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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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三十年

张友高

    1978年，我16岁，在村办学校读初中，这所学校是小学“戴帽”的初中，除了校长王振清和班主任吴基刚是公办教师，其余皆是贫下中农领导的民办教师，管理机构是“红寨大队革命委员会”和大队党支部，王校长吴老师和那些民办教师及其背后的土皇帝有矛盾，另一方面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平时又很调皮，没把那些民师放在眼里，用他们的话说是“眼睛长在额角上”，因为一次无聊的游戏，在离初中毕业还差一个月，我被批斗20多天后开除，然后押送生产队监督劳动，参加那一年的抗旱，到了9月，同学们都上公社的高中了，我又去修水库，抬石头，拖板车，忍受着饥饿，干的是最繁重的体力活儿，在父母和乡亲的眼里，我这伢这辈子肯定就是“撮大地”的命，再无翻身之日，父亲毒打我几顿，对我不抱任何指望，村革委会主任说，我要是插翅膀飞了，他的头砍下来给我垫座。幸好那年五月我提前报名参加了高考，到7 月22日下午天快黑时，吴老师将我从田里叫上来，嘱我赶快去参加考试，我记得自己当时打一双赤脚，揣两个干馒头去公社参加考试了。我考上了，和一起赶考的那些民办教师全部落第，没敢高兴，村委会给我写的政审鉴定上有“该生出身于反动剥削阶级家庭，从小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让我当面签字认可。在水利工地劳动的那些日子，我吐过血，回家拿菜米经过大队茶场，武汉知青送给我一把刀，叫我去杀了村主任，他们也是恨他恨得牙痒的。我下了杀人的决心，准备次日动手，当晚在梦中哭了一夜。次日晨，邮递员摇着自行车铃铛来了，给我送来了湖北孝感农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命运是一部戏剧。我离开了农村，记得是10月26日新生才报到上学。两个月后回家过年，我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幅春联：幸福不忘共产党，翻身全靠邓小平!
    1979年，在中专里读书总不甘心，总想退学回去上高中，对农学专业毫无兴趣，课上课外看小说，也看文艺理论著作，写了一些破烂玩意儿，还给省里的《长江文艺》投稿，屡屡被退。给省作协副主席吉学霈先生写信，他回复说，欲速则不达。那时学校有大屏幕投影的电视看，这一年看了《加里森敢死队》，很过瘾。第一部国产剧《敌营十八年》，也是那时看的。
    1980年，看《中国青年》杂志讨论潘晓来信“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思考一些人生和社会问题，开始写日记，在日记中预言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1981年，农校毕业，分配到大悟县吕王公社农技站当农业技术员，第一单任务是到韩田村搞计划生育，公社书记外号叫韩大肚子，他让我去把一位妇女的大肚子“搞掉”，我每天去该女家，看着她不说话，约六七天过去，她不好意思了，跟我去公社卫生院做人流手术，都上了手术台，她的丈夫拿着刀到院门口自杀，险些闹出人命，从此再不敢下乡，窝在宿舍看书写作，与公社干部疏远。当时农村非常穷，很多人家住茅草屋，吃红薯稀饭。不久，参加县土壤普查，集训后回公社，领导我们的是公社分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黄国英，她当时还是一位未婚的大姑娘，却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我想，完了，在这里干一辈子革命算是完蛋了。
    1982年，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社员们分田到户，公社改称区。这一年，继续搞土壤普查，在一位老乡的农田里取样，挖了一个大坑，差点挨揍。还有，我那时在县上买了一双皮鞋，穿皮鞋丝袜子站在田埂上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伯伯说，你狗日的下田来计划试试!这年秋天，见习期满，农技站负责人老姚和公社韩大肚子不给我转正，给我定了三大罪状：一是不务正业，二是目无领导……操他奶奶的!我出走了，一个人背着行囊转了七八个县市，去拜访中专的同学，最后从黄陂到红安返吕王，历时20多天。
    1983年，我到了更基层的吕王区熊畈管理区，这一年我学乖了，先是在防治小麦黄锈病的工作中，身背喷雾器到麦田劳动，结果晕倒在田间，全县通报表扬。紧接着在一准查处倒卖林木的案件中给公社但尔恕书记出主意，得到他的赏识，认为我是个搞行政的料儿，我提出想到县文化馆，最后还是改行当了管理区秘书，很快又成为组织部考察的第三梯队接班人培养对象。
    1984年，参加湖北大学中文系函授学习，9月调县委组织部工作，因为写一篇稿子，得到县委办公室主任黄能全和组织部长徐昌宇的提携，从乡下进了县城。这一年，我可能是全县基层干部中调进县城的唯一一人。父亲认为是祖宗积德。工作三年没给家里做任何事，父亲希望我在下一个三年务必成家。我答应了，打算在县里找一个漂亮的女孩。
    1985年，在组织部干了不到半年，主动要求去党史办公室。大悟是个革命老区，历史资源很丰富。如愿，到党史办就出了一趟远差。此前，我连省城武汉都没有到过。冬天里脚上长了冻疮，穿了一件厚棉袄，跛着腿上路，见两江会合的武汉，特别是到了广州，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大好精彩。在广州一月，拜访了叶建民、唐凯、黎光斌、顾循、林滔等数十位老红军和老新四军，第一次见到女人穿裙子第一次见男女在公园里接吻，第一次听说经济特区……真舍不得离开温暖如春的广州。可是要过年了，通宵排队买票，挤上火车，到武汉就晕倒在地，还和一个鸟副主任吵了一架。游览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再回县城，走下汽车，竟挪不动步子，发誓离开。春后动笔创作电视剧本《徐海东大将》，至5月在宣化坞埔乡朋友李纪同处完成初稿，夏天请各单位打字员帮忙打印，然后寄送北京文化部徐文伯处，他以他母亲周东屏(大将夫人)名义复信，惜未收到，反被鸟副主任借“整党”之名收拾一顿，年度再让湖北省话剧团的一位导演呼悠一把。
    1986年，发表在《长江文艺》报告文学《这是一片红色土地》，用的是笔名。文章由伍修权将军题写标题。继续修改《徐海东大将》。
    1987年，父亲病故，令我悲恸愧悔无期，20多年后经常梦见他老人家。当时在家理丧事，欠债2000多元，事生产劳动月余，体验父亲艰辛，返城参加孝感报招聘记者考试，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新闻，考的很糟糕，但因为副总王茂亮关照，被录取。此后一直把他当老师。年底到武汉为湖北省话剧团修改《徐海东》，三次到京拜访老一辈革命家，请徐向前元帅题写片名，在大将之子徐文伯(时任文化部干部司司长)支持下，见中央台副台长阮若琳、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曹惠，还有央视影视部的高建民、吴兆龙、张志敏等人，听了他们意见，把我原来的剧本结构推翻，写徐海东将军一生中的农民起义、七里坪之战、北上先锋三个最精彩片断，到年底完成，一个人再去京送审，农历腊月二十六自京返乡，按乡下风俗为父亲筹备祭礼(“烧新香”)，第一次坐飞机。
    1988年，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悲痛最孤独的春节。除夕之夜，彻夜为父亲守灵，写了一篇祭文，年初一年初二陪亲戚乡亲祭父，连着抽了几天烟，至初三日凌晨焚化纸钱送别父亲，悲不能抑。年初五回到县城上班，到处拜年，到处吃喝，下决心走出大悟。春节还没过完就到武汉运作电视剧，继续住省林业厅招待所，住了近20天，省话剧团没有说法，电视剧搁浅。返家，续写孝感梦，梦想着踏上孝感报这个命运的跳板，报社人事干部到县协调17次，县委组织部长何国银以爱才的名义拒绝放行，还问我为何要去应聘，答曰自己穷而丑在县里不好找对象，于是在组织的亲切关怀下，分别与卫生教育系统的姑娘相亲六七次，没有一次叫对方看上。
    1989年，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这一年不寻常，四月份胡耀邦逝世，我到汉准备考试，即见学生有动静，到中南财大、华工、华师和武大看大字报，在动荡的气氛中考完，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水果湖和长江大桥上人山人海，我还去武钢看过热闹，去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叔叔家拜访，被骂了一顿，赶紧收拾行装回县。从珞珈山到汉口步行十余小时，对政治感到心冷，回去后在县委宣传部长黄能全支持下将工作关系转到县文化馆，等待武大的通知。9月，在我工作整整八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告别贫困的山区小县，背着简单的行囊，上了大学，插入新闻系本科三年级学习。
    1990年，在武大学习，上半年到湖北日报社实习。
    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教育报刊社工作。这一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水灾，暑期里，我一报到就赴灾区汉川采访，又去孝感采写舍己救人的民办教师陈荣华事迹，写成长篇通讯。9月赴恩施地区利川县调查一乡两所村办小学倒塌死伤学生90多人事件，途中遇车祸，头伤未好，接着失恋，过生日那天，唯有老表戴文波买了一只烧鸡两瓶啤酒，为我在华中师大校园里庆生，酒醉，老表说，你都三十了，该找个老婆了，遂去女生宿舍见英语系老乡胡红莉，造成一段无爱的姻缘。
    1992年，两次到北京活动湖北教育报的刊号，得识国家新闻出版署梁衡老师。工作结婚都不积极，未婚妻和前女友同时大学毕业，都得操心她们的工作，辛苦非常，在吵闹中极不愉快地成婚。
1993年，7月24日(农历六月初六日，与我祖父栋公生日同一天)儿子出世，取名张柁，初为人父，打定主意过小日子矣。
    1994年，家庭不和睦，深圳在招手，特区教育杂志负责人杨绪松与我素未谋面，仅凭我发表在《湖北教育》上的一篇小文章，连电催促我奔深圳，我很迟疑，到11月才动身，到深圳市教育局，他在局领导面前大力推荐，留下工作13天，又匆忙返回武汉。答应处理完家事再来。
    1995年，先是照料生病的儿子经常住院，春天过去了，单位又给调了一套住房，开始装修，蹉跎一年，本来放弃了到特区的打算。家里仍然不平静，不是母亲骂，就是妻子吵，或者儿子哭，或者岳母闹，甚至还和同事干了一恶架，生不如死，动过自杀念头。到10月，特区方面的杨总突然又来电话，我很愧疚，最终决意离开武汉。
    1996年，携幼子牵老母，一家单亲三代闯深圳。
    1997年，2月正式调入，5月妻随调，6月去北京学习一个月，7月离婚，办完手续吟诗两句“10月，任副总编辑，主持杂志社工作。年底，在同学王卫民的鼓动下，重新筹拍电视剧《徐海东》。
    1998年，拍成一部10集电视剧，在人民大会堂搞了首映式，杂志也进入顶峰时期，发行近30万册，深感自危。借调国家教委工作一段，写了一部电视专题片《世纪阳光》。
    1999年，电视剧得了几个大奖，参加首届湖南金鹰节，我没有拿到稿费，更没有得到奖金，在杂志社的日子已很不好过了，好在年底评上副编审，偏偏湖北经济电视台台长赵征还不放过我，要我写《中原突围》。
    2000年，利用暑期完成20集《中原突围》剧本，国庆在武汉修改，送中央重大办二审通过。
    2001年，《中原突围》开机，市教育局调来一位美女任特区教育杂志总编辑，本人休息。
    2002年，失恋深圳，被迫离开自己为之付出心血与汗水也从中小学师生身上骗取零花钱的杂志社，被美女停发工资，此后三年多无固定收入，备尝父子相依为命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艰辛，深体流氓城市巧取豪夺的特性，痛恨一帮流氓官员，也感谢狗官们给了我反躬自省的良好机会。在日后本人的长篇创作中，我虚构了一个女性角色“姚蓝碧”，不是发泄我对女性的仇恨，而是为了说明深圳市教育局的某个“烂B”，确实与本人无关。
    2003年，重新到深圳大学找饭碗，本想教书，校党委书记姜忠让我干行政，不爽，三个月后离开，着手写作长篇小说《霹雳彩虹》。
    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并交书商发行，体会个体户的奸狡小气，改投南山区教育局的怀抱，改编拍摄电视剧《霹雳彩虹》，写歌词多首。
    2005年1月，调入南山区教育科研中心，对南山教育推行的课程改革抱有极大希望，对南山的朋友发自内心的感恩。困顿中大悟，我本山里人，这辈子只能靠山吃山了。
    2006年，二易其稿，完成26集轻喜剧《招聘爸爸》。写作昏头，成为人堆中的垃圾，被“捡破烂”的湘女李枝芳捡到，9月1日再次卖身为夫。
    2007年，1月15日，小女木子降生，同时动笔写作长篇民《深圳大道》，二易其稿，至8月底完工，洋洋四十万字，自称“猪著”。
    2008年，对于国家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大凶之年。3月初表弟东潮意外辞世，特意回老家一次。5月四川汶川地震，悲痛中写诗词各一首。于灾难中奔走策划出版销售《深圳大道》，4月出版，在文博会推出，8月参加上海书展，发表演讲《深圳的十二个关键词》，10月在南京签售，11月在北京召开《大道》全国研讨会，自觉专家批判，得恩师李准先生等人鼓励，初步明白写作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学是怎么回事。所谓“三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风云”，不过红尘一梦尔。特区，也不过是全国的一把“夜壶”。
                                      写于2008年12月3日，当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