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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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来源：南方周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干部阶层享有的所谓‘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李大同说，“那时高级干部的阅读物，是对社会屏蔽的。”

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而如今，他以打破信息屏蔽为职业。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报社的侃爷和大编（辑）、曾经的“黑帮”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内蒙古草原上呆了11年，没有上过大学。他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10年间，从驻地方记者到编辑、部门主任，经历了一张报纸新闻生产的所有流程。1995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在最近出版的《冰点故事》里，李大同回顾了《冰点》创办10年来的历程：最初，它以讲平民故事见长。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十万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士遗孤……这些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曲折命运，为甫一诞生的栏目凝聚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气。但平民故事并不是《冰点》的全部。大专辩论赛的是与非；语文教育的困惑；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拷问———创立之初只有四五名成员的新闻“小作坊”直面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2000年前后，《冰点》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指向性：从反思“普遍问题”过渡到直击新闻事件，《冰点》完成了“由软到硬”的转型。

尽管从诞生的第一年起，《冰点》就有把报道结集出版的传统，但《冰点故事》的面世，依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争议。

有人称赞这本书“基本用报纸语言写成，文字流畅、口语化、富有节奏，长文短文，都有一些前后的埋伏，目光扫过真是前后无阻”。有人称赞这本书所总结的新闻观点是精粹到骨头渣里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人批评作者自恋自大，新闻观点已落后于时代。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大同。



解密《冰点》的运作

记者：你经常引用一句话“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但《冰点》的文章又不断结集出版。

李大同：因为《冰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新闻版。《冰点》都是非新闻性特稿。如果我是新闻版主编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就会去关注发生性事件。《冰点》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性事件。“北京最后的粪桶”发生了什么？“五叔五婶”发生了什么？没有！《冰点》所有的特稿都不是新闻。

记者：那它是什么呢？

李大同：讲个小故事吧。我们有一个部门主任去开孩子的家长会。老师强调加强孩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读这个，要读那个……突然有个学生家长站起来问老师，你有没有让学生读《冰点》？那比任何思想教育教材都好，我每期都让孩子读———这位家长就不认为《冰点》是新闻。确实，我们的定位是时效要求不强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人们关注而具有新闻性，但并非是发生性新闻事件。

新闻特稿与一般的发生性新闻有很大区别，获普立策特稿奖的报道有几篇是发生性新闻？特稿当然也有告知的功能，但它的主要追求却不简单是告知。我们选择的人物或事件，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特稿还有一种一般新闻不具备的刻画、表现功能，你看一条新闻会哭吗？已有不少读者说看《冰点故事》时哭得“稀里哗啦”，还有忍俊不禁笑起来的。要知道我在书里，只是非常概略地回顾我们曾经报道过的故事。特稿一定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有一些评论，以为《冰点故事》反映的就是我的新闻观，其实，在这本书里，我用故事来传达的是我的特稿理念；而故事之外的文章才是我的新闻理念。可惜在这本书里，我无法用故事来解说我的新闻理念。


记者：可是，现在即便不是特稿的新闻，也不会满足于只记录而不做分析了。

李大同：特稿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分析，而是生动、传神的表现。《冰点》全是长达8000字以上的特稿，8000字的特稿和4000字的特稿就有区别了，和1000字的区别就更大了，因为它要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和故事。这就超出一般新闻的意义了。一般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告知！但是《冰点》没有任何值得告知的。北京有几个背着粪桶的人，我需要告知你吗？十万大山里有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我需要告知你吗？不需要。为什么大家还要看，因为你展示了一种命运、一种情怀，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

最近我们刊发的《从小康跌入赤贫》，就是写一家人怎么看病，那个家庭本来是内蒙古一个县城里的小康家庭，想买私家轿车的。妻子生病之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丈夫每天跪在北京街头乞讨，直至死去，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给抹掉了。王小波说过，这个社会上沉默的是大多数，没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也说不了话。有一个细节：采访对象走了多少家媒体想请人听他家的故事，没人理他，最后我们决定采访他，他给记者一个短信就发了60多个“谢”字过来。你想想这是什么心情。这篇报道，当天Sohu网上的跟帖3700多条，列为榜首。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故事？不是！而是大家从中知道了自己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万一我要得了这个病又没有医疗保障……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得不起病啊。

记者：也就是说，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专门针对特稿这种文体的？

李大同：我这本书，主要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录，即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报纸的编辑，他可以怎样生活，而实际在怎样生活。我希望这本书像小说一样好看，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出现，有冲突和命运的跌宕。我想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一个报纸编辑和当代中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你每天都在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刺激，作为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编辑，你对这些刺激如何做出反应，你根据什么选择来向社会发布信息，这些很少有人记录。我相信公众应该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因为这个行业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一度在哪些人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上感到踌躇，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业内人士，而我确实想让行业外的人也有兴趣读。打开那些发黄的剪报本，过去的故事一幕一幕出来。我知道有一部分内容是讲给学新闻的人看的，需要讲解的时候我就讲解一下。对《冰点》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从了解一种行当的角度，这本书应该也是有吸引力的。



是记录历史，还是要影响今天？

记者：你在书里说的一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脑子里就打了个问号，你说新闻绝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影响今天。

李大同：这是一个常识，还需要讨论吗？

记者：你觉得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现实？经常听到一些同行抱怨：我可以一件件揭露个别事件，但是我扳不倒背后的逻辑。

李大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经常会觉得沮丧呢？因为其他社会系统配套不够。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里，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的子部分，这个子部分起到的作用是先行者，先告知社会有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这件事不正常，有可能违法、违规，然后社会其他监察系统就会蜂拥而上，这是健全社会的特征。比如说水门事件，如果光有新闻界的报道，有个屁用？要等其他社会系统出来，国会出来了，司法部出来了，正式调查开始了，总统下台了。我报你一个梁锦松事件，我说你买了一部什么车，买了以后就涨了几万港币，为什么？廉政公署立刻就上来了，你这车怎么买的？梁也只有辞职一条路。新闻就是为了让社会其他监督系统启动。比如说这次某某医院收取病人500万，马上中央调查组就下去了。

不能有时候没用，甚至很多时候没用，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要完成职业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不必考虑社会其他系统是否会联动，当我们面对后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干了我们该干的工作。

记者：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些像西西弗斯？

李大同：不。社会就是这样前进的。总得有一部分人坚持住。我不管它有没有用，我的职业使命是要告知，如果我没有做到告知，就是失职。况且其他社会系统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不动啊。孙志刚事件你报道它为什么？想留给历史吗？它动了没有？它动了。它废除了恶法。这不是在影响今天吗？

只有想影响今天的记者才是好记者，一时影响不了没有关系，如果他能坚持记录，他仍然是好记者。相反，真正可怕的是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我报了也没用，我报它干吗？有危险、做无用功，我就不报了。这才是对这个职业真正的危害。中国社会是在前进中的社会，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

另外，不能对影响今天做过分功利的理解，以为我一报，那个问题就迎刃而解。负责任的、公众关注的信息，有一种潜移默化、匡正人心的作用，有教育作用，有引发深刻思考的作用，有增强公民意识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在影响今天。

记录是中国新闻界退而求其次的追求，这个追求并不错，它坚持了职业底线。我们有很多报道也是这样。SARS，人已经死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它为什么这么死掉，没人知道。这种信息，就需要记录下来供后人检索。



软新闻是怎么硬起来的

记者：你对《冰点》十年的描述是“从软到硬”，这是你个人的新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还是你所面对的社会发生了变化？

李大同：是公众对《冰点》的期望导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们就是报一些故事，大家觉得好看，感动———基本就是在这样一条轨道上走。但是，我们也不能全是这个，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硬”报道就是新闻性报道。它完全是新闻事件的调查和展示，而且也有一些成功地改变了现实。

现在，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我们的观察版要更加动态一点，特稿这部分我们还是要长期坚持思想上、文化上的“输氧”，作为公民社会养成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系列发表的龙应台的文章，都是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

记者：你对“硬”的概括，一个是时效性强，一个是从温情脉脉的东西变成揭黑报道，这就是你的“硬”的指标？

李大同：所谓“硬”，是指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的报道。我报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比如我们的《控告查无实据》，第三天公安部的暗访员就进到我们报道的这个家庭里面，最后，乱抓人罚款的派出所被整个解散，所有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几十万钱财如数归还。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无奈的，比如《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我们最后的努力就是救了被告一条命，但是仍然判无期。他们有充分的证据无罪。

软报道的特征是表现，把一个事件表现得玲珑剔透，有深度，有社会现实的很强的针对性，大家爱看。但是硬报道就是干干脆脆的新闻调查，没有任何渲染，更没有一些人批评的夹叙夹议。纯正的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议的，甚至刑侦术语都是原装的，因为这就是事实。

“艺术人生”

记者：问一个很“艺术人生”的问题，按理说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人，很多东西都被固化了，你长年坚持的底气是什么？

李大同：不能把一代人的特征概念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任何时代，因阶层、教育、经历、职业的不同，一代人之间的差别大了，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就更是如此。

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是19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锻造的。这种锻造有虚妄的色彩，但一定会留下痕迹，譬如我们就很少感到恐惧，这大概是受《红岩》的影响。（笑）

记者：这特别有意思，你从一个信息特权的享用者变成了向别人传播信息的人。这可能也证明了信息本身的力量。

李大同：是是。我们下乡的时候，没有中断学习，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草原游牧的时候，搬家要装两大牛车的书，都是古今中外的名著。

记者：“我们”是谁？

李大同：我们是一伙子“黑帮”子弟。10个人。当时作为北京盲流到草原上。

记者：你们连插队的资格都没有？

李大同：没有。自己拿着户口走。一呆就是10年，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也有好处，没受教条的锻造。1980年代翻译过来的新闻的理论和作品，全部研究过，没有一本遗漏。我们的脑子里，装的是新闻共同体几百年来发展成熟的价值理念。有人说这些理念过时了，其实这些人都太年轻了。

新闻的价值理念是不会很快过时的，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套价值系统。我们现在是往这个价值系统靠近。它会很快变化吗？10年就发生变化？不会的。我们之所以跟世界上的同行有共同语言，依据的是我们的新闻共同体已经成熟的价值观念。(记者　石岩)



《冰点故事》 李大同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1月，29.00元

我们报道，我们记录。

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好事之徒，

仅仅因为，这是我们

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

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焦点，热点，冰点，究竟什么是新闻点？

国事，家事，天下事，什么是重大题材？

如何转换新闻视角？

从哪里寻找新闻价值？

新闻是“策划”出来的吗？

什么是新闻运作的真正内涵？

《冰点》的视角只是关注“普通人”？

平民视角，为何报道“封疆大吏”？

访谈、随笔、辩论，甚至转载为何成功？

一本书、一株植物，如何成为新闻？

历史事件也能进入新闻？

《冰点》报道为何由“软”到“硬”？

读者为什么要看《冰点》？

《冰点》将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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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报道从哪里来


美国《底特律新闻》的社论作家杰克•海敦在《怎样当好新闻记者》这部专著中，有这样两段很有意思的见解，“怎样才能成为大报？”他说，“那就是要有卓越的记者。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卓越的记者呢？”他又说：“重要的是，让记者自由去钻，去转，去写，去报道，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不要压制他们。”他还进一步强调：“记者必须自由地在他们发现的事实的基础上写报道，而不是被派去替编辑预先设想的东西找材料。”

他的这些见解，抛去我们必须摒弃的东西外，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至少，建伟的《大学毕业生追踪记》的发表过程直接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1985年4月份曾召开过十几名记者的片会。会上，关于青年知识分子问题，建伟综合了对天津16家大型企业青年知识分子的调查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会议结果，总编辑决定要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搞一下这个专题。

当时，科学部对于青年知识分分子的整体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形成有声势的报道，必须要有体现报道思想的具体的人和事，当然，也还需要恰当的形式。

我们可以做种种设计。如，对青年技术人员的贡献报道薄弱，可以在一段时期内集中报道一批有杰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员；科技体制的改革正在展开，我们可以集中搞一下这种改革对青年科技人员发生了什么影响，有些什么好作法；我国的现行科技体制弊端丛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青年的成才，我们可以集中对这些弊端搞一些有反响的批评；我们还可以举出种种选择，乃至搞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交叉报道。

实际上，从北京片会后直到杭州、福建片会，以上几种选择我们都进行了尝试，其中固然有一些好的报道，但终究没有形成气候，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一些批评，也遭到批评报道常见的那些纠缠。

老实说，当时我们真感到一种莫名的苦恼。这期间，我和建伟通信数十次，反复探讨怎么搞，设想了多种形式。但是，看来建伟也处在一种探索的苦恼之中，拟定的几个题目迟迟没有成稿。

这时候，多少已经看出编辑部的窘境，即如何形成有声势的报道，几乎已经完全取决于记者的创造，取决于记者的独立思考以及记者能否在采写实践中找到客观实际与编辑部宏观方向的结合点。当然，部门为了完成初始设想，也还可以下决心敲定一个选题，组织几篇报道，起码在形式上形成“战役”。不言而喻，这种作法，根本就无从把握传播效益，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时间距年底只有两个月，我是抱着“一线生机”去参加记者会的，企图在和记者面对面的交流中寻觅“光明”。

在开往杭州的火车上，我和建伟讨论还有没有可能有点作为，他突然提出，“能不能搞大学生追踪记”，我直觉感到这可能是个恰当的选择，起码形式较为自由，容量较大，观点容易全面，可以包囊先进与平庸之间的各个层次与各个方面。尽管我们越讨论越感到某种程度的兴奋，在记者会上，我也宣传了建伟的这种设想，但是，直到记者会结束，对于“追踪记”可能涉及到的诸如追什么（人物、事件、观念）；是个体还是群体；正面、反面及中间层次如何配备；大致可搞几篇等等细节，都只有个轮廓。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下决心要搞，并且相信建伟届时能拿得出来。

在记者会后，建伟又熬了一个月之久。眼见到年底剩余时间已不多，尽管我十分理解记者在抛出思考了半年之久的大型报道前的那种紧张，那种需要尽量少受干扰的心境，我还是硬着心肠催稿了，并且告诉建伟，我不能等到稿子全部完成方始见报，在预定时间内，来一篇发一篇，并且每日一篇。

这组系列，在第三篇尚未发排时，第一篇已经见报。可以想见，这对记者是个多么大的压力。但是，真正思考成熟的东西，成稿反倒顺利，真可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6天时间里，8篇系列，计有两万多字（其中只有一篇因担心政治风险重写），建伟一气呵成。我在编辑部，是一面编稿，一面叫好的！（这组报道的第一篇在编前会上因其“反常”没有争得一版头条，放在了二条。随着后续报道的见报，其突破性价值逐渐显示出来。结果第8篇在一版头条见报——编辑部作了“价值追认”。）

这组系列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央台立即广播（没有播那天的头条），几家文摘报都做了转载，中国报刊报来编辑部专访并作了评介。除上级机关和兄弟报社传来的赞扬外，还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有不少还建议集册出版，建议我们继续追踪中年知识分子等等。反应之热烈，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

如果说，编辑部在标题的制作、文字的润色，梯次的配备上也作了一点工作，那是题中之义，丝毫不值得夸赞。这组系列的成功，应完全归功于记者。

我之所以絮絮不休地讲这组报道发表的经过，而不对它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作概括性的总结，就是想使编辑部和记者从中明白好的报道究竟从哪里来。

我想，直正成功的（而不是仅被广播的）好报道，其程序，恐怕还是要由记者提出，编辑部加以判定和修正，再回到记者那里，最后完成。

一些记者来到编辑部，常常惊人一致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想要点什么？”不知道其他编辑如何，我自己对这种问题往往茫然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新闻毕竟不是商店里货架上摆的商品，顾客可以指明他要什么，不要什么。新闻是五光十色的生活里，呈剧烈动态的事件，而这些事件能否成为新闻，又受到许多诸如时间、形势以及人们的关心程度等等要素的限制。能够成为新闻的生活事件，在记者、编辑对它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前，其“新闻”与“非新闻”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

一个编辑，一般来说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给记者关于某方面事件能否构成新闻的一个基本的评价标准（决不精确）。编辑和记者根据这种并不精确的标准，进行着两种判断。如果从工作状态来分，那么，记者要对生活中许多事件作判断，而编辑则只对记者提供的特定稿件作判断。这是新闻的两种不同梯次的选择。

尽管我十分钦佩和羡慕那些能够像选择商品那样明确地向记者索取他所需要的稿件的编辑，我还是宁愿记者这样向我提问：“我最近了解到这样几件事，我认为这些事具有某种新闻价值，我认为选用某种形式最能体现这种价值，你看怎么样？”我想，这时我将不会茫然不知所措，而和记者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拍板儿。

现在，新闻界培养和造就名记者和名编辑的呼声甚高了（尽管编辑怎么“名”法儿还令人相当困惑），我想，真正的名记者，决不会从海敦所说的那样“替编辑预先设想的东西找材料”中产生，里德不是，斯诺不是，范长江也不是。名记者之所以“名”，不仅在于他天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比起编辑有更多直观的了解，更在于他能够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对生活中许多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情，赋予一种深刻的背景和意义。

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重要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重要起来。”——这是新闻选择的金科玉律（尽管这话出自电影《超人》）！

我们不难回忆起，同一个“5．19”事件，新闻界发了大量的报道，人们还记得哪一篇吗？相反，由作家写的仅仅两篇纪实性小说和报告文学，反倒引起了轰动，据说那一期《人民文学》被抢购一空——报道本身成了新闻！我们多少应该感到赦颜，这本该由新闻记者完成的工作，拱手让给了作家。如果新闻界从这件绝非偶然的事件中，挖掘出比“遵纪守法”更深刻得多的必然因素，作家未尝不会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一个名记者，如果说他和普通记者有什么区别的话，我想，其标志之一，是他不会简单地被编辑的意图所左右。相反，他的见解常常具有一种“征服”编辑的力量。在心理定式上，优秀的记者绝不把编辑的意图视为“尚方宝剑”，他习惯于将编辑的意图与他对实际生活的看法进行对照，当发现有距离时，他力图说服编辑修正原来的看法。他们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

以上文字容易引起误解，似乎编辑是无足轻重的。其实不然，一名出色的编辑对一名好记者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说编辑对全局情况要有精到的把握，对自己负责的领域有透彻的了解，对能够引起社会反响的集合性报道有组织、实施的能力，还在于他肩负着培养、造就名记者的重要责任。编辑如果不能够敏锐地抓住并完善一名记者哪怕是不成熟的、有缺陷的，但又真正是具有创造性的设想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他就不能算是一名出色的编辑。不言而喻，保持并发扬一名优秀记者的风格，而不是使之异变为自己的风格，对一名出色的编辑来说，也是同等重要的。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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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意识与客观报道
李大同

不知诸君是否读过了今年第1期的《中国记者》？这期杂志刊登了邵建武的一篇文章：《对〈命运备忘录〉的备忘》。文章涉及本报，自然读得分外仔细。作者对《命运》一文从立意到结构的精微分析，令人信服（尽管我知道建伟等记者并非在所有这些细部上都意识明确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分析之后，邵建武在文章尾部引申出的结论却耐人寻味。他是这祥写的：“好在它（《命运》）又一次说明：完全客观报道的时代己经或者正在消失，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意识正在强化，舆论监督、舆论参政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第一遍读这些文字时的（几乎要表示赞同）新鲜感消失之后，反复咀嚼这段话，觉得这关系到新闻界的根本“规则”， 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邵建武在使用“客观报道”和“主体意识”这两个概念时，没有加以界定，因此无法了解他的原意是什么。但从这段文字的因果关系上来把握，可以看出，他认为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客观报道的时代”正在消失，所以“主体意识”得以强化；或，由于“主体意识”的强化，导致了“客观报道”时代的消失。在他看来，二者之间是不相容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很难同意他的意见。

依我看来，我国新闻工作者“客观报道”的时代不仅没有“已经或正在消失”，相反还远未到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看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曙光；听到了这个时代开始时的序曲。

正因为如此，我国新闻工作者“主体意识正在强化”的事实（这千真万确），不仅不会导致“客观报道时代”的消失，相反正得力于并加速客观报道时代的到来。
这里，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主体意识”和“客观报道”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搞清楚这对新闻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主体意识”是个新词儿，近两年来开始在报纸上出现。尽管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上都查不到，但看来我国知识界没有碰到多少理解上的困难就接受了它。或许，正是由于接受上的“轻松”，人们在使用这个词儿时常常显得过于随便而“模糊”。

揣摩了一些报刊上的文章，我以为，“主体意识”这个概念，至少有下面几层不可分割的意思：

一、它不是个人可以把握的自然意识（如食欲、性欲等），而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意识。

二、这种社会意识由群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角色感、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构成，并呈观为价值系统或“行业标准”的形态。

三、这种社会意识只能从某一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实施行为中得到反映和强化。否则就不过是一缕聊供孤芳自赏的过眼烟云。

依此推定，关于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意识，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

新闻工作者必须运用传播手段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信息的消费需求；

新闻业必须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阵地；

新闻必须代表社会良知揭露和抨击社会丑恶，从而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那么，反映这种主体意识的实践行为是什么呢？——是“客观报道”。

我不大清楚邵建武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然而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处在“真空”状态的、无论对于社会任何集团说来都是不偏不倚的“客观报道”，当然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无论你报道什么事，突出这件事的哪—个方面，赋予这件事什么意义，乃至你为这件事提供什么背景，都必然经过你的选择；都可以证明你是“先人为主”的、“不客观”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简单地否认“客观报道”的存在呢？不行。事实上，“客观报道”恐怕是我们使用得最多的术语之一。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通常只意味着记者对某人某事的报道，不加评论，不显好恶。严格地分析起来，这只能说是“客观报道”的最基本的外在形态。

尽管我们已经认定不存在什么对社会任何利益集团都“客观”的报道，但这并不妨碍新闻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主体意识，对“客观报道”加以严格的界定，也就是说，对什么是“客观报道”，我们要有新闻共同体中公认的“规则”。

我认为，新闻界所说的客观报道，首先是一个职业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新闻从业者有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报道一切符合行业标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物。反之，如果这样的事物由于其他因素末予报道（如标志中国新闻界最大耻辱之一的“阿波罗登月”事件），则“不予报道”的行为本身已经违背“客观报道”的原则。也就是说，客观报道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衡量已刊发的新闻，还适用于衡量未刊发的新闻。

其次，从传播过程来看，客观报道至少应具备如下四个标志：

一、通过新闻媒介得到传播的某个事件或人物，完全是因为它符合新闻界的“行业标准”，而不是“行业标准”与其它标准“妥协”、“中和”甚至“弃权”所致。

二、某一件事开始传播时，其最本质、最重要、公众最关心的方面为何，是完全按照新闻界的行业标准加以确定并着重报道的。

三、对较为复杂的人物和事件，新闻界提供了全面的有关事实和背景，保证了公众的知晓权与自行作出判断的权利。

四、记者只提供新闻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背景（含第三者的评沦）。记者自己不对事实进行评论。

可以说，如果新闻界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这四点，那就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是“客观报道”。

只要我们看一看现在报纸上还有多少同仁们不得不写却再也不屑一读的“新闻”；想一想曾有那么多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唯独中国老百姓却无权知道的事件；对比一下全美国人民在电视前观看美国记者对中国领导人以小时计的采访，而中国记者却从无此“殊荣”的尴尬……就可以知道我们距“客观报道”的时代还有多远！遑可以说“正在消失”？

这两年来，中国新闻界有了些新气象。“全息摄影”、“多极报道”、“双向反馈”等等新术语人们已经熟稔。我之所以说听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序曲，是因为：

按照新闻界行业标准，《第五代》、《西部贫困探源》、《定远县农村青年恋人私奔》、《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倒卖新闻》等事件应该报道，就报道了。

按照新闻界行业标准，大兴安岭火灾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公众最关心的方面不是“大灾大胜利”、“大灾大开英雄花”，而是人民遭受的苦难、生态环境的破坏、现行体制的弊端、官僚主义的丑恶。于是，新闻界集群式地着重报道了这些方面。

按照新闻界行业标准，对《关广梅现象》、《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鲁布革冲击》、《命运备忘录》、《步鑫生被免职》等等复杂的人物和事件，应该提供全面的有关事实让公众自己判断。新闻界基本上做到了。

以上这些报道（远未举全）确实证明了我国新闻工作者主体意识的强化。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这种强化几乎完全得力于新闻界“客观报道”的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新闻界“主体意识”和“客观报道”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而决不是此长彼消的关系。没有“主体意识”，便不会有“客观报道”；没有“客观报道”，则“主体意识”必定要蜕化和变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客观报道的时代”永远也不会消失。

下面，我们再简单地讨论一下邵建武指出的《命运》一文的缺陷。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反思一下这份备忘录，便发现它有一个缺陷：归纳充分，分析不够。”他认为，这表明了“有些新闻工作者有强烈的独立思考的愿望，却缺乏强大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命运》一文的缺陷，应该说还有不少。比起想要并能够达到的目标，还有一些距离。至今几位记者研讨起来，仍颇多抱憾。但邵建武指出的这个“缺陷”，却和《命运》的作者无关。

我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命运》一文的编辑。文章几经重写、修改，终于排成清样后，限于篇幅，还要作一次最后的删节。我恰恰做了这次的“刀斧手”，几乎砍去全文的1／3（约5000字)。现在想起来，举凡记者自己站出来“分析”或议论一番的段落，均是我刻意要删去的，当时只觉得还没删够。现在回顾起来，主要是充溢在行文中的“主观情绪”无法删除。

我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记者的操作如同运动员竞赛一样，必须遵守职业的“规则”，如果“犯规”，就要“吹哨”。

前面已经提到，“客观报道”最基本的形态，就是记者在向公众提供新闻事实时，不能加以评论，记者只对事实负责。至于对事实的分析和评论，那应该由编辑和评论员来完成。

在新闻史上，西方“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信条曾是：“伙计们，说出真理，让事实滚到一边去吧！”

现在这已成为笑谈。

中国新闻界的通病之一，就是不少记者往往带着强烈的个人喜恶去寻找事实和陈述事实，常常按捺不住地自己站出来对事实大加议论，仿佛不这样做读者就什么都不明白似的。实际上，这既是对公众理解力和判断力的亵渎，也是对自己职业规则的嘲弄。

我们应当牢记：事实，是“中性”的——一个人服了某种药物是好是坏，尽可由人们去争论。但“服了药物”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论的。记者所应提供的，就是这种无可争论的、中性的事实。美国一位新闻学权威曾经这样评价《纽约时报》：“你可以不同意它社论版的观点，但不能不相信它新闻版的报道。”我以为，这恰恰是一张严肃的全国性大报应努力达到的境界。

我们常常对人们把新闻和宣传不加区别而深恶痛绝，可我们自己做得也不漂亮。去年，本报在一篇报道中竟赫然出现了二位记者之间的大段“闲聊”，乃是极端的一例（当时我曾感到极大的职业上的窘迫）：我认为，无论这种用心是多么良苦，议论是何等精彩，都是不能允许的。如果以为记者不来点儿“点睛之笔”就显不出记者的“思考能力”，那真是谬之千里（更不要说多数“点睛”的结果都是“蛇足”了）。记者的思考能力，恰恰表现在他提供新闻事实之后，他的观点是否“不著—字，尽得风流”。

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一点，还有待时日。这主要取决于我国新闻界相对独立的地位的确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规则的确立；全社会新闻观的现代化；也依赖于新闻界评论功能的强化。但不管怎么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打纲领”。正是在客观报道的基本形态上，我们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jssh365

回顾过去 思索未来
李大同

笔者注：下面是一篇本人在1993年初写就的文章。先发表在本报《青年报人》上，后来又公开发表在《青年报刊界》上。当时因“竞选”新创的三个特刊的主编，社内讨论新闻改革的人气儿较旺，因此我虽在研究所“赋闲”，也凑了一下热闹。不过文章发表后水波不兴，除几个老同事表示赞同外，再没听到什么反馈。我想当一回“靶子”，并引发一场货真价实的业务讨论的初衷由此落空。结果倒是社外反响不错。

现在想起来，主要是自己不识时务——特刊初创，前景看来很不错，我的想法相形之下有点泼冷水的嫌疑，不合时宜。于是自嘲为“多余的话”。

5年过去了，我自己都忘了写过这么一篇东西。近日看到双武、梦德的文章，如见故人，又想起这篇旧作。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删节（公开）本。

最近，社内改革讨论如火如荼，电子邮件交流目不暇接，很久都没见到这么旺盛的人气儿了。目前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机制上，5加3或6加2，这自然是重要的。但是这几天有不少同仁跟我谈到，如果在本报的新闻定位上没有形成共识的话，很可能本末倒置，如同奔腾2会使DOS的局限更加彰显出来一样。因此，在什么是本报的主体新闻上真正形成共识并建立起制度保障，方为当务之急。否则，新的体制可能会使旧的弊端更加放大。

我完全同意这种判断。

我感到，目前在讨论中，“新闻”和“市场”这两个“主打术语”被使用得过分抽象，其实，最似是而非的恰好是这两个词儿。就拿业内公认的市场符号“报摊儿”来说，你仔细观察一下，猛一看五花八门的报纸杂志，各自定位却是相当清楚的——它一定面向特定读者群的多种需要，或不定读者群的特定需要。他们完全清楚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卖给谁。涌涛昨天告我《体坛周报》发行已达150万份。这份报纸版数与本报一样，定价却是本报的一倍。不幸我本人就是情愿挨宰的150万分之一，仅仅因为它每期都有两个整版的NBA报道和“公牛专栏”。

很遗憾，虽然我自认为逻辑归纳能力尚可，然而想了半天也不敢下结论——本报卖的是什么新闻，是卖给哪一部分人的。

因此，我认为这次社内的大讨论，如真想达到既开花又结果的目的，首先要把重点放在“什么是本报的新闻”、“面向什么读者群”、“满足读者的什么需要”这些根本问题上，换句话说，就是要真弄清楚本报的新闻标准究竟是什么。没有显著个性，谈何市场？相比之下，机制尚为次一等的、较易解决的问题。

我重读了一下5年前的旧作，觉得写作时的思想材料今天看起来稍旧（如当时电视新闻的冲击尚不明显），然当作一块“老砖”的价值尚在。今天，特刊的实践已优劣之处毕见，可以说的话自然可以更丰富、更详尽，但还未考虑成熟，容当后叙。“老砖”先抛一下，意在引出“新玉”。我们总要有几个可供讨论的详细样本才行吧？我特别希望看到年轻一代或两代报人的纲领性思考。


最近，看到《北京青年报》总编辑陈冀“走向市场，更新换代”的论文（见《青年报刊界》1992年第4期），颇有触动。这张正处于强劲上升势头的报纸的总编辑，在论文中难以见到有些许的志满踌躇之态，相反对报纸未来十年的发展可能，提出了十个总的思考方向，其中包括数十个相关的子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紧紧环绕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完成报纸的“根本性变革”这条主线，打向全国的“狼子野心”可以说跃然纸上。

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由陈冀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完全得到解答并付诸实践，更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将提出更多、更新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一张报纸内在的发展动力，绝对取决于这种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前瞻性思索，取决于报社上下众心归一的办报目标及由此产生的合力。

相比之下，本报同仁在报纸如何定位上的思考不免相形见绌：往未来十年本报走向去思考的人不多；可供讨论的成文的思考成果几乎没有；在日常出报实践上，无论往哪个方向，都缺乏集合性力度。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面临明年本报势必扩为每日8版的局面时，就难免捉襟见肘（这自然不是说本报这几年没有已经得到发展的优势或长处）。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我同意近日本报一位同仁所言，尽管新办的几个特刊受到好评，但在办报的总体宗旨上，早已产生了混乱，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们面前，的确摆有许多目标。从社内日常议论中和零散见于文字的材料中，大致有：①以不断增加发行量为目标；②以转化为权威性大报，每日摆上各级党政首脑办公桌上为目标；③以大力增加可读性、消遣性、服务性，被报摊贩抢订为目标，等等。据说经营部门有的同志认为应当进一步使发行量减至六七十万份，以最佳广告价格比为目标。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有一些说法或标准、要求，但大都较为空泛，如何化为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方案，往往不见下文。

我想，在讨论办报方向、宗旨和相应的手段时，不能脱离两个基点：一是本报长年的成功实践，是否已经证实了有某种规律在发生作用；二是我们是否已经客观地、不夹带感情地认识到了本报的实际办报模式和走向。不把这两点搞清楚，就难免形成“气泡讨论”，难以积淀下真东西。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本报复刊以来的成功实践，探讨一下有无某种导致成功的客观传播规律在起作用。

本报自1978年10月复刊，到今年已是第15个年头。在过去的14年中，我认为报纸大体经历了两个高峰期。对我们许多复刊时进社的编辑、记者来说，这是两个刺激——反应期。

第一高峰期大致自1978年10月始至1982年。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青年一代有几大热点：一是对解放思想、拔乱反正呼声强烈；二是对不正之风、特权腐败深恶痛绝；三是渴望学习，渴望成才；四是置身新的历史时期时对人生、前途感到忧虑和迷茫。本报当时紧紧地捕捉住了这些热点，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形成报道，一时间可谓大手笔叠出。在破除迷信、拨乱反正方面，有周恩来《学习毛泽东》文章的发表；有整版“天安门广场诗抄”的刊登（在“四五”运动平反之前）；有贺延光、王立山等一大批与四人帮苦斗的青年典范人物的报道。在反对特权，批评不正之风方面，有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特殊客饭为代表的震动全国上下的报道。在鼓励青年一代奋发学习、努力成才方面，有对杨乐、张广厚、温元凯及一大批自学成才的青年科技精英的报道。在引导青年如何看待、选择人生道路方面，有长达数月的人生观大讨论，来信来稿达七万多件。另外，在满足青年文化生活渴求方面，有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连载和《星期刊》的创办。这期间的本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青年的愿望，满足了青年的需求，因而报纸发行量狂升，1982年初，即从复刊时的一百万份骤升至近三百万份。当时我在基层某县采访时，曾亲眼目睹了县邮局外人群长龙般地排队自费订阅本报的场景。本报可谓盛极一时。

自然，以现在的新闻眼光来衡量，尽管当时报纸受到空前的欢迎，但在办报的总体路数和新闻价值判断上，仍未摆脱以灌输和宣传为主，典型人物和事件非黑即白的两极模式；报道领域相对狭窄；报道方式相对单一和落后。

本报复刊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大体为1985年至1988年。

1985年初，报社内部在新老更替上，大幅度地、顺利地完成了部门负责人的变换，复刊时入报社的一批青年编辑、记者走上领导岗位。在社会上，随着城市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拓展，社会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和凸显；观念变革的历史要求更为迫切，相应地，青年问题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必须以新的模式加以研究和反映。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地改变着我们的办报实践。

1985年底，经过近八个月的艰苦思考和探索，以《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为题的一组系列报道终于问世了。这组系列报道，开出了本报新时代新闻模式的新生面。它的意义，是极大地推动了本报编辑记者从传统新闻范式中挣脱出来，新闻报道开始以“进行式”取代“完成式”；以多视角取代单视角；以研究、透视型取代结论型；以“灰色带”取代“非黑即白”，其结果，使本报自1985年底至1988年的短短三年中，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深度报道几乎是遍地开花，目不暇接。粗略列举一下就有《护士职业调查札记》、《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第五代》、《中学生系列调查》、“火凤凰杯”青年改革人物报告文学征文、《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西部贫困探源》、定远农村青年私奔系列、关于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红、黑、绿”三文、《大学生基础文明调查》、《命运备忘录》、《中国铁路悲歌》、《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倾斜的金字塔》等等，不胜枚举。这段时间里，本报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得到较强的发挥，有披露青海高干子女杨小民犯罪案件、武威收报事件、湖南财经学院钟险峰依仗父权为非作歹等重头报道，甚至还有对新闻界自我监督（假报事件）的报道，影响甚烈。相应地，报社内部这段时间里研究业务的空气相当浓厚，形成文字并富有启发性的论文足以集纳成册。

总之，这段时期是本报复刊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本报探索并形成了新的新闻范型；在新闻同业中确立了新闻改革的先锋地位（当时所见到的公开出版的深度报道作品集，收入的多是本报作品）；除在青年读者中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声誉外，还引人注目地扩大了社会影响。

现在，回顾本报复刊后的这两次高峰期，能否总结出某种我们得以成功的规律呢？我以为是有的。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和归纳，就会发现，举凡这两个时期中引起重大社会反响，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报道，几乎都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

一、它是地道的青年问题报道；

二、这些报道以青年问题为载体，均不同程度地辐射出或揭示出产生这个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深层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体制因素、社会政策因素、社会观念因素、社会变革因素乃至历史文化因素。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我们的新闻视角内，如果把青年问题划一个圆，把社会问题划一个圆，那么，本报已有的成功实践证明，能够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报道题材，往往产生在两个圆的交叠处。我认为，尽管这个规律在新时期必定会改变其发生作用的形式，也必定会在新的社会心理层面上不断丰富其内容，但特定于本报新闻实践而言，其内核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以上是讨论办报宗旨的基点之一，可称为寻找规律。下面，再谈一下基点之二：本报现状及其走向。

近两三年来，我越来越感到本报在主体新闻上，存在着渐渐远离青年群体的倾向，报纸一二版上的青年新闻，量越来越少（我没有特意统计，但时常发现整个一二版没有一条青年新闻），质也不高（研究性、发现性报道几乎没有）。从总体倾向上看，编辑和记者的兴趣、注意力、探访范围，似乎越来越向社会一般政策、问题、现象转移，而刊登出来的大量完全可以归类为面向社会一般公众的新闻，一定要说这是青年关心和青年感兴趣的，也很牵强。

说得严重一点，我认为本报有一种面向社会一般公众、满足公众一般兴趣的办报趋势。今年以来，三张以刊登社会新闻为主的特刊的创办，一方面，确实拓展了报道领域，在特定大环境下改善了报纸的可读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三张特刊性质相近，彼此之间的可比性、竞争性大大增加，由此而产生的对编辑、记者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也随之增强，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本报主体新闻距青年的离心力度。

这种倾向是不是现实存在？如果存在，这是不是一个值得鼓励或应任其自然发展的倾向？它是不是本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端？它是不是本报成为一张“权威性大报”的必经之途？它是不是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能够保有乃至扩大地盘的不二法门？
我想，对这个涉及报纸发展的战略性目标，有必要从多方面进行论证，仅仅指出这个趋势与本报的成功规律相左是远远不够的。

在本报不少优秀的编辑记者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努力把本报办成一家“权威性大报”，具体表述起来，就是希望在本报上刊登的新闻，能够对各级首脑人物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产生直接的或重要的影响，再不济也要在同类问题的报道上，盖过其它传播媒介一头。这个愿望无可非议，何况我们确曾有过不少接近于这种效益的报道。然而从总体上分析，这仍旧是理想化的，非现实的。

事实上，无论从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沿革来看，还是从当前政治格局来看，舆论或传播媒介能够独立发挥应有作用的领域和功能都是有限的，某一家传媒的权威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属的社会机构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在政治报道上，本报不可能比《人民日报》更有权威；在经济报道上，我们不可能比《经济日报》、《工商时报》等更有权威；在国际报道上，我们也不可能比新华社更有权威……在所有这些方面，如果我们的报道能作到更具启发性和可读性，那就是进入“化境”了。即便如此，在权威性意义上，我们也充其量是个二流角色。因此，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拓进并建立起新闻权威的意识，是不现实的；作为办报宗旨，更不可取。

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诸领域中，的确存在着一个我们能够确立权威地位的报道领域，那就是青年问题报道。

乍听起来，这颇为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人们大可发问：现在，青年问题在当代中国究竟还有多大分量？青年报道还能形成什么气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青年报道还能产生什么规模效益？

坦率地讲，对这些问题，我本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感到难以再有大的作为。青年报道，也许真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拉倒罢！去年年中，我偶然读到青年学者陆建华发表在《青年报刊界》（1992.1）上的一篇论文——《青年报刊与青年问题的报道分析》，顿有柳暗花明之感。反复琢磨这篇文章后，我深受启发。后来在社内问过许多人，均未读过这篇文章。为方便计，我在这里推销一些他的重要观点。

青年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尤其是青年报刊应当持续关注和研究、报道的大问题？陆建华指出，从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青年问题就开始成为并始终是一个引起世界性关注的热点，无论从大众传播媒介看，还是从政府行政部门、学术界看，都是如此。关于青年问题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模式层出不穷。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每一个迈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社会，青年问题都空前地爆发出来，绝无例外。事实上，中国的八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社会受困于青年问题的十年。

陆建华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青年问题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典型的体制性问题，即与社会教育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劳动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对应的，青年的升学、求偶成家、就业与政治参与四项基本社会活动。一旦这四项活动出现障碍或消极后果，一般说明社会体制本身出了问题。

二、隐性体制性问题。这涉及青年的性、代际关系、社会化、个性的发生发展和文化创造五个方面。

三、反体制性问题。这是指青年犯罪、自杀、过失、离家、骚动等一系列越轨行为。

陆文指出，中国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和特点在于，在整个八十年代里，典型体制性问题、隐性体制性问题和反体制问题同时爆发出来，产生了具有极大冲击力的社会影响。

事实上，研究九十年代的中国青年问题具有极大的迫切性。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加速，而导致八十年代中国青年问题总爆发的各种深层社会因素并未消失。经过1989年的能量大释放和大动荡，青年中新的能量可能正在积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总要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加以释放。近两三年中连续出现的文化衫热、毛泽东热、港台明星热、摇滚热、经商热等等，青年报刊均未能作出独到和深刻的研究和引导。而报刊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和安全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陆建华从学者角度尖锐地指出，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青年报刊关于现实青年问题的报道和分析渐渐消极了，且有日趋严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报刊缺乏关于现实的青年问题报道与分析的战略性目光，也没有连续性的计划，缺乏预见性，更没有向读者，向社会提供超越“点”事实之上的具有系统性的报道与分析，并做出对青年问题全景式的独特的新闻贡献。

二、对青年问题和现象，报刊自身缺乏较实在和深入的把握，对特定问题的报道与分析往往时过境迁，缺乏长期的追踪；对长期中反复出现的青年问题，没能揭示出在时间序列中发生的变化与差异。

三、青年问题在报道与分析中，始终存在着诸多“禁区”。其中有些禁区是外加的，也有许多是自己划的。这导致许多重要的青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报刊的关注。如，社会变革时期青年的各类越轨活动、性探索、文化活动特性、社会的青年政策等等，都未能在深入报道的同时，提供多种解释或模式供社会注意及思考。

对上述这些问题，陆建华归纳为：说到底，关键是青年报刊的记者编辑如何形成全新的“青年问题意识”。他认为，在青年报刊中，编辑、记者的新闻业务能力只是一种“一般能力”，而“青年问题意识”则是一种必备的专项理论修养，也就是说，青年报刊的新闻工作者，相对于一般报刊的新闻工作者来讲，应当具有在理论层面上对青年问题进行观察、思考和把握的能力，有一种比较科学地看待青年问题的基本思路、基本视野、基本理论取向和基本方法。

他最后谈到，社会公众对青年问题的观察、理解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闻工作者的努力。青年报刊的任务，则在于迅速、准确地向社会表达青年问题的最新动态、社会意义和未来发展前景，引起社会的合理的广泛共识，为社会决策部门提供各种信息和建议。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帮助青年更全面地了解一系列与自身活动相关的问题和了解自身的真实的社会地位和境况，帮助青年一代超越对日常事件的局限性认识而达到更加广远的成熟。

我认为，陆建华的观点，大体反映了学术界对青年报刊的批评和期望，具有显著的建设性，应当引起本报同仁的思索。

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说，本报是把青年新闻当做一般新闻的组成部分，还是把青年新闻作为“类新闻”。所谓一般新闻，是指一家报纸在处理某条新闻时，是按社会公众的一般兴趣，反映社会的一般走向，符合当前的一般政策来突出它的新闻价值的，其显著标志是“通用性”，即在本报可以发，在《人民日报》也可以发，在《经济日报》也可以发（很遗憾，本报现在这样的新闻几乎占了主导地位）。

“类新闻”（这是我杜撰的概念）则不同，它依托于特殊的社会群体，反映这个群体的活动、愿望、兴趣，研究这个群体与其它社会群体的关系或矛盾，这需要用特殊的理论模式为参照；它不断地向社会传输这个特殊群体的信息，同时也不断地选择必要的社会信息向这个群体传输；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这个特殊群体进行社会参与的重要舞台。“类新闻”的特征，是它在一家媒介的正刊新闻中占主导地位；它的新闻价值通常被新闻同业所公认，但它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具有甚强的“独家性”，“通用性”甚弱。我认为，本报在“类新闻”上重新加以有力整合，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可以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以青年问题的研究和报道为本报的“类新闻”或主体新闻，能否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否在报业激烈的竞争中稳住阵脚？

我们可以从新闻发展史及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在新闻发展史上，可以明显看到这样的大趋势：即传播媒介越少，越单质，它的受众的社会分层就不明显，就一般化。而传播媒介越多，并且多质化，受众的分化就越明显。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方面是受众总量呈几何级数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单一媒介的受众相应减少并相对固定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图文电视——国际互联网络的发生和发展，既不断适应又不断加强了受众的选择要求。一家传媒，如不能满足特定受众的多种需求或多种受众的特定需求，可能热闹一时，早晚是要“坐冷板凳”的。在西方，许多重要的新闻媒介，对其读者进行“精确研究”，早已是例行工作，其精确度，已经达到了某城市有哪几个年龄段的、哪些文化程度的、哪些职业的多少男人或女人，顺序读这张报纸哪几个版的程度，并依据这些往往精确到个位上的数据作出快速的调整和改进。

其次，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学者们早已发现了这样的规律：一个古老的、传统的社会，其文化和知识的传递模式是“前喻文化”模式，即后一代人的知识，全部地或主要地通过继承来获得，因为社会变化甚小，这些知识足够用了。当一个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化，产生剧烈变革时，文化创造就开始向“同喻文化”模式转化，这是指老一代的知识和观念已经过时，一代人必须向同代人学习新的东西。而当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高速发展时，就进入了“后喻文化”模式——新的知识只能从下一代人那里获得了。在科学技术领域，“后喻文化”模式尤为占主导地位。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这三种文化传递模式都在发生作用，不过有在何种领域占何种地位的区别罢了。

我认为，在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已经在众多领域进入“同喻文化”时代，他们将主要地要从同代人的创造和经验中汲取教益。这一代青年已经向社会发布了宣言：“我们是‘第四代人’，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一代青年对与他们最为接近的“第三代人”（老三届）的经验也已经敬而远之，甚至抱有相当的保留和批判。

总体而言，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件好事，证明我们的国家的确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这个趋势、规律相适应，本报应当是一张主要记录、反映青年一代的奋斗、挫折、探索、思考、欢乐及痛苦的报纸；应当努力为这代人提供人生丰富多彩的参照系；应当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排解孤独与烦恼，提供过来人和同龄人的有益经验及忠告；同时，也是青年一代自己、青年一代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的重要媒介。如果我们较好地实现了这个宗旨，就决无理由认为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失去读者。全国16-25岁的青年有多少？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诺贝尔获奖得者李远哲博士去北京大学讲演，会场人头涌涌，座无虚席。本报一位在场记者抓空写了一张条子给博士，提出采访他的要求。李远哲博士看完条子后，没有任何表示，却突然向会场大声发问：“你们看不看中国青年报？”

本报这位记者猝不及防，刹那间几乎晕将过去，要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让人下不来台的起哄高手。

大为出乎意料的是，全场异口同声齐吼了一个字“看！”李远哲这时才满意地答应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他对刚才的举动解释道：“没有人看的报纸的采访，我是不接受的！”

本报这位记者惊魂甫定之余，不禁深为大学生们所感动，同时也陡增作为本报记者的自豪感。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这种场景再次出现的话，会怎么样呢？我本人是有杞人之忧的。

最后，我想似有必要再分析一下导致本报青年报道呈现削弱趋势的内部原因。

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是本报骨干编辑、记者队伍的老化，即便还不能认为十分严重。众所周知，本报现在一线的骨干编辑、记者，大体仍然是复刊时和复刊后不久进入报社的。这批人年龄已在四十岁上下，社龄长至十四五年，短的也有八九年了。自然规律无法避免，人的年龄和阅历到了这份儿上，如果不是训练有素和意识明确，已很难再对青年问题发生兴趣，也不可能再像二十多岁时那样感应这个世界并和青年进行有效沟通了。因此，不与本报这个实际情况相联系地、抽象地提倡以“青年的视角”去搞报道，其实际操作结果，很可能使我们更加远离了青年本体、青年的兴趣及关注所在。我认为，这个“标准”已经成为本报不少编辑记者只搞一般性报道的“护身符”（美其名曰“青年视角”，实则和青年根本不搭界）。

在我国，“青年”已逐步演化成为一个无比复杂、缺乏严格规定性的概念范畴。“青年”一词，在年龄段上，有15岁至40岁之别；在地域上，有沿海、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别；在文化程度上，有文盲至教授之别；再加上城乡之别、职业之别、地域文化传统之别等等，简直可以使人不知所云。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本着这样一堆复杂的“青年视角”去从事报道呢？当然不行，这是痴人说梦。如果严格地立足于本报实际来分析，我们其实只有也只能有一个视角，这就是“青年报人视角”。相应地，如果青年报人在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上都还足够年轻，并且在报道宗旨的贯彻实现上整合有力，那么，这张报纸的视角可能名副其实地接近青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尽管名为青年报，其视角则完全可能是中年的；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问题上，甚至可能是老年的（本报80年代初在总编辑与青年编辑之间，发生过一次关于是否批李谷一“气声唱法”的激烈辩论，是为显例）。

为了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依据，我愿意凭个人感觉将组成现实的青年报人视角的各“视觉细胞”分解开来，以期经辩论而达到共识。

我认为，就现在的主体新闻而言，本报的年龄视角为30－35岁，也就是“准中年”的。而其它构成视角的或称决定新闻价值判定的相关因子，依次是：

①半官方的；
②沿海、开放地区的；
③大中城市的；
④高中毕业至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
⑤北方（北京）地域文化品味的；
⑥准知识界价值标准的；

具体到各个副刊，有的略低于这条主视角，有的略高于此。三个新创办的特刊，除在年龄段上覆盖度更大外，其余均相当逼近上述各因子。

这个已经历史地和现实地形成的青年报人视角，是否能够满足本报在市场经济的格局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哪些视角因子是必须保持的，哪些是需要增加和调整的，哪些是需要置换的，都需要在占有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和进行货真价实的讨论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单就我本人的感觉和听到的评论而言，我们很可能需要在主体新闻的视角上，降低一个年龄段，大体保持在20－25岁上下。如果这个目标最终能够得到确认或取得基本共识，那么，这个任务注定将由本报的新生代来完成。

最近，有的部门主任和专刊主持人不约而同地向我谈起本报的新生代，说是现在已经到了警惕自己变成“九斤老太”的时候了。联想起我们这代报人的长成，我深表赞同。与本文主题相关，也想说几句没准儿多余的话。

我想，一张已经形成鲜明特色的大报，必定有某种文化内核在持续发生作用。具体说中国青年报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可以做多种表述，但始终关注青年，始终努力得到青年一代的认同；报龄虽不断增长，报面却始终保持年轻，这些特点，曾经是不变的。但是，上述报社文化的沿续，并不会随着报人的换代而自然实现，这既需要上代报人的训练和熏染，也需要新一代报人意识明确地继承和创造，否则就不可能有代际意义的真正的超越。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现在可能出现了某种障碍或梗阻。改善这种状态的途径之一，就是应当看到，青年问题的研究和报道，从来没有使青年报人在新闻专业成就上低人一等，相反，倒恰恰可能使我们因此有了自由度大得多的空间。只需回顾一下，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达到的报道深度及独创的传播方式，到今天仍然是其它报纸难以企及的，就可以“明细”了。自然，这种新闻“内功”的长进，既不可能依仗王朔式的“侃”，也不可能是六朝骈文式的“玩”。
姑妄言之。
1993年

jssh365

你到底要什么？
——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报道”
李大同

由本报所推出的超大型报道“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下简称“民工潮”），终于轰轰烈烈地结束了。这组报道在投入人力之多，策划、采访、制作、刊载时间之长，所占版面之巨上，都创下了本报，或许也是中国新闻界的纪录，可谓空前绝后。

任何—位内行，如果有耐心从始至终读完这组报道后，都会感到发表出来的文字，不过是制作者艰苦劳动的冰山之一角。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让人陡生敬意了。（我在这组报道开始时就被告知，光是思路策划撰稿，就有三万多字！而这当然是不见报的。）

这组报道受到专家学者的赞扬和总编辑的嘉奖，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也有不大合拍的反差——在本报内部，即便是在中午的饭桌上（这是一个特别灵敏的本报同仁的热点集散地），这组报道也没有形成像样的话题，而“评报栏”也依然沉寂如斯。

这是不公平的。我感到，对这组报道，你可以喜欢它，赞扬它；也可以不喜欢它，批评它，但绝对不应当无视它，发完拉倒，于我何干！毫无疑问，它居于那类“有资格”得到严肃评论（而不是廉价吹捧）的报道之列——具有这种品质的报道是凤毛鳞角的。于是找来了整套的这组报道，从头读起……

可能比一般读者要仔细，我读了整整三个小时。应当坦率承认，这的确是对人的定力的一大考验。

问题可能首先源于以上这种感觉——究竟有多少读者有这个耐性？何况在客观上，带有研究目的的一次集中性阅读，与—般读者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依次性阅读，二者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在首次传播的意义上，后者的感觉是真实的，而前者的感觉是失真的（必须也有条件一次读完）。对传播者而言，如果你没有使读者完成第一次阅读，那么你就失败了。“报纸只有一天的生命力”。这个哲学抽象真是既真实又残酷。

事实上，在这组报道刚刊出后不久，我就看到了它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缺陷：阅读率将极低。还有什么人能比报人自己更关注这组报道呢？就我本人而言，这组报道刊出前的社内传播早已吊起了我的胃口，产生了将有—次全新新闻享受的美好预期。即使如此，在看了三组之后，我还是丧失了每次刊出后就读完的动力，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全登完后再说吧！也许，如我—样心态的读者不在少数，而他们几乎再无可能去做一次性集中阅读了。

单纯从形式上讲，这组报道实在是太长了（尤其是刊载期），长到了对读者的神经构成了考验的地步。而我们原本应当牢记：报道的长短与读者量，在多数情况下是成反比的！

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而又想届时言之有据，在这组报道发表到一半的时候，我曾向制作者建议：可以搞一次阅读率的调查，在固定订户中，分文化层次、职业，有几百人的数据即可。看来没有搞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省事的调查方式，即在本报编辑部同仁内搞一次调查，“从始至终读了每一组报道的有多少？”我估计，这个比率不会超过2／10。而在普通读者中，也许会是这个比率的1％。

我想，在评论—组（篇）报道是否成功时，现在，必须引入“阅读率”这个重要因子。在市场环境越来越充分的条件下，这个因子已经是现代传播媒介最为关注的问题。换言之，—篇阅读率高的报道，未必一定是好报道；但—篇好报道，必定应具有阅读率高的要素。这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一个厨师，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劳动做出一道菜，就餐者吃了一口后便不再吃，那么这道菜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一道好莱。一部理论或文学著作，并不因其阅读者寥寥而稍减光彩，但这绝不是新闻作品也可以做如是孤芳自赏的理由——追求最大程度的传播，是新闻业万古不变的价值准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工潮”这组报道落了下风。考虑到这组报道所凝聚的巨大劳动，得出这个结论真让人于心不忍而又无可奈何。

如果问题仅仅出在报道过长上，那就很简单了，几乎不必要以专文来讨论。事实并不如此。还是先从感觉谈起。

在仔细读完整组报道后，我产生了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有了最后一篇《第三次解放》，其余各组皆可不要。尽管在感性的丰富上略有欠缺。
这个结论连我自己接受起来都很困难：难道这之前的十二个版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竟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吗？这真有点匪夷所思。

我别无他法，只能回过头去重新比较这12∶1之间的区别，终于看出一点名堂。试述之。

在这组报道开始出笼，而我以一名普通读者的心态、定势开始阅读时，不知为什么，有—种读不下去的感觉，以致读到第三组时就草草收兵了。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乍一看似也无可挑剔，版式、文章、标题都下了工夫。但当时无意检索这种感觉源于何处。

现在，经过集中阅读和比较，就看出差别了。很明显，这组报道的前12个版与最后一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报道模式（范式）。前者性质为“客观性报道”；后者为“解释性报道”。模式不同，于是异曲异工。

“客观报道”本来是新闻从业者的最起码的职业规范。它的本义为：新闻从业者选择与公众有关的和公众感兴趣的事件，作不夹带个人情感的描述，把对这个事件做出结论的权利交给读者。可以说，对于突发性事件，这个从业原则永远也不会过时。

然而世界总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公众对过分复杂的事件的理解，总要依托于相应的知识准备和思维训练。而这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常常是力所不能及的。这就要求新闻界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服务，即解释性报道。严格地讲，客观性原则在解释性报道中也应当得到贯彻——记者所提供的解释，一般而言不应是他自己的解释，而是公认为有资格解释的人士的解释；如果解释人有不同意见，记者则有责任报道几种不同解释以供读者判断，如同在客观报道中，原则上必须同时提供不同的消息来源一样。

经常收听广播的同仁都会发现，国外几家著名的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的制作上，几乎都采用了两个板块衔接的方式：先用10分钟左右不加评论地密集报道当日新闻；紧接着是长达半小时左右的解释性报道，即从10分钟的新闻中，选出若干件复杂背景新闻请专家加以解释。有时对同一重大新闻的解释人多达3—5人，解释人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聘请，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这些纷纭乃至截然对立的解释，让人大开眼界。可以说，客观性与解释性报道的有机溶合，正是现代新闻传播的主要潮流。在电视、广播和报纸这三大新闻媒介中，报纸在时效、现场感这两个重要环节上天然具有弱势。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解释性报道将是报纸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

简约陈述这两种报道的区别和适用范围，再来比照“民工潮”这组报道，眉目可能就清楚一些。前面说过，客观性报道主要适用于发生性事件。这是因为事件发生乃至全部面貌的呈现通常要有一个过程，在事件初见端倪时即加以解释要冒很大风险或误入歧途。解释性报道则适用于一个事件的全貌大体呈现之后。这时，已有了对这个事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作理性把握和学科观照的可能。

我以为，“民工潮”这组报道在设计时，在报道范式的选择上步入了误区。设计者没有从新闻从业者的长项出发来判定我们要处理的信息的性质并选择范式，相当孤立地从“创新”目的出发，采用了客观性报道和所谓“社会学调查”的方式。完成后的报道，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民工潮”早已不是一个公众尚孤陋寡闻的发生性事件。事实上，多少年来，它都以不同的面貌和视角持续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传播媒介上。这包括农民对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对城市社会治安、交通、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民中的一部分向城市人的艰难转化；回乡后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和带动；民工在城市户籍屏障及城市居民社会心理屏障前的困境，等等。它的显著性甚至连电视剧和文学都不能加以忽视。可以说，“民工潮”早已不是一个新闻事件，而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运动和潮流。这个运动的方方面面早已呈现在公众面前，但它可能往何处去却令人迷惑、焦虑至恐惧。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在这组报道出笼前或同时，中央各大报似乎都豁出版面在报道这件事，并力图有新的解释。

因此，在设计这组报道时，我们的报道重点和范式选择，应当一开始就采用“解释性报道”和“对策性报道”，而不应当以客观报道的范式从头来起。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是无效地重复报道已知信息。尽管个案不同，报道手法也有创新，但读起来，仍使人感到似曾相识甚至耳熟能详，严重地缺乏新鲜信息在连续报道中所通常产生的“悬念效应”，最终导致难以卒读。

至于“社会学调查”方式的使用，应当说是一个值得“过把瘾”、“潇洒走一回”的尝试。新闻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嫁接，确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方向。但从这组报道的结果来看，还很难说是成功的。为了有些根据，我重读了一下肯尼思• D•贝利的名著《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有关章节。比较之下，还是感到差距太大了。这组报道在样本的选择、排除非相关因子和理论模式的确定上，都还经不起推敲，至多只能说是有了一点社会学调查的雏形。我们必须得承认，学科调查者是需要经过系统和复杂的学习和训练的，并非心想事成，可以一蹴而就。但是谢天谢地，幸亏不够纯正。一组货真价实的社会学调查与新闻传播的公众性必定是格格不入的。也许，在新闻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嫁接上，“借用外脑”并用新闻手段传播是一个更为正确的方向，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有趣的是，在洋洋洒洒作了12个版的客观性报道之后，如何结束这组报道成了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据我所知，制作者之中，一种意见是坚持用客观报道来完成它，首尾一致；另一种意见是该给个说法儿了，哪怕有“主观”的嫌疑。

这的确很逗，好像文学创作似的：开始写—个人物，本想让他一直活下去的，写着写着，生活的逻辑开始支配作者，他不得不让这个心爱的人儿死掉了。在这组报道的最后一篇的模式选择上，我们看到，新闻传播的内在逻辑终于占了上风。也许是意识明确的选择，也许是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时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向公众解释：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将怎么样。

承蒙制作者在发表前把这最后一篇拿来让我提供意见。仔细读完后，原本已经对整组报道预期不高的我，简直是松了一口气：尽管绕了许多弯路，他们终究还是登上了顶峰！这时，才有“一览众山小”之感。

乍—看这最后一篇的开头，你会不由得大为警惕：这家伙竟然虚拟出“一个农民”来，这太有主观之嫌了！但读着读着，这种警惕逐渐释然，尽管写作形式还有选择的余地，但这篇报道的确做到了尽可能全面而经济地向读者提供了目前所能提供的“客观解释”，其客观性，使作者在文章结束后，必须一一列举解释者的姓名！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是借用外脑思考并加以新闻改造的成功之作。有了这一篇东西，这组报道就不再是仅用材料砌起的躯壳，而具有了理性之魂。

必须提到这样—件事：传达室的一位老大爷，当天在读了这最后一篇报道后说：“我从头到尾读了，看懂了！”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这组报道的最重要的评论。无论如何，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读者的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懂”字，可能比专家学者条分缕析的赞扬还要来得重要。这亦是解释性报道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最后，对这组报道的编采技术或组织原则，似还可多说几句。在这次集中阅读中，我特别从组织技术角度作了观察，其中既看到了组织者将这组报道努力掰为众多逻辑板块儿的苦心弧诣，也看到了板块之间过分明显的重复。可以说，这是“拼盘儿”式制作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我认为，无论从西方新闻界已经成熟的组织形式（“高级撰稿人”制）看，还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出发，在高难度的大型报道中，实行“主笔制”或曰“主要撰写人”制应当成为一个先验的原则确定下来。这是因为我们总要承认，记者与记者之间总是有很大差别的，学识、经验、理论修养、感觉的敏锐度、宏观把握力、表达力等等，一个方面只要差一点，累积到最后就是差—大截。如果吃大锅饭，把一组（篇）大型报道分割为一个记者几百字—块儿，“木桶理论”就要发生作用，即：这只木桶所能装的水，决定于最短的那条木板儿。你如想领略一下好记者写的臭文章，去这类“桶”里去找多半儿不会失望。

“主笔记者”并非像乍听起来那样荣光，这意味着这家伙得在单位时间里读更多的书，跑更多的路，作更深入的访谈，还要采访其他采访者，然后再思索个发晕第十八章；最后写得脸绿还得准备被编辑枪毙两回……文章总算见报了，他不过排名略在前而已——这毕竟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对“主笔记者”来说，这与其说是光荣，还不如说是苦役。然而，非如此不能出大作品；非如此也断然培养不出大记者。

具体到“民工潮”这组报道，一开始就选用“解释”、“对策”型研究范式，再确定二至三个主笔，各领—个版左右的逻辑板块儿，最后由编辑调整、打磨总其成，其阅读率和整体效果可能要好得多——当然，这是马后炮。

要说的，大体是这些了。行文仓促，难免不周。话虽说得苛刻，但想来不至引起误解——行业内的批评与行业外的赞扬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相容的，这只是价值系统不同罢了。

何况，这年头，能在农户煤油灯的豆光下，在老鼠的厮咬声中坦然睡他个把星期的记者，已经寥若晨星。
1994年

jssh365

漫谈名记者
李大同

在新闻界，培养和造就名记者的呼声很高了。

那么，什么记者可以称得上是名记者呢？搞新闻学研究的人，或许可以推敲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无论怎样无可非议，读者都不一定买帐。对他们来说，名记者不是凭概念，而是凭“感觉”来认定的。

这个感觉过程十分有趣：

你打开一天的报纸，总是先浏览一下标题，大致感觉一下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然后，你将选择一部分你最感兴趣的新闻细细地看一遍。逐渐你会发现，有些新闻无论在题材、思想或写作手法上，都不同凡响，总有点新意，让人震动、思索，甚至产生一定的美感。赞叹之余，你也许会产生好奇心，注意一下文章的作者是谁。久而久之，你将会熟悉、偏爱一两个记者的文章。打开报纸，一看到有他们写的东西，不管这个题目你是否有兴趣，你也会读一遍，如同你曾经从他们的文章中得到过什么那样，你仍然希望再得到点新东西。

这个读者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喜爱某些记者的同时，不知不觉已经在受到影响——受到这些记者报道和观点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实验心理学的成果早已表明，人们总是容易接受自已所喜爱的人的观点。

推而广之，如果喜爱一个记者并容易受到他们影响的读者不是一个，而是许多，那么对这个记者来说，这种来自读者的仿佛不自觉的垂青，正是他事业上追求的最佳境界！——这表明，他已经步人了名记者的行列。而能够站在这个行列里的记者，简直是凤毛鳞角！

以上，就是读者认定名记者的“感觉”过程。我们不妨依据这个过程，对名记者下一个定义：被相当数量的读者共同喜爱并容易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记者，即为名记者。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某些在新闻界颇有名气的记者，读者却没有什么印象；而一些对相当数量的读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记者，在新闻界却无人称道。这种差异，非常像由专家评定的电影金鸡奖和由观众评定的电影百花奖的差异，名列榜首的，殊难一致。

譬如，国内一家大通讯社的记者，采写了一位文艺家追悼会的消息，不落俗套，颇有新意。于是，多家新闻业务杂志纷纷加以评介，溢美之辞，不绝于耳：散文笔法啦、读来朗朗上口啦，颇有美感啦……最后，这篇新闻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相反，另外一家首都报纸的记者，深入老山前线，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几乎丢掉性命。回来后，写出一篇上万字的长篇通讯，里面有许多在传统战地报道中难得见到的新东西，在读者中引起了重大反响。在中央军委召开的表彰庆功大会上，全体到会功臣高呼“记者万岁！”“我们要见×××（这位记者姓名！）”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对任何记者来说，都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全国好新闻评选时，这样一篇作品竟然不能人流，连三等奖也不给！理由是——超过了三千宇。

这并不是说那位文艺家逝世的消息不能评为好新闻。但是，我们也可以调查一下，究竟有几个读者在看完这条消息时，竟然产生了散文意境般的美感呢？对他们来说，某名人死了而已。

指出这种现象是想强调：作为传播媒介的新闻作品，评价其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传播效益的大小，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同样，评价一位记者是否步入了名记者的行列，也主要看他的作品对读者、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只有这样，我们在成为名记者的奋斗中，才不致于走偏方向。

下面需要探讨的，是名记者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我们常常听到对青年新闻工作者的许多劝导；要想成为一个好记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要不怕吃苦……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是也时常使人感到困惑：这和一个好部长、好厂长、好经理……以及其它和记者工作不搭界的职业要求，究竟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除了这些成就事业的普遍、一般的要求外，对新闻记者还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个性化的要求？

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名记者，不能不把他的心理素质作为重要因素来研究。

我们常常把素养和素质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水平、思想理论水平、知识水平等，都不能称之为素质，这些都是素养，其特点，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环境里，通过有效的训练手段加以提高。

而素质，则与人生俱往来。它的心理学本义，是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或者说，素质是决定一个人各种素养程度的“原始动力”或“动源”。素质因其先天遗传的特点，如果不是完全无法改变，至少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可以在部分意义上解释，为什么在所受训练、勤奋度和创造环境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有杰出成就者总是屈指可数。

完全用心理学的概念来阐述名记者的素质，不免枯燥。我们不妨从特征出发来看这个问题。

在一家货真价实的新闻机构里，可以很容易地把记者划为三类：

第一类记者，同仁们往往称他为“天生就是干记者的料”。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一种高度的热情，感受性极强；对外界的变化和变动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表现它的冲动；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不感到畏缩，富有竞争性；别人搞到手的好新闻他多少有些“嫉妒”，想超过他们；自己的作品一旦问世不久就成了“对手”，想跃上新高度；他写的新闻受到读者的好评便欣喜不已；毫无反响就失望甚至痛苦；一旦捕捉住重大题材，他甘愿不吃饭，不睡觉，甚至冒险拿生命做“赌注”。他付出的代价常常得到这样的回报：稿子到了编辑部，几乎“免检”，编辑们常常还没看就敢在稿签上批上“编发”二字。

另一类记者：心如古井，颇有城府。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激动起来。他标准地从事着新闻这个职业。他月月按时完成任务，并且略有超额；文章倒金字塔结构无可挑剔，行文立论条条有上面精神的依据；他发的新闻虽然不会有什么重大反响，但作为一张报纸的大路新闻倒也必不可少。他的地位很稳固：既不会被重视，也不会被轻视。

还有第三类记者：这些人经常抱怨自己搞新闻真是瞎了眼，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感到畏惧；记者职业的剧烈动态使他厌烦，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小屋里读两本书；他很长时间发不出—条新闻来，发到编辑部的稿子，编缉一看名字和标题就先放到一边：“他不会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压几天再说。”有时候，他也引起编辑的怜悯，“哦，好长时间没有上报了，明天好歹给他见一条吧，哪怕是二版右下角……”当然，这是最糟糕的记者（这并不是说他在其它领域也同样糟糕）。

毫无疑问，在这三类记者中，第一类记者更容易成为名记者。这部分地决定于第一类记者比其他两类记者在心理品质上，更具有竞争性、挑战性、敏感性以及更强烈的成就欲望等。同时，这些独特的心理素质，往往也成为刺激他们不断地吸收新的信息，从而提高自己各方面素养的强动力。如果把素质比做“容器”，把素养比做“内容”的话，具有这种心理素质的人所能容纳的“素养量”，比起其他人来要大得多。这种“大容量”的素养反过来对素质的发挥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造成良性循环。

以上阐述容易产生假象：似乎举凡具有第一类记者的心理素质以及相应素养的人都可以成为名记者。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即使在第一类人里面，能够成为名记者的也是寥寥无几。这又是为什么呢？

圆满地解答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困难。但是，研究一下优秀记者的一些作品，我们至少可以提出类似科学研究上的第一步：假说。

在我看来，具有相同心理素质和素养水平的记者，之所以在成就上也出现很大的差别，取决于他们选择新闻素材和制作新闻成品时所采用的“范式”不同。

“范式”是个引进概念。这是蜚声世界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那本仅十万言的著名小册子《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又由于库恩表述上的缺陷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争议。

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从科学研究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研究，那么“范式”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它是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包含着研究方法和技术，它指定什么问题要加以研究，并且什么样的解决是可以接受的；二、它在一定时期内为一个共同研究者集团所公认；三、它要在新的和更严格的条件下继续加以阐明；四、它常常由研究的开路先锋变为不再充分发生作用，必须以新的范式代替之，而这种更替，往往是一场“革命”。

在科学史上，固旧的范式不能解释某种现象从而以新的范式取代它，并由此产生科学革命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从上帝造人到由生物进化为人；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一不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和首先提出新的范式的人相对抗的，往往是在才智上和他不相上下的佼佼者。这就是说，新的范式的提出虽然和这个领域的优秀分子紧紧相连，但恰恰由他们中的某个人取走这项桂冠却和才智没有必然联系。应该说，更大成分决定于社会需要产生的创造性几率。

不能否认，一个记者在新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遵循着一定的范式。新闻价值的判断、素材的选择、新闻的形式、突出的重点等等，无一不取决于记者既有的新闻范式。

相同才智的记者，在他们用同一种范式去完成新闻作品时，我们往往很难分出他们之间的高下。但是，如果他们之中的一员，感到以往所遵循的规范已不能适应生活的要求，转而用一种新的规范来完成了某件新闻作品，便立刻就有震聋发聩之效。

中国青年报1985年12月陆续见报的几篇《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可以说就是记者选择了新的范式的结果。

仔细地把这几篇东西都读一下，就会发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它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譬如，新闻要求写最近发生的事，“追踪”则往前追几年；新闻理论要求五个Ｗ俱全，这组系列则完全没管到底有几个，甚至最主要的Ｗ都没有；新闻体裁泾渭分明，要么消息，要么通讯，要么人物，要么事件。这组东西则什么都给搅到一起，事件没头没尾，人物不求形象，或一人几事，或几人一事，或一个观念下几人几事，甚至消息式的通讯也有。说来也怪，单独地拿一个人物或事件来看，没有哪个够得上新闻。可记者把这些集合在一起，缺了谁你又感到不行。

事后编辑部里评论这组系列时，给了一个十分恰切的评价：非驴非马！总编辑干脆就称为“张建伟模式”。

这组“非驴非马”的东西，却引起了从上到下的一致好评，打动了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读者，不仅群众来信说好，连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也传话过来说搞得好。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之树常青，而我们习惯遵循的固有范式却不免是灰色的，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一旦在范式的复杂度上有所增加，它所能够容纳的信息量便大大增加，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许多在在第一线上奔忙的记者都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比起思想理论界现在的活跃，我们的新闻理论探索是多么寂静无声！以往的新闻理论给了我们许多范式。这些范式究竟有哪些还有生命力，哪些已经陈旧，哪些需要迅速变换，都是亟需研讨的。

但是，记者的实践却大可不必等待别人给你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对一个名记者来说，他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许正是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能够给新闻理论提供崭新的范式，而不是相反。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