃了，就像牲畜一样！”田家英知道李锐陷于浮肿、病馁之境后，向李富春作了反映，辗转将他调回北京。李锐死里逃生，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 　　李锐目睹了大跃进所致经济滑坡，环境破坏，民生凋敝，饿殍遍地。事实证明：彭德怀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对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毛泽东压制批评，颠倒是非，错的是他。 　　李锐于1963年末去安徽磨子潭水库当文化教员，“文革”中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游街、批斗、劳动改造。1967年8月，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找到李锐，要他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庐山会议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李锐说毛主席周围的危险人物，不是胡、吴、田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李锐说明了原由，并就此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后被退回，不予转达）。陈伯达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红得发紫。缘此，三个月后，李锐被专机送往北京秦城监狱关押8年。他的上述日记，同样成了重要“罪证”。 　　1975年5月30日，李锐从秦城监狱释放，重回磨子潭劳动。直至1979年1月平反，复出。 　　漫漫20年，作为钦犯，李锐初始有过失落和怅惘。如： 　　1962.7.6日记：“无业游民整整三年矣。‘往事已成空，还如在梦中。’不敢翻后主词。”

1963.12.17日记：“鹰的翅膀折掉，变成小鸡在地上活着。我自认无个人英雄，但有浓厚的事业心。过去七年算有了点经验，但山崩地拆，摔下来了，夫复何言！” 　　不过，李锐并未消沉。他读了大量马、恩、列、毛和古今中外文、史、哲并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包括若干人物传记，英语，用以充实、砥砺自己。他在日记中多次联想到南唐李煜：“李后主是想起‘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终‘垂泪对宫娥’；是想起‘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而‘多少泪，断脸复横颐’。这是做了俘虏的帝王才子的沉重伤痛。时代不同，人不同，伤痛的思想内容不同，然而为个人则一也。当然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属于个人的伤痛了，问题是怎样看待这种伤痛。为党作了点工作，份内之事，何足道哉。我如果修养好些，就不会有这些个人的‘感伤’了。”“我究竟是30—60年代的人，过去的日子我并没有枉过，没有浪费，我心安如松柏，实在不应当‘往事只堪哀’的。”“每逢情绪松懈只有挺尸之时，一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不由得惭愧起来。马克思只活了65岁，是坐着死去的。他们的生命，每一分钟都交给了无产阶级，交给了全人类。”李锐策励自己：“纵观历史，横看世情，全国、全局已经好转，个人委曲，又何足挂齿！” 　　李锐一向钦仰同乡谭嗣同。他在1964年1月25日日记中感慨： 　　谭嗣同诗何其阔大、雄放、豪迈：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如将其存诗二百首全部读通，真实材料也就可得一半了。诗以言志，诗以寄情。一般说，人之感情不到不得不迸发时，是不会写诗的。一个率情之人，真诚之人，是必定诗如其人的。 　　所谓“真实材料也就可得一半”，指的是李锐准备写一部《谭嗣同传》，并已阅读完谭嗣同诗文全集。他把这一想法对田家英谈了，田说千万不能写，免得招来以谭嗣同自居的误会，更加被置于死地。李锐听从了好友的劝止，但内心非常苦闷——几次跃跃欲试，却又不得不搁笔。 　　李锐到延安后任中共青年委员会宣传科长，是轰动一时的《轻骑队》创办者之一。继而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编辑，许多重要文章和社论（如《开展吴满有运动》）皆出自他的手笔。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社长，接下来任高岗、陈云的秘书，《新湖南报》社长，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可以说，是个大笔杆子。解放后，他不愿再搞新闻和宣传工作，于是投笔从工，投入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他在一首诗中回首：“从未关心风月事，却曾八年醉于斯。”可惜，李锐只干了八年水电，便折戟沉沙，风华不再。 　　在落寞中，李锐自嘲“无党、无家又无业；有书、有画还有闲。”他想写作而受限，于是向部领导请求，让他做一点水电方面的具体工作。他在1963年9月23日日记中写到： 　　新闻广播访问新安江（正装第四台），恍如隔世。第二个五年到三个五年，我是如此度过的。我好像一个在后方医院养了几年伤的士兵，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的炮声。 　　1964年6月9日日记述怀： 　　对我国天赐水力之富，古代诗人甚多歌颂。太白尤喜吟咏，如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望天门山七绝云：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则俨然一坝址也。 　　中午假寐不成，得四句： 　　我欲踏破神州山，遍寻天赐水力源。 　　雅鲁藏布尚未识，如今困居磨子潭。 　　1964年10月14日日记更为激怀： 　　案头摆着水电书，触发回忆，不禁提笔写出这样的小诗，几乎是一涌而出： 　　一见钟情， 　　我的知己。 　　我没有注意你的美丽多姿， 　　只是关心你是否坚贞无比。 　　数不完的约会， 　　记不清的流连， 　　直到钻进你的心里。 　　新安江你说话呀， 　　我怎么能忘记你。 　　我噙着泪写这些小诗， 　　是欢乐？是痛苦？ 　　是迷恋？还是无可奈何？ 　　只有你们知音。 　　呵，永不疲倦的歌手， 　　创造美好生活的尖兵， 　　我剩下的一些感情， 　　全都交给你们。 　　你们都说话呀， 　　讲讲我对你们的忠诚。 　　很想每个地方（已发电或尚未建成的）写几行，抒发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情感。最后结尾几句也一涌而出，如上。不仅是“噙着泪”，而且伤心得大恸。……想起了那些紧张的勘测日子，想起钻入新安江河床底下的隧道，想起自己承担过的风险，想起那些沸腾的生活，想起自己全身心倾注的事业，而突然中断，今天又还住在这样一个“打补钉”的水电站，怎能没有一点个人的哀伤？……情绪一直不能平静，外面又下着毛毛雨，不能散步，关在斗室，实有天地何其狭小之感。 　　苦难出诗人，沉痛出诗人，愤怒出诗人。 　　上列日记中的“小诗”，是李锐诗词中罕见的自由体诗，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三十功名尘与土”。经过无数噩梦和幻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李锐对毛泽东之“解铃”，已经不抱幻想。但他缅怀“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深山大壑中，视察、调查、探查水电开发那热火朝天的日子。可惜，李锐“重归旧业”“还我河山”的要求，不得允准，他只能空耗年华和生命。他的寂寞、孤苦和郁闷，可想而知。 　　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挺不过刑讯逼供，把李锐咬出来。而李锐在关押期间，同样受到种种刑罚（戴手铐，站木凳五天五夜，不准闭眼，打耳光等），但他挺住了，顶住了，决不乱咬任何一个人。1958年，田家英对李锐讲过：自己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进言三条：一、听不得批评；二、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这三条进言，在庐山会议上被当众披露出来，全场震动。为保护田家英，李锐在回答刘少奇的追问时，说“这三条意见是我的想法，与田家英无关”，从而使田家英脱难。庐山一案平反后，黄克诚称赞：“李锐这样的硬骨头，我们党内太少了！” 　　我问过李锐：在获罪遭遣的20年中，你有过绝望的时候么？他说最难熬的是秦城8年，单间关押，经常受虐待。李锐向我展示过写在《列宁文选》内的龙胆紫诗词，和在陈伯达档案中找到的他于庐山会议期间使用的笔记本。唏嘘之余，我说你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说要是本人早自杀了，他说那不行，自杀我是绝不干的！ 　　真个是：“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故作铜声”！ 　　李锐的流放日记，记录了他所遭受的苦难，也映透出他的人格、气节和自我解剖精神。可谓：“楚狂本色总依然”。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