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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中国何以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作者:王奇生,凌绝岭/采
在精英层一片主和声音时,蒋介石却选择了坚持抗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一人敌一国”。试想在当时,若他说这仗不打了,要向日本求和,那也就真的不会打了。进一步说,国民党不抗日,也就不能指望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了,因为中央政府不打,敌后就不存在了。
王奇生 嘉宾简介:王奇生,湖南湘乡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等。
抗战史研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干扰
问:一直以来,受党派立场影响,国共两党都长期否认对方的抗战成绩,近些年这种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在抗战领导权等问题上各方争议仍旧很大,对此,您怎么看?
王奇生:应该来讲,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没有一个时间段的历史评价,能够像抗战这段一样错综复杂。现在是专业史学、民间史学和官方史学高度扭结在一块,声音完全不同,官方史学有它的一套话语,民间史学则完全跟官方史学对着干,你说是黑我就说是白,当然,专业史学又跟他们不同。
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就是纠结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举行过讨论,如果说那个时候讨论这样的问题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在专业史学看来,这就是一个伪问题。
但到了现实层面,大陆官方又拼命要和现在的国民党搞好关系,甚至还要牵就他,有些话说得很开明,倒是在像抗战这样的历史问题上斤斤计较,这是很少见的现象。
现实问题都可以跟国民党坐下来谈,而且似乎什么都可以谈,可能也是因为台湾有一个民进党或者说是更强烈的台独声音,倘若历史上也有一个民进党,估计国共也就不会那么纠结了。现在问题是这样一个局面,真是有意思。
民间史学的问题也很大,在很多话题上完全不讲理性,完全跟共产党的官方话语对着干。倒是我们现在搞专业史学的人夹在中间很为难,客观来讲,我们不光受到官方史学的干扰,也受到民间史学的干扰。因为,要说史实,共产党在根据地抗战这个史实存在,而且共产党牵制了日本很大的力量也是事实存在。当年共产党要生存、发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生存、发展毕竟是在沦陷区里生存发展,不是在后方跟国民党争地盘,是跟日本争地盘,这个也是事实存在。不能颠倒过来说共产党完全不抗日,或者是共产党只顾自己发展,显然这不是事实。
抗战初期 中国政学精英对抗战前途普遍悲观
问:日本为何选择华北作为自己全面侵华的第一站?
王奇生:华北很独特,国民党1927年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北方基本上归顺了,张学良在东北宣布归顺,叫易帜,或者叫和平统一,华北盘踞的力量也不是通过武力,整体来讲,国民党的力量没有很好地深入到华北,包括东北都没有好好渗透进去。
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华北也是一个半自治、半独立的状态。阎锡山控制山西,国民党力量根本进不去,韩复榘控制山东,国民党力量也进不去,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时候日本从东北到华北,开始的目标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至少里面相当一部分人的目标是想把华北搞成他的一个半独立或者半自治的状态,而不是要有一个针对中国的全国性侵略。
问:日本内部有一种观点是主张保住他们在满洲的利益。
王奇生:对,应该来讲,日本军队内部意见不一致,中央和地方意见也不一致,分歧都很大,但是总体来讲,七七事变他们最初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华北。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控制不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他有他的无奈。
中央军之所以决定北上,蒋介石也带有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心理战的成分,做个姿势想吓唬吓唬日本人,看看你能不能适可而止,包括他的庐山谈话,现在看蒋介石日记,也带有很大的心理战成分。在此之前,从九一八以开始,国民政府的态度一直都是消极退让,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只要自己一强硬国民政府就会软下去的看法,直到卢沟桥事变仍是这么个态度。但这次蒋介石不这样了,他也想强硬一下让日本退下去。
可中央军北上和庐山谈话没有吓唬住日本人不说,反倒振奋了中国的国民情绪,这种情绪使得蒋骑虎难下,不可能往后退。
问: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拉开日本全面侵华序幕,但关于这一事件,日方不少研究者一直都把其视作军事失控,而不承认是自己打响了侵略战争的第一枪,据您的研究,对于日方这一观点,应作何反驳?
王奇生:日本学界不管是自由主义史学,还是右翼学派,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就具体事变来讲还是偶然性事件。
既然是偶然事件,谁开第一枪其实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这个偶然事件是怎么一步一步扩大化的。
从七七事变开始到后面的一个多月,日方是怎么一步步往前进的,蒋介石方面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应对的,史学者应该是还原这么一个过程。
问:是不是可以说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对当时的形势存在误判?
王奇生:那种情势下双方都是去看对方,也不能说是误判,因为蒋介石也是根据常年跟日本打交道的经验来回应,日本方面同样如此。战争对中日双方而言都不是透明的,只能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做大致判断,这样的判断当然会有误差,因为谁也没法把问题看得那么清楚。
之前我也讲过,我们研究抗日战争,一定要把它作为中日战争史来研究,也就是说,必须把这场战争放在两国之间怎么互动的角度去研究,才能把很多问题搞清楚,而不单单是研究中国是怎么抗的。中日双方在七七事变以后的每一天甚至上午下午都会决断得不一样,关于双方在当时的互动,新增的材料已经很清楚很丰富了。
问:就国内研究来讲,您说的这一点涉猎得很少,很多人很关心战争到底怎么打起来的,却又无从了解。
王奇生:中方我看蒋介石日记,看当时一大批国民党高层的日记,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抗战的第一年,日本因为打得很厉害,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可以说当时的政界和学界的精英层大多战争都极其悲观,甚至于是一种绝望的心理,包括陈寅恪、胡适他们开始都说不能打,一打真的要亡国。他们都希望早点跟日本谈和,因为谈和可能只亡掉一部分,只亡掉华北,不会亡掉全中国,这样以后还有慢慢恢复的可能性,如果一直打下去,中国都亡掉,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在军政界,徐永昌日记就认为,只有什么人要坚决抗战呢,一个是中共,一个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桂系,再后来是冯玉祥。国民党所谓嫡系中央层一直对战争是非常悲观的。我要生活在那个年代,说不定也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一点都看不到战争的前途,中国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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