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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国庆、祖国、香港”征文 戴国庆 60年前的10月,在全国人民欢庆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兴奋之情尚未完全退去的日子里,我诞生在祖国中部的河南省。父母一定也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所以虽然我并不是出生在10月1号,但仍把我起名为“国庆”。
我想,父母当时一定也是极为兴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曾经在我们都还在读书的年纪,就已经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和独裁政权的斗争,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也曾有亲人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当我在母亲肚子里逐渐发育成形的时候,母亲还坚持领导当地剿匪、土改等工作。因为残余土匪的暗算,有一次她坐的汽车从一座小桥上翻下。还好,我的小命竟然奇迹般地保住了,从此开始了我与共和国同时成长的历程。
小时候的许多事记不清了,长大以后学历史才逐步知道。在我一周岁生日前后那一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秘密入朝,并在生日的第二天凌晨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在1952年“三反五反”的日子里,我的妹妹诞生,爸爸妈妈因此给她起名为“涤新”。
从幼儿园到小学,印象中有这么几点特别之处:
在幼儿园时,经历了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这一对河南历史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现在只记得幼儿园的孩子坐满了几个车皮,热热闹闹地完成了这一趟旅行。根据历史记载,省委省政府是1954年搬迁的,我估计幼儿园的搬迁应该是在1954年底或1955年上半年。还记得,看到的郑州(就是现在金水河两岸)空地不少,印象中还有推土机为新建筑的“三通一平”在日夜工作。而现在这一带都已经成为上百万人口都市的市中心了。
后来上小学,只记得吃零嘴最喜欢的是用几分钱买上一段桂皮,咬下一小块,细细咀嚼,慢慢地享受那股香味。那大概也是我们口袋里能掏出的钱可买的不多的东西之一了,当然,画片、弹球也是少不了的。
50年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超英赶美”,“年产1070万吨钢”等口号仍然能记得。河南的大炼钢铁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连我所在的小学校校园里也燃起了几十座小炉子亮起的火花。记忆中,所谓炉子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点起火,至于是否能练得出铁,炼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的印象中就毫无记忆了。
疯狂不理智的行为必然带来回报。大概是1959年底或1960年,我们小学生们也开始身受经济困难带来的影响。虽然我所在的学校学生基本都是省委省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但伙食标准也都普遍降低。我记得自己为了填饱肚子,曾经把大白菜根削去外皮之后,当萝卜吃。学校午餐的主食经常是一大笼屉蒸红薯,吃的人胃口倒酸水。水红花、小球藻、“瓜菜代”,这些现在年轻人不熟悉的名词也都做过我们的食品。许多同学的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好长时间不能恢复。
1961年,全家跟随父亲搬到了信阳,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了许多对于“信阳事件”的骇人听闻的描述。我也曾在暑假期间到父亲蹲点的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生活条件当然是简陋的,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床下边,就有一只老母猪也一直在发出“哼哼”的鼾声。好在政府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农村生产很快得到恢复。我们的伙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到1965年全家又搬回郑州的时候,在信阳已经基本上可以细粮为主了。但郑州学校的伙食仍然少不了高粱面和红薯面做的糕,同学们戏称为“中州肥皂”(当时的肥皂也是黑黑的一条)。
物质上的匮乏无法充分补充,精神上的需求却有源泉供应。从初中时起,我对当时中苏间逐步升温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论战开始有了兴趣,每次重要文章的广播,我都会仔细听,也会认真读报纸。再加上当时国内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热,在家长的辅导下,我们也开始读起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初中生,对那些理论是否真正了解远谈不上。其论述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我当然更没有判断力。但无论如何,在学校教育之外,这些理论阐述引导我开始对一个过去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思索,是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启蒙。
1965年,我进入高中,家也再一次搬到郑州。这时,我们开始知道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教育革命的谈话以及和毛远新的谈话。老人家的一些观点对我造成极大的震撼。如:“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再如,关于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言论:“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可以说,正是老人家这些言论、中苏论战以及国内随后开展的“四清”、“社教”运动,给我们这些刚刚有了一些自己“主见”的毛头小伙子和小姑娘们奠定了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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