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瞒和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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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和骗的“教育”

你问我教育生涯中有没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当然有。那些麻烦，放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不是问题，但在这个体制内，不但无法解决，甚至没法说。如果要解救那些被匪徒绑架的儿童，你一面要和匪徒周旋，一面还得告诉那些孩子：这可能是场游戏，我们马上就结束。有时我只能告诉那些学生：这些知识的真假，你自己判断，现在没法说；有些事，等你长大了甚至老年后才会知道真相。

你从童年开始，已经受了不少的瞒和骗，你脑袋里已经充满不少错误知识；如果我告诉你真相，你用很多年聚集起来的信任有可能会崩溃，从此什么也不相信。如果我直说了，你们会很困惑；如果我不说，我的内心又添一份痛苦。教师的尴尬可能就在这里。

我努力去做的，只能教导你去独立思考。

我的少年时代，曾用最简单的传统的是非观抗拒洗脑；因为饥饿，逼使我思考，让我了解到一些真相，那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而也正因为饥饿，他们进一步瞒和骗，以掩盖更多的真相。任何一个专制社会都习惯用这种方法，用更多的谎言掩饰先前的谎言，镇压任何想揭露真相的人。

作为学生，我们曾被愚弄得很苦。

  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政治课，老师走进教室，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说：“告诉同学们一个好消息：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杀死了！”教室里顿时一片欢呼，男女同学站起来拍手称快，敲桌子板，楼道里的老师同学们也喜形于色。我也很高兴：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被杀死了。我们的全部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参考消息》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过了20年，我在《生活周刊》图片上看到，当年葬礼上，肯尼迪三岁的小儿子约翰，站在杰奎琳身边，举手向父亲的灵柩敬礼，据说当年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受到心灵的震撼。很遗憾，当年他们不会把这张照片给我们看。直到成年后我才明白，他们一定要让我们视他们的仇敌为不共戴天，视他们的盟友为骨肉，不惜用一切手段瞒和骗，洗我们的脑。

为了瞒和骗，他们背弃常识，不顾事实。好像是1964年，来了一支苏联篮球队，这在中苏论战开始，全民“反修防修”时期，是比较敏感的事。去观战的球迷回来说，“休息时，苏联球员站在场边吃西红柿”，这句话两天不到就被说成“苏联运动员吃不饱，只能吃西红柿充饥”，当时南京的西红柿可能只卖三五分钱一斤。再说，人家到你的地盘比赛而没能吃饱，不该是人家的错吧？——我们刚刚从莫名其妙的一场人造饥荒中熬过来，相当数量的农民仍然瘦得皮包骨头，他们又开始鼓动我们嘲笑“帝修反”了。文革中，编过很多描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愚蠢的笑话，但始终不告诉人们：苏联从来没有“粮票”“肉票”。

我们被煽动关注越南南方战局，每杀死美军或是击落美国飞机，报纸就欢呼，学生也欢呼；谁曾想才过了十几年，转身和美国进了蜜月，却在边界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大打出手。跟着毛泽东刘少奇们喊“反修”长大，忽然有一天他们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防北极熊，全国到处挖洞，准备藏身，哪里知道后来又好得穿一条裤子？！

五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少年时，就跟不上形势，现在更是不能提了。

想了解过去，不难，只要会思考；如果图书馆要凭介绍信才能了解过去，或是再次焚书，也不能阻止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