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哲学青年的迷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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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哲学青年的迷宫之路
年轻时，我们读哲学
文/于青
<<新周刊>>第407期





　　在实用学科面前，哲学无用。在文艺学科面前，哲学无趣。

　　孤独地阅读和思辨，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多么不合时宜。而无止境的推演与思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绞尽脑汁的“绝望”。哪怕是全能天才维特根斯坦（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免不了陷入求而不解的自杀企图长达九年。

　　在中国，有两位深陷哲学“迷障”的年轻人，在2013年贡献出两本风格截然不同的哲学书。一位只懂得与书籍谈恋爱的90后韩乾——他在网络日记中告诉自己：“也许你抓住的那玩意一文不值，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另一位因所学专业饱受争议，却依然相信实用社会需要信仰的清华女博士张明明，选了一句浅显易懂的话来阐释“无用学科”的意义：“所有的哲学家们都会在哲学的终极意义上达成一致：哲学是为了追求人类的至善和幸福。哲学，关乎人类的生存。”





　　　　　　　





韩乾　以热爱哲学回应现实失败

韩乾的哲学笔记结集出版成一本《声西击东》。



“世界会分为很多种，并不是‘出社会’才是对世界有接触。我一直在接触属于我的世界，我知道我需要什么。”



　　90后韩乾在2013年3月出了一本书，不写青春、不写校园，不写穿越、武侠、奇幻，只写了66篇哲学笔记，在395页的容量中讨论了现代性、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乌托邦、中东问题、政党与学生运动变迁等深刻问题。

　　短短的作者简介里，末尾一句这么写：“于清华园、荷塘岸、荷清苑度过完整的少年时光，自中学起，就酷爱西方哲学、思想史，嗜书成癖，常逃课，独自读书、思玄、写作。”

　　韩乾的父亲韩军曾是清华附中的语文老师，一家人住在清华大学家属区。2007年，17岁的高三生韩乾在家里找到了一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现代西方哲学》，翻开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知道自己对哲学感兴趣，但在高中生韩乾的意识中，文科并不需要系统的学习。所以他选择坐在理科班，埋头看哲学书。在豆瓣日记里，他回忆过矛盾的高三时光：“一开始，我把买的书藏在包里带回家，但每次拿出来偷偷读，就感到自己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干脆把书存放在学校。班里后墙边摆着一排杂物柜，我有幸占得一个。有一天，柜门被同学无意冲撞了一下，成了一片扭曲的铁皮。我虽身处重点高中的理科实验班，成绩却稳居倒数几名；每次回头看到那片扭曲的铁皮，就会想起自己尴尬的处境。”

　　十七岁的韩乾并不知道这样看下去，在这个以实用为最高标准的时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甚至到了六年后、出书的前一年，他依然不知道。“‘看这种书有用么？’‘写这种东西有意义么？’‘你将来能干什么？’我必须承认自己从未想清楚这些，以至于只能没好气地回答说：不知道；大概有；卖文。当然，看起来是没好气，其实是没底气。” 但他并没有把太多时间用在迷惘上，他的大把时间都在买书、看书，写读哲学的哲学笔记。“从看第一本书我就开始写笔记。”

　　高考前，韩乾看了几本计算机网络安全相关杂志，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就报考了北京工业大学学计算机网络安全。刚上大一他就发现，高三那看过几本杂志所产生的热情，马上湮灭在枯燥的理论知识课里，他还是着魔般地回到了他的哲学世界。在升至大二后，一家人做了共同的决定：退学，回去复读、再次高考。第二次高考后，韩乾带着对哲学的热爱离开北京，去到另外一个古都南京，成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开学时，系里有三十多人，现在只剩下二十来个人。而以哲学为第一志愿的，只有韩乾一个。“现在留下来的人也有可能是喜欢上了哲学专业。但我对他们也不太了解。关于未来和就业问题，我跟他们也没有讨论。”

　　今年是韩乾在哲学系的第四年，面对的将来是考研、读博。对读完博士之后的更远未来，他并不是很确定。“常年在学校里待着的人，可能对于出社会并不是很适应。我觉得世界会分为很多种，并不是‘出社会’才是对世界有接触。我一直在接触属于我的世界，我知道我需要什么。”而在西方，哲学并没有被限定在一个无用的框中：“哲学并不限定在某个学科里，从教育的一开始，哲学思辨就会成为学生的一种能力被培养。”

　　韩乾热爱思辨，但是不擅长即时聊天和辩论。若是有陌生人讨论某一话题，就算有观点，他也不说。在QQ群里聊天，等他敲好了自己的观点，群里的人已经换了个话题。习惯了做哲学笔记，他需要清晰的、有论点支撑的、不拖泥带水的表达。口头交流的缺失并没有让他觉得孤独，在写哲学笔记时，他需要寻找大量的资料，阅读大量哲学论文。他觉得自己是在与论文的作者交流——用一种并不即时，却严谨精良的方式。同样，他对口语化的演讲不感兴趣。上高中时，家住清华校园的他从来没去清华北大旁听过。“有新观点、能够带来新东西的教授，在他们的演讲中涉及到的内容，一定会有特定的论文。”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韩乾，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等待论文结集成书，他总是迫不及待在网上搜索新论文新成果。更想在第一时间看到新成果。他写哲学笔记的资料来自谷歌，以及学术数据库。写一篇文章，就会存下十几个相关资料文件。

　　从高三看到第一本哲学书，到现在决定考研读博，韩乾都处于没有导师的状态。或者说，网络就是他的导师。“8岁时我就开始上网。在看书时遇到的问题，我都会通过网络搜寻资料。很多书目也是通过网络找到。”

　　韩乾的学术主阵地在个人博客，哲学笔记均首发于此。博客上有一些朋友链接，有些是豆瓣友邻，有些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现实中，韩乾朋友不多：“并不是相处过、互相认识就有必要交流和联系。朋友是有共同话题，能聊得起来的人。”哲学之外，韩乾的娱乐爱好就属看侦探和科幻小说，“侦探和科幻小说都有一种逻辑在里面，侦探小说的逻辑是抽丝剥茧般地回溯案件以及犯罪动机，科幻小说则是作者基于现有逻辑，建立起的各种未来，有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但他不会用哲学分析大众文化：“小说与电影，并不会让我觉得有多深刻。个人觉得它并不值得深入思考。”

　　虽然喜欢写哲学笔记，韩乾却并不太喜欢写个人状态。在仅有一篇的豆瓣日记中，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除了笃信自己所服膺的观念是相对更加接近真理、具备更高价值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手段能回应自己所遭受的失败，比如学业上的失败、家庭关系中的失败、人际交往上的失败。”

　　在近四百页的厚度中，这位深陷哲学的年轻人为集结在书中的七年时光写了自序。不同于日记中的自我怀疑，他的观点非常清晰：对中国最不了解的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正因为知道得太多，所以一无所感。我们绝不应该认为自己了解这个所知最多的国家。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比较，或许才能够体认到当下的具体问题。”这也正是书名《声西击东》的含义。






　　　　　　　





张明明　只哲学，不解释

张明明把自己在网上的帖子汇集成一本通俗版入门哲学书，书名为《不疯魔，不哲学》。



“哲学的精神不是追求说话的精准性、概念的天衣无缝，它追求的是对人类、对人类命运、对终极幸福、对人生生活的反思与批判。”



　　2012年，有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清华女博士张明明，以“戏谑、解构、充满情怀”的幽默版哲学入门帖走红人人网、豆瓣网。2013年，她的帖文被结集出书，在豆瓣读书遭遇“集体刷一星”运动。505个为此书打分的豆友中，“五星”与“一星”的百分比旗鼓相当——到2013年11月，这本书的评分仅有5.7分。

　　这本通俗版入门哲学书名为《不疯魔，不哲学》，署名“哲不解”——这并不是张明明起的网名，而是支持者、质疑者、谩骂者、张明明与马克思“多方作用的结果”。

　　书的开篇是《老宅男康德》。第一段是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的故事一则：“如果当地居民，谁家的表走得不准了，只需蹲点康德家门口调时间，因为每天下午4点，康德会准时出门散步，其准确度相当于今天央视《新闻联播》前的××表为您报时。这一规律行为直到卢梭《爱弥儿》的出版，作为卢梭超级粉丝的康德，对《爱弥儿》爱不释手，以至于忘记散步。那天下午4点，教堂的钟一如往常敲响，可康德还未现身，柯尼斯堡陷入一片恐慌，大家一致以为：教堂的钟竟然坏掉了！”

　　这也是张明明最早写的一篇网帖。2011年冬天，一位计算机系的朋友向她表达了对哲学的强烈兴趣。在给该理科男推荐了几本入门书，对方依然表示看不懂之后，张明明动笔写下了献给广大门外汉、“哲学十二钗”系列的第一篇《老宅男康德》。

　　写到第三篇《混世魔王马克思》时，她的人人网访问量、转载量、好友申请量暴增。有读者把帖子转去豆瓣网，转载者发帖署名为“哲学家不解释哈”：表示他只是转发者，没法回答大家的提问。但这个网名被理解成了另外一个含义：“我是哲学家，我不跟你解释”。如果改名，就像在否定热心转载的朋友。所以，张明明沿用这个网名，加上另一层自己的释义：“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著名结尾。

　　在写到《天才高富帅维特根斯坦》之后，她迎来了大批攻击者。“质疑和批评首先针对网名，觉得太骄傲，太高姿态。然后针对文风和内容，再后来怀疑这是一个追求利益的团体运作。”“写维特根斯坦，进入分析哲学领域，需要有很强大的数学功底，豆瓣上有很多来自理工科的哲学爱好者，数理逻辑比我强。所以好像终于抓住我最弱的一面，开始找文章的种种漏洞。”

　　出书时，张明明把这篇备受攻击的文章改名为“天才矮富帅维特根斯坦”，“因为有人就此质疑维特根斯坦的身高”。除了标题的修改，书中好几篇文章内容都做了修改。“开始时写得比较娱乐，因为我刚开始面对的读者，很多人连康德做了什么都不知道。成书之后，我有意加重了思想介绍的部分。”
除了“哲学家不解释哈”所代表的一切网络内容被攻击，现实中的张明明还有一个可供攻击的“原罪”：从本科到博士，她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哲学系的人通常认为中国今天的所有问题和弊病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有关。”

　　攻击者们最终把“哲学家不解释哈”，戏谑地简化为“哲不解”。张明明干脆用它来做自己的网名。“我们对这个名字的解释不一样。首先，我不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他们骂的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哲不解’，不是我本人。另外，这也不是我真实水平的代表作，就像随便的网络涂鸦，能够结集成册，也是纪念写贴的这段时光。”

　　张明明算不上天生哲学爱好者。高考时她报的专业是英语。她文科不错，数学却太差，考上大学后，被调剂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这个专业什么都念，社会学、逻辑学……大杂烩。也学了很多东西，但博而不专。”在大学里，张明明也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学生。表面上看，她年年考试拿高分获奖学金。但实际上，她喜欢逃课，去图书馆看书，觉得自学学得更快。

　　本科毕业，张明明考上了一直向往的清华大学。“我一直对清华情有独钟。我更喜欢有逻辑、学风严格的氛围。学文的人容易自由散漫，想找一个更有约束力的地方;而且最早的哲学大家，都来自清华。”她真正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感，是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是学哲学的，跟着他读了很多哲学书，开始有了比较。并不是我这辈子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说‘马克思’。把所有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理论浏览一遍后，你会从中做出一个选择。”

　　“马克思、尼采、克尔凯郭尔处于同一个时代，他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基本一致：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文明问题。三个人指出的道路完全不同：信仰超人的尼采提出强力意志，孤独敏感的克尔凯郭尔选择成为信仰骑士，马克思则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信仰，不在于你的强力意志是怎样，而在于一个社会的体制出了问题。人要去消灭这个体制。一比较，我觉得马克思说得最彻底，就选择了这条路。”

　　“有人说，学哲学的人会通过大量阅读，从中偏爱一两个人的理论，选择某一个哲学理论。这看似是对哲学理论的一个选择，其实是哲学理论选择了你。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你想代表谁，直接决定了这个理论是不是选择了你。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是代表更广大的劳动生产者，而不是代表精英，所以我选择了他。”

　　在写《处女座的黑格尔》时，张明明表示：“倘若你要问我最喜欢哪个哲学家，我定会咬紧嘴唇，双目炯炯有神熠熠发光掷地有声：黑格尔，还是黑格尔。”在众多哲学家中，张明明自认为受黑格尔、马克思的影响最大。“到现在，你读他已经不是为了读而读，是一种享受。所谓哲学著作过于枯燥、干涩、理论化过强，那些都是二流甚至是三流的作品。一流的哲学书读起来有愉悦的美感享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黑格尔作品中的思辨之美，都是别的书籍无可取代的。伟大的哲学作品都是一件艺术品。”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哲学界也存在一条鄙视链。马哲专业是这条链上的垫底者。在清华，张明明还没有感觉到鄙视链的存在。在网络上遇到“鄙视论”支持者时，这位马克思理论女博士也没有困扰。她对自己的理论有自信。“我往往能把对方驳倒。越擅长于‘看不起’这件事的，离社会越远。他们会沉浸在孤芳自赏的书斋式把玩中，瓦解掉哲学的时代性，让芸芸众生对此都没有话语权。这恰恰解构了哲学的精神。”

　　曾有一位支持者在帖中提到哲学“鄙视链”的层级设置。它的最高一级是数理逻辑、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是西方现在较为流行的哲学方向。张明明认为，分析哲学瓦解了所有之前哲学的宏大叙事，走向精致的微观主义。“在越发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占有统摄地位，哲学必然走向‘哲学终结哲学’的方向。”但它也有不好的方面：“哲学的精神不是追求说话的精准性、概念的天衣无缝，它追求的是对人类、对人类命运、对终极幸福、对人生生活的反思与批判。”

　　张明明的父亲是资深文学爱好者，家里书特别多。11岁那年，张明明去翻书架第一排最靠前的那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从中找到了辛格笔下的“斯宾诺莎”。现在，这套陪伴了她的整个少年时期的书依然放在书架上。“如果成不了一个哲学家，或者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家，那么我更想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女文青张明明还是电影爱好者。在写《公知罗素》时，她提到广泛运用悖论的电影《十二只猴子》；在豆瓣上，她用理性，欲望，宗教，克尔凯郭尔宗教的人，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科学，人的本质……这些哲学元素去分析《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她也喜欢看科幻片，比如《我是传奇》，“在这部片子里，人转向丧尸的变异都是超现实的，但到最后，你却已分不清究竟哪一方才是真正的‘人’”。

　　这位清华女博士并不觉得大众娱乐中不存在哲学。“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就算一些伟大的导演只想拍一部商业片，只想做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他还是会不自觉地为自己的作品赋予意义。就像诺兰拍蝙蝠侠，虽然是商业片的定位，但他依然在其中赋予了信仰选择、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等哲学议题。”

　　在《弗洛姆：人，艺术地去爱吧》一篇中，分析过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所承载的“工具理性”后，她写下这么一句话：“人类，应该艺术地生存，而不是技术地生存。”不过，她接着说：“但就今天这个状态来说，它只是一句文化批判层面的话罢了。它很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