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喧闹时期的自传文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传记创作的大丰收,自传也不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作家、影视明星、体坛明星、商人等等,纷纷出书立传。进入21世纪以来,自传创作更是热闹非凡。在政治与经济、传统与西化、文化氛围与价值导向的多重矛盾激荡下的当代自传,创作呈现出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明星自传盛况空前,但政治家自传鲜少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物发行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热点人物成为出版社争相追捧的对象,活跃于荧屏的影视明星、主持人、体坛名将与企业明星高调登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演了改革开放以后明星传记的第一次大爆发。在赵忠祥、倪萍、杨澜、姜丰等央视大腕主持人领衔“主演”下,姜昆、黄宏、刘德华等一批明星相继推出自传。21世纪明星自传依然炙手可热,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朱军、柴静等纷纷讲述着自身的奋斗历程,王刚、郭德纲、谢娜、冯小刚、成龙、甄子丹、李安等大陆与港台明星也不甘寂寞,出书立传。在刘翔、姚明的自传均反响平平的背景下,2008年,趁着伦敦奥运会的东风,杨威、林丹、刘璇等体坛名将都推出了自传。这些明星自传中,不乏一人著有多篇自传的现象。例如,20世纪90年代著有自传《凭海临风》的杨澜,21世纪又出自传《一问一世界》,回首20年职业生涯。陈凯歌于2001年推出《少年凯歌》一书,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因作品富有自省和批判精神而受到一致好评。2009年,在《少年凯歌》的基础上新增四万字重新初版自传《我的青春回忆录》,并在该书的扉页上打出“陈凯歌自传第一部”的字样,宣称接下来还要出第二部、第三部。21世纪房地产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与影视明星一样,地产大亨也炙手可热,接连推出自传。万科总裁王石相继推出《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与《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两书,宣称是自传的姊妹篇。潘石屹、任志强等人都出版多部自传以博眼球。有别于古人立传的审慎,当代自传更大程度上是市场化运作下的产物。正如杨正润所言,明星传记“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和宠儿,它在散布虚假的信息,诱骗青年读者沉迷于虚假的‘明星梦’,发挥着大众文化抹杀社会矛盾、粉饰太平的功能,成为社会的凝固剂”。[7]与明星传记的热闹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政治家自传难得一见。与西方政治家卸任后几乎都会出版自传不同,我国当代政治家鲜少会创作自传。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晚年著有自传《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的上卷,追述了1925年到1995年这七十年间个人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李岚清卸任后,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自传性的作品,如《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李岚清音乐笔谈》《音乐·艺术·人生》,给我们展示了其多姿多彩的人生。但他们都是政治家中的特例。政治家自传的缺少与我国政治家极度强调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息息相关。 第二,最具思想深度的自传是反思性、忏悔性自传。1978年,巴金率先创作回忆性散文集《随想集》,拉开了反思“文革”、反思历史的传记序幕。此后,《胡风回忆录》《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等自传先后问世,这些集史料性与思想性于一体的自传将人们对文革的思考推向了一定的深度。与此同时,卢梭式的忏悔意识也在当代自传中时有闪现。冯至曾指出:“中国文学里也没有奥古斯丁、卢梭那样坦率的‘自白’或‘忏悔’。”[8]诚然,中国文人的忏悔意识自古就极为匮乏,但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灵与肉的激烈冲突时,也曾有内心的忏悔。曾与鲁迅一起筹办《语丝》月刊的现代作家章衣萍于1928年写作了《倚枕日记》,不仅在日记中大胆、直露地描写了性,而且在为日记所作的“序”中对卢梭进行了高度的认同:“我在这些日记上不曾丝毫将自己粉饰。我也同那可怜而伟大的卢骚一样,大声疾呼的说:‘这就是我所做的,这就是我所想的,这就是我自己。’”[9]。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于1998年出版自传《思痛录》,以一个老革命家的身份高度忏悔了自己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的不光彩的表演,“作者将心灵和历史放在天平的两端,而无论如何想要达到平衡,就必须要加注鲜血作为代价”[10],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想性。 第三,重视对传主个性的袒露,肯定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邓晓芒先生认为,作为一种体验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于“缺乏自我意识”[11]。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个性主义和自我意识思潮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开始从事无关乎民族、国家的“私人化写作”,将笔触专注于个人内心的体悟,宣扬个性主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受此影响,自传文学也不再背负沉重的国家民族使命、社会政治任务,转而大胆书写个人的内心需求,认同个人利益的追求。1983年,刘晓庆在《我的路》中发出的“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12]的感慨成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追求自我的名言。而她在1995年出版的另一部自传《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中对爱情、婚姻的告白,更是真实得让人无法接受: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在这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13] 这种不追求崇高,不关心理想,只在乎个人感受宣泄得是否淋漓尽致、个性思想体现得是否痛快酣畅的书写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自传创作中受到一批作家的追捧。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对传主出身高贵与知识渊博的反复渲染使人咂舌;而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因传主个性被塑造得近乎完美而遭到了质疑。 第四,口述自传悄然升温,且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由毛泽东口述、修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开我国现当代口述自传的先河。该书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生平经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提供了毛泽东史料、中共史料、红军史料等多方面第一手珍贵史料”[14]。该传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广为流传。而由胡适口述、旅美学者唐德刚整理、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则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广泛的瞩目,且使“口述自传”这一特殊的文体渐为国内学者所认识和接受。20世纪4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从1958年起,该校学者C.Martin Wibur和FranklinL.Ho有计划地采访了正寓居美国的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界要人。唐德刚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积极参与到此项目中。此后,口述自传在台湾和大陆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领下,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六七十年代,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并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取得丰硕的成果,采访对象以各界要人为主。80年代以来,以专题访问的形式将采访对象拓展至芸芸众生,至今已访问千余人,且自1982年以来,近代史研究所陆续刊出近百余册口述自传,引起较大反响。大陆口述自传相比于台湾,起步晚,规模小。1964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溥仪口述、李文达整理的《我的前半生》,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197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选取一些文化名人,如萧乾、何满子、朱正等人,推出“口述自传丛书”,深受好评。200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不定期推出《口述自传丛书》,以各领域知名人士为主,包括舒芜、文强、黄药眠等人,但反响欠佳。2011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20世纪中国科学家口述史”丛书,刊发了包括杨纪珂、黄培云、凌鸿勋、伍连德、徐利治等科学家在内的口述自传,在业内产生较大的影响,获第五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这种由采访者和讲述者共同完成的口述自传在大陆有着十分巨大的发展前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记文学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猛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传记热席卷书市。每年有上万部的长篇传记问世,远超每年仅千余部的长篇小说,且其中发行量过百万册的不在少数。图书大厦中传记专柜与年俱增,专门经营传记文学的书店也已在北京悄然开业。当代自传创作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如下的问题: 一是由于传主的多样性而导致自传作品的良莠不齐。不同于现代自传作者以学者、文人居多的状况,当代自传的作者中充斥着影视明星、体坛明星、企业明星等人物。他们中也有一部分文学素养较高、作品备受赞誉的,如IT巨头李开复,其自传《世界因你不同》通过讲述他那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劝导人们从既定的模式生活中脱离出来,去尝试实现我们童年的那个梦想,作品深刻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央视主持人柴静,于2012年出版的自传《看见》,被视为既是柴静个人在央视十年成长的“告白书”,也是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有些自传存在请人代笔、简单拼凑的“快餐”型现象,其质量堪忧。 二是部分自传存在媚俗化倾向,以盲目追求金钱、名利、暴露隐私博人眼球。有些自传在取书名时就宣导金钱至上的理念;有些自传满纸陶醉于对追求名利的满足;有些自传则存在刻意暴露隐私之嫌。自传需传达正能量的主题思想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三是自传创作手法较为单一。我国自传创作往往以历史的回顾、经验的总结为创作宗旨,文学的描写成份过多,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分析方法较少运用到自传中去。作者注重材料的累积,而忽视事实的阐释,专注于塑造“这样一个人”,而不去解释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创作手法的单一使得自传往往只停留于表层面目的刻画,而不能触及传主心灵的深层,读者因而缺乏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