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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历史的发展有太多偶然 2015-10-03 来源:《博览群书》2009年7期 作者:杨奎松
我们总是讲国民党腐败蒋介石独裁专制,其实腐败是有的,但独裁专制却言之过甚。蒋介石自然想独裁,想专制,但是,一个连手下将领都常常指挥不动的统帅,一个对党内派系总也摆不平的总裁,他又能独多少裁,专几个人的制?
历经坎坷的国共关系史研究
张弘:《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这本书出版之前。在专业研究领域,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杨奎松:从专业角度来回答,这实际上是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共关系史研究状况,一是国民党史的研究,再一个则是共产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
从国共关系史的角度,台湾学者较早地接触和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李云汉1966年出版了《从容共到清党》,蒋永敬1972年出版了《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它们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里最早出版的最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只是两书对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研究仅仅集中在1924—1927年间。与此同时,像张九如的《和谈覆辙在中国》,关中的《战时国共关系》、《战时国共商谈》,沈云龙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以及美籍学者、当年在台湾阅档享有特殊待遇的梁敬镦的《赫尔利调停国共之经过》等,都是讨论国共关系问题的成果。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国共关系问题所以会一度形成研究热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当时台湾自身政治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这些研究中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多半都是想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证明,和共产党决不能讲和,否则必定会中中共统战之毒计。
张弘:大陆的研究情况呢?
杨奎松:大陆研究国共关系史的热潮,形成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此之前,大陆方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基于学术立场的国共关系史研究。即使谈到国共关系史当中的问题,也基本上和台湾那个时候的看法一样,只是说法恰好反过来而已。这个时候大陆兴起的国共关系史研究热,却大不相同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对台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台湾方面还视大陆为“匪”,而大陆当局已经几次三番地释放善意,宣称“血浓于水”,公开对国民党领导人称“兄”道“弟”了。受此影响,许多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课题,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著作。
其中,值得一提者有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黄修荣的《国共关系70年纪实》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以及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等。不难想象,大陆学者这时的研究目的,很大程度上也并不为了弄清史实,而是为了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至于两党合作期间的明争暗斗,包括两党关系中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就常常隐而不见了。
张弘:我记得前些年曾经出现过一阵国民党研究热。
杨奎松:因为对台湾的国民党搞统战,影响到大陆对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也很快形成热潮,很多过去研究中共历史的教师转行去搞国民党史研究。虽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太有分量的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著作出现不多,但是,凡是国民党史研究的成果,大都同样对国民党人抱以了相当的同情与理解。结果,因为市场需要,不少粗制滥造的成果涌现了。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位老先生,就曾大段摘抄港台图书中的相关内容,发行后还颇受市场欢迎。于是,在出版市场上,开始流行这类充满港台味道的谈论国民党人物事迹的图书。
但不久之后,因为越来越多的讲国民党好的作品,包括学术书、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涌现出来;相关部门出面干预了。到1990年代中期,即使顾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相关部门还是对这类出版物及其衍生作品的出版比例,做出了规定和限制。
张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相当一部分著作都不是真正的史学研究。
杨奎松:很显然,从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国革命史的角度,国共两党较量的历史格局,国敌共我的关系意识,还远未被血浓于水的兄弟渲染所取代。尽管,在1980年代上半期,一些年轻的中共党史教师已经开始在学术会议上针对该不该继续使用“反共高潮”之类的政治字眼儿进行争论了。但是,在相关的教科书里,涉及到两党关系问题时,依然把共产党的失败简单地归因于国民党的阴谋与残忍,把国民党失败直接与自身的腐败和无能挂钩,依旧是一种思维定式。
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很长时间以来,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学者,几乎都是传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者。除了极个别的学者以外,长期习染于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之中的这些研究者,能否真正超脱其传统的思维逻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也很耐人寻味的问题。看起来诸多的国共关系史著作多只强调两党关系和谐一面,但只要读到其无法回避的讲述两党磨擦和关系破裂的内容时,我们还是很容易发现,作者沿用的还是过去的那些解释和说法。这也是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共关系史研究的书,却没有一本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资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
张弘:这本书采取的视角是把国共两党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考察。从史学家的责任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说似乎理当如此,而以前的研究为什么未能做到呢?
杨奎松: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多数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者没有,也很难摆脱当今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料的问题。过去大陆学者对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而化之。一篇文章一谈就是七八年的历史,一本书一写就是二十多年,甚至四五十年的历史。在这方面,大陆学者即使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比不上台湾学者六七十年代的成果。李云汉那本书六七十万字,只写了四五年的历史;蒋永敬那本书三十万字左右,也只写了一两年的历史。为什么大陆学者不能这样写?一是研究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者,大都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者,让这些学者做微观史的研究,他做不来。
张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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