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出版社不景气，玩小的 独立出版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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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华觉得，台湾大出版社的展位像大卖场，不优雅。因此把展台设计成机场的模样。另一些展台则设计成酒吧、三轮车的模样。 （台湾出版联盟供图/图）

•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标签
• 杨德昌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 独立书店
  

“五六年前开始，有一群年轻人，因为自己喜欢阅读某一类型的书，自己一个人就开了出版社，自己选书、翻译、编辑、发行，就把书给完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台湾独立出版联盟常务理事、南方家园出版社总编辑刘子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5年11月1日至5日，台湾独立出版书展在北京路步行街上的广州联合书店举办。在台北、香港、北京、马来西亚国际书展之后，10家台湾独立出版社又一次集体亮相。

“独立书店越来越多，独立出版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台湾出版业的一道风景。”刘子华说。网络技术改变了阅读行为，传统出版市场萎靡，小出版社反而在台湾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渐成气候。

好好读书，还是摆了地摊

牯岭街因为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而闻名，是台北有名的旧书老街。日据时代，那里是日本中级公务员的宿舍区，日本投降后，在台日本人陆续被遣返，将带不走的书籍、字画随地摆摊求售，“旧书摊”在此聚集。

从2000年起，每年11月牯岭街有两天会封街，做“书香市集”。

2009年11月，市集召集人黄海鸣第一次特别找了一些台湾的小出版社参加。成立不久的南方家园出版社刚出了三四本书，报名晚了，牯岭街书市已没有摊位，她就跟“一人出版社”的总编辑刘霁共用一个摊位，“反正他也只有三本书”。从此，南方家园和一人就成了固定班底。他们旁边是香港的“点出版社”。那时前后脚出现的小出版社有七八家。第二年，开在桃园的逗点文创结社的总编辑陈夏民也加入进来。

“出书特别简单。只要上‘国家图书馆’的网页填入相关资料，包括书名、作者、书的类型、尺寸、印量、售价以及内容简介和推荐序等，一周后，这本书的ISBN就发下来了。”但刘子华深知，办独立出版难在卖书。

“只要有一张书桌、一部电话，就能开出版社。”盐泽信实在《日本的出版界》中说的状况，在陈夏民看来，时间虽过去二三十年仍没有改变，“顶多是把电话改成智能手机”。

陈夏民硕士毕业，做过英文教师和著名的书林出版公司的编辑。30岁辞职开了独立出版社之后，看销售报表“捏爆滑鼠”，“连白鼻毛都长出来了”。尤其是从桃园扛着书坐火车到台北、换捷运、转公车，“摆摊的时候都会很想骂脏话”。

“国小，每次放学后去朋友家写作业，他妈妈送饮料上来，都会对我们再三告诫：‘你们要好好读书，以后才不会去摆地摊赚辛苦钱。’”陈夏民说，没想到自己开始摆摊了。

不过，陈夏民在街上看到了一人出版社的老板刘霁，“独自提着公事包，随意选定一个地方，便安坐下来，向路人展示公事包里面的书的同时，他会翻开一本书阅读。”陈夏民觉得很酷，他想跟刘霁一样成为摆摊的“行为艺术家”。

到2010年，牯岭街的书市他们照样参加，刘霁还率先参加了台北国际书展。每个摊位9平方米，要价三万多台币。刘霁找了出版人、作家还有经营文化空间的朋友，一块朗诵诗文、弹奏吉他、喝咖啡，在那一方天地玩得开心。书展基金会主席、联经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林载爵特别规划了一区，把别具特色的独立出版社和独立书店放在一起。

那年，刘子华编辑的野夫的《江上的母亲》与《巨流河》《大江大海》等书同台PK，最终获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大奖。南方家园没有参加书展，于是临时加入刘霁的摊位。野夫领奖后接受媒体专访，就在这块小空间。

2011年开始，南方家园、逗点、一人以及香港的“点出版｜文化工坊”，四家合租一个6格展位，定名为“读字去旅行”，每年设计不同主题。展区三分之一的空间辟为“读字沙龙”，安排多场座谈，可以容纳20个听众。

刘子华觉得，台湾大出版社的展位普遍是将书籍塞满整个空间，用来抛售库存书，像大卖场，不优雅。她和独立出版联盟的同道做主题书展，是受到FNAC书店在法国书展做法的启发。几年下来，“读字去旅行”成了每年2月台北国际书展中最亮眼的一个展区。

“哪怕你只有一本书，也可以参加台北国际书展，可以使用‘读字沙龙’和‘读字手册’的宣传。”刘子华说，台湾的诗人夏宇就连出版社都不需要办，也通过独立出版展位连续参加了书展，很受欢迎。

瑜伽或诗集，出自己喜欢的

11月1日，10家台湾独立出版社的书，按诗歌、散文、电影、生活等分类摆在联合书店的3楼展厅。下午，刘子华、刘霁、陈夏民和逗点的编辑黄柏轩、诗人陆颖鱼一起，同广州的读者交流。

“叫一人出版社，就是明摆着的：挑我自己喜欢的书出版。”刘子华说。这其实也是所有做独立出版的人的想法。

南方家园做的第一本书是和非营利文化机构CNEX合作的《为10年后的华人许愿》，两岸9位学人谈论华人在未来世界可能的发展线索。第二本书是刘子华自己采访北京798艺术区写成的，曾作为台湾一些大学艺术系的教材。接着是杨渡的《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以及《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后来又做了两部拉美小说《总统先生》和《大使先生》。

一人出版社的刘霁就是自己一个人，一年出版两到三本书。“大出版社会干预书的风格，作者对自己的书有想法，有要求，宁可自己出版。可是自己出版，不认识通路，也不熟宣传，有很多麻烦的行政工作等等，于是，他找一人出版社合作。”刘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以前做电影翻译，“一人”的选材较多与电影相关。

陈夏民把做独立出版的苦辣酸甜写进他的书里，包括刘霁、刘子华等人在牯岭街、台北书展的经历。书名《飞踢，丑哭，白鼻毛：第一次开出版社就大卖——骗你的》，这本书卖了五六千本，是年轻人从事独立出版的重要指南。

陈夏民出版的是多数出版社不看好的诗集。印量从500本开始，几年下来经营出品牌，年轻诗人第一本诗集都愿意给他出版。

红桌出版社强调“Under Table”——台面之下，阅读世界的另一种样貌。比如论特权、公民不服从等思想类的书。一本《哲学哲学鸡蛋糕》，用浅白易懂的方式讨论日常生活遇到的，书卖得非常好。社长是瑜伽老师，因此也出版了跟瑜伽和心灵成长有关的书。

参展的10家独立出版社，是独立出版联盟从台湾三十多家独立出版社挑选的，“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独立出版的行列，我都觉得我们老了。”尽管这样说，70后的刘子华也是被年轻人公认为“最有方向感”的大姐。

大的出版社在网络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小出版社因为人手少，成本低，反而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更重要的，刘子华觉得台湾的出版制度和系统健全。两三年前，朋友问她要不要在大陆做出版，她说不要。“钱收不收得回来是个大问题，就算我在台湾卖得少，我至少还拿得到钱。它是一个规范的、约定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